1. 引言
在全球数字经济浪潮与乡村振兴战略的叠加效应下，数字乡村建设已成为破解城乡二元结构、激活乡村内生动力的关键突破口[1]。农村电商正从单一的“工业品下行”向“农产品上行 + 产业生态重构”的深层次转型。然而，当前农村电商与三产的融合仍面临“断链式发展”困境[2]：农业数字化转型滞后导致的标准化缺失、加工业与服务业衔接不畅引发的附加值流失、城乡要素流动壁垒造成的市场供需错配等问题，严重制约了乡村产业链的现代化升级。
在这一背景下，学界对农村电商的研究多聚焦于单一产业的经济效益或技术应用，而对三产协同融合的机制创新、数字技术与传统产业的耦合路径缺乏系统性探讨[3]。基于此，本文通过构建“技术–模式–制度”三维分析框架，揭示数字经济驱动三产融合的动力学机制，弥补传统产业经济学在乡村场景下的解释力不足。针对电商示范案例进行实证分析，提炼出可复制的“数字 + 产业”融合模式，为破解乡村空心化、农业边缘化问题提供操作指南。同时试图突破“工具理性”视角，从产业生态重构的高度切入[4]，提出三个核心问题：第一，数字乡村建设如何通过技术赋能与制度创新打破三产间的传统边界？第二，农村电商与三产融合的协同效应如何通过价值链重构实现经济收益与社会效益的双重提升？第三，不同区域资源禀赋下的差异化融合路径如何设计与优化？
2. 理论基础与研究框架
2.1. 理论基础
农村电商与三产融合的理论基础需从多维视角展开解析。首先，产业融合理论揭示了产业边界消解与价值链重构的底层逻辑，其核心在于横向协同、纵向延伸与跨界创新的动态交互[5]。横向协同体现为通过电商平台整合农业种植、加工、物流与文旅资源，形成“生产–加工–销售–服务”闭环[6]，例如浙江“淘宝村”模式下产业集群的共生效应；纵向延伸则依托数字技术延长农业产业链[7]，这一理论框架表明，三产融合的本质是打破传统产业分割状态，通过资源整合实现效率与价值的双重跃升。
在此基础上，数字经济赋能的动力机制进一步解释了技术如何驱动融合进程[8]。研究表明，数字经济通过四大机制发挥作用：其一为数据驱动机制，例如当前智慧农业示范区利用物联网与大数据优化水肥智能调控，区块链溯源技术则通过不可篡改性提升消费者对农产品的信任度；其二为平台整合机制，电商平台通过打破地域限制实现供需精准匹配；其三为技术扩散机制，智能农机、无人机配送等技术下沉农村，显著降低流通成本，典型实践如光明网提出的“新零售 + 新农业”直连模式；其四为金融支持机制，数字普惠金融通过P2P借贷与供应链金融缓解农户融资约束。这四大机制共同构成技术赋能产业融合的动力系统，为三产协同提供了底层支撑[9]。
进一步地，乡村振兴战略的政策导向框架为融合实践提供了制度保障[10]。这一框架涵盖“目标–工具–评价”三位一体的设计逻辑：目标层以共同富裕为核心，聚焦城乡要素双向流动与农民增收，例如国家“832个脱贫县”电商示范工程通过政策倾斜激活县域经济活力；工具层则通过基础设施投资、税收优惠与土地流转政策创新等具体措施推动资源优化配置；评价层则参考学界构建的“乡村数字经济–三产融合”协调发展指标体系，涵盖数字化基础设施、产业融合度等多项二级指标，并通过熵值法进行动态评估。政策框架的完善为三产融合提供了从顶层设计到落地实施的全流程保障。
基于上述理论，本文提出“技术–制度–生态”协同驱动的整合模型。技术层以5G、AI、区块链等数字技术为底层支撑，推动生产智能化与流通高效化；制度层通过政策激励与利益联结机制构建融合保障体系；生态层则强调区域资源禀赋差异对路径选择的影响，例如城郊型乡村依托区位优势发展“电商+文旅”，农业型乡村聚焦“电商 + 深加工”，生态型乡村探索“电商 + 碳汇交易”。理论创新体现在两方面：其一，突破传统产业经济学单一视角，融合技术创新经济学与制度经济学，构建跨学科分析框架；其二，提出“区域适配性”概念，揭示不同资源禀赋下的差异化融合逻辑。研究框架通过多理论交叉与案例实证，为后文实证分析奠定学理基础，并系统回应引言中提出的三大核心问题。
2.2. 分析框架
本研究提出的“技术–制度–生态”三维框架，其核心在于三者之间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存在着复杂的共生演化与动态适配关系，这构成了三产融合路径的内在动力机制。
技术与制度的互动：遵循技术–制度共生演化理论。一方面，技术赋能驱动制度变革：如大数据、区块链等新技术的应用，会暴露原有制度的滞后性，倒逼制度创新。案例：区块链溯源对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制度的革新需求。另一方面，制度环境塑造技术应用：既有的土地、金融、人才政策等制度安排，会促进或阻碍特定技术的扩散与应用深度。例如，僵化的土地流转制度会限制智慧农业所需的规模化经营。这种互动存在“制度响应时滞”，即技术迭代速度常快于制度调整速度，形成融合瓶颈。
技术与生态的互动：涉及技术应用的环境适配性与生态反馈。一方面，技术应用需适配生态本底： 数字技术的选择和渗透深度必须考虑区域自然资源禀赋和生态敏感性。例如，在生态脆弱区推广高耗能的智能温室需谨慎。另一方面，技术应用改变生态服务与约束：如智慧灌溉技术优化水资源利用减轻环境压力，而过度依赖电商物流可能增加碳排放。技术需在“生态承载力阈值”内寻求最优解。
制度与生态的互动：体现为制度对生态资源的规制作用及生态对制度设计的约束。一方面，制度引导生态资源价值化：如碳汇交易制度、生态补偿机制的建立，是将生态资源转化为经济价值的制度保障。另一方面，生态本底约束制度设计空间：生态保护区严格的开发限制政策，直接决定了该区域可供选择的产业融合路径。
三维协同与区域适配性：成功的三产融合路径，必然是“技术可行性”、“制度有效性”与“生态可持续性”在特定区域情境下达成最优匹配的结果，即实现“区域适配性”。三者间存在反馈环：适配的技术应用提升效率，推动更有效的制度供给和生态保护；良好的制度环境促进技术扩散和生态价值转化；健康的生态系统为技术和制度提供稳定基础。反之，任一维度的短板或错配都将导致融合受阻。
因此，本研究的分析框架，不仅关注技术、制度、生态各自的作用，更强调考察三者之间的动态适配、相互建构与协同演化关系，这是理解不同区域融合路径差异性的关键钥匙，也为后文分析现状问题和构建路径提供理论基础。
3. 农村电商与三产融合的现状与问题
当前，农村电商与三产融合已成为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在政策引导、技术创新与模式探索中展现出蓬勃活力，但也面临深层次的系统性矛盾。这一进程既体现了数字经济对传统农业的改造潜力，又暴露了城乡要素流动不均衡、制度滞后与主体能力不足等结构性短板[11]。
3.1. 发展现状：多元模式与技术赋能的协同演进
农村电商通过技术渗透与产业边界的消解，推动农业与二三产业的深度融合[12]。在技术驱动层面，物联网、区块链、直播电商等数字技术逐步嵌入农业全链条。例如，部分县域通过智能水肥调控系统实现精准种植，区块链技术则被用于构建农产品溯源体系，增强消费者信任。直播带货、短视频营销等新业态缩短了供需匹配周期，形成“生产–流通–消费”的数字化闭环，如云南等地通过直播电商将生鲜产品直接对接城市消费市场。
纵观政策支持层面，国家“数商兴农”工程、县域电商示范项目等政策工具为融合提供了制度保障。多地通过财政补贴、土地流转创新等方式激活资源要素，例如重庆某地通过土地集约化建设电商产业园，整合分散的农业资源。部分县域还探索“订单农业 + 电商平台”模式，以市场需求反向指导生产计划，减少供需错配。
考察模式创新层面，多元业态的跨界融合成为显著特征。城郊型乡村依托区位优势发展“电商 + 文旅”复合业态，如济南藕池村通过整合农场、茶馆、民宿资源，构建“采摘–休闲–住宿”的农旅体验闭环，实现农业与服务业的价值叠加。农业主导型地区则聚焦产业链延伸，如重庆云阳枇杷产业通过电商拓展果酱、果汁深加工产品线，推动初级农产品向高附加值商品转型。生态保育型区域则探索“电商 + 碳汇交易”路径，将林地资源转化为经济收益，形成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的良性互动。
3.2. 现实困境：结构性矛盾与能力短板交织
尽管取得显著进展，农村电商与三产融合仍面临多重制约，其本质是技术赋能与制度滞后、市场效率与主体弱势之间的结构性错配[13]。
首先，基础设施与要素支撑不足。冷链物流覆盖率低、仓储节点分布不均等问题普遍存在，导致生鲜农产品损耗率居高不下。偏远地区因物流成本占比过高，削弱了电商渗透率。数字基建方面，5G网络覆盖不足、物联网设备普及率低，限制了智慧农业技术的规模化应用。
其次，主体能力与人才缺口突出。农村电商运营、数据分析等复合型人才匮乏，多数项目因缺乏专业团队难以开展精准营销。小农户普遍存在数字技能短板，在平台规则、市场信息获取中处于被动地位，形成“平台主导–农户依附”的非对称关系。部分地区的培训体系与产业需求脱节，未能有效培育本土化人才梯队。
接着，利益联结与产业链协同薄弱。小农户与龙头企业、合作社的利益分配机制尚未健全，价格分歧、契约违约等问题频发。例如，某些试点地区因收购价争议导致产业链断裂，暴露出风险共担与收益共享机制的缺失。此外，农业与加工、服务业的标准化衔接不足，产品质量参差不齐，制约品牌化发展。
最后，区域失衡与生态约束加剧。东部地区依托产业集群优势形成规模效应，如浙江“淘宝村”通过电商集群占据全国亿元级农产品品牌重要份额。而中西部农业型县域多依赖单一产业链条，技术扩散滞后导致深加工附加值提升有限。生态敏感地区则面临开发与保护的矛盾，过度依赖旅游或种植可能导致生态承载力超限。
3.3. 深层矛盾：技术赋能与制度滞后的错配
上述问题的根源在于“技术迭代速度与制度响应能力”的失衡[14]。一方面，数字经济要求快速适配区块链、智能合约等新兴技术，但农村土地流转僵化、金融支持滞后等制度瓶颈阻碍了技术红利释放。例如，供应链金融因农村征信体系缺失难以推广，智能合约应用因法律保障不足而受限。另一方面，电商平台虽具备数据整合能力，但小农户因信息不对称和议价权弱势，难以深度参与价值链分配，导致融合进程呈现“平台中心化”倾向。
这种矛盾凸显了农村电商与三产融合亟需系统性突破：既需通过数字基建和人才培育强化主体能力，又需通过土地、金融等制度创新激活要素流动性，更需构建政府、平台、农户协同治理机制，推动产业融合从“政策驱动”向“内生增长”转型。唯有实现技术、制度与生态的多维协同，才能破解结构性桎梏，释放乡村振兴的可持续动能。
4. 数字乡村建设背景下农村电商与三产融合路径构建
在数字技术与制度创新的双重驱动下，农村电商与三产融合需突破传统产业经济学框架，构建“技术赋能–制度适配–生态共生”的协同发展体系。本章基于区域资源禀赋差异，提炼出三类差异化路径，并通过典型案例阐释其运行逻辑与创新价值。
4.1. 技术赋能：全产业链数字化重构
数字技术的渗透正从单点突破转向系统性变革，形成“生产智能化–流通精准化–消费场景化”的全链改造范式。
在生产端，推动精准化与标准化：应用物联网技术与区块链技术，实现生产过程的可视化、可控化和可信化。引入人工智能技术，提升农产品品质一致性与商品化率，为后续加工和品牌溢价奠定基础。
在流通端，构建高效敏捷供应链：利用直播电商、短视频营销等新业态缩短信息传递链条，实现生产者与消费者的直接对接。结合“云仓储 + 冷链物流”模式，依托大数据进行需求预测和路径优化，建设智能化、分布式的仓储节点网络，显著降低农产品流通损耗和时效成本。探索应用无人机配送等创新技术解决特定区域的“最后一公里”难题。
在消费端，深化场景化与价值延伸：基于电商平台用户画像与行为数据分析，深度挖掘消费者需求，开发定制化、场景化的农产品及服务组合包。从单纯售卖产品向提供“产品 + 服务 + 体验”的综合解决方案转变，例如配套提供农产品知识付费课程、产地溯源体验、烹饪指导等增值服务，重构产业价值链，优化附加值分配结构。这种从卖产品到卖服务的转变，印证了克里斯滕森“颠覆式创新”理论[15]在农业领域的适用性。
4.2. 制度创新：破解要素流动的制度性壁垒
数字乡村建设需突破土地、资本、数据的制度性约束，构建“政策工具包–利益联结机制–风险共担体系”三位一体的制度支撑网络。
创新土地要素配置机制：探索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在乡村产业发展中的应用，例如允许在符合规划和用途管制前提下，将闲置宅基地和农房盘活改造为电商直播基地、云仓储中心、乡村旅游民宿等新业态载体。探索设施农业用地指标的跨区域调配机制，通过数字平台优化设施农业用地布局，破解用地碎片化难题。
深化金融支持制度创新：重点打通“数据–信用–资本”转化通道。推广基于多维度数据的“数字信用积分”系统，将其纳入普惠金融授信模型，为小微经营主体和农户提供便捷高效的信贷服务。探索基于生态资源价值的金融创新，例如“生态产品价值贷”或“碳汇预期收益权质押”模式，利用遥感监测、物联网等技术科学量化森林、湿地等资源的碳汇能力或生态价值，并将其转化为可融资、可交易的资产。
完善利益联结与分配机制：设计并推广更紧密、更公平的利益联结模式。在“公司 + 合作社 + 农户”等模式基础上，探索应用智能合约技术，在电商平台上自动执行“保底收购 + 溢价分成”等契约条款，确保各方收益共享、风险共担，提高契约履约率和主体合作稳定性。鼓励发展订单农业、股份合作等多种形式，使农民能够更深度地参与产业链并分享增值收益。这种基于区块链的分配机制，使契约履约率得以提升，农户人均收入得到提高。
4.3. 生态适配：区域差异化路径设计
基于区域主导性资源禀赋和生态约束，构建三类差异化融合路径，其本质是实现技术可行性、制度有效性与生态可持续性的最优区域适配组合。
城郊融合型：“电商 + 文旅”价值叠加模式：依托毗邻都市消费市场的区位优势和乡村生态景观资源，重点发展以消费体验为核心的服务型融合。具体路径：利用数字技术增强农事体验感和互动性；整合农场休闲、特色餐饮、精品民宿等资源，打造“采摘观光–农事体验–文化休闲–特色食宿”的一站式都市微度假目的地；通过电商平台精准营销，吸引都市人群，实现农业产品价值与休闲服务价值的深度叠加。关键在于制度上需创新土地混合利用政策，支持农旅融合设施建设，并建立有效的消费者权益保障和社区参与机制。
农业主导型：“电商 + 深加工”产业链延伸模式：立足优势大宗农产品资源基础，聚焦产业链纵向深化和价值提升。具体路径：在生产环节应用物联网、精准农业技术提升原料品质和标准化程度；利用电商平台汇聚的消费者需求大数据，反向指导农产品初加工和精深加工方向，开发功能性食品、方便食品、生物提取等高附加值产品；构建基于大数据分析的柔性供应链体系，快速响应市场变化。制度保障重点在于农产品加工补贴、产业集群培育政策、食品安全追溯与标准体系构建，以及推动产学研合作。
生态保育型：“电商 + 碳汇交易”生态经济协同模式：针对生态敏感区或重要生态功能区，核心在于将生态保护转化为经济收益，实现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具体路径：应用遥感、物联网等技术精确监测和计量森林、草原等资源的固碳量或生态服务价值；建立科学、透明的碳汇或生态产品认证方法学、交易规则和数字化交易平台；将经过认证的碳汇积分或生态标识产品挂载电商平台进行交易，消费者可选择购买产品或附加碳汇积分；所得收益反哺生态保护投入与社区可持续发展。制度创新的核心是建立完善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和在生态约束下的产业准入清单管理。该模式使每公顷竹林年碳汇收益得以增长，同时推动生态保护投入产出比升高，实现了奥斯特罗姆“公共池塘资源”理论[16]的在地化实践。
4.4. 协同保障：服务网络与风险防控体系
为确保“技术–制度–生态”协同驱动框架的有效落地，需构建强有力的服务支撑体系、风险防控机制和多维支撑要素。
构建“三纵三横”服务协同网络：纵向打通“县–乡–村”三级物流体系：在县域交通枢纽或产业集聚区引导建设区域性智慧云仓枢纽，集成自动化分拣、多温区冷链仓储、共同配送调度系统。在乡镇交通便利处设立具备基础分拣和冷藏/冷冻暂存功能的乡镇分拨站。在行政村或中心村布设多功能智能快递柜并设立村级电商服务点。通过政府规划支持、PPP模式引入专业运营、整合存量资源等方式，显著降低物流成本、提升时效性、解决“最后一公里”难题。
横向整合“金融–培训–品牌”服务资源：在县级层面设立“数字普惠金融服务中心”，整合金融机构资源，推广基于多维数据的“数字信用积分”信贷模式，探索绿色金融产品。建立体系化的“数字新农人培育体系”，涵盖电商运营、数据分析、智能设备操作、生态种养技术等，采用“理论 + 实操 + 辅导”模式，开发线上学习资源，探索人才认证。建设运营“区域公共品牌运营中心”及配套“一站式数字服务窗口”，提供品牌授权、包装设计、品控检测、营销推广、跨境贸易咨询等全链条服务。
建立“四道数字防线”风险防控机制：质量安全追溯防线：在重点品类和产区推广应用区块链溯源系统记录全链条关键数据，部署物联网传感器进行过程监控，提供“一品一码”消费者查询通道，支持监管机构接入平台进行远程抽查。通过市场波动预警防线，搭建“县域农产品市场监测预警平台”，整合电商交易数据、批发价格、气象预测、生产报告等多源信息，应用大数据分析和AI模型进行供需研判与分级预警，建立预警发布与应急响应联动机制。加强自然风险防控防线建设，有效利用气象、地质、病虫害等专业预警系统信息，积极推广基于客观数据触发理赔的“天气指数保险”、“农产品收入保险”，为设施农业提供基于物联网数据的智能环境调控建议。技术伦理与安全防线也尤为重要，制定推行《数字乡村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实施指南》，建立平台算法透明度审查机制，加强关键数字基础设施网络安全防护，关注“数字鸿沟”问题并提供替代性服务渠道。
综上所述，本研究构建的融合路径体系在三个维度实现理论创新：其一，将“技术–制度–生态”协同纳入产业融合分析框架，突破传统SCP范式对制度变量的忽视；其二，提出“数字技术穿透系数”“制度响应时滞”等新指标，完善了数字经济影响效应的测量工具；其三，通过区域适配性路径设计，将佩鲁“增长极”理论[17]从地理空间拓展到数字空间，为乡村振兴提供新的理论注脚。
5. 研究结论与展望
本研究通过构建“技术–制度–生态”协同驱动框架，系统揭示了数字经济赋能农村三产融合的动力机制与实践路径，在理论构建与政策设计层面取得双重突破。理论层面，突破传统产业经济学的单一分析范式，融合技术创新经济学与制度经济学的交叉视角，提出“区域适配性”新概念，阐释了城乡要素流动、技术扩散与制度创新的动态耦合关系。实践层面，提炼出的差异化融合路径为破解乡村产业链断链、附加值流失等现实困境提供了可操作的解决方案。
然而，受限于数据可得性与研究边界，本成果仍需在以下方向深化探索：其一，构建“数字乡村三产融合成熟度指数”，通过机器学习算法量化评估不同区域的融合效能，动态优化路径选择；其二，开展国际比较研究，将日本“六次产业化”、欧盟“智慧乡村”等经验纳入分析框架，提炼更具普适性的制度创新规律；其三，强化技术伦理研究，重点关注数字平台垄断风险、老年农户技术排斥等衍生问题，推动融合进程的包容性发展。
未来研究可沿着“技术赋能–制度重构–生态共生”的递进逻辑展开：短期聚焦数字基建补短板与主体能力培育，中期探索数据要素确权与利益共享机制，长期则致力于构建城乡融合的数字生态系统。唯有实现技术创新、制度适配与人文关怀的有机统一，方能真正释放农村电商的“裂变效应”，为乡村振兴注入可持续的数字化动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