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中国式现代化具有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特点，这一论断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所固有的生态文明特征，明确了其与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的根本区别。近年来，在全球关注生态与环保问题的背景下，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生态观念再度成为学术界探讨的核心热点。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一书，不仅具备宽泛的理论根基、深刻的哲学洞察及强烈的现实关切，还蕴含着全面且系统的生态学理论。深入探讨恩格斯的生态思想，全面剖析其核心要义，并以此理论为依据对其价值进行科学评价，对于深化我们对生态文明核心理念的理解、推动中华民族可持续发展以及全面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进程，均具有深远的启发意义。
2. 恩格斯生态思想的生成逻辑
恩格斯的生态观念与理论体系根植于特定的理论框架与现实背景之中。他不仅深刻反思并超越了既有的生态思想，通过批判性视角进行审视，还广泛吸纳了自然科学领域的先进成果，紧密围绕生态议题，构建了其独特的生态思想框架。
2.1. 恩格斯生态思想生成的理论逻辑
卓越思想并非凭空产生，而是源于对既有理论遗产的承袭与创新。恩格斯所处的历史时期，自然科学领域取得迅猛发展与显著突破，这些进展极大提升了人类探索与利用自然资源的能力。在此过程中，人类价值观经历了从“自然为本”向“以人为本”的深刻转型，但也伴随着对自然资源的无度开采与滥用。为超越这一哲学困境，恩格斯致力于构建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确立强调普遍联系与动态演变的世界认知框架。这一思想形成过程中，他批判性借鉴并拓展了古希腊朴素自然哲学、近代机械唯物主义自然观及德国古典哲学中的辩证自然观，同时吸纳并深化了马克思的生态见解。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与恩格斯着重阐释了古希腊哲学对后续哲学探索及科学发展的关键作用，指出其不仅深化了对自然界的理论认知，更在方法论层面为科学研究开辟路径，且深刻影响了西方哲学演进并构成现代科学发展的基石。恩格斯在探究古希腊哲学时敏锐把握这一特质，故在《自然辩证法》中吸纳了古希腊哲学的思辨技巧及其对自然的深刻洞察。
近代机械唯物主义自然哲学观念残留形而上学与机械论特征，将事物孤立看待，忽视人类社会与自然的内在联系，否认自然运动形式的多样性及有机界与无机界的本质区别。随着自然科学研究推进，其局限性日益凸显，面临学界挑战与质疑，现实中生态环境退化、人与自然关系紧张，也促使人们反思传统自然观。恩格斯对其进行严厉批判，指出该观念否定自然界的变化发展，并在《自然辩证法》中剖析其缺陷，为理论突破奠定基础，最终以辩证思维重新界定人与自然的统一关系，构建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
受德国古典哲学启发，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完善辩证自然观理论体系。他强调自然界永恒运动、变迁与发展，驳斥静止论与机械论观点，既汲取前人理论精华，又突破其局限，推动自然哲学迈向科学化新阶段。
2.2. 恩格斯生态思想生成的现实逻辑
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迅猛提升，一系列生态问题相继涌现，同时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的冲突也日益尖锐。
恩格斯生态思想的形成，一方面根植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生态问题日益严峻的背景下。工业革命的浪潮虽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飞跃，但同时，也对地球的生态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大规模的土地开发造成了大量的植被破坏和土壤侵蚀，同时，工业生产产生的污水、废气对自然环境造成了严重的污染，加之过度的资源开采，使得自然资源陷入了极度匮乏的境地。恩格斯在《伍珀河谷来信》与《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两本书中写道：“那条泛着红光的狭长的小河，都是从用土耳其红绸织成的染色厂里流出来的。大城市工人区的垃圾堆和水坑里，到处都是有毒的气体”[1]。在大部分人都沉浸在大工业资本主义的繁荣中时，恩格斯敏锐地发现了这一生产方式所隐含的严重的生态危机。并以此为出发点，逐步酝酿形成了其早期的生态思想。
恩格斯的生态思想是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激化过程中产生的。马克思在他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曾说过：“资本唯一的生存本能就是增加自己，并产生剩余的剩余价值”[2]。资本主义把劳动者看成是单纯的创造财富的工具，这种行为造成了人际关系的异化。马克思曾经把劳动表现为以下几点：劳动不属于劳动者本身，而是服务于他人。资本主义对工人的剥削越来越深，他们的财富越来越多，而他们的处境却越来越艰难，工农之间的矛盾也越来越激烈。恩格斯对资产阶级“杀鸡取卵”式的生产方式进行了尖锐的批评，从而奠定了他的生态学思想的根基。
3. 恩格斯生态思想的核心要义
作为人类精神文明的杰出引路人，恩格斯始终深切关怀着人类的未来命运。虽然在其著述中没有明确地提到“生态文明”的概念，但是，他却对资本主义工业化时期的生态变化和劳动人民的生活状况给予了高度的关注。恩格斯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复杂关系进行了深入的分析，认为这三者之间存在着辩证统一的紧密关系。他的生态理论框架主要由四个核心部分组成：恩格斯的生态文化观的基础是其自然观的基础、自然反噬现象的揭示、以及针对生态问题提出的解决路径与策略。
3.1. 自然观基础——人与自然的关系
恩格斯对自然的生态观核心在于强调人和自然是一种辨证统一的关系。身处资本主义工业迅猛发展的历史时期，恩格斯目睹了人与自然矛盾的日益激化。他反驳了当时流行的“地缘决定论”和“以人为本”的观点，主张人与自然应当实现辩证统一。人类亦非自然界的绝对主宰，而是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一理念这是其生态文明思想的基础。
人源于自然。自然在人之前就已经存在了，而且人类的一切生产和生活都是建立在自然所提供的物质基础之上的，这就意味着人要顺应自然，遵循自然发展的规律。恩格斯曾说过：“我们对自然的控制，就象征服者对外族人的控制一样，我们也从来没有象独立于自然的人一样，我们的血肉，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血肉，我们的思想，都是自然的，都是自然的；我们之所以有这样的能力，是因为我们比别的动物更有能力去理解和使用它”([3]: p. 988)。恩格斯秉持坚定的唯物主义观点，认为人类起源于自然界，是自然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人类的生存与进步深深植根于自然界之中，这意味着人类必须秉持对自然的敬畏之心，遵循自然法则与规律，唯有如此，方能确保人类文明的持续繁荣与发展。
人依赖自然。人类对自然存在着根本的依赖性。人类不仅源自自然界，构成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且人类的存续与进步均建立在自然界所提供的物质基础之上[6]。恩格斯强调，在从猿至人的漫长进化历程中，人类不断与自然界的恶劣环境抗争，正是在这些斗争中，人类完成了进化，磨练了生存技能，实现了种群的壮大。然而，这种壮大并不意味着人类能够脱离自然界而自立，相反，人类的存在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自然。无论是生产资料还是生活资料，人类所需的这一切均源自劳动，而劳动本质上是对自然界的开发与改造过程。
人改造自然。随着生产力的提升，人类对自然的过度改造引发了严峻的后果。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不仅被限制在人类的认识与实践操作技能能力之下，加之贪婪本性，人们往往难以预见或忽视自身行为对自然界及未来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从而导致改造活动时常违背自然法则，破坏生态环境。恩格斯以欧洲部分地区居民为扩大耕地而滥伐森林，最终致使土地荒芜为例，警示世人：改造自然必须遵循自然规律，任何违背自然法则的改造行为都将招致自然界的“反噬”，最终受害的将是人类自身。
3.2. 生态问题的提出：自然报复论
恩格斯基于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刻认知，提出“自然反噬论”。该理论指出，人类若对自然资源无度开采、对生态环境肆意破坏，必将招致自然界的强烈反噬并付出沉重代价。
人类为获取物质财富过度改造自然，忽视自然法则约束，虽短期内取得表面“成就”，但长远来看，负面影响远超正面效益，最终形成人与自然双输的困局。对资源的无限制开发已引发严峻生态危机：大气、水、土壤等自然环境遭受严重污染，煤、石油等天然资源被过度开发，全球变暖导致冰川消融，生态问题层出不穷。经济发展背后，人类需付出不可估量的生态代价——环境污染威胁健康、资源透支导致后代能源匮乏、气温上升引发农作物减产危及粮食安全，自然界正以特有的方式报复人类的过度开发。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对自然资源的无度开采与生产规模的盲目扩张，不仅加剧工人贫困，更引发严重生态危机。资本家受物质财富驱动持续扩大生产，其短视性忽视可持续发展，最终使自然以生态危机的形式实施报复，初期的微小“成就”在后续“惩罚”面前微不足道。劳动是人类在自然界生存发展的基础，其过程必然引发自然变化。若只追求经济快速发展而忽视生态保护，将促使生态破坏从量变转向质变，引发严重恶化。当生态恶化突破临界点，自然界对人类的反噬便不可避免。
3.3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自然报复的根源
普遍而言，人们往往将自然界对人类的“报复”归因于人类活动的过度。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就是一种深层的复仇动机。马克思和恩格斯一方面肯定了“资本对人类文明发展的伟大贡献”，另一方面又提出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产生的社会原因[4]。人类在开采自然资源时未能遵循适度原则，人类活动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又会进一步恶化大自然，最后引发“大自然的反弹”。正如他所论述说明的，“自然反噬”最为根本且深层次的缘由，实则是那种“仅着眼于获取劳动最直接、最即时效益的生产模式”([3]: p. 1000)。
从根本上讲，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其本质上的异化[5]。人类在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之后，伴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进入了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追求利润的本性使人们把自然界看作是一种获取利润的手段，这就加深了人与自然的矛盾。“相较于这一社会阶段，以往的所有社会形态均仅展现出人类地域性的发展及对自然的敬畏。唯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然界才真正成为人类活动的对象，切实被视为具有实用价值的存在。”[6]资本的营利本性引发了劳动的异化，进而促使自然异化现象的产生。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只注重眼前的利润，而忽略了长期的可持续发展，从而造成了对自然界的生态破坏。而资本家们对此浑然不觉，反而在利益的驱动下不断扩大生产规模。
3.4. 生态问题的解决：“两个和解”
恩格斯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提出了“双重和解”的理念，该理念对于应对当前的生态危机、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缓解人际间的矛盾冲突具有深远的意义。
理解“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首要前提是认识到人类是在自然界中生存与发展的这一不可改变的事实。人类源自自然界，且持续依赖自然界而存续。然而，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驱动下，人类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采与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已超出了自然界的承载能力，导致自然界以种种方式向人类发出“警告”。人类与自然界和解的进程，实质上是两者趋向统一的过程。首先，人类从自然中产生，并以自然界为基础，逐步演化而成；另一方面，自然也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也是人们进行生产实践的基础。
人际间的“和谐”其根基在于社会交往。人际间的“和谐”旨在解决人际关系异化、不平等以及资本家剥削工人的问题。具体而言，它要求作为一个全面发展的人，来占有并展现自身全面的本质([3]: p. 303)。世界是一个紧密相连的整体，而人又不是孤立于社会之外的个体，在其存在和发展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与他人发生联系。达成人际间的“和谐”状态，是改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并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由之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仅未能促进人际间的“和谐”，反而加剧了彼此间的冲突。在资本主义框架下，资本主义国家过度开采自然资源以推动经济增长，其背后反映的是人际间的不平等关系。发达国家的发展常常是建立在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物质资源基础上的，阻碍了这些民族和国家的进步，从而加深了人际间的对立与冲突[7]。
4. 恩格斯生态思想的价值意蕴
《自然辩证法》为生态理念提供理论源泉，确立尊重与捍卫生态环境的观念，倡导通过革新社会制度应对生态危机。无论资本主义国家还是中国，历史演进中人类与生态的矛盾均为不可回避的挑战，其理论既揭示生态系统的复杂性，也为理论与实践提供多重启示。
恩格斯的生态智慧从发展视角构建科学生存模式，从价值观与认知层面革新传统意识，强调人类若要持续依存于自然，需珍视自然并遵循自然法则[8]。将正确生态意识转化为环保实践，是人类认知与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观念革新，蕴含对文化价值观的深层思考、发展策略的重新选择及生产活动的适时调整，而这一理念的理论根基正是恩格斯的生态智慧。
社会制度革新是化解生态危机的关键。生态危机的本质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故需通过根本性社会变革解决问题。恩格斯主张推翻资本主义并构建新社会制度，以保障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共产主义社会的制度优势即体现于对自然生态系统的有效维护[9]。当代中国致力于“建设美丽中国，推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需深化改革、加强生态文明顶层设计与制度构建，汲取历史经验，以科学理论指导生态保护实践，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正是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中生态智慧的当代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