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普及化地方高校“人才红利”释放的策略研究——以山东省为例
The Strategy of Releasing the “Talent Dividend” of the Local University in the Popular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Taking Shandong Province as an Example
摘要: 本文聚焦于高等教育普及化背景下,地方高校如何有效利用和释放“人才红利”的策略研究。先阐述了高等教育普及化的内涵及其对地方高校发展的多维度影响,同时分析了这一趋势对区域人才需求与供给格局的深刻变革。基于现状,分析了在释放“人才红利”过程中面临的制约因素。为破解这些难题,深入探讨了人才红利释放的三大核心机制:地方高校与地方经济的协同发展、产业结构升级与人才需求的精准匹配,以及高效的人才激励与留才策略。最后,提出了一系列具有针对性的策略建议,旨在为山东省地方高校在普及化时代中持续释放“人才红利”,推动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持。
Abstract: This study focuses on how loc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can effectively utilize and release the “talent dividend” in the context of the popular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Firstly, it elaborates the connotation of the popular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and its multi-dimensional impact on the development of local universities, and at the same time, it analyzes the profound change of this trend on the regional demand and supply pattern of talents. Based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the constraints faced in the process of releasing the “talent dividend” are analyzed. In order to solve these problems, three core mechanisms for releasing the talent dividend are discussed in depth: the synergistic development of local universities and the local economy, the precise matching between the upgrading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the demand for talents, and the efficient talent incentive and retention strategy. Finally, a series of targeted strategic recommendations are put forward, aiming to provide strong support for local universities in Shandong Province to release the “talent dividend” in the era of popularization and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economy and society.
文章引用:李雪. 高等教育普及化地方高校“人才红利”释放的策略研究——以山东省为例[J]. 教育进展, 2025, 15(8): 446-452. https://doi.org/10.12677/ae.2025.1581458

1. 引言

随着人口红利消退和知识经济转型,高等教育从规模扩张转向结构性优化,成为区域经济升级的核心驱动力。地方高校作为人力资本策源地,需重构战略功能,通过构建应用型人才培养体系和在地化创新网络,从单一教育供给者转型为区域创新生态协同建构者。然而,校地供需错配、制度协同障碍及知识溢出效能衰减等问题,严重制约人才红利对区域创新的赋能效应。

通过整合国内外研究脉络发现,全球视野下的政产学研互动机制研究呈现显著的理论实践张力。以三螺旋理论(Etzkowitz & Leydesdorff, 2003)为代表的经典分析框架虽揭示了政府–高校–产业互动的基本逻辑[1],但Mowery (2015)的批判性研究指出,可能会因制度惰性易陷入“制度套利型伪创新”困境[2]。此种鸿沟为本土研究提供了创新空间,国内学者立足高等教育普及化特殊语境,着力构建更具解释力的分析范式。潘懋元(2016)揭示的“规模–质量”范式转换逻辑[3],与陈晓宇(2017)基于资源依赖理论提出的“适配性耦合”模型形成互补,共同解构了地方高校转型的内生动力机制[4]。而别敦荣(2021)的“双向嵌入型治理”框架与钟秉林(2022)的“动态监测体系”方法论,则从治理结构和政策系统维度突破了传统协同研究的制度锁定困境[5],其价值不仅在于回应了三螺旋理论在转型社会的解释力不足问题,更为发展中国家构建具有文化适应性的校地协同机制提供了理论突破口[6]

基于此,本研究以山东省为场域,通过解构人才培养、科研创新与社会服务的协同演化机理,系统揭示高等教育普及化进程中人才红利释放的阻滞节点与突破路径,着力构建新策略。

2. 高等教育普及化时代的内涵与影响

2.1. 高等教育普及化的内涵

高等教育发展阶段学说是由美国著名教育学家马丁·特罗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提出来的。他依据“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即高等学校在校生人数与特定年龄范围内人数的比率,将高等教育发展过程分高等教育精英化、大众化、普及化[7]。在特罗的理论框架下,普及化阶段的标志是毛入学率超过50%,此时高等教育不再是少数人的特权,而是逐渐成为一种普惠性社会资源,教育功能从培养精英转向满足社会多元化需求。

本研究认为高等教育普及化并非简单的数量累积,而是涵盖规模、结构、功能与质量的多维变革。从规模维度看,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在2022年达到59.6%,较2002年的15%增长近四倍[8]。结构变革是普及化的另一维度,高等教育体系正从单一学术导向转向多元类型并存。高等教育的层次结构更加立体,不同学位类型的增设满足了产业对高层次应用型人才的需求。功能转型是普及化阶段的深层逻辑,传统高等教育以培养学术精英为核心目标,而普及化时代的高校更需承担社会服务职能。质量内涵的重构则是普及化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2.2. 高等教育普及化的动力机制与发展路径

高等教育普及化的推进是政策、经济与技术多重动力交织下的系统性变革。

国家对技能型人才的迫切需求,直接推动了高校的扩招与专业结构调整。自1999年扩招政策启动以来,高等教育规模持续扩张,2019年高职院校百万扩招计划进一步凸显了政策延续性。

经济与社会需求变迁则从市场端形成拉力,产业升级催生复合型人才需求,技术迭代倒逼技能更新,个体教育投资逻辑在文凭通胀与教育回报率下降的矛盾中重构,推动地方高校改革。技术革命带来颠覆性赋能,在线教育突破时空限制,人工智能降低边际成本,使优质资源覆盖更广群体。但头部高校虹吸生源,多数地方院校因资源限制陷入“低质量扩张”困境[9]

在多重动力交织下,高等教育普及化呈现出差异化发展路径,国家层面通过功能分层优化资源配置,地方层面则依托集群化发展避免同质竞争。

2.3. 高等教育普及化对山东省地方高校的影响

近年来,山东省地方高校的规模发生了显著变化,如表1所示。这表明,高等教育普及化直接促进了山东省地方高校规模的扩张,为更多学生提供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

Table 1. Scale of local universities in Shandong Province from 2014 to 2023

1. 2014~2023年山东省地方高校规模

年份

高校数量(所)

在校生数量(万人)

毕业生数量(万人)

研究生培养机构

本科 院校

专科 院校

成人高等学校

研究生

普通

本专科

成人

本专科

研究生

普通

本专科

成人

本专科

2013年

33

64

76

11

7.30

169.85

45.98

2.26

47.59

12.83

2014年

33

66

76

11

7.43

179.67

48.54

2.34

46.61

14.76

2015年

33

67

76

11

7.76

190.06

48.45

2.32

47.42

16.17

2016年

33

67

77

11

8.21

199.59

50.23

2.41

50.91

16.74

2017年

33

67

78

11

9.19

201.53

37.51

2.48

57.12

27.92

2018年

33

67

78

11

10.25

204.08

42.70

2.63

58.59

18.11

2019年

34

70

76

11

11.46

218.39

55.60

2.76

57.80

15.87

2020年

34

70

82

11

13.16

229.15

74.24

3.28

60.54

22.35

2021年

35

70

83

11

14.91

242.99

90.61

3.45

61.79

28.02

2022年

35

70

83

11

16.52

252.71

103.30

3.89

73.43

39.75

2023年

35

70

86

11

17.57

267.25

112.45

4.68

74.52

42.98

资料来源:历年《山东省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在普及化背景下,山东省地方高校不断优化学科结构,以适应社会需求的变化。一方面,传统优势学科得到巩固和加强;另一方面,新兴学科快速发展,成为地方高校新的增长点。

随着高等教育普及化的深入,山东省地方高校在提高教学质量方面付出了巨大努力。据统计,近五年来,山东省地方高校承担的国家级科研项目数量逐年增长,科研成果转化率和经济效益也显著提高如表2所示。

Table 2. Scientific research development data of local universities in Shandong Province from 2019 to 2023

2. 2019~2023年山东省地方高校科研发展数据表

年份

国家级科研项目数量(项)

项目数量年 增长率

科研成果转化率(%)

技术转让收入(亿元)

孵化科技企业数量(家)

带动产业经济增长(亿元)

2019

1520

18.5

3.2

85

120

2020

1790

+17.8%

21.3

4.1

102

160

2021

2150

+20.1%

24.7

5.6

135

210

2022

2580

+20.0%

28.9

7.8

178

290

2023

3100

+20.2%

32.5

10.5

220

380

资料来源:山东省教育厅、科学技术厅。

高等教育普及化也为山东省地方高校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如何在规模扩张的同时保持教育质量的稳步提升,成为地方高校必须面对的重要课题[10]。同时随着生源结构的不断变化和社会需求的日益多元化,地方高校还需要不断调整和优化人才培养模式,以适应市场需求和学生需求的变化。

3. 地方高校“人才红利”的内涵与现状

3.1. “人才红利”的概念界定

传统“人口红利”依赖廉价劳动力规模优势驱动经济增长,但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加速与劳动力成本上升,单纯依赖“数量型红利”的模式难以为继[11]。“人才红利”作为新范式,强调通过人力资本质量提升实现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其核心在于将高技能劳动力转化为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的动力。与人口红利相比,人才红利更加注重人才的质量而非数量。人口红利主要依赖于劳动年龄人口的数量优势,而人才红利则依赖于劳动年龄人口中具备高素质、高技能的人才比例。

3.2. 地方高校“人才红利”的释放现状

通过扩大招生规模,地方高校为更多学子提供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打破了限制,促进了社会流动性的增强。在教育质量方面,尽管面临资源分配的挑战,地方高校仍在不断探索创新,努力提升教学质量。

学科建设方面,地方高校立足区域发展需求,通过校政企协同机制,在新兴学科交叉领域形成特色优势。科研投入强度与人才引育机制的完善,使地方高校逐步成为区域创新体系的关键节点,有效激活了地方经济动能。

3.3. 山东省地方高校“人才红利”释放的制约因素

山东省虽然经济总量较大,但产业结构仍以传统产业为主,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发展相对较慢。这限制了高校毕业生的就业选择和人才的充分发挥,导致人才流失现象较为严重,与先进省份相比,人才结构和产业匹配度仍有待提高。顶尖学者和科研领军人物的比例仍然较低,在政策的完善方面仍有提升空间,需要进一步优化人才发展环境,提高人才政策的吸引力和实效性[12]。一些地方的人才政策可能存在“重评轻用、重引进轻培育”的问题,导致人才的创新和创业活力未能得到充分激发。

4. 普及化时代地方高校人才红利释放的机制分析

4.1. 地方高校与地方经济的协同发展机制

为探究高等教育规模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关关系,采用皮尔逊相关系数法进行分析,选择用高校数量、在校生数量、毕业生数量衡量高等教育的规模,生产总值和人均生产总值衡量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利用SPSS26.0数据分析软件对所选取变量进行双变量相关分析,并对结果进行双尾检验,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

Table 3.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scale of higher educ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Shandong Province from 2013 to 2022

3. 2013~2022年山东省高等教育规模与经济发展的相关关系

高校数量

在校生数量

毕业生数量

GDP

皮尔逊相关性

0.942**

0.958**

0.914**

Sig. (双尾)

0.000

0.000

0.000

个案数

10

10

10

人均GDP

皮尔逊相关性

0.940**

0.960**

0.917**

Sig. (双尾)

0.000

0.000

0.000

个案数

10

10

10

注:*p < 0.05,**p < 0.01,***p < 0.001。

结果表明,生产总值和人均生产总值与高校数量、在校生数量和毕业生数量呈正相关且正相关性较强,所有相关系数的显著性水平均小于0.001,具有显著统计意义。这说明山东省高等教育规模与经济发展水平有显著相关关系。

4.2. 地方产业结构升级与人才需求匹配机制

山东省地方高校与地方产业结构升级之间形成了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其中人才培养质量的提升与产业结构升级的互动关系也较为显著。地方高校提升人才培养质量,为地方产业结构升级提供了坚实的人才支撑,而产业结构的持续升级,又进一步激发了地方高校对人才培养质量提升的内在需求,推动了教育教学改革。面对先进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技能人才缺口,高校构建“需求响应型”专业动态调整机制,增设新兴专业,优化传统学科内涵,为区域产业升级提供持续性智力支撑[13]

4.3. 人才激励与留才机制

山东省对高层次人才实施薪酬激励政策,以提高人才的获得感和满意度。据2022年数据显示,全省共有5681名事业单位高层次人才享受薪酬激励政策,比2020年年底增加77.6%。科研支持上,山东省级科技发展资金达到145.2亿元,连续两年实现同比增长10%,为人才的科研和创新活动提供了坚实的资金保障。此外,山东省还支持科研人员从成果转化中取得报酬,探索赋予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从而激发科研人员的创新动力。

5. 地方高校“人才红利”释放的策略

5.1. 优化人才培养模式

课程体系改革直接关系到学生知识结构的完整性和前沿性的获取,因此山东省地方高校应紧密跟踪行业动态与科技发展,定期评估并调整课程设置,确保课程内容既符合专业基础要求,又能融入最新研究成果与技术趋势。借助现代信息技术手段,为学生提供沉浸式学习体验[14]。通过实践教学的强化,学生不仅能够掌握扎实的专业技能,还能提前适应职场环境,为未来的职业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5.2. 加强产学研用深度融合

通过多元化模式,将企业的实际需求深度融入人才培养体系之中,使教育与产业实现无缝对接。这一过程中,不仅学生的实践能力和职业素养得到显著提升,同时也为企业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注入了新的活力。科研成果转化作为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终极目标,需构建高效的科研成果转化机制,明确转化流程与责任主体,并强化技术评估与市场调研,确保科研成果具备市场潜力和实际应用价值。

5.3. 提升地方高校师资水平

师资队伍建设规划应紧密围绕学校定位、学科特色及区域发展需求,确保师资队伍建设的方向性与实效性。山东省地方高校应构建完善的教师培训与进修体系。鼓励并支持教师参加研修,拓宽国际视野,提升学术水平,并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为教师提供学习资源[15]。还应建立健全高层次人才服务体系,确保高层次人才能够安心工作研究。

5.4. 完善人才评价与激励机制

为了构建科学合理的多元化评价体系,我们需要确立一系列既符合地方高校实际又具前瞻性的标准和方法。这一体系将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单一维度评价,而是更加注重多个领域的综合表现[16]。对评价标准进行差异化设计,确保评价的公正。通过差异化薪酬制度的设计,实现优劳优酬并强化非物质激励,为人才提供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和平台。

基金项目

湖北省教育厅2023年度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高等教育普及化时代地方高校“人才红利”释放的策略研究,项目编号23Y115。

参考文献

[1] Loet, L. and Henry, E. (2003) Can ‘The Public’ Be Considered as a Fourth Helix in University-Industry-Government Relations? Report on the Fourth Triple Helix Conference, 2002. Science and Public Policy, 30, 55-61.
https://doi.org/10.3152/147154303781780678
[2] Mowery, C.D. and Ziedonis, A.A. (2015) Markets versus Spillovers in Outflows of University Research. Research Policy, 44, 50-66.
https://doi.org/10.1016/j.respol.2014.07.019
[3] 潘懋元, 李国强. 2030年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发展前瞻[J]. 中国高等教育, 2016(17): 5-7.
[4] 陈晓宇, 杨海燕. 新时期我国建设一流大学面临的转变[J]. 高等教育研究, 2017, 38(11): 11-21+45.
[5] 别敦荣. “双循环”视角下中国高等教育普及化发展的意义[J]. 中国高教研究, 2021(5): 22-28+35.
[6] 钟秉林. 高等教育普及化初级阶段的结构优化策略[J]. 北京教育(高教), 2022(3): 8.
[7] 张艳丽. 从大众化向普及化过渡: 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厦门: 厦门大学, 2018.
[8] 冉令香. 区域高等教育发展: 历史变迁、现实特征与未来展望[D]: [硕士学位论文].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 2022.
[9] 王义遒. 高等教育多样化对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作用[J]. 中国高教研究, 2007(11): 13-18.
[10] 别敦荣. 高等教育普及化背景下行业性高校发展定位[J]. 中国高教研究, 2020(10): 1-8.
[11] 高文兵. 高校助推国家“人才红利”的形成[J]. 中国高教研究, 2013(2): 4-7.
[12] 杨冬. 普及化阶段的一流本科教育: 基本特征与实践路径[J]. 现代教育管理, 2021(10): 54-62.
[13] 潘懋元. 高等教育研究要更加重视微观教学研究[J]. 中国高教研究, 2015(7): 1.
[14] 董文婷. 人才争夺政策对区域技术创新发展影响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太原: 太原理工大学, 2022.
[15] 周曾海. 江苏现代化建设进程中人才红利效应发挥路径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南京: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2015.
[16] 胡鞍钢, 才利民. 从“六普”看中国人力资源变化: 从人口红利到人力资源红利[J].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 2011, 32(4): 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