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随着全球化的推进，语言的交流与融合日益频繁。日语作为一种高度开放的语言体系，吸收了大量外来词汇，尤其是来自西方国家的术语。这些外来语不仅丰富了日语的表达方式，也反映了日本社会对外来文化的接受程度。然而，外来语的过度使用也引发了一系列语言和文化问题，值得深入探讨。
外来语作为语言接触(language contact)现象的表现之一，其发展离不开社会语言学、文化传播学等多学科的支撑。语言学家Uriel Weinreich在其经典著作《Languages in Contact》中指出，语言接触的结果常常是双向的文化交融与语言结构的混合[1]。日本作为一个善于吸纳外来文化的国家，其语言系统中的外来语比例远高于许多其他亚洲语言，尤其依赖片假名表记系统所赋予的“标示异质”的功能，使得外来语在文字系统中有了独特的视觉标识和语用定位。
根据日本文化厅发布的《令和3年度国語に関する世論調査》结果显示，约有62.4%的受访者表示在日常生活中“经常”或“偶尔”听到一些“意思不明或用法难以把握的词语”，这一现象反映出随着语言环境的多元化，日常沟通中存在一定程度的理解断层问题[2]。这一现象也进一步突显出：外来语的快速扩张与社会对其掌握能力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张力。因此，深入研究日语外来语的历史发展、语言特征及其社会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2. 日语外来语的定义、发展与分类
2.1. 日语外来语的基本概念
所谓外来语，系指外部语言体系被引入并融入本国语言之中的词汇体系。根据《国語学大辞書》的定义，日语中的外来语是指“将他国语言体系中的资料(词、句、文字等)借用到本国语言体系中，其使用得到一定的社会认可，也被称为借词”[3]。通常意义上所称之“外来语”主要指近现代从西方语言引入的词汇，常见来源包括英语、法语、葡萄牙语等，而来自汉语的词汇，在狭义上则不被视为外来语。
在现代日语外来语的来源中，英语词汇占据主导地位，约占80.8%；其次为法语(5.6%)、德语(3.3%)、意大利语(1.5%)、荷兰语(1.3%)、俄语(0.7%)、葡萄牙语(0.7%)与西班牙语(0.7%)等。
2.2. 外来语在日语中的历史演变
外来语在日语中的发展历程，伴随着历史事件与文化交流的推进而不断演变。16世纪中叶，葡萄牙商人首次抵达种子岛，带来了宗教及贸易相关的葡语词汇；17世纪，江户幕府实行闭关政策，荷兰成为少数与日本保持接触的国家，其语言在当时对日语产生了较大影响；明治维新之后，西方思想与文化迅速传入日本，英语、法语、意大利语等词汇相继引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文化影响日益增强，英语尤其是美式表达快速渗透入日语体系之中。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日语外来语的来源日趋多元，词汇量持续扩展。
2.3. 外来语的类型划分
学界普遍将日语外来语分为以下几类：第一类为“和制外来语”，即日本人在借用外来语基础上，结合本土语境创新出的表达形式。举例而言，「コンセント」一词在英语中意为“同意”，但在日语中却专指“电源插座”，两者在语义上毫无关联。第二类为“省略型外来语”，指将原始词汇缩略处理的形式。如「スマホ」即源于“smartphone”，「アパート」为“apartment”，「ミシン」为“sewing machine”的音译缩略。第三类是“混合型外来语”，此类词语融合了两个及以上语言来源，如「ヘアサロン」一词同时吸收了英语“hair”与法语“salon”。第四类则是“动词化的外来语”，指在外来名词后加上「する」形成动词表达，或依据词尾发音将其视作一段动词使用，如「サボる」即由法语“sabotage”转化而来。
3. 外来语、和语与汉语在日语中的表达差异
日语的词汇构成主要包括三大来源：即传统和语、本源于汉语的汉语词，以及在近现代广泛吸收的外来语。这三类词汇不仅来源不同，其在语用环境、表达语感、社会接受度等方面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首先，从语义覆盖范围来看，和语往往表达细腻、生动，适用于情感色彩较强的场合；汉语词语则常用于书面语、学术或官方文件中，显得典雅且正式；而外来语则倾向于用于新兴领域与流行文化之中，突出“现代性”和“时尚感”。例如，在表达“开始”的含义时，可以分别使用和语“始める”、汉语词“開始”与外来语“スタート”。其中“始める”较为日常化，“開始”常用于学术或工作场景，而“スタート”则多见于体育、广告、媒体报道等充满活力和紧张氛围的场合。再如，在表示“优势、长处”这一概念时，和语中的“長所”更注重个人性格或能力层面的优势；汉语词“優点”虽然在古典日语中常用，但现代已渐被边缘化；而外来语“メリット”则被广泛用于商业、管理、政策分析等现代语境，带有理性与客观色彩。
多项调查显示，在外来语使用的态度上确有代际差异。比如，中央调查社研究指出约60%国人支持外来语，且“年轻世代在‘支持外来语’方面显著高于老年人”[4]；此外，国立国语研究所在一项涉及自治体行政表达的调查中也发现，年轻公务员更倾向于为外来语加注释或使用更易理解的替代表达[5]。这些数据支持“年轻人更偏向外来语，而中老年则较保守回避”的代际区隔主张。
此外，在不同语域(register)中，三类词汇的使用也有倾向性。例如，公务文书、法院判决书、教育文件等正式语境更偏好使用汉语词和和语词；而电视综艺节目、网络社交平台、时尚杂志等更常见外来语高频使用。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外来语数量和频率的提高，部分原本属于汉语词的表达也逐渐被外来词所取代。如“コンセプト”(concept)逐渐取代“概念”，“リスク”(risk)比“危険”更常出现在新闻报道和商业报告中。这种替代趋势可能对传统语言资源的保持与传承构成挑战，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日本社会对外部文化权威的内化机制。
综上所述，外来语、和语和汉语词在现代日语中的功能划分与语用特色呈现出互补共存但趋于外来语优势化的趋势。这种结构既是语言发展的自然结果，也引发了关于语言认同与表达规范的进一步思考。
4. 外来语过度使用的现象与影响
4.1. 外来语使用的典型问题
首先是部分片假名外来语难以理解。如「ターミナルケア」(Terminal Care)本意为“临终关怀”，但在日语语境中理解需追溯至其英文词源，造成理解门槛的提升。
其次是外来语的频繁缩略使用，增加了理解难度。如「ストライキ」被进一步简化为「スト」，「オフィコン」则脱胎于“office computer”，若不熟悉原词将难以理解其意义。
此外，由于外来语多为片假名标记，加之缩略频繁，导致大量同音词产生，进而引发歧义与误解。
值得一提的是，部分表达原本可由和语或汉语词汇替代，却被和制外来语取而代之，如「ノンステップバス」(无台阶公交车)、「スケールメリット」(规模效益)等，这一趋势加剧了传统表达的边缘化。
外来语滥用的社会文化动因
外来语的泛滥并非语言发展的自然结果，而是多种社会文化机制共同作用的体现。从社会心理层面而言，日本社会长期存在对“现代性”与“洋气”的文化崇拜，这使得外来语在传播中自带优越性光环；从媒体与消费市场逻辑来看，片假名词汇因其模糊性与新颖性而成为营销语言的首选，进一步推动其日常化与泛滥；语言结构方面，片假名系统的“异质性标记功能”在无形中鼓励人们用外来语表达“新颖”“高端”的概念；而在语言政策与教育层面，缺乏对外来语使用的有效规范与适切指导，也使语言使用者在无意识中默认其为“表达首选”。这些因素共同构成了外来语滥用的复杂成因网络，也为后续的语言政策制定与教育引导提出了重要挑战。
4.2. 外来语滥用的负面效应
国立国語研究所举办的“ことばフォーラム”(2004)指出，日本社会中外来语流行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人们对其所带有的“新鲜感”“时尚性”所抱有的积极态度，这种被称为“新奇語”的现象使得外来词汇广泛传播[6]。然而，与此同时，也有学者担忧外来语的过度使用会导致“语言系统的混乱”和“文化表达力的弱化”，尤其是在行政、公共教育等需确保信息普及与传达的场合下，这一问题尤为突出[7]。
首先，过度使用外来语可能加剧代际间的信息鸿沟。在日本日益老龄化的社会中，年长群体对新兴外来词缺乏接触背景和理解渠道，造成在公共沟通场合中对政府通知、健康医疗说明书等重要信息的误读和误解。根据文化厅《令和3年度国語に関する世論調査》结果，49.6%的受访者表示“有时听不懂电视或新闻报道中的外来语”，其中65岁以上群体的比例更高，超过六成表示“感到困惑”或“尽量避免使用外来语表达”。这一代际差异显示，外来语在高龄群体中的“理解壁垒”问题依然存在，已引起行政机关在公共传播中的重视[7]。
其次，外来语的滥用还引发了“语言正义”(linguistic justice)问题。语言正义理论认为，所有社会成员都应享有理解与使用语言的平等权利。若公共话语系统中充斥大量未加解释的外来语，对于语言资源较弱者(包括非英语教育背景者、移民、日本语学习者)来说，无疑构成了潜在的不平等。正如朝日新闻在《片仮名語、伝わってますか？》(2021年11月15日)一文中指出：“‘ワクチンパスポート’这种词，对不少高龄者与日语非母语者而言，是完全陌生的表达。”[8]。
再次，从语言教育的角度来看，外来语的大量涌入对日语学习者构成了额外负担。由于部分外来词义已与原始外语词义发生偏离(如和制外来语)，而学习者往往在未掌握原语义背景的前提下进行学习，易造成语言迁移错误。外来语在日语教育中虽具有“时尚感”，但也常被学习者视为“难点”。金田智子(国立国语研究所)指出，外来语在发音、书写方式和语义上的与原语差异，如“マンション”与mansion、“コンセント”与consent等，使许多初学者困惑不解，形成理解障碍[9]。此外，山崎由喜代对教科书中外来语进行词汇频率调查后发现，中高级教材中外来语比例显著上升，这种增加确实影响了学习者对语境的理解[10]。对以英语为母语的日语学习者进行访谈的堀切友紀子(2008)也指出，外来语的含混性使学习者对其语义认知存在不同倾向，有时难以分辨日语化外来语与原语的意义，从而影响其使用策略[11]。
最后，外来语在语音层面上的本地化转译也引发了新的发音障碍。日语音节结构对外来语音的简化与适应，使得诸如“コンプライアンス”(compliance)、“アライアンス”(alliance)等词汇产生了日式发音，造成母语英语者在交流时难以辨识，加剧跨文化交际的困难。
在这些问题的推动下，日本政府与社会各界近年来也逐步开始重视语言平权与语言可及性的议题。例如，东京都多文化共生门户网站在其“わかりやすい日本語”倡议中呼吁媒体及民众使用更易懂的表达方式，以保障语言的公共性与共享性[12]。
综上，外来语的过度使用已超出单一语言系统的范畴，成为语言政策、社会公平与文化认同交织的复合性问题。唯有在坚持语言多样性与沟通效率之间找到平衡点，才能真正实现语言资源的合理配置与共享。
5. 结语与展望
5.1. 外来语规范使用的可操作性建议
外来语的使用本非语言问题之过，而是语言系统、社会文化与传播机制交互作用的结果。因此，在吸纳外来文化的同时，应推进更具实效性的外来语使用规范化措施，以回应“语言正义”与“语言共享”的时代诉求。笔者在参考现有语言政策基础上，提出以下几点具体建议，旨在增强政策的可操作性与实践导向。
第一，在语言教育层面，应将“外来语批判性识读”纳入中学及高校语文教学内容之中，特别是在听力与新闻文本理解训练中，引导学生辨析外来词的语源、语义与语域，提升其语言判断能力。文部科学省于 2019 年修订的《高等学校学習指導要領》已开始重视语言意识教育，此一趋势值得进一步深化与制度化[13]。
第二，媒体传播机构应依据文化厅2003年颁布的《報道等における外来語使用に関するガイドライン》，建立统一的外来语使用规范。例如，在电视、广播、广告等领域，针对频繁使用而语义不透明的外来词(如「コンプライアンス」「アライアンス」「スキーム」等)，应在初次出现时加注简明的和语解释，以避免信息传递误读，并维护语言的公共性(文化庁，2003) [14]。
第三，公共机构在发布政策文件、医疗说明、灾害通报等场合，宜采用“外来词＋对译说明”的双重表达方式，如“リスク(危険性)”“ダイバーシティ(多様性)”等。NHK自2021年起推广“わかりやすい日本語”倡议，在节目中主动减少不带解释的片假名表达，此一范例具有推广价值[12]。
第四，可借助数字平台，建设“片假名词义数据库”与外来语对照开放词典，鼓励语言使用者参与词义解释与适用场景标注，从而在公民参与中推动外来语的社会共识形成。类似项目可参考NHK《ことばのハンドブック》系列或“ことばWIKI”等开源协作实践。
上述建议虽属渐进性改革，然其目标在于建立“语义透明”“语域有序”“表达包容”的多元语言体系。通过教育、传播与制度设计的共同协作，可逐步缓解外来语滥用引发的交际障碍与认知不公问题，实现在语言多样性与社会公平之间的良性平衡。
5.2. 结语
本文围绕现代日语外来语的来源、类型与历史发展进行了系统梳理，并通过语用差异分析，探讨了其与和语、汉语词在表达方式与社会接受度方面的功能分化。同时，结合近年来片假名词汇泛滥的现实，分析了外来语滥用带来的语言系统混乱、代际沟通障碍、语言正义危机及日语学习负担增加等多维影响。特别是在此基础上，本文引入语言生态与社会传播视角，进一步挖掘其成因机制，并提出包括语言教育改革、媒体规范、公共政策改进与社会协同参与在内的可操作性规范路径，强调应在保证语言开放性的同时，实现表达体系的共通性与包容性。未来，如何在语言多样性与语言公平之间达成动态平衡，将是日语社会面临的重要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