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型翻译阐释的副文本路径:西泽治彦《乡土中国》日译本研究
The Paratextual Approach to Scholarly Interpretation of Translation: A Study on Haruhiko Nishizawa’s Japanese Translation of From the Soil
DOI: 10.12677/ml.2025.138841, PDF, HTML, XML,   
作者: 陈琪梦: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四川 成都
关键词: 学术型翻译副文本乡土中国日译本Scholarly Translation Paratext From the Soil Japanese Translation
摘要: 副文本作为围绕在译本的正文本周围的附属要素,对于译本的阐释效果具有积极影响。本文基于副文本理论,对中国社会学代表性著作《乡土中国》日译本中的副文本要素进行探讨,认为译本周边添加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副文本要素,如译注、译者解题等,这些要素内容极大地拓展了文本的阐释空间,能够对学术型翻译阐释的精度、广度以及深度起到正向的阐释作用。在中国学术与世界逐步接轨的今天,副文本理论有望在学术对外传播领域取得更进一步的应用。
Abstract: Paratexts, as supplementary elements surrounding the main text of a translation, exert a positive influence on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translated work. Based on paratext theory,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paratextual elements in the Japanese translation of From the Soil, a seminal work of Chinese sociology. It argues that diverse and substantive paratextual elements—such as translator’s notes, translator’s introduction, and commentary—have been incorporated around the translated text. These elements significantly expand the interpretive possibilities of the text and effectively enhance the precision, breadth, and depth of scholarly interpretation and analysis of the translation. As Chinese scholarship continues to integrate with the global academic community, paratext theory holds significant potential for broader application in the field of international scholarly communication.
文章引用:陈琪梦. 学术型翻译阐释的副文本路径:西泽治彦《乡土中国》日译本研究[J]. 现代语言学, 2025, 13(8): 329-334. https://doi.org/10.12677/ml.2025.138841

1. 引言

社会学著作《乡土中国》由当代著名社会学大师费孝通根据其在云南大学及西南联合大学讲授“乡村社会学”课程时制作的讲义修订撰写而成,本书除再版序言及作者后记之外共分为十四个章节,内容涉及中国乡土社会的社会秩序、社会结构、道德原理、礼治传统等多重方面,以精简凝练的语言深入中国乡村社会的肌理,揭示了贯穿乡土生活多个方面的底层逻辑。《乡土中国》首次出版于1948年,虽然距今已有七十余年,但该书对于乡土社会的剖析和解答依然能够为理解中国人及中国社会的内涵提供启蒙指引。2019年3月,日本风响社出版了由日本学者西泽治彦翻译的日文版《乡土中国》,该书成为了继日本学习院版译本、萧红燕版译本之后的第三部《乡土中国》日译本。不同于前两部译本,西泽译本在原文的翻译过程中选择了忠实、简洁明了的翻译方法,尽可能减少了前两部译本中存在的误译、过度意译等问题[1] (p. 255)。除此之外,西泽译本相比于前两部译本最为突出的特点是为读者提供了文末注释、译者解题、索引等大量副文本,极大地拓展了《乡土中国》这一学术型文本的阐释空间,被称为“《乡土中国》日译本的决定版”[2]

《乡土中国》以通俗简洁的笔触描述乡土社会的基本面貌和底层逻辑,辅以引经据典的方式阐释学术概念的历史依据,《乡土中国》的海外传播对于传递中国面貌、传播中华文化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作为中国社会学的代表性著作,《乡土中国》在日本的中国学领域也备受关注,被冠以“了解中国社会的必读名著(中国社会を知るための名著)”之名。然而其在日知名度很大程度上局限于中国学研究者群体之间,目前学界对于《乡土中国》外语译本尚未进行深入的研究探讨。本文将通过分析西泽译本中的副文本信息,在译本的精度打磨、广度延展、深度阐明等多重维度下论证副文本在阐释学术型翻译信息时的运作机制。

2. 副文本理论及西泽译本中的副文本构成

1987年,法国文论家热拉尔·热奈特在其法文版著作Seuils中将副文本比作“将文本以书的形式交与读者乃至公众”的“门槛”,该书在1997年以ParatextsThresholds of Interpretation (《副文本:阐释的门槛》)为名在英国翻译出版。根据热奈特的定义,副文本是相对于正文本而言的,位于文本周边的辅助性的文本因素,如题记、前言、注释和访谈等。热奈特将副文本划分为封面、注释、前言、后记、插图等与正文本处于同一空间的内副文本,以及访谈、日记、宣传广告等脱离于正文本空间的外副文本[3]。副文本概念将视角聚焦于长期以来一直被忽视的正文本之外的辅助要素,力求借助正文本之外的附属要素对文学作品进行不同角度的阐释。相比于原作,翻译作品似乎更加需要副文本的参与,因为副文本能够成为文本与读者之间的桥梁,为文本提供更丰富的背景性信息,从而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译文[4]

风响社于2019年3月刊行的《乡土中国》日译本采用了从右至左的竖列排版方式,译者西泽治彦也为读者提供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内副文本。从内容上看,除了日语译文正文本之外,译本另包含封面、封底、书脊、译者前言、目录、凡例、文中注、文末注、译者解题、译者后记、索引、出版信息等副文本信息;从数量上看,译本正文本(序言、后记及十四个章节)所占篇幅共123页,相比之下,副文本所占篇幅为151页之多,可以说从篇幅上来看,副文本几乎与正文本占据了同等分量的地位。纵观西泽译本可知,译本的副文本内容涵盖了原作介绍、成书经历、翻译思考、注释详解、学术概念解析等多类信息,在翻译的基础上加入了译者本人作为中国学研究者的学术思考,使得该译本不仅仅是以一篇译文,而且是以一篇学术作品的完整形态呈现在读者眼前,这种翻译成果与西泽治彦的学者和译者的双重身份是分不开的。作为一名杰出的中国学研究者,西泽治彦教授的研究领域涵盖社会、文化、民俗等多个领域,学术成果颇丰,而作为一名译者,西泽治彦曾翻译了费孝通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以及莫里斯·弗里德曼的《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等作品。丰富的翻译经验和渊博的知识储备使得西泽治彦在翻译作品时得以兼顾翻译效果与学术阐释效果,其译本呈现出了典型的学术型翻译风格,这一点在西泽译本的副文本部分得到了鲜明的体现。如今,学界对于《乡土中国》的研究多集中于本书在社会学、人类学领域的应用和影响,而忽略其对外传播环节的研究价值。在国际学术交流事业中,应用沟通世界的双语能力固然可贵,而借助翻译活动传递学术思想则更有利于普惠大众、启迪世界。有鉴于此,本文拟通过分析西泽译本的翻译效果,探究副文本对于阐释学术型翻译文本的价值和功能,以期为学术型翻译实践提供有益参考。

3. 阐释的精度:副文本对译本细节的打磨

作为一部描写中国乡土社会生活面貌的学术论著,《乡土中国》以极为简洁凝练的文字语言传达了蕴意丰富的生活哲理,书中列举的深入浅出、鲜活生动的生活实例以及揭示历史文化依据的经典征引都充满了鲜明的中华文化意象特征。例如,在论述中国传统结构中的差序格局时,费孝通就以“姑表林黛玉,姨表薛宝钗”“妻不以为夫,嫂不以为叔”等独具中华文化意象色彩的典故阐释植根于乡土社会中的“圈子”法则[1] (p. 69)。对于熟习中国文化和社会环境的源语读者来说,经典的征引能够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相反对于日语读者来说,这种征引只会另令人横生疑惑。对此,译者西泽治彦选择利用副文本广阔的阐释空间,以详细之至的译注为日语读者解答译文细节,保证读者能够在正确理解文章的基础上吸收费孝通的学术思想。从数量上看,译注所占据的篇幅远胜于其他副文本,仅章节末尾的尾注数量就高达200余条,篇幅达75页,更不必说西泽治彦在译文行文当中以六角括号的形式添加的文中注。从译注的内容上看,大致可以划分为名词解释、背景信息、典籍出处、译法说明、勘误矫正等多种类型。

例1:

原文:极端的乡土社会是老子所理想的社会,“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

译文:極端な郷土社会は、老子が理想とした「隣国の鶏や犬の鳴き声が聞こえるほど近くても、老いて死ぬまで互いに往来しようとも思わない」〈鶏犬相聞、老死不相往来〉といった社会である。

例2:

原文:曾子易箦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译文:「曾子が臨終に際して〔身分不相応の〕簀(竹で編んだむしろ)を取りかえさせた」〈曾子易簀〉のはその好例である。

例1中费孝通使用了老子《道德经》第八十章中的诗句来形容乡土社会安定、静止的特点。对于引用经典的原文,译者西泽治彦选择了添加注释的手法。在译文中,译者将本句以现代日语译出并在最后附上中文原文,而在注释中,译者介绍了原典的前后语境及出处,在此基础上阐释了老子心中的理想社会,即“民众们都满足于自己的生活,不会因羡慕邻国而前往其他地方”。在正文本的行文中,译者将原文忠实地翻译为日语,而将进一步阐释原典深刻内涵的任务转移到了副文本空间即译注中。在例2中,对于“曾子易箦”这一典故,译者选用文中注与尾注的形式进行解释。在行文中,译者选择通过六角括号以及圆括号的形式标注出句中补充的内容,在此基础上,译者在尾注部分详细讲述了孔子的弟子曾子哪怕处于生命垂危之际也不愿意违背礼法,坚持让孩子更换不符合自己身份的床的故事。由以上两例可知,在涉及到语言、文化之间的文化差异时,译者往往选择采用保留原文的文化意象,扩大阐释空间,利用注释这一副文本提高学术型文本阐释的精度,以便更加全面、精准地传达原句的信息。

目标语读者的跨文化知识若不足够,则难以理解源语文本中的指涉和典故,因此译者就不得不采取措施,使某些语义模糊的地方变得清晰化。若译者认为陌生意义可能给目标语读者造成过大的理解压力,就必须在主文本之外的副文本里提供释义[5] (p. 16)。在“信”的翻译基本要求之下,译本中的正文本在时间、空间上受到较大限制,与之相对,副文本的操纵较之则更加灵活、自由。在学术型翻译当中,难解的学术概念与不可避免的文化差异为译者带来了挑战,面对这种挑战,译者可以选择打破限制,通过创设更加广泛的副文本空间容纳更多、更细致的跨文化信息,丰富正文本的信息承载,以此提升学术阐释的精度,自细微之处出发确保读者接收到足量的信息以支撑译本阅读。

4. 阐释的广度:副文本对知识边界的延展

副文本的空间扩展了文本表现的范围[5] (p. 16)。从微观角度看,这种扩展提升了文本的阐释精度,而从宏观角度看,这种扩展则延伸了学术型文本原有的知识边界,为延长文本的生命力提供了更多可能性。

作为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费孝通在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就读时曾跟随吴文藻先生学习社会学知识,后进入清华大学研究院,师从俄罗斯人类学奠基者史禄国(Sergei Mikhailovich Shirokogorov)。1936年,费孝通远赴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在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的指导下攻读博士,并完成了国际人类学领域的经典之作《江村经济》。在漫长的社会学与人类学研究之路上,费孝通曾受到多名恩师的影响,除此之外社会学家潘光旦、美国人类学家米德(Margaret Mead)等学者的作品或论说也对费孝通的学术思想产生了一定的影响[6]。对于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提到的学者,译者选择使用大量篇幅介绍学者的研究内容、研究成果等背景信息,阐述学者与费孝通之间的学术联系。以译者对史禄国的介绍为例,在文末译注中,译者梳理了史禄国从巴黎留学归国后进行通古斯族研究,在中国各地担任大学教授、进行学术调查的学术历程,并列举了《北方通古斯的社会组织》《满族的社会组织》等代表性著作。除此之外,译者还补充说明了费孝通求学时与史禄国之间的学术接点等,可谓详略得当、要点精准。

《乡土中国》作为社会学本土化的代表性著作,其成书过程伴随着必要的历史要因。在译者解题部分,西泽治彦就已经详细地指出,费孝通撰写《乡土中国》的直接动机是由于晏阳初开展的乡村建设运动。晏阳初等人认为,中国乡村农民的四个最大问题是“愚、贫、弱、私”,只有识字才能启蒙百姓。然而,费孝通则认为农民本身即拥有自觉、理性和判断力,晏阳初等人的路线方针无法解决农村问题。因此译者认为,费孝通撰写《乡土中国》的直接构想虽源自于云南授课期间的课堂资料,但其对乡村建设运动的批判态度也可视为撰写本书的直接动因,而第四章“差序格局”的首句“在乡村工作者看来,中国乡下佬最大的毛病是‘私’”则可视为与提出“愚、贫、弱、私”四大病的晏阳初的隔空对话。对于将“私”视为“最大的毛病”的前提,费孝通在原作中并未提及。然而,作为译者的西泽治彦却能够敏锐地察觉到读者对于历史背景信息的可能性需求,在“译者解题”部分进行了颇为细致的论述,而这也能够解释译者在将“私”翻译为日语“利己心(りこしん)”之后又以单书名号强调“私(し)”的做法。这些表面上看似与正文本内容无甚关联的介绍却能够与正文本中费孝通的学术思想起到巧妙的互文作用,延展正文本的阐释空间,这涉及到不同学者、不同思想之间的互动与影响,能够帮助读者感知学术生态的整体面貌。与此同时,译者所提供的学术作品能够极大地拓展读者的文本外阅读空间,为读者提供正文本之外的另类参考。从学术生命的角度而言,这实现了学术译作的“长尾效应”,即正文本之外的副文本能够满足一部分读者的阅读需要,为一部分读者提供进一步深入学习的路径,有助于拓宽原本由正文本所挟的知识边界,延长学术译作的活力与生命力。可以说,这种知识域的拓展与知识边界的延展不仅能够阐释译者意图、帮助读者理清背景信息,对于构建原作中整体的学术面貌也产生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5. 阐释的深度:副文本对学术思想的释明

作为资深的中国学研究者,西泽治彦在中国民俗学、文化人类学领域耕耘颇深,对于中国古典文献的阐释和中国社会的研究可谓驾轻就熟。同时拥有丰硕的学术研究及丰富的翻译经验的西泽治彦将中国学研究与翻译实践视为传递中华文化的两个重要环节,以研究成果辅助翻译实践,在翻译实践中突出研究成果,二者互为补充、相得益彰。翻译家的翻译回顾和反思是翻译研究的重要语料,对这些语料的分析可以看出翻译家翻译语言“规范”的“习得”与“内化”的过程[7]。作为《乡土中国》学术概念阐释的重要参考,儒家经典在原作的学术表述中占据了相当重要的分量。在凡例部分,译者西泽治彦回顾了在翻译原文中出现的古文时参考的诸多注解书,其中包括上海古籍出版社的朱熹注《孟子集注》、中华书局的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北京大学出版社的郑玄注、贾公彦疏《周礼注疏》等,详尽的注解研究为西泽治彦的翻译实践提供了坚实的正确性保证。除此之外,在添加其他种类的译注时,译者通过百科工具书、先行研究文献、多国互联网信息等多种渠道收集相关信息,最终形成了涵盖面广、内容详细的副文本信息[1] (p. 22)。以上种种皆为西泽治彦进行学术思想的释明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的译本也得以呈现出典型的学术型翻译风格。

马崧译认为“学术型翻译”需要满足以下三个条件:首先,原文应当是经典文本或内涵丰富、需要深入解读的典范性文本;其次,译者是原作翻译和研究的主体,围绕自己的翻译主动开展学术研究;最后,译文需要具备丰富的副文本,可以反映译者的见解,帮助目的语读者更好地理解原文[8] (p. 93)。作为学术型翻译的典型代表,《乡土中国》日译本在形式上提供了种类繁多的副文本,在内容上则注重通过副文本传达原作的学术思想,其中“译者解题”部分是译者作为学术研究者进行学术意义深度阐释的主要阵地。译本的“译者解题”共分为“撰写《乡土中国》的直接契机——乡村建设与平民教育运动”“撰写《乡土中国》的另一个契机——海外体验”“‘差序’与‘格局’的字义及潘光旦的影响”“‘差序格局’的翻译”等七个小节,这一部分既包含了以往学界对于《乡土中国》的论说,也加入了西泽治彦本人对于《乡土中国》的研究,是整部译本最具学术色彩的副文本要素,也是最能够加深译本阐释深度的部分。例如,对于“差序格局”的字义以及其概念起源,译者说明道,“差序”一词是由“差等”的“差”和“次序”的“序”组合而成,而“格局”则是由象征“三次元立体的框架”的格和“布局”的“局”构成,表现了一种动态的、随着时间要素和人为要素不断发生变化的配置情况。对于“差序格局”概念的起源,译者列举了社会学家翟学伟的观点,即“格局”并非自古以来就存在的词语,该词原本是相面先生的用词,表示个体之间的区别,而潘光旦借用了这个用法,把相面的格局含义用于社会学方面。同时,译者也通过列举《潘光旦选集》等文献资料说明了费孝通对于潘光旦有关“伦”的阐释的借鉴,进一步提供了正文本部分学术思想的历史渊源,构建了更为丰富的学术语境。构建这一类的副文本对译者自身的学术素养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但这也能够帮助译文超越一般的翻译文本范畴,同时以充满学术思想和学术解读的学术型文本的姿态出现在目的语读者的面前,这是译者想要正确阐释源语文本所必需的一环,也是学者身份催生的多重使命。

6. 结语

加强学术话语对外翻译传播是新时代深化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的高层次内容与形式[9]。中国学术与世界学术的交流互鉴不断推进,副文本作为正文本的附随产物,具备远超“附属品”意味的阐释功能,在译学领域拥有丰富的学术价值。学术型文本“较之于简单而单调的文本更富挑战性,一般认为适合学者、研究人员和艺术家阅读”[8] (p. 92),而对于充满中国乡土色彩和社会学研究底蕴的《乡土中国》,西泽治彦选择了适合学者以及普通读者阅读的副文本路径以更好地阐释学术型文本的内涵。西泽治彦的副文本路径兼顾了阐释的精度、广度以及深度——在精度方面,译者提供了极尽详细的译注、索引等副文本,从文本理解的细微之处给予读者以最全面的信息支持,保证读者能够在正确理解文本意义的基础上体悟学术内涵;在广度方面,译者在副文本部分涉及到的诸多补充阅读性的学术著作以及相关学者介绍等内容在最大程度上拓宽了译本的知识边界,为读者进一步了解中国社会学提供了诸多可能性;在深度方面,“译者解题”等内容是深入解读本书学术概念的重要途径,其间涉及到的学界先行研究以及译者本人的研究无论对于读者还是对于学界研究来说都具有极强的参考价值。可以说,《乡土中国》西泽治彦日译本是学术型翻译的一次成功实践,充分体现了副文本要素在阐释学术型文本时发挥的重要作用。作为读者进入正文本阅读前的“门槛”,副文本灵活的操纵手段、丰富的多元空间与多元的存在形态为其赋予了无限的阐释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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