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前言
《教育部关于深化高等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指出优化学科设置、提升学科内涵和质量的重要意义，学科动态调整作为全面深化高等教育供给侧改革、推动高等教育结构布局优化的重要内容，已成为高等教育改革的重要议题[1]。在当前“产教融合”日益深化的背景下，高校学科调整不仅关乎内部优化与资源配置，还直接关联区域产业升级、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落实。长三角地区是全球作为我国经济发展最活跃、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之一[2]，这里高校众多、学科门类齐全，跟区域产业发展紧密互动，该区域既体现了产教融合的前沿实践，又暴露出高校学科调整过程中面临的典型问题和挑战。
现有文献对高校学科设置与调整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宏观政策导向[3] [4]、优化资源配置[5]-[7]、服务地方经济[8]等方面，有学者探讨了产教融合对学科建设的推动作用[9]，但整体偏重理论分析，缺少基于具体区域、具体困境的系统性实证研究。在长三角这种高度一体化、产业转型加速推进的背景下，聚焦长三角地区学科动态调整的相关研究还需深入。基于此，本文以长三角地区为研究对象，进行了以下几方面创新：一是产教深度融合视域出发，揭示学科调整中多主体博弈与协同机制的复杂性；二是从“动态调整”而非静态优化出发，注重学科体系与区域产业演变之间的持续互动；三是系统梳理高校学科动态调整中存在的主要困境，结合区域产业结构变迁与高校发展实际，探寻具有可操作性和推广价值的路径优化策略。本研究中的“产教融合”指高校与产业在人才培养、课程设计、科研转化等方面实现协同互动、资源共享的深度合作过程；“动态调整”则强调高校学科结构随着政策、市场等变化所进行的周期性、策略性结构优化。文章构建以“政策–高校–产业”三元互动为核心的理论分析框架，旨在系统解释学科调整的驱动逻辑与路径演化。
2. 学科调整的外部环境与内部应对
2.1. 政策梳理与特征分析
政策作为引导高校学科设置变迁的制度性力量，深刻影响着专业结构与人才供给的演化方向。政策靶向作用通过国家战略需求直接或间接转化为专业调整驱动力[1]。我国相关政策不断推进改善，对高校学科设置变迁有着重要影响。2020年12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通过修订《博士、硕士学位授权点动态管理办法》，强调构建起以社会需求为导向的学位授权灵活调控机制，提升高层次人才培养体系的建设水平。2022年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印发《国家“十四五”时期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划》，要求要设立新兴交叉学科门类，支持战略性新兴学科发展、优化学科分级管理体制和资源配置机制。2023年4月，教育部牵头五部门联合颁布《普通高等教育学科专业设置调整优化改革方案》，围绕国家战略新兴产业布局，提出对普通高校学科布点实施结构性调整，计划到2025年完成20%存量优化目标，并同步建立新兴交叉学科培育机制与落后专业退出机制。2025年1月颁布的《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创新性提出“学科前瞻布局与动态调控”双轮驱动模式，指出通过完善资源分配体系强化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的衔接度。这些政策引导各地高校围绕国家发展战略进行学科布局，尤其对前沿科技、创新产业和国家重大战略领域的学科调整给予了支持。
三省一市根据自身发展情况，对接国家战略发展要求，持续调整学科专业设置。整理历年长三角地区教育政策文本(详见表1)能清晰发现“动态调整”“优化结构”“淘汰与增设”“质量保障”等词汇频现于其中，“服务国家战略”“服务新质生产力”“区域协调发展”更是其中的切实举措。这表明，长三角地区致力于通过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提升人才培养层次。不过，由于经济基础、产业结构、发展定位等因素，长三角地区的三省一市在学科布局、政策节奏与导向、以及调整路径与策略等方面始终存在一定差异。但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背景下，区域内各地高校积极共建科研平台，如G60科创走廊高等教育联盟，旨在推动跨区域的学科共建与人才流动。同时，各地还通过专业目录互认、学分互认等方式实现学科之间的区域互补。例如，江苏的“工科”与安徽的“基础研究”相对接，上海的“前沿学科”引导浙江的“数字经济实践”。可以看出，政策作为引导学科动态调整的制度性力量，深刻影响着专业结构和人才供给的演化方向。
不同高等教育体制与历史发展阶段下，政策呈现出不同的模式和特点。在初期，政策主要起到引导作用，鼓励高校自主设置学科推动学科建设。随着改革的深入，政策逐渐转向导向性，强调学科与国家产业需求的对接。在此过程中，中央及长三角各省市发布的一系列重要政策文件，始终都强调强力推进各地高等学校学科学院的优化调整，加速学科建设，带动高等教育事业发展进入快车道[3]。聚焦长三角地区，各地的学科动态调整均体现了这一政策特征。上海市通过实施“高水平学科建设计划”，推动生命科学、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发展，上海交通大学的“人工智能+”学科体系便是其中典型的成果；江苏省大力推进“新工科”建设，南京大学和东南大学等高校在政策的支持下开设了与现代产业需求紧密相关的学科。地方政策的实施，既与中央政策的要求一致，也推动了学科体系的优化和产业发展的结合，但从长远看，政策在具体实施和执行中仍然面临诸多问题急需探讨并解决。
在具体实践中，上海偏重前沿交叉学科建设，聚焦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高端技术领域；江苏则致力于新工科体系构建，强化与制造业集群的联动；浙江强调“数字经济 + 学科”协同推进机制；而安徽则更注重从基础学科出发，逐步嵌入产业链关键环节。区域之间学科结构调整的差异，反映了资源禀赋、产业基础、高校类型及地方政府主导风格的多样化，也对长三角一体化背景下的协同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
Table 1. Summary table of relevant policies on dynamic adjustment of disciplines in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with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
表1. 长三角高校学科动态调整部分相关政策汇总表
地区 |
政策文件 |
主要内容 |
颁布年份 |
上 海 市 |
《关于全面深化高等教育综合改革服务促进高质量发展的意见》 |
引导高校优化学科专业布局，动态调整人才培养结构规模，以匹配国家重大战略和上海市产业发展需要。 |
2023年 |
《上海市强化重点领域人才精准供给动态调整高等学校招生结构规模实施方案》 |
到2026年，建立健全学科专业结构和招生规模调控联动机制，推动适应市场需求的学科专业招生规模持续扩大 |
2024年 |
江 苏 省 |
《江苏高水平大学建设方案(2021~2025年)》 |
提出加强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优化结构布局，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并推动高校在不同层次、不同方面争创一流、特色发展。 |
2021年 |
《江苏省教育厅关于做好学位授权点动态调整工作的通知》 |
鼓励增列符合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学位授权点，同时控制不适应需求的授权点，并允许撤销不合格或需整改的学位授权点。 |
2015年起每年颁布 |
浙 江 省 |
《浙江省普通高等学校学科建设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
设立“浙江省普通高等学校学科建设专项资金”，用于支持省内普通本科高校开展与学科建设相关的人才引育、科学研究、国际交流、社会服务等活动，提升普通高等学校学科建设水平。 |
2023年 |
《浙江省一流学科建设管理办法》 |
加强省一流学科建设管理，推动省一流学科规范化、科学化和可持续发展。引导高校合理定位，在不同层次、不同类型办出特色、争创一流。 |
2024年 |
安 徽 省 |
《深化高校学科专业结构改革服务产业创新发展实施方案(2022~2025年)》 |
到2025年，要使得符合条件的高校向应用型深度转型，高校区域功能定位与产业布局匹配度大幅提升，跨界融合、科教融合、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更加紧密。 |
2022年 |
《关于高质量建设特色高校特色学科专业的指导意见》 |
明确建设特色高校和特色学科专业的目标，强调服务新质生产力发展，聚焦应用型和技能型人才的培养。 |
2024年 |
2.2. 产业结构演变与企业参与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长三角地区经济总量持续攀升，产业结构经历了由第一产业主导向第二、第三产业主导的深刻转型。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数据显示，到2024年，长三角GDP总量达到33.17万亿元人民币，占全国比重维持在24%左右，三次产业结构优化至约2:42:56。第二产业在经历传统制造主导阶段后，加快向智能制造、绿色制造转型；第三产业在科技创新和金融服务带动下迅猛发展。区域内部，以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苏州先进制造业集群发展、杭州数字经济创新体系完善、合肥战略性新兴产业布局优化为代表，呈现出产业多元化发展的格局。专业结构应与产业发展、区域经济社会相匹配[4]，但根据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就业研究所发布的《2024年第四季度高校毕业生就业市场景气报告》显示，大学生就业市场景气指数依旧低于全国总体水平[10]，显然，高校毕业生未能充分满足新兴产业对高层次、复合型人才的需求。
在产业结构的持续变化的背景下，企业的参与和反馈对于学科设置的影响不可忽视。尽管国家政策层面对校企合作给予了积极鼓励和有力推动，但在具体实施中，企业因为程序烦琐、审核周期长，且对企业对财政补贴、税收减免等相关优惠政策等存在诸多顾虑，导致其参与产教融合的积极性并不高[11]。部分企业开始注重校外实习或实践课程的设置，可在学科规划、课程内容这些关键环节的参与程度却不够。然而，企业的技术创新和行业需求本就是推动学科进步的重要动力，如果企业不积极参与，教育体系就很难跟上产业需求，也就难以培养出符合未来社会需求的人才。企业与学术界的深度合作，能推动技术创新的快速发展，还能促进学科设置的改革与优化，达成人才培养与产业发展的无缝对接。虽然推动企业参与产教融合的深度与广度仍存在挑战，但这仍是促进学科发展和产业进步的重要路径。
2.3. 高校学科布局与调整趋势
产业结构的深刻变革要求高校及时调整学科专业布局，优化学科专业结构设置[11]，专业结构调整是对高校和市场供需变化的映射，当前，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不高以及结构性失业问题，较大程度上源于学科结构与产业需求之间的脱节与错位[12]。根据教育部发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结果》与各省市教育厅官网公开信息可得，过去五年，长三角地区高校新增专业在各年份呈现阶段性差异。2022年前后，随着“数字中国”与“健康中国”战略加快推进，数字经济、健康服务、智能交通等融合应用型专业不断增加；2023年，“双碳”目标正式纳入国家战略后，绿色能源、碳资源、储能科学等专业快速进入高校视野；2024年后，脑机接口、未来网络、智能系统等高度交叉和前沿专业开始布局。据最新发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5)》显示，2024年长三角地区的上海海事大学、南京邮电大学、徐州医科大学、南京艺术学院和温州医科大学等高校，先后开设了国际邮轮管理、集成电路科学与工程、医疗器械与装备工程、音乐科技、药物经济与管理等学科专业，显示出各高校以“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建设为核心、注重促进各学科间交叉与融合的核心理念。
我国本科专业撤销主要发生在2018年以后，众多高校纷纷开始探索本科专业的结构调整，尤其是在2024年，撤销专业点数量为历年最多[5]。长三角地区各高校根据政策号召并结合自身发展定位，逐步加大了对传统专业、需求下降专业的清理力度，呈现出撤销趋于常态化、结构调整持续深化的趋势。部分与社会需求脱节、就业率偏低或学科交叉程度较低的专业，陆续被撤销或整合，如部分传统人文学科、基础性工程专业和应用技术类专业。以宁波大学、安徽大学等为代表的高校，着重通过并撤销就业率连续两年低于60%的老旧专业。然而，在学科动态调整过程中，许多高校专业设置趋于雷同，面临着同质化现象的挑战；部分高校在追求学科创新和发展新兴领域的同时，忽视了传统优势学科的维护和优化。因此，如何在推动学科调整的同时，平衡新兴学科的需求和传统学科的优势，已成为高校所面临的一项关键难题。
3. 长三角高校学科调整中的主要困境
伴随着我国高等教育进入内涵式发展的关键阶段，高校学科专业结构的动态优化已成为提升高等教育竞争力、满足社会发展需求、推动产教融合的重要途径[13]。但从实践来看，长三角高校学科动态调整中过程中主要存在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3.1. 政策体系不健全，行政化倾向明显
学科调整政策执行常常陷入“部署积极、落实迟缓”的局面，高校与企业在合作实施过程中难以实现有效对接与协同[14]。一是政策本身在设计时具有一定的理想化现象，忽视了具体实施层面的可操作性和资源的实际配置。二是政策设计常常滞后于学科发展的实际需求，政策和法规的更新速度无法适应领域的快速发展。三是地方政府和高校在资源分配与政策执行过程中存在一定的“选择性”，高水平高校或重点学科往往能获得更多的支持，这种“资源倾斜”加剧了区域发展不平衡，难以突破现有的瓶颈。
《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第四章第三十三条明确赋予高校自主设置和调整学科、专业的权利。但在实际操作中，长三角地区高校这些自主权未能得到充分保障。行政干预虽然有利于进行学科专业的整体性规划和标准化建设，但却易造成资源使用低效、优势特色丧失等问题[1]，具体表现为三省一市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门在学科设置、资源分配、评估考核等方面过度干预，高校学科建设中的主导作用和学院主体作用得不到有效发挥，制约了学科调整的科学化和规范化水平[6]。
3.2. 市场调节失灵，产学合作失衡
学科结构、产业结构与劳动力市场需求结构之间的关联性尤为显著。每一次工业和科技革命的浪潮，都会促使这一地区的学科布局根据市场需求的变化而进行显著的调整[9]。这种转向反映了市场在调节学科与产业之间关系中的作用。从长三角地区来看，市场由于信息不对称、外部性及垄断等因素，必然会发生失灵。一方面，市场经济中的参与者受逐利动机驱使，容易将资源集中投入到热门且高回报的行业中。另一方面，市场调节的短期视角使得资源配置模式容易偏离宏观目标，难以为社会整体利益提供有效解决方案。
“产学研用”一体化战略旨在推动高校、科研院所与企业在技术研发、创新孵化等方面的协作。然而，长三角地区高校的学科结构仍然存在不小的偏差，尽管近年来人工智能、绿色技术等新兴学科有所发展，但这些学科仅占长三角高校新增专业的20%左右，远低于区域数字经济在GDP中占比超过一半的产业规模。这种学科结构和科研成果转化的脱节，反映了高校在专业设置方面与市场需求的沟通不足，加剧了人才供给与企业需求之间的失衡以及“用工荒”和“就业难”间的矛盾。
3.3. 学科设置同质化，内涵发展不足
高校在学科设置中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专业定位不清晰，服务方向不明确，培养模式缺乏创新；二是部分专业建设起步较晚、专业竞争力较弱。三是由于传统学科体系的惯性以及缺乏跨领域的协同机制，学科之间的壁垒难以打破。四是一些高校在进行学科布局时缺乏科学规划，盲目跟风，使得学科缺乏育人特色[14]。此外，由于地方高校办学经费有限，教学投入不足，师资、教学设施和实验条件等方面难以满足专业发展的实际需求，这也使得专业建设和内涵发展缺乏足够的支持。
长三角地区高校当前评估指标体系过于强调科研成果数量、论文发表、经费投入等量化数据，忽视了评价结果缺乏现实导向和多维参考。高校普遍将科研产出作为资源分配和学科布局的核心依据，忽略了专业设置应以社会需求与学生成长规律为导向的基本逻辑。在此背景下，长三角地区部分高校盲目追求热门领域，如人工智能、大数据、新材料等“风口”学科，忽略了自身学科基础、师资结构和区域发展定位，不仅难以形成可持续的学科生态，还容易造成资源错配和学科发展的同质化趋势。此外，基础学科、冷门学科及人文学科的发展被边缘化，进一步加剧学科结构失衡，制约了原始创新能力的积累与学术传统的传承。
4. 长三角高校学科优化调整建议
区域协调发展与产业结构升级对高校学科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深入解读学科布局深层逻辑，探索长三角高校学科调整的跨区域协同路径，是推动学科与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关键。为此，下文将从区域协同、产教融合、学科优化三方面展开论述，提出针对性的策略建议。
4.1. 强化政府引导，推动区域协同治理
政府将部分权力下放，地方和高校享有充分的办学自主权，这是鼓励大学依据社会需求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随着知识创新逐渐成为新经济增长模式下的核心动力[15]，长三角地区高校优势学科协同发展的过程中，必须平衡省市政府、高校与市场(包括产业、企业及其他社会机构等)之间复杂的利益关系。除了需要强有力的政策支持外，还需建立协调机制，为优势学科协同发展提供制度保障。在长三角高等教育一体化的推进过程中，应创新政府宏观治理模式，突破传统的省域行政分割治理模式[16]。
为推动长三角地区学科建设的高质量发展，需从顶层设计、构建区域协同机制两方面着手。一方面，在顶层设计上，长三角地区应紧密对接国家战略需求，重点聚焦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国家战略性产业，确保学科发展与国家产业导向高度契合。同时，要具备前瞻性思维，及时响应量子信息、类脑智能等新兴技术领域等区域性新兴产业的发展需求。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制定《重点领域学科发展白皮书》及其他政策文件，提高政策文件的可行性与有效性；设立跨省域的学科协调管理机构，实现苏浙沪皖四地学科布局的错位互补与协同演化。在此过程中，教育部和省际层面应为学科协同发展提供法规、政策、指导意见及合作协议等各方面保障。并且保障在优势学科建设上，突破“条块分割”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带来的行政壁垒，消除高校间非合作博弈带来的资源共享障碍，促进学科协同发展与合作共赢。建议建立由教育主管部门牵头的“区域学科联席协调平台”，推动高校间数据共享、联合课题设置与协同建设专项资金投放，提升区域治理效能。
4.2. 强化产业需求导向，深化产教融合
专业调整应着眼于学科前沿的知识创新与生产，持续拓展边界，探索交叉融合的大专业，同时避免“新瓶装旧酒”的现象。产业需求作为推动高校学科发展的关键动力，唯有通过与企业的深度合作和沟通，才能有助于高校更好地支持地方经济，为学生提供更多实践和就业机会[17]。长三角地区高校应积极加强产业需求导向，建立全面、层次多样的产教融合体系。
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进一步提升创新力、产业竞争力和发展水平，率先形成更高层次的改革开放新格局，对于推动我国经济增长和提升高等教育质量具有重要意义。高校应通过与产业园区、行业协会、龙头企业等建立长期沟通机制，定期举办产业与学科对接会议，及时掌握产业界对人才的知识、技能与素质要求。在此基础上，调整学科专业设置与课程体系，共同建设产教融合平台，如产学研合作基地、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产业学院等确保学科建设紧密契合产业需求，共同推动科研成果转化。最为重要的是，产教融合还需建设一支理论与实践兼备的双师型教师队伍，应不断鼓励教师到企业挂职锻炼，参与技术研发和生产管理，积累实践经验。鼓励设立“校企共建学科试点项目”，引导企业深度参与课程开发、实习设计与学科评估，通过设立“产业导师”制度增强教学与实践一体化水平。
4.3. 强化内涵建设，完善动态调整机制
学科动态调整是一个系统性的过程，涵盖了规划、组织、领导和评价等多个环节，有效的学科动态调整应当建立一个包含规划、组织、领导和评价等职能的治理框架。在进行学科动态调整时，各省市需通过数据赋能、预警干预、评估迭代与协同治理，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提供智力支持。首先，对于就业率长期低于某一水平或与区域产业需求匹配度较差的专业，应该实行红黄牌预警制度，将专业调整与财政拨款、招生名额挂钩，及时推动高校进行调整或撤销。其次，为了更加全面地评估学科专业的质量，应建立多维度评估体系，涵盖市场需求、科研服务、社会效益等多个方面，并增加岗位技能匹配度、行业人才缺口预测等新的评估维度，以全面、客观地反映学科的质量。再次，各高校应根据自身的学科优势，聚焦若干重点领域，集中进行建设，共同打造优势学科，助力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最后，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长三角地区高校应积极与国外知名高校和科研机构建立合作，开展联合科研、人才培养和学术交流等活动，借鉴国外先进的教育理念、教学方法和科研成果，提高学科建设的国际化水平。可推动建设“区域学科动态评估数据库”，对学科专业发展进行实时监测，采用红黄牌机制联动招生计划与财政拨款，同时鼓励高校内部设立“学科发展委员会”，统筹实施撤并与扩张。
5. 总结
本文围绕长三角地区高校学科结构的动态调整过程，结合国家高等教育改革政策与区域产业结构演变逻辑，构建了“政策–高校–产业”三元互动的分析框架，从中揭示出高校学科布局调整的演进特征与内在机制。主要聚焦于政策驱动与区域回应的双向耦合，强调在宏观战略导向下高校如何通过内部机制优化实现对外部产业需求的动态适配。为深入了解当前学科调整的实际成效和难点，后续研究可采用问卷调查、深度访谈和案例研究等实证手段，针对长三角不同省市高校的决策者、教师及企业代表，收集对政策响应、学科设置、产教对接程度的第一手数据，并结合SPSS或NVivo等工具进行量化和质性分析，为理论判断提供更有力的实证支撑。以期为我国高等教育服务区域发展提供更具操作性的理论支持与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