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社区参与是当今中国基层治理体系的重要议题，也是完成社区治理现代化的必经之路。近年来，国家层面密集出台一系列基层治理与社区服务纲领，为城市居民社区参与持续注入制度动能。2021年表决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建成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共享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发展目标。同年的《“十四五”城乡社区服务体系建设规划》系统部署社区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和“多方参与”治理格局，为居民深度介入社区事务提供了政策与资源支撑。
社区参与指居民通过参与社区发展规划与项目实施等公共事务和公益活动所展现的行为及其过程，突出居民对社区发展的责任共担与成果共享[1]。居民参与是社区治理内在的、不可分割的重要特征[2]。现有研究与实践表明，虽然基于国家动员的公共事务参与虽然覆盖面广，但居民在议题设置与资源分配中的实质发声仍显不足，居民选择性参与及“数字鸿沟”问题依旧突出。
社区参与更加强调居民的主体性与参与价值，其在当代城市治理中的功能，不仅可以弥补常规社区工作人手不足的状况，提高基层治理效能，也有助于增强基层社会的整合能力，提升居民对社区的归属感和满意度。本文将借助专业文献计量软件CiteSpace，对过去二十年(2005年至2025年)国内“城市居民社区参与”这一领域内现有重大成果进行系统的量化分析，通过分析现有种子型文献，归纳社区参与的核心热点议题、研究进展及未来展望，厘清该领域内的研究热点与进程，以期后续相关实证研究作综述研究支持。
本文首先开展文献计量分析以识别研究热点及演化脉络，继而从社区参与总体状况包括概念变迁和相关特征归纳以及城市居民社区参与影响因素方面梳理研究进展，最后总结研究不足并尝试提出未来研究方向。
2. 文献计量分析
2.1. 数据来源
利用CiteSpace文献可视化分析工具，以国内城市社区参与领域近二十年(2005至2025年)的核心期刊研究文献为基础，分别开展关键词聚类、关键词共现和时间线演变分析，明确国内社区参与研究领域的知识结构、热点主题以及动态变化趋势。文献检索策略方面，本研究以CNKI中文数据库为数据来源，检索时间范围设定在2005年1月1日至2025年3月31日，检索主题词与篇名、关键词、摘要均设置为“社区参与”，同时限定文献来源于CSSCI核心期刊。经过多轮筛查与主题内容确认，最终确定了符合本研究要求的中文文献227篇。在图谱分析基础之上，以检索获得的227篇文献作为阅读来源与研究切口，进行深入梳理与剖析，以进一步探讨该领域内部研究议题的进展及其形成原因。
2.2. 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CiteSpace6.3.R1 (64-bit)对城市居民社区参与的相关文献进行可视化分析。首先对近二十年来相关文献的发表数量及其变化趋势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随后借助CiteSpace计量工具展开关键词共现分析与聚类分析。通过对这两类分析结果的交叉比对，明确界定研究热点。在此基础上引入时间线分析与突现词检测，进一步梳理各类研究热点在不同时间阶段的分布特征与演化趋势，并据此推测该领域未来的研究方向。再结合CiteSpace生成可视化知识图谱，选取近百篇与城市居民社区参与议题密切相关的核心文献，包括种子文献与高被引文献进行深入阅读和比较分析，以期系统把握国内该研究领域的热点演变轨迹(如图1)。
Figure 1. Technical route for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CiteSpace graphs
图1. 应用CiteSpace图谱量化分析的流程图
3. 结果与分析
3.1. 发文数量的时间变化趋势
按文献发表时间对符合本研究的227文献进行排序，按照时间变化分析，可以看出不同时间段城市居民社区参与研究的态势和热点分布，大致可分为起步探索期(2005至2011年)、发展深化期(2012至2018年)和高峰转型期(2019至2024年)三个阶段(如图2)。
Figure 2. Statistics of domestic publications
图2. 国内发文量统计图
起步探索期阶段的发文量整体呈缓慢上升趋势，2009年达到11篇的小高峰。该阶段正值中国社区建设和城市化同步推进，研究大多聚焦于居委会改革、城市基层治理初探及流动人口的社区融合问题。2006年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上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要加强社区建设，为社区参与研究奠定了政策基础。
发展深化期阶段研究热度显著上升，总体发文量较为稳定但呈现波动上升趋势，2012年达到14篇，2015年再创新高至16篇，反映出学界对社区参与问题关注度持续提升。这一阶段的重要政策背景为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了“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的社会治理理念。
高峰转型期阶段迎来研究高峰，2020年发文量达到24篇，为整个时间序列中最高点。随后尽管略有波动，但2022年仍达19篇，显示出该议题仍具持续吸引力。2020年前后，社区参与研究热度激增，与公共卫生事件暴发密切相关。疫情凸显社区治理在应急响应、基层防控中的关键作用，也暴露出参与机制的短板，引发学术界对社区韧性、志愿服务、居民自组织等问题的广泛关注。随着《“十四五”城乡社区服务体系建设规划》发布，国家政策系统进一步强调社区参与的重要地位。近年来，数字化治理和“智慧社区”建设加快，也带动了诸如数字参与、平台协同等社区参与研究的新方向。
3.2. 研究的关键词分析
在对相关文献进行宏观梳理之后，本节从关键词共现、聚类时间线、突现的视角切入，旨在明晰过去二十年社区参与研究议题的热点脉络与演化轨迹。
通过CiteSpace关键词共现(如图3)及聚类分析(如图4)发现，近20年来，#0社区参与、#1社区治理、#3社会资本、#6社区建设等关键词处于图谱中心位置，是重要的研究热点，客观展现了学界对居民积极参与社区事务、构建良好社区治理结构的持续关注，#4农民工、流动人口、老年人等细分群体也是重要研究重点，一定程度体现对特殊社会群体在城市社区中的融入与参与状况的追踪性关注。智慧社区、社区信任及城市更新的涌现(如图3)，能侧面展现数字技术的推进、国家政策的深化亦是影响居民参与的重要因素。
Figure 3. Keyword co-occurrence map
图3. 关键词共现图谱
Figure 4. Keyword clustering map
图4. 关键词聚类图谱
然而，关键词共现仅提供了研究焦点的横截面图像，要进一步洞悉热点生成的内在逻辑，还须从纵向时间维度，探讨关键词的兴衰更替与突现强度。
中国城市居民社区参与研究的关键词时间线分析(如图5)与突现分析结果(如图6)总体上体现出国家
Figure 5. Timeline analysis of keywords
图5. 关键词时间线分析
Figure 6. Analysis of keywords emerging
图6. 关键词突现分析
治理导向、社会经济转型以及技术变革的共同影响。从2005年至2010年“公共参与”、“居委会”和“农民工”等关键词是早期研究聚焦于政府如何动员基层居民积极参与社区事务的写照，彼时国家强调基础治理结构建设和社会稳定的政策环境。其后，由于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大量“流动人口”涌入城市，使“社区融合”与社会资本积累成为迫切议题，居民“心理健康”和社区归属感等主观福祉问题的关注也折射出社会从物质保障向精神需求的升级。2019年之后，研究关注焦点明显向“社区治理”和“智慧社区”转移，尤其“社区治理”的持续高强度突现与新时代治理能力现代化、基层治理体系建设的政策导向密切相关，“智慧社区”的兴起、数字治理技术的快速发展为社区参与提供了更多创新手段和渠道，回应了科技赋能社区治理的时代之问。2023年前后，“城市更新”和“社会动员”成为新的研究热点。城市更新意味着城市物理土地变动与社会互动方式重组的双重变更，这种转变赋予社区参与新的概念内涵，也能彰显这一时期研究更强调社区参与同城市更新及多元治理的融合，凸显居民主体性增强和政策引导下多方共治模式的进一步探索。
国家治理导向、社会结构转型与技术变革共同塑造了社区参与研究的主题线索，也为后续探讨其驱动机制与实践路径奠定了语义基础。
4. 结论
4.1. 城市居民社区参与总体状况
4.1.1. 定义变迁
王刚[3]等以“主体–客体–动机–目标”四要素初步刻画了社区参与的结构，突出居民在基层治理中的制度性嵌入；杨敏[4]将该术语置于中国国家政治动员传统与公民参与理论的张力框架中，尤其强调社区参与在中国语境下最突出的“自上而下的动员色彩”的特征；石静[5]将社区参与的含义放在“赋权”与“能力培育”上，社区居民参与程度与自治水平的提升，离不开培育公民意识和权利意识与增强公民利益表达与维护的能力；何雪松[6]等人提出“八级阶梯”模型，将社区参与的意涵由传统以权力移转为轴的“赋权叙事”，转向以“居民与居委会”互动关系为中心的阶段性、平衡性过程理解；李丁[7]进一步界定社区参与是一个由浅入深、可累积演进的多层次过程，突出参与的“层次性”与“累积性”特征，其认为社区参与不仅是赋权或协商的静态权利配置，更是一条依托信息流、社会资本与身份认同不断升级的动态路径。
这一序列化变迁映射出社区参与的时代诉求，即社区建设起步期需明确治理框架，行政体制改革阶段强化国家动员，“社会管理创新”呼唤居民赋权，而“共建共治共享”与数字治理兴起则促使学界从关系型、分层型等融合视角重新审视社区参与的时代定义。
4.1.2. 社区参与基本特征、参与程度与分类、三类群体差异
在理解中国城市居民社区参与的运行逻辑时，有必要同时从宏观结构、微观体验与群体差异三个维度加以统合。本节内容依次梳理社区参与核心特征、演变路径，并总结流动人口、老年人与女性群体在参与实践中的异同之处。
中国城市居民社区参与一大特征为国家力量的深度介入。国家在社区治理的各个角落中居于主导地位，成为具有统治地位的决定性力量[5]。在此框架下，居民更依赖于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基层治理模式，日常决策空间受限[4]，而即便部分居民已进入到较高层次的社区治理参与环节，真正能够达到“主导”或“平衡”状态的居民比例仍较低[6]。
在国家主导的背景之外，制度性身份差异进一步塑造着居民的参与格局。户籍仍然是影响居民参与的重要变量。本地户籍居民因身份优势更愿意参与社区事务[7]，而外来移民在本地的社会资本有限，难以融入核心互动圈层，当面对与户籍挂钩的福利与政策时往往处于劣势这些系列反应都让外来移民在城市社区中获得较少归属感，进而影响其社区事务的参与度[8]。由户籍制度导致的身份区隔以及社区性“水土不服”，使得外来居民更倾向于依赖家庭或同乡关系建立社会网络[9]，而非融入所在社区，进一步加剧了他们的社区疏离感并降低参与水平。
除了身份差异，社区参与本身还呈现出由浅入深、层级递进的连续性特征。个体对社区的认同感与角色定位，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其是否参与、选择参与何种类型的社区事务以及参与的积极性与深入程度[5]。浅层社区参与是居民进入社区事务的初始方式[10]，有助于增强居民对社区事务的了解、培养社区信任感、强化社区认同，进而积累社会资本，并最终推动其向更复杂、更有责任感的自主式社区参与[6]转化。何雪松[6]等人所提出的阶梯模型将居民参与划分为八个层级，进一步揭示了居民从旁观者到主导者的转变路径，较为系统地建立了居民社区参与程度的演变，为后续研究者理解该议题做出理论支撑。
在阶梯式演进之上，对社区参与分类框架进一步罗列可以帮助研究者捕捉社区参与的细微差别。现有研究主要采用三种分类思路：一是强调政治性参与、二是强调“能力–意愿”并以此建构模型、三是强调居民参与目的同社区治理之间的关系。杨敏以参与动机和策略为切入点，将居民参与区分为“依附性参与、志愿性参与、身体参与与权益性参与”四类[4]，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归纳为“仪式性参与”与“实质性参与”两大类型，而后继续以“是否触及社区政治生态”作为划分标准，引申出“由强制性到福利性、由引导性到志愿性、由自发性到娱乐性、由计划性到权益性”四级参与阶梯[11]，并据此建立了居民参与自主性由低到高的连续谱系。徐林[12]等以居民“参与能力、参与意愿”为横纵坐标点构建“四象限”，将社区参与归纳为“积极主导型、权益诉求型、自我发展型、消极应对型”，这一模型既能揭示行为深度(能力)又能刻画行为广度(意愿)。在其随后的研究内容中[13]，进一步将高意愿群体内部再细分为“俱乐部型”和“娱乐型”，弥补了早期模型对高意愿但低公共性的休闲性参与识别不足的缺陷。彭大松[14]等人在对非户籍人口社区参与的研究中，采用“公共型参与、福利型参与、权益型参与”的分类，剖析居民参与目标与社区治理深度的递进逻辑。本研究认为，现有研究对社区参与分类的探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社区参与领域过往与未来研究动向。
在厘清参与类型后，考察不同群体的参与特征有助于揭示社区参与的社会分层效应。为呈现典型群体的差异化体验，以下段落分别概述流动人口、老年人与女性群体在社区参与中的特征与局限。
流动人口的参与困境主要聚焦于弱势支持网络与认同缺失。流动人口在迁居地社区支持呈现弱势和当地社会资本稀薄，均导致其更倾向于利用血缘和地缘关系构建社会支持系统，而非主动融入新的社区，此举可能会削弱对迁居地社区的认同，进一步抑制其参与积极性[15]。
老年人是社区中最具活力的参与主体之一，具备较高的社区参与潜力[16]，但其参与意愿会受个体主观判断、社区组织发育程度以及社区争取公开程度等制约[17]。现实中，休闲娱乐等浅层活动最受老年人青睐，而在业委会管理、社区治理等深度参与方面相对有限[16]。对“老漂族”而言，空间变动所带来的社会支持网络断裂和文化认同缺失削弱其社区融入，可能会降低社区参与的意愿[18]。数字时代背景下，数字化技术对老年人的社区参与方式所产生的“隔离”与“融合”的双重效应也值得持续关注。一方面，互联网的使用可能降低老年人参与线下公益性社区活动的概率[19]。另一方面，数字化应用通过社区参与的中介作用提升了低龄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能熟练使用互联网的老年人更易融入社区，获得更强的社会支持，从而增强社区认同感和幸福感[20]。
女性群体由于性别优势进一步驱动社区的高参与度。在城市社区，女性的社区参与度普遍高于男性，尤其是在居委会组织的文化、志愿服务、社会互助等事务中，女性会积极投入[21]，这同中国传统社会性别角色分工密切相关。在社区治理由“管理型”向“治理共同体”演进过程中，女性的柔性协商能力有助于居民与基层政权的衔接，推动基层治理的柔性化和人性化[22]。
总体来看，中国城市社区参与的制度嵌入、阶梯演进与群体差异相互交织。国家主导奠定了宏观治理框架，阶梯模型揭示参与深度的渐进逻辑，而流动人口、老年人与女性群体的差异化体验则凸显社会分层的现实张力。对这些结构性特征的把握为下文居民参与影响因素的深入分析提供了现实基础与研究坐标。
4.2. 城市居民社区参与影响因素
中国城市居民的社区参与动力源于“制度传统、数字技术、社会网络与物理空间”四股力量的交织——国家自上而下的动员历史谱写宏观基调、数字治理打开协同新通道、社会资本与情感依恋塑造微观黏合剂、社区环境与空间规划则提供行为发生的物质舞台。
新中国成立以来延续至今的群众动员传统，将“国家–居民”关系塑造成深厚的路径依赖。中国共产党在革命与新中国成立时期形成的参与式、运动式与组织化动员[4]，被移植到城市社区治理中，其核心目标并非培育自治，而是整合基层、巩固国家权威与政策认同[5]。居委会在单位制瓦解后依赖行政资源与情感网络来发动居民，加深居民“被动参与–服从执行”的角色期待和参与依附性。同时，居民对参与效果的期望与实现之间的“高期望–低实现”反差相应削弱持续参与的动机与热情[23]。
新时代背景下，基层治理结构的制度化建设与升级为居民的正式参与渠道提供保障。居委会、业委会等基层自治组织的逐步完善为居民提供了更稳定的表达与治理平台。然而，在制度设计与实际执行间的脱节依旧抑制参与动力[13]。政策倾斜与居民参与社区公共活动的几率直接挂钩，城市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越高，外来人口与本地居民的社保和福利水平就越高，相应的，外来人口融入城市社会的意愿会增强，参与社区事务的积极性也会提高。反之，会相应削弱参与动力[24]。完善的基层治理组织结构和营造公平包容的制度环境，此二者共同塑造了居民参与的外部动力场。由国家力量与居民力量来回互动中孕育的“三社联动”的概念，也在过去二十年间为社区参与的内部动力场添上新的实践解释文本和脚注，社区、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在具体的场域内共同完成促进居民的社区参与[25]。
在宏观体制不断升级的同时，信息化时代下数字技术持续为社区参与赋能，也为社区参与带来新路径。社区参与的概念已从最初狭义的线下社区事务参与，扩展为“线上 + 线下”协同治理参与。数字治理正重塑社区参与的空间和方式，降低居民获取信息和表达意见的门槛[26]，使社区公共事务的讨论更加透明化、便捷化，提高居民的知情权和参与度。日常新媒体网络资源的互动性和低成本参与特征[27]，能够提升社区事务的传播效率和居民的参与便利度，居民社区网络的使用对线下社区参与也有明显促进作用[28]，此外，研究者需要特别注意增强低龄老年人这类数字社区建设的重要参与群体对社区事务的认同与参与[20]。
除了技术赋能，社区参与还取决于居民之间的社会联系与情感基础。本文在探讨居民社区参与的动力机制时，将社会资本积累、邻里信任构建、地方依恋及社区归属感等因素归纳为“社会因素”，并且这些社会因素一旦发展成较为坚固的结构，会对社区参与的长期性与持续性有所帮助。社会资本作为居民参与社区事务的重要资源，表现为居民之间的互信、互惠和社会网络的构建，这种社会资本的重构在迁居人群适应新社区过程中尤为突出[29]；优质公共空间和高可达性环境可提高日常互动频率[30]；在互联网时代，重建社区邻里信任可以借力使力，技术赋能下的社区治理将虚拟社区网络与现实社会关系的效能叠加[31]，借助互联网平台或者微信媒介达成居民彼此间的初步了解[32]，降低情感联结门槛；与此同时，地方依恋与社区归属感则是居民长期参与社区事务的情感基础，居民对社区的情感依附越强，居民参与的实际行为与未来期望越积极[8]；社区公共空间营造和社区活动也能有效提升居民对社区的认同感，并进一步激发居民长期参与的热情，有利于促进社区共同体的形成[33] [34]。
情感与网络是软性支撑，物理空间与环境则提供了硬件保障。空间与环境等物理因素一定程度上也对居民社区参与产生重要影响。居住区内的设施物理使用功能创造社交互动机会以及嵌入参与机制，能持续影响居民的社区参与行为[34]。社区绿色空间通过促进居民之间的社交互动与邻里凝聚力构成影响心理健康的重要机制路径之一，绿色空间的高开放度和参与性能够增强居民日常交往频率，从而有助于社区归属感的提升[35]，也为居民的社区参与提供必要保障。城市社区空间规划对社区参与也发挥关键作用。开放式社区较优于封闭式社区，能更好激活邻里互动与主动参与[36]。建成环境通过居民对环境的主观感知及社会资本的形成间接发挥作用，因此城市规划也应注重居民的实际体验[37]，比如高层住宅居民社会互动因为建筑高度相应会减少，可能间接导致社区参与水平降低[38]。居民对环境的主观评价虽非直接动因，但却能通过提升“地方依恋”这一情感连接，增强居民对社区的认同与责任意识，从而间接推动其社区参与意愿[30]。
4.3. 社区参与的结果研究
对社区参与的研究不局限于对过程性机制的探究，其结果性影响也是近年来社区参与领域学者的关注对象，本文从居民个体层面与社区系统层面的两大维度进行归纳。
在个体层面，社区参与可以构成幸福感与社区感提升的关键触发器，居民在积极投身议题共创、志愿互助与公共协商的过程中，不仅在客观上获取到真实存在的社会支持网络，更能在主观上体验到“被需要–被认可”的正向反馈，进而提升整体生活满意度[39]。但也有研究证明社区参与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并不显著[40]。通过社区参与所催生的高频互动扩大了弱连接网络的外延与密度，使邻里关系由偶发性寒暄转向制度化互惠，进一步转化为信息、情感与物质资源等多重资本[39] [41]。更重要的是，社区参与通过实践中的角色转换与责任分担，为居民持续性锻造公共理性与“主人翁”意识奠定基础，使其在身份认同与价值取向上完成从“被动接受者”到“能动合作者”的跃迁[42]。
在社区层面，社区参与是提升治理效能的第一推动力，居民的有序参与为基层党组织、业委会与社会组织提供了精准需求信号与社会动员基础[43]，促使社区整体行动力与服务靶向性的精准强化。并且，居民持续的参与实践为当代“陌生人社会”注入可持续的仪式化互动[44]，即使当前普遍呈现弱联系的状态，但居民参与的深度与层次可通过社区公共议题多样化与协作场景扩充而有效提升。值得一提的是，数字化时代背景下，线上媒介能提升邻里归属感但却会降低线下参与的几率[41]，因此未来研究应多注意探索线上媒介对线下社区参与负面影响的降低路径。
5. 讨论
5.1. 研究意义
本研究的意义可从客观意义、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三个维度展开具体阐述。
从客观意义角度看，社区参与作为基层治理的重要构成单元，涉及多层次、多主体和多机制互动的复杂过程，站在2025的时间节点，以文献综述方式对过去的研究成果进行系统性回顾，以更清晰地厘定社区参与的理论范畴、研究方法及实践路径的演进过程。本研究通过对近20年来社区参与研究热点的系统梳理，有助于进一步厘清该领域内核心概念、研究范式及热点演变的脉络，助力学界对社区参与领域的理论认知和实践研究方法的进一步深化。
从历史意义的角度，伴随中国城市治理实践的不断演进与深化，社区参与作为基层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内涵与实践模式也经历了显著变化与创新，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区参与模式，亟需进行对该领域内现有文献进行系统梳理与总结，以回应实践发展的需求。
从现实意义方面看，本研究结合当前中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践需求，顺应数字治理技术快速发展的时代潮流，因此，对城市居民社区参与领域进行文献综述，不仅可以厘清社区参与概念变迁背后的驱动力，还能够为后续相关研究和政策制定提供必要的理论参考与实践依据。
5.2. 研究领域尚存问题与未来研究展望
本文对城市社区参与的微观动因与宏观结构进行系统梳理与反思之后，在综合现有实证成果的基础上，总结几点研究尚存问题、未来研究的展望，以期为精准施策和学理深化提供参考。
第一，细分人群、精准识别。既有研究往往将城市居民视作同质整体，忽视了不同群体在参与动力、需求偏好与资源获取上的细微差异。本研究认为社区参与领域未来应更注重分类细化，可以按年龄、文化背景、户籍、流动人口等维度分别研究社区内不同群体的参与动力和模式，有助于学界探究不同类型居民在社区参与中的独特机制，为制定有针对性的治理策略提供学术依据。合理的制度设计与资源供给可逐步激发部分低参与热情、低参与动力的居民，引导居民从低层次的被动参与向更高层次的自治参与发展[13]。
第二，数字治理是政府大力推动的一种顺应时代趋势的治理方式[26]，也是提升社区参与效能的关键抓手。在未来实际案例研究中，需要注重数字化平台在提升居民社区参与意愿与能力中的应用。持续加强构建数字化平台，如设置线上议事厅、引入AI语音助手等工具，通过匹配居民能力与治理需求，强化居民的主体性与社区参与意愿。同时，后续研究应进一步加强对“数字化平台持续激发居民参与意愿”这一因果关系过程的分析，通过多视角评估方法测度数字工具对社区参与深度与互动质量的影响程度，揭示具体影响作用机制。
第三，关注社区参与与城市更新的动态耦合。社区参与与城市更新之间存在双向互动，即居民参与程度影响城市更新效果，而更新过程也反过来塑造居民的参与意愿。现有文献大多采用单向因果视角讨论“参与促进更新”或“更新激活参与”，而较少揭示二者的循环增益机制。未来应将社区参与–城市更新置于同一协同演化系统之中，通过过程追踪与情景比较，阐明“参与–更新”双螺旋共振的触发条件与稳态区间，为打造“参与促更新、更新反哺参与”的良性循环提供理论支撑。
第四，随着中国户籍制度改革，社区人口构成和参与格局不断变化，越来越多无本地户籍的居民成为社区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社区治理模式以本地户籍居民为主要参与对象，进而使得大量流动人口、新市民被边缘化。户籍政策调整对社区参与广度和方式的影响可以持续作为最终研究的对象，分析新居民融入的障碍与促进因素，并据此探讨政策响应路径以实现更包容的城市治理。
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深化对社区参与长期演化机制的理论建构与实证验证，从而为城市治理现代化贡献更加扎实与具象的知识基础。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大城市中低收入租房群体的迁居模式、影响机理与对策研究”(项目号NSFC42401250)。
NOTES
*通讯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