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道家一直是中国学者重要的研究对象，涌现了大量的相关成果。其思想不只影响了先秦以来的中国哲学家，更是对海外的哲学产生了深远影响，如海德格尔；其著作传播深远，《道德经》早已有了德译本，并且不止一、两种译本。20世纪80年代，海德格尔开始在中国掀起了热潮，在研究的过程中，学者发现海德格尔很早就开始关注道家思想，中国学者萧师毅曾经与海德格尔共同翻译老子的《道德经》，此外，海德格尔在演讲“论真理的本质”后，朗诵了《庄子·秋水》，更甚者，海德格尔在演讲中直接引用《庄子·逍遥游》中的片段1。由此可见，虽然跨越时间和空间，但老子、庄子的思想对海德格尔产生了显著的影响，这一点在张祥龙的著作《海德格尔思想与中国天道》中得到了探讨。此外，多位学者如那薇、孙周兴、牟宗三和赖锡三等进一步从不同角度阐述了道家哲学与海德格尔思想之间的深刻渊源。
老子和海德格尔都具有独特的个性、极强的思辨力，而在语言方面更是有着深厚的内涵。“不言”“道说”是理解中西语言思想哲学的一个重要切入点。尽管道家的“不言”和海德格尔的“道说”在表现形式和哲学体系上有所不同，但他们都在试图超越语言的局限，探索更深层次的存在和“道”。从语言层面，道家的“不言”更侧重于通过直觉和体验来领悟“道”，而海德格尔的“道说”则更侧重于通过语言的创造性来揭示存在的本质。两者都体现了对语言和存在关系的深刻反思，以及对超越语言局限的不懈追求。在社会方面，老子和海德格尔都从自身的时代背景出发，针对当时现象提出自己的思考。
2. 道家“不言”
帛书甲本《道篇》首章、《老子今注今译》首章第一段都是：“道可道，非常(恒)道；名可名，非常(恒)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1] (p. 73)老子在开头就提出道与言的问题，表现了他对二者关系的重视，揭示出了道具有不可言说特征，也就是“不言”。此外，其他章中也有道“不言”的相关表达，如“希言自然”(《道德经》二十三章)“道常无名”(《道德经》三十二章)“大音希声；大象无形；道隐无名”(《道德经》四十一章)。
老子的哲学理论基础就是“道”，“道”作为宇宙万物的根本原则和终极真理，其本质是超越语言，无法用概念言说的。老子提倡“不言”，即通过沉默和非言语的方式来领悟和体验道的深邃。这种沉默不是简单的缄默，而是在认识到了言语的不足的基础之上，并寻求超越言语的沟通方式。通过《道德经》能够看到，老子对“道”的称呼是多种多样的，但都采用了模糊和隐喻的方式，来表达“道”的不可捉摸和难以定义，如以“强为之名曰大”(《道德经》二十五章)形容“道”的没有边际，无所不包[1] (p. 170)；“无”则是“道”的别名等。这些朦胧而含蓄的描述，不仅体现了老子对道的多方位理解，也反映了他对语言局限性的认识，传达了道的超越性和神秘性。
然而，“不言”不是绝对化的理解，它只是意味着老子不直接阐述“道”是什么的核心观念。“道虽不可正面名言，老子却通过‘强为之名’(《道德经》二十五章)来挑战语言的边界”也就是说老子用悖论的方式，即“正言若反”和形象按时的方法来表达“道”。[2] (p. 241)通过这种抽象、富有暗示的语言，来显示老子对“道”的感悟。
庄子对“道”的理解与老子有相同之处，庄子认为“道”之所以难以言说，是因为它超越了我们的语言和感官能力，它是一种无形、无名、不可捉摸的存在。“道不可闻，闻而非也；道不可见，见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庄子·逍遥游》)这句话揭示了“道”的不可捉摸性。庄子进一步阐释了“道”的这种特性，“知形形之不形乎！道不当名”(《庄子·逍遥游》)这意味着“道”是无形的，它超越了所有具体的形象和名字。“大道不称，大辩不言”(《庄子·齐物论》)“道昭而不道，言辩而不及”(《庄子·齐物论》)表明真正的大道是不需要用名称来称呼的。也就是说，一旦“道”被言说，它就不再是那个纯粹的、不可言说的“道”；一旦被言语化，它就无法触及真理的全部深度。同时，庄子对老子的“不言”补充深入，提出了独特的观点，即“得意忘言”，“荃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庄子·外物》)他用捕鱼和捉兔的工具“荃”和“蹄”来比喻语言。语言作为表达思想的媒介，一旦我们理解了其背后的思想，就可以超越语言本身。“荃”和“蹄”是捕捉动物的工具，但它们本身并非目的。同样，语言是传达意义的载体，但并非意义本身。庄子认为，当我们通过语言领悟了某种思想或意义后，就应该放下语言，直接把握其内在的精神实质。这时，语言的作用已经完成，使用者可以将其置于一旁。
值得注意的是，庄子在提出“忘言”的同时，并没有完全否定语言的价值。在“得意”之后，不应完全忘记“言”。相反，应该与那些同样“忘言”的人一起，通过语言来进一步探讨和交流。这样的对话和交流，能够帮助更深入地理解“道”，不断接近真理的本质。也就是说，“得意”并不意味着已经“得道”。“得意”是瞬间的领悟，而“得道”则是一个持续的过程。要达到“非物”的境界，超越物质和形式的束缚，需要长期的修行和实践。
鲁迅先生对《庄子》语言作出高度评价：“其文则汪洋辟阖，仪态万方，晚周诸子之作，莫能先也。”[3] (p. 22)庄子的哲学赋予了语言一种新的维度，语言不再是简单的交流工具，而是成为了一种能够揭示深层次真理的媒介。庄子的语言充满了模糊性、朦胧性和诗意性，它“大而无当，往而不返”(《庄子·逍遥游》)，展现出一种浪漫荒唐的气质。庄子使用荒诞和夸张的语言描述事物，这并非无意义的狂想，而是为了摆脱传统言说方式的局限，探索那些无法用常规语言表达的真理。他的“荒唐之言”(《庄子·天下》)，“荒唐”二字解释为“广大无域畔”[4] (p. 1017)，虽然看似不切实际，实则是对“道”的深刻表达，是一种超越传统言说方式的“道言”。此外，为了将“道”能够言说和表达出来，庄子采用隐喻的语言，对于这种语言，张默生提出“三言”——寓言、重言与卮言——是解读庄子思想的关键，这“三言”在《庄子·寓言》篇和《庄子·天下》篇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它们构成了庄子隐喻式言说方式的主要形式2 [5] (p. 10)。
在魏晋时期，王弼深得其理，对庄子哲学思想中有局限的地方进行拓展，他借用了庄子《外物》篇的荃蹄之喻，引申说：“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周易略例·明象》)王弼认为，“言”和“象”是传达深层意义或“意”的工具。通过“言”解释“象”，进而更好地领会“意”。然而，这些工具本身并不是目的，它们的真正价值在于达到对“意”的理解。也就是说，要实现“得意忘言”，需要超越这些工具，不受它们形式的限制，直接把握真理本身。
3. 海德格尔“道说(Sage)”
中国研究海德格尔的语言思想是比较短暂的，但是学术界更多的是从“存在论”这个角度来探索，尤以孙周兴教授的《语言存在论》一书影响较大，此外，还有相当的成果从纯粹的哲学视野来研究海德格尔语言思想。任华东《诗化言说》就尝试将海德格尔的语言思想与西方现代文明发展的“工业化与城市化”“符号化”等现代历史中进行考察，融合了多学科视野进行拓展海德格尔的语言思想[6]。
“道说(Sage)”是切入海德格尔后期的语言思想的重要角度。海德格尔说，“有鉴于道说之关联，我们把语言本质之整体命名为道说(Sage)。”[7] (p. 252)也就是说，语言与道说(Sage)可以划上“等于符号”。理清“大道(Ereignis)”与“道说(Sage)”的关系、“道说(Sage)”中的“词物共生”、诗与思的“道说(Sage)”方式则是理解“道说(Sage)”的三个方面。
首先，从“大道(Ereignis)”与“道说(Sage)”的关系而言，海德格尔对“Sage”的诠释超越了传统字典意义的局限，开辟了一种新的解释路径。他不满足于将“Sage”简单理解为言语或叙述的行为，而是从词源学的角度出发，赋予其更为深刻的哲学内涵。海德格尔说，“大道乃作为那种道说而运作，而在此种道说中语言向我们允诺它的本质”3 [7] (p. 189)即“道说(Sage)”作为“大道(Ereignis)”的体现和展开，意味着语言的本质只有在追溯到“大道(Ereignis)”的运作中才能被真正理解，也就是说“大道(Ereignis)”本身的开辟道路，能够把语言之本质带向语言。
任华东认为“正是在‘自行闪现(sich zum Scheinen bringen)’的意义上，语言作为‘Sage’呼应了‘Ereignis’中‘成为自身(eignen)’的含义，即语言作为‘言说’是一种‘显示’，但这种显示却是事物的‘自行闪现’。”[6] (p. 100)“道说(Sage)”不仅是人类沟通的手段，更是存在自我展开的舞台。语言不再是一个单纯的符号系统，而是存在自我显现的媒介，是“大道(Ereignis)”运作的具体表现。通过“道说”，我们能够洞察到存在的本质，理解事物的自我展现，从而接近于海德格尔所追求的对存在的深刻理解。这种理解超越了传统形而上学的框架，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思考存在和语言关系的哲学视角。
其次，“道说(Sage)”中的“词物共生”的角度来看。在海德格尔之前，西方语言哲学对“词与物”的观点大致有三种：“词物合一论”“词物分化–对应–反映论”“词物分立–符号论”，这些观点认为语言符号的价值在于被人类创造和使用。海德格尔的“道说语言观”中，他承认人类作为说话者的主体性，但明确区分了“人说”“道说”，认为“道说”才是语言的本质。语言的本质不局限于人类的发声行为，而是扩展到了与“大道”或“存在(Sein)”同等深远的层面。“作为聚集，道说推动了世界关系。此为本性的语言。”[7] (p. 201)也就是说，海德格尔认为，语言的真正意义在于其作为存在的表达，即“语言说”实际上是“存在说”，这两者是一致的。
从西方语言哲学思想发展的历史来看，海德格尔反对“实体论”的“符号语言观”与“主体论”的“工具主义语言观”，如德国学者威廉·冯·洪堡(1767~1835)把语言当做“精神活动”，再加上现代科技的发达和城市文明的扩张，语言技术的更新，导致语言变成了人们认识和征服世界的工具之一而已，而“语言自身的存在”则不在人们的考量范围之内。海德格尔则提出了“把语言作为语言带向语言”这种观点，其本质就是作为“道说(Sage)”的语言。
从诗与思的角度展开，海德格尔认为，诗和思都是道说的方式，而且是道说的突出方式，并将诗与思的关系规为近邻关系。[7] (p. 195)这种方式能够引导人们深入语言的本质，从而获得深刻的体验。诗，海德格尔认为“由于诗人说出本质性的词语，存在着才通过这种命名而被指说为它所是的东西”“诗乃是存在的词语性创建”[8] (p. 44)。诗是存在之真理的显现，是语言中最为原始和纯粹的表达形式。思，海德格尔认为是一种聚集的过程，它不断收集和整合知识、经验，从而形成对世界的新理解。对于诗与思的关系，海德格尔在《荷尔德林诗释》提出诗人命名神圣而思者思考存在，“阿那克西曼德语论”中有一段话似乎揭示了诗与思的区别，即“思就是为诗，虽然不仅仅是诗歌意义上的诗的一种。存在之思为诗的原始方式，语言在思中才始成其为语言，即才始进入自己的本质存在”“一切为诗，就其广义而论，也就其诗性这一狭义而论，从根本上都是一种思。”[9] (pp. 319-320)也就是说，诗与思有相同的根源，即道说存在，也就是说二者同属于存在的语言。另一方面，“把诗与思带到近处的那个切近本身就是大道，由此而来的，诗与思被指引而入于它们的本质之本己中”[7] (p. 188)思与诗不是独立存在的，在“大道(Ereignis)”的指引下，是实现其真正的价值意义，回到最本真的状态，“一切本质性的道说都返回去倾听道说与存在、词与物的这种隐蔽的相互归属关系。诗与思，两者都是一种别具一格的道说，因为它们始终被委诸作为其最值得思的东西的词语之神秘，并且因此一向被嵌人它们的亲缘关系中了。”[7] (p. 236)。
4. 二者的异同
4.1. 二者的联系
在海德格尔看来，他所提出的“大道(Ereignis)”与老子所说的“道”在本质上是相通的，“根本上”就意味着道路[7] (p. 191)。海德格尔指出，希腊哲学中的核心概念“逻各斯”(Logos)与中国哲学中的“道”(Tao)之间的对应并非易事，正如“大道(Ereignis)”这一概念一样，它们都难以用语言完全解释[10] (p. 218)。严格来说，“大道(Ereignis)”和“道”都是超越了翻译和定义的范畴，它们既是最为基础的原始存在，也是最为深奥的遥远之物，同时也是最为贴近我们的实际体验。正如《老子》所言：“道之出口，淡乎其无味。”(《道德经》三十五章)“是谓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是谓惚恍。”(《道德经》十四章)因此，“大道(Ereignis)”这一词汇不能仅从字面上进行理解。在此基础上，海德格尔引入了“道说”(Sage)这一概念，他认为“道说”在本质上与使事物显现和闪耀的展示活动是一致的。
孙周兴认为，海德格尔也把“道说”叫做“寂静之音”，这一命名恐怕也与老庄思想有一些干系，《道德经》第四十一章明确提出“大方无隅，大器晚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道隐无名。夫唯道，善始且善成”，此外，庄子也提出“无声之中，独闻和焉”的说法，因此，海德格尔所谓的“寂静之音”，实际上就是无声的“大音”[11] (p. 210)。这无疑确定了海德格尔将道家的语言哲学融入他的思想视野中。
从语言的角度而言，道家的“不言”“忘言”与海德格尔的“道说”都拒绝语言的功利化，认为真正思考的内容要通过诗意的语言表达出来。孙周兴认为，老子的道的朴素的丰富意思，几乎在海德格尔的“大道(Ereignis)”之思中——特别是在50年代的语言思想中——体现出来了[11] (p. 210)。此外，赖贤宗提出，海德格尔《从思想的体验而来》的诗的第八首阐明“悟能于道说”，相通于老子的“道可道，非常道”[12] (p. 263)。道家用“不言”来让语言完成不能完成的表达，借助隐喻的方式来展现“道”，庄子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庄子·知北游》)“不说”可以被视为“道言”，即与“道”相一致的沟通方式。它不是通过言语的表面意义，而是通过与“道”相一致的存在和行为来传达。这与海德格尔不谋而合，他认为：“真正的道说原始地就是一种倾听，就好像真正的能听是一种原始的对所听之物的重说(而非一种照着说)。仅仅由于肉身器官(嘴和耳)在外观上是有区别的，并且分布在身体的不同位置，所以，我们才把说和听分成两种能力，而且忽视了两者的原始统一性，这种原始统一性先行就包含着它们的交互关联的可能性。说和听同样本质性地起源于原始的对话。”[8] (p. 146)无论是道家还是海德格尔，他们都认为“道”的运行和表现是充满诗意的，而诗意的语言是人类理解和表达“道”的重要工具，通过诗意的语言，人们能够更接近“道”的本质，体验到与宇宙和谐共存的境界。
4.2. 二者的差异
然而，道家与海德格尔在语言的追求方面存在不同。道家的“忘言”根植于中国古代的道家哲学，强调顺应自然和无为的生活态度，追求内在的自然和谐。道家认为通过超越语言的局限，可以达到对“道”，即宇宙万物运行的根本原理，直接体验。相比之下，海德格尔的“道说(Sage)”是其存在论思想的一部分，特别是其后期思想中对语言和存在关系的深刻反思。海德格尔认为语言是存在的家园，但真理可能超越语言的表达能力。海德格尔的“道说”(Sage)则更多地关注于存在的本质和语言的诗性维度。在他的哲学中，语言不仅仅是沟通的工具，更是存在和真理得以展开的场域。海德格尔认为，“道说”不是简单的言语行为，而是一种让存在显现的言说方式，是一种对存在真理的揭示和响应。也就说，通过“道说”，存在得以敞亮和显现，人得以接近和理解存在的真实状态。
道家与海德格尔虽然都力图突破语言的限制，但目标却各不相同。道家的“不言”“忘言”是一种内在的探求，通过“不”“忘”来减少对语言的依赖，其目的在于藉由超越文字而获得一种直观的经验，从而与“道”合而为一。海德格尔“道说”则是一种对外在的生存状态进行深度探索，通过更深层次的语言使用来增强我们对存在的理解，力图从语言中揭示生存之真。
此外，从社会功用的角度而言，在不同的文化体系之下，道家和海德格尔所要解决的问题呈现出明显的差异。老子的“言”，其实是指“政教号令”[1] (p. 83)，“不言”在政治上是指无为而治，即通过最少的政令和干预来实现社会的自然秩序。这种思想体现了道家政治哲学的独特精神气质，展现出一种更为深远的政治智慧，也就是一种不同于儒家以伦理道德为核心，并通过礼乐制度和生活政治范式来实现的政治生活模式。
在面对现代技术的冲击，海德格尔推崇诗性语言，是为了反对技术的语言，并对其局限性提出了质疑，技术语言的扩张与渗透，本质上是对语言自身的一种侵犯，这种侵犯不仅改变了语言的使用方式，还深刻影响了语言的结构和功能，语言自身变成了机器自身。“语言之本质现身乃是作为道示的道说。道说之显示并不建基于无论何种符号，相反地，一切符号皆源出于某种显示；在此种显示的领域中并且为了此种显示之目的，符号才可能是符号。”[7] (p. 242)于是，海德格尔想要通过诗性语言的力量来矫正技术语言所带来的缺陷，以维护语言的纯粹性和活力。因此，他对荷尔德林的诗歌情有独钟，因为在他眼中，荷尔德林是“诗人的诗人”，其诗作不仅诗意地表达了存在的真理，还“蕴含着诗的规定性而特定诗化了诗的本质”[8] (p. 36)。
5. 结语
道家哲学与海德格尔思想的交汇点在于对语言局限性的深刻洞察及超越语言的追求。老子与庄子通过“不言”与“忘言”强调直觉与体验在领悟“道”中的重要性，而海德格尔则通过“道说”揭示语言作为存在显现的媒介。两者虽在超越语言的路径上有所共通，但道家更侧重于内在体验与自然顺应，海德格尔则聚焦于存在本质与语言的诗性。在政治层面，道家的“不言”体现了无为而治的政治智慧，而海德格尔在现代技术背景下，提倡诗性语言以对抗技术语言的局限性。道家与海德格尔思想在当代语境下仍然值得关注，特别是在信息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这些哲学思想对于理解和塑造人与技术、语言与存在的关系提供了深刻的洞见，值得深入探讨和反思。
NOTES
1赖贤宗《海德格尔与禅道的跨文化沟通》(北京，2007)的附录<海德格尔与道家思想：海德格尔论道(Tao, Weg)之原典与相关报导>，在张祥龙《海德格尔思想与天道》(北京，1996)的附录<海德格尔与“道”及东方思想>的基础上，收集整理海德格尔有直接引用老子和庄子的文本、海德格尔的思想的论题与老子庄子思想具有明显的相关性、海德格尔讨论东亚思想与东方思想的沟通等方面进行详细的例举和解说，以此说明二者思想的相关性。熊伟的论文《道家与海德格尔》亦阐述了海德格尔的思路与中国先秦“道可道，非常道”义理合拍。
2张默生：《庄子新释》，济南：齐鲁书社，1983年，第10页。
3[德]海德格尔：《语言的本质》，参见《在通向语言的途中》，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2004修订版)，第18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