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外戚传》开篇即言“自古受命帝王及继体守文之君，非独内德茂也，盖亦有外戚之助焉”[1]，作为帝王身边最为亲近之人，后妃及其母族的力量不容小觑，运用得当有事半功倍之妙用，如孝武陈皇后及其母族于孝武帝之助，若是任其膨胀也有威胁皇权之嫌，如王莽借孝元王皇后之势乱政。然纵观《汉书·外戚传》中著录有名的数十位后妃，能善终者少之又少，大多数或亡于后廷斗争，或灭于君心难测，“序自汉兴，终于孝平，外戚后庭色宠著闻二十有余人，然其保位全家者，唯文、景、武帝太后及邛成后四人而已”[1]，正因善终者寡，失意者众，情感在达到一定的饱和程度之后需要借助文字的力量进行抒发，因此作为两汉时期流行的重要抒情体裁的辞赋在《外戚传》中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2. 《外戚传》所继承的辞赋抒情传统
辞赋是汉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以华丽的辞藻、丰富的想象和夸张的手法，展现了汉代文人的文学才华。辞赋首次在史书典籍中的运用见于司马迁《史记》。班固直接继承了司马迁所创以辞赋寓情的文学传统，作《汉书》时将辞赋的抒情作用与后妃的感性经历相结合，从而赋予了《外戚传》不一样的文学魅力。
司马迁在《史记》中常借用辞赋来表达传记中主人公的性格特征与思想倾向，将辞赋的抒情性与叙事性和历史人物的经历传奇性与特定事件下的心理状态进行有机结合。《史记》各类传记中的辞赋占比不大，但均为所在篇章中的点睛之笔，具体篇目有《屈原贾谊列传》中所收的屈原《怀沙》赋，贾谊《吊屈原赋》《鵩鸟赋》，《司马相如列传》中《子虚赋》《上林赋》《大人赋》《哀二世赋》。
以贾谊的《吊屈原赋》为例，《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载：“于是天子议以贾生任公卿，绛、灌、东阳侯冯敬之属尽害之，乃短贾生曰：‘洛阳之人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于是天子后亦疏之不用其议，乃以贾生为长沙王太傅。贾生既辞往行，闻长沙卑湿，自以寿不得长，又以适去，意不自得。及渡湘水，为赋以吊屈原。”[2]贾谊因政坛失意而被流放，途经湘水，因地生情，与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贬谪诗人屈原进行了一场现实与精神的不期而遇。贾谊与屈原身处于两个截然不同的时代，屈原在列国纷争中保持本心，始终将自己的一腔热忱奉献给他所深爱的楚国，贾谊处于大一统帝国的建立之初，仕途上的失意使贾谊从自我政治遭际出发，与屈原达到了一种精神上的高度共鸣，从而写下《吊屈原赋》这一千古名篇。
“恭承嘉惠兮，俟罪长沙。侧闻屈原兮，自沉汨罗。造讬湘流兮，敬吊先生。遭世罔极兮，乃殒厥身。呜呼哀哉！逢时不祥。”[2]是贾谊对屈原的敬吊与对自身的感怀，“凤凰翔于千仞兮，览德辉而下之。见细德之险征兮，遥增击而去之。彼寻常之污渎兮，岂容吞舟之巨鱼？横江湖之鳣鲸兮，固将制于蝼蚁。”[2]是贾谊对屈原高尚品德与自身精神价值追求的歌颂。贾谊在其作品《吊屈原赋》中，巧妙地继承了辞赋中“长歌当哭”的抒情手法。在字句之间，他深刻地追忆了屈原的崇高人格、激昂的理想以及其悲剧性的一生。同时，贾谊将自己在仕途上的挫折、才华未被赏识以及对时代机遇的无奈和痛苦，融入其赋文之中，使得整篇作品洋溢着一种悲伤的力量。司马迁此处的辞赋运用也使得贾谊的人物形象与性格特质跃于纸上，而这篇《吊屈原赋》也成了司马迁将屈原与贾谊共列一传的点睛之笔，既突出了贾谊的怀才不遇与忠君爱国的性格特质，又丰富了贾谊的人生经历，增加了人物传记的可读性与文学性。班固继承了《史记》中以辞赋塑造人物的写作角度，从而将视角聚集于具有传奇色彩与抒情特质的后妃之中，以辞赋来塑造人物，同时，又对后世产生了绵延不绝的文学影响。
3. 《外戚传》中的表意类辞赋
班固作《外戚传》时运用辞赋的部分虽然占比不多，但均为点睛之笔，分别为汉武帝《李夫人赋》、班婕妤《自悼赋》以及孝成许皇后在与汉成帝所辩时的自述赋。
1) 汉武帝与《李夫人赋》
汉武帝刘彻常以其颇高的政治成就为后世所津津乐道，但除去其至尊无上的帝王身份，作为一个七情六欲俱存的凡人，他也有着自己内心柔软的一面。而作为悼念爱妃李夫人的《李夫人赋》，不但是汉武帝的诗作代表之一，也是其真挚情感的集大成之作。汉武帝妃嫔众多，但能得其垂青并在逝世后仍被牵挂并作赋以寄思的唯有李夫人一人，可见汉武帝对李夫人追思之深。
汉武帝在作《李夫人赋》之前，曾进行了一场招魂仪式，意图与李夫人再相见，实际未能如愿，便在结束后作出《李夫人歌》聊表相思。《李夫人歌》只有三句“是邪，非邪？立而望之，偏何姗姗其来迟！”“令乐府诸音家弦歌之”[1]，虽句短但情真，同时也意蕴深远，既表达了汉武帝对李夫人的深切思念，对招魂仪式成功的热切期盼，又彰显了汉武帝晚期对天人感应思想的崇尚，为日后巫蛊之祸的发生埋下了伏笔。
“汉代是宇宙自然大生命观形成并生命思想上占据统治地位的时代”[3]，汉代的大生命观认为，天命与人事紧密相连，自然与社会的一切变化均被视为上天意志的体现，天通过天象灾异来警示世人，人则通过各类活动来回应天意，两者相互影响，共同催生了诸如招魂祭祀等多样化的活动，这些活动被广泛应用于社会的各个层面。无论是祈福求雨类的政治活动，还是悼念亡人所进行的各类法事，都是天人感应现象的具体写照。
《李夫人赋》作于《李夫人歌》之后，为汉武帝为李夫人招魂失败后情之所至而作，整篇辞藻华丽，情真意切，对亡妻的思念之情溢满纸张。
“美连娟以修嫮兮，命樔绝而不长，饰新官以延贮兮，泯不归乎故乡”[1]在赋的开篇，汉武帝就直抒胸臆地表达了对李夫人的不舍与思念。“惨郁郁其芜秽兮，隐处幽而怀伤，释舆马于山椒兮，奄修夜之不陽。秋气憯以凄泪兮，桂枝落而销亡，神茕茕以遥思兮，精浮游而出畺。托沈陰以圹久兮，惜蕃华之未央，念穷极之不还兮，惟幼眇之相羊”[1]则融情于景，因心中有思念与伤感而目及萧瑟之景，逝者已逝，生者只能寄相思于梦中，意图在梦中与所爱相会。“何灵魂之纷纷兮，哀裴回以踌躇，势路日以远兮，遂荒忽而辞去。超兮西征，屑兮不见。浸婬敞恍，寂兮无音，思若流波，怛兮在心”[1]此处构思精巧，汉武帝不直写其与李夫人的缱绻情深，反而说在两人相会之后，是李夫人的魂魄恋恋不舍，巧妙地表述了两人的眷恋之情，也赋予了缥缈的李夫人更生动的性格，并将思念比作“流波”，表现出其情感的细腻与长存。
而在《李夫人赋》的后半部分，汉武帝不再描写两人间的难舍难分，而是通篇借用各种意象，直截了当地表述出李夫人的早逝对他的影响以及未见李夫人最后一面所带来的巨大伤痛。“乱曰：佳侠函光，陨朱荣兮，嫉妒阘茸，将安程兮！方时隆盛，年夭伤兮，弟子增欷，洿沬怅兮。悲愁于邑，喧不可止兮”[1]此处讲述了在李夫人去世后，其骨肉至亲的哀伤，从而使痛失佳人的汉武帝更为悲切。也正因汉武帝的爱屋及乌，才有后续李夫人家眷的隆升与繁荣。李夫人的得宠与汉武帝对其的念念不忘皆有迹可循，而且很大程度上是“人为”导致的结果，“孝武李夫人，本以倡进。初，夫人兄延年性知音，善歌舞，武帝爱之。……延年侍上起舞，歌曰：‘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上叹息曰：‘善！世岂有此人乎’”[1]李延年用一首传唱千古的赞歌将其妹推举到汉武帝面前，李夫人又凭其聪慧与美貌李夫人受汉武帝瞩目并得幸，又因早早洞悉后妃“色衰而爱弛”的定律而拒绝在病逝前与汉武帝见面，虽由此引得汉武帝“不说而起”，但也因此被汉武帝魂牵梦绕多年未忘，“及夫人卒，上以后礼葬焉。其后，上以夫人兄李广利为贰师将军，封海西侯，延年为协律都尉”[1]甚至在死后得到以皇后礼下葬的殊荣，并且保全全家富贵，正与《李夫人赋》中“懰栗不言，倚所恃兮。仁者不誓，岂约亲兮？既往不来，申以信兮”[1]之句相合，汉武帝将对李夫人的思念化作对其的承诺，对李家人格外优渥。纵观《李夫人赋》整篇，情感真挚，内容饱满，全赋字数众多且重复极少，既有汉武帝与李夫人的缱绻情深的具体描写，又有大量意象堆砌的华丽章节，在具有较高艺术水准的前提下，表现出其鲜明的私人性特征。
班固《两都赋序》中云：“赋者，古诗之流也。昔成、康没而颂声寝，王泽竭而诗不作。大汉初定，日不暇给。至于武、宣之世，乃崇礼官，考文章。内设金马、石渠之署，外兴乐府、协律之事，以兴废继绝，润色鸿业”[4]将汉武帝在位时期对文学之风大加提倡，并有所成就的现象予以表述，也可以从中窥探为何《李夫人赋》在后世评价颇高，其文采的精湛与情感的生动源于汉武帝在文学上的探求以及发自肺腑的至情之性。
此外，《李夫人赋》对后世文坛也产生了不朽的影响，例唐代陈山甫和康僚作《汉武帝重见李夫人赋》、唐谢观作《招李夫人魂赋》、元陈樵作《李夫人赋》等，均是以《李夫人赋》为蓝本，依托汉武帝与李夫人的感人故事为契机所作之篇，展示出汉武帝《李夫人赋》的深远影响。
2) 班婕妤与《自悼赋》
班婕妤是两汉时期著名的才女，《外戚传》中载：“婕妤诵《诗》及《窈窕》《德象》《女师》之篇目。每进见上疏，依则古礼”[1]。班婕妤出身高贵又贤德谦卑，饱读诗书，深刻的知道身为后妃的职责所在，并以身作则，严格要求自己，以儒家所提倡的君子修为在规范自身与劝谏君王等各方面皆有模范作用，被盛赞“古有樊姬，今有班婕妤”，班婕妤也正因其懿范而受汉成帝宠爱。
但其命运在赵氏姐妹入宫后便发生了巨大变化，赵氏姐妹容姿冠绝，且心机颇深，在俘获汉成帝后便开始铲除异己之路，班婕妤作为先前宠妃自然是首当其冲，于是便发生了鸿嘉三年的诬告一案。“鸿嘉三年，赵飞燕谮告许皇后、班婕妤挟媚道，祝诅后宫，署及主上。许皇后坐废。考问班婕妤，婕妤对曰：妾闻‘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修正尚未蒙福，为邪欲以何望？使鬼神有知，不受不臣之诉；如其无知，诉之何益，故不为也’上善其对，怜悯之，赐黄金百斤”[1]，面对充满恶意的无端指责，班婕妤不卑不亢，心胸坦荡，借古人之语予以回击，虽获汉成帝怜惜，却也让她洞悉赵氏姐妹之不善，于是明智自保，恳请供养太后，退隐内宫，《自悼赋》也应运而生，将班婕妤失宠后最真实的心声于笔墨间抒发，也正是因为《自悼赋》的出现，使宫怨诗赋逐渐成为宫廷女性的心灵载体，并在后世衍生出怀才不遇、报国无门的更深层次主旨。
《自悼赋》开篇即言：“承祖考之遗德兮，何性命之淑灵，登薄躯于宫阙兮，充下陈于后庭。蒙圣皇之渥惠兮，当日月之盛明，扬光烈之翕赫兮，奉隆宠于增成”[1]，她将自己入宫的因由、受帝宠的侥幸及以贤德为行事之本的信念，逐一倾诉。再到后续“痛阳禄与柘馆兮，仍襁褓而离灾，岂妾人之殃咎兮？将天命之不可求”[1]抒发了其在丧子之后的哀恸，“白日忽已移光兮，遂暗莫而昧幽，犹被覆载之厚德兮，不废捐于罪邮。奉共养于东宫兮，托长信之末流，共洒扫于帷幄兮，永终死以为期。愿归骨于山足兮，依松柏之余休”[1]讲述了自赵氏姐妹入宫后其失宠与落寞，通篇以沉重的笔调简述了班婕妤自己辉煌又落寞的一生，既感慨命运之不公，又哀悼自身之不幸。纵观全赋，虽情感凄切，但行文内敛，隐忍，从始至终班婕妤都未流露出对汉成帝的一丝不满，甚至在“犹被覆载之厚德兮，不废捐于废邮”[1]之句中表达出对汉成帝的情深，以及对汉成帝准许自己退居废宫的感恩戴德。朱熹在《楚辞后语》中评价此赋“其情虽出于幽怨，而能引分以自安，援古以自慰，和平中正，终不过于惨伤”[5]，虽“自悼”却不愤懑，既从侧面体现出班婕妤贤良的良好品德，又体现出儒家中正平和的诗学理念。
此外，《自悼赋》除了情感真挚令人动容之外，其精湛的表现手法也为后世所津津乐道，前半部分直抒胸臆，悲悯身世，后半部分寓情于景，将自身情感寄托于宫廷景物之中，借用典型形象表述自身之情，而这些典型形象也为后续诗歌提供了众多参考意象。例如“奉共养于东宫兮，托长信之末流”[1]之句，为后世提供了“长信”这一宫廷意象，与司马相如之“长门”有异曲同工之处，如刘德仁《长信宫》“簟凉秋气初，长信恨何如”[6]、吴少微《怨歌行》“长信重门昼掩关，清房小帐幽且闲”[7]等。而“华殿尘兮玉阶苔，中庭萋兮绿草生”[1]之句，则用宫殿中丛生的荒草来暗示君恩寡淡，也使“草”与“苔藓”成为宫怨体的常用意象，并为后世提供借鉴，如杜审言《妾薄命》“草绿长门闭，苔青永巷幽”[8]、王维《班婕妤三首》“宫殿生秋草，君王恩幸疏”[9]等。
在古代，作为皇权附属品的后妃登高跌重全在圣心反复间，她们的内心饱尝焦灼且煎熬。此篇《自悼赋》作为言情佳作，以悼念自身经历为主题，将后妃的心怨不平，自身的无奈一一述出，成为宫怨文学史上的奠基之作，而其中所表现出的“无奈”“自悼”“忧伤”等主旨风格也成为宫廷女性悲剧的典型表现。此外，“班婕妤”的形象也引申出了以“班婕妤怨”为主题的一系列文学作品，且历时长久，长盛不衰，如南朝时沈约的《怨歌行》、萧纲的《怨歌行》、萧绎的《班婕妤》等，唐朝时李白的《怨歌行》、王维的《班婕妤三首》、王昌龄的《西宫秋怨》等，宋朝时张玉娘的《班婕妤》，清朝纳兰性德的《班婕妤怨歌》等，历朝历代不胜枚举。这些作品的主旨与基调与《自悼赋》中所表现出的凄凉悲切之情一脉相承，可谓是《自悼赋》的深化衍生。
4. 《外戚传》中的女性主义萌芽
《汉书·外戚传》对西汉时期后宫现象以及后妃宗族的描写是整个《汉书》人物传记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为后世洞察西汉帝后关系的微妙与后宫生活的斑斓提供了坚实的依据与弥足珍贵的史料。因为人物立传，班固在叙述历史事件之际，巧妙地将富含情感的辞赋融入其中，作为表达情感与深化叙述的工具。最为精彩与典型的就是《汉书·外戚传·孝成许皇后传》中的辞赋部分。《许皇后传》中的辞赋不仅体现出了西汉后宫的生活缩影，更是在字里行间展示出了萌发于古代的女性主义精神，它摆脱了以“男本位”为核心的精神理念，迸发出了以女性思维女性主体为核心的意识观。
在人类文明的历史长河中，无论是以儒家伦理为基石的东方社会，还是深受基督教文化浸润的西方世界，性别权力结构的失衡始终是一个贯穿古今的深刻命题。这种根深蒂固的不平等不仅体现在社会制度的建构中，更以一种近乎隐秘的方式内化为集体的思维范式。正如存在主义思想家西蒙娜·德·波伏娃在其划时代著作《第二性》开篇所揭示的辩证关系：“人类历史的舞台从未真正为两性提供平等演绎的叙事空间。”女性的气质非自然天成的生理禀赋，而是父权社会通过话语实践与制度规训所精心塑造的文化产物，是男性主体意志在历史镜像中的投射与倒影。古代中国的妻妾制度即男女权力不对等，父权社会下对女性的约束与塑造的生动例子，封建社会中上至帝王与后妃，下至平民百姓，无论是对《诗经》首篇《关雎》的“美后妃之德”的解读还是《桃夭》中对女子出家后“宜室宜家”的设想，都潜移默化地塑造了女性为男性的派生与附庸这一隐性权力结构。但是社会不是一成不变，时代的浪潮里总有先锋派的存在，在古代中国封建制度的压制下，女性主义的火花更显得难能可贵。而班固在《外戚传·孝成许皇后传》中所记录的许皇后在被扣以莫须有罪名后进行自辩而作的一篇自述赋中则显示出了中国古代女性主义的觉醒火花，即不再盲目遵循三从四德、夫唱妇随的结构，而呈现以自我为中心的独立意识。
孝成许皇后是位才女，班固言“后聪慧，善史书，自为妃至即为，常宠于上，后宫希得进见”[1]，许皇后凭借才华深得汉成帝宠爱，然而，因其独宠后宫而不受皇太后青睐，加之当时灾异频仍，刘向、谷永等朝中重臣遂将天象之异象归咎于许皇后，致使汉成帝不得不削减皇后用度，由此，一场帝后间的微妙博弈悄然上演。
许皇后对汉成帝对自己的制裁作赋予以反驳，“妾夸布服粝粮，加以幼稚愚惑，不明义理，幸得免离茅屋之下，备后宫扫除。蒙过误之宠，居非命所当托，污秽不修，旷职尸官，数逆至法，逾越制度，当伏放流之诛，不足以塞责……今言妾家府亦不当得，妾窃惑焉……设妾欲作某屏风张于某所，曰故事无有，或不能得，则必绳妾以诏书矣。此二事诚不可行，唯陛下省察”[1]，许皇后从待遇制度等方面入手，讲述了自身待遇的不公，她列举诸多实例，有力回击了群臣的谴责，字里行间更流露出前朝与后宫之间错综复杂的纠葛与联系，“宦吏忮佷，必欲自胜。幸妾尚贵时，犹以不急事操人，况今日日益侵，又获此诏，其操约人，岂有所诉？”[1]表明正是因为其身在高位才遭受抨击，言辞恳切犀利，也从侧面反映出了许皇后为人刚正不阿，礼法至上的性格特点。
彼时赵氏姐妹尚未入宫，后宫处于一片祥和之际，因此对于许皇后的直言上谏，汉成帝并未予以斥责，而是用刘向、谷永之言予以回复，并以日月天地阴阳为纲意图使许皇后明白自身职责所在，“夫以阴而侵阳，亏其正体，是非下陵上，妻乘夫，贱逾贵之变欤？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变异为众，莫若日蚀大”“日者，建始元年正月，白气出于营室。营室者，天子之后宫也。……兴废气于后宫，视后妾无能怀任保全者，以著继嗣之微，贱人将起也”[1]，以后庭无孕与皇后上谏两件略显驳逆的事情为切入点，并引用《诗经》中的《大雅·荡》中“虽无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听，大命以倾”[1]之句，告诫许皇后应循规蹈矩，安守本分。
“虽无老成人，尚有刑典，曾是莫听，大命以倾”[1]出于《荡》中第七节，为告诫今人勿忘旧日教训之意，大意为既然不能运用熟悉旧章程的“老成人”，那就该自己好好地遵守与掌握已有的规则与礼法，如若不听人劝告，则会功败垂成。并在后续讲出“孝文皇帝，朕之师也。皇太后，皇后成法也。假使太后在彼时不如职，今见亲厚，又恶可以逾乎！皇后其刻心秉德，毋违先后之制度，为谊勉行，称顺妇道”[1]，将孝元王皇后作为范例，以望许皇后遵守妇德。
纵观《外戚传》，皇后遭冷遇者不胜枚举，骄傲如孝武陈皇后、孝宣霍皇后等在受到不公待遇时也并未有违妇德，陈书圣上，只是暗自神伤，悄然于宫殿中落幕。但敢于进言直上者唯许皇后一人，至于许皇后为何敢于反抗现实，在其《传》中已有暗示，许皇后出身将门，是大司马车骑将军平恩侯嘉的女儿，且与汉成帝相识之初便“初入太子家，上令常侍黄门亲近者侍送，还白太子欢说(悦)状，元帝喜谓左右：‘酌酒贺我！’左右皆称万岁”[1]，与汉成帝琴瑟和谐，正因出身高贵且家风剽悍，并且与汉成帝情感相和，因此许皇后才性情直烈，敢于反抗。不同于班婕妤失宠后自述衷肠的《自悼赋》，许皇后自述赋中更多的是与汉成帝进行平等交流的目标与过程，虽辞藻文学性略有欠缺，但字里行间所呈现出的女性独立意识与女性主义萌芽却值得我们重视。
《许皇后传》中的帝后互言也是《外戚传》中运用笔墨最多，描写最为细致的一处，既使许皇后的人物形象立体生动，又将汉成帝在宠幸赵氏姐妹前后判若两人的形象分别呈现，对比色彩强烈。但许皇后的后续也难逃失宠被废，忧愤而死的下场，对后妃的此类结局，班固在《外戚传》中借用司马迁之言“既合欢矣，或不能成子幸，成子幸矣，而不能要其终，岂非命也哉”[1]，将后妃的不幸归结于命运的捉弄，流露出对她们深深的同情与悲悯。
5. 结语
班固承袭了司马迁在《史记》中所呈现的以辞赋塑造人物的写作传统，在《汉书·外戚传》中进行了生动的传承与发扬。《汉书·外戚传》中的辞赋既具有较高的艺术水准，又情感真挚饱满，虽多为言情之作，但仍对后世文人的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此外，辞赋的运用也使《汉书》中的后妃形象栩栩如生，历经千载仍焕发生机，并为后世提供了大量宫廷类别的意象群体和文学体裁。无论是传唱千古，为后世提供不竭素材的《自悼赋》还是展现出懵懂女性主义的许皇后自述赋，亦或是男性视角下对故人抒发相思的《李夫人赋》，它们都是主人公思想精神的生动化身，是撰写于字里行间的情谊凝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