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抓周是中国传统礼俗文化中一项重要的儿童成长仪式，蕴含着家庭成员对婴儿未来发展的美好期冀，同时也是一次具有象征意义的社会性过渡行为。本文以人类学“过渡礼仪”理论为视角，探讨抓周仪式在“分割–边缘–聚合”三个阶段中的结构特征与文化含义，揭示其作为一种民俗仪式在人生礼仪中的独特功能与象征机制。结合仪式过程中呈现的文化符号与亲属互动，文章进一步分析其背后的文化深意：即儿童家庭教育的文化机理、家族伦理秩序的强化以及传统文化的代际传承。尽管现代社会背景下抓周仪式在形式上不断简化与娱乐化，但其核心文化功能依然得以延续，使传统礼俗在当代社会中呈现出“活的延续”与“意义重构”的双重特性。
Abstract: The “Zhuzhou” ceremony is an important ritual for children’s growth in traditional Chinese customs and culture. It embodies the beautiful expectations of family members for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infants and is also a symbolic social transitional behavio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anthropological theory of “transitional etiquette”,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structural characteristics and cultural meanings of the Zaozhou ceremony in the three stages of “division—marginalization—aggregation”, revealing its unique function and symbolic mechanism as a folk ritual in life etiquette. Combined with the cultural symbols presented during the ceremony and the interaction with relatives, the article further analyzes the cultural implications behind them: namely, the cultural mechanism of children’s family education, the strengthening of family ethical order, and the intergenerational inheritance of traditional culture. Although the ritual of “grabbing the Zhou Festival” has been constantly simplified and entertaining in form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modern society, its core cultural function has still been carried forward, making traditional customs present the dual characteristics of “living continuation” and “meaning reconstruction”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1. 引言
自古以来，一个人从出生到成年、婚姻、死亡等各个人生阶段，中国的传统文化体系中形成了一套相应的礼仪仪式用来标记个人个体身份的变化过程。这些礼仪不单是形式上的行为规范，更在宗法伦理体系中具有制度化功能，同时一些仪式也随着社会的发展而更新，在民间社会中以生活化、多样化、时代化的方式得以延续和传承。儿童是一个家庭的希望与重要组成部分，父母及长辈们在儿童成长的过程中，给予孩童无限的呵护、关爱与教育，期望孩子平安健康、茁壮成才。抓周仪式作为一种独具特色的传统礼俗，便承载了个体生命转变、家庭情感表达与社会文化延续的多重功能。著名民俗学家阿诺尔德·范热内普提出的“过渡礼仪模式”是一种仪式进程模式，“按照范热内普的界定”，“过渡礼仪模式”本身不但包含人生过渡中的礼仪，而且也概括了岁时节庆、首次礼等所有适合该模式的礼仪。”[1]他将“过渡礼仪”划分为三个基本阶段，即“分割”(Separation)、“边缘”(Liminality)和“聚合”(Incorporation)。这一理论框架后来也被英国人类学家维克多·特纳等学者进一步发展，强调边缘状态中的“阈限性”特征及其在建构社会身份、集体认同中的作用[2]。将抓周仪式置于过渡礼仪的理论框架中进行分析，不仅能够清晰地揭示其内在结构与功能逻辑，还能够赋予这一传统礼俗以人类学视野下的文化解释力。然而，随着现代化、城市化和家庭结构的深刻变迁，传统礼俗的许多原有功能正在逐步弱化甚至式微。在这一背景下，抓周仪式虽然在部分地区依然保留，但其文化内涵却面临被简化为娱乐性活动的趋势。许多年轻一代父母在参与抓周时，往往更关注其“仪式感”与“趣味性”，忽视了其背后所承载的文化价值与社会意义。因此，重新审视抓周仪式，探讨其在传统与现代交流中的文化功能与象征机制，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2. 抓周仪式简述
抓周，亦称“拈周”、“试儿”，是一种中国传统儿童满周岁后的庆贺仪式。它最早可以追溯到南北朝时期，萌芽于古代礼制中对人生阶段的重视与仪式化表达。据《周礼》《礼记》《仪礼》等古籍记载，周代便已设有婴儿初生、满月、周岁等不同阶段的仪礼。其中，《礼记·内则》提到“生子三日，洗儿”，是最早的婴儿命名与社会接受的礼仪。南朝《颜氏家训·风操》明确记载：“江南风俗，儿生一期，为制新衣，盥浴装饰。男则用弓矢纸笔，女则用刀尺针缕，并加饮食之物及珍宝服玩，置之儿前，观其发意所取，以验贪廉愚智，名之为试儿。”[3]这便印证了在南北朝时期的江南地区已经出现了抓周这一风俗活动。唐宋时期，抓周逐渐制度化并为士族所采纳。在这一阶段，抓周已不再只是庆贺婴儿成长的仪式，而是带有一定“察其志趣，以定教养之道”的文化意涵。尤其在儒家思想日益成为官方意识形态的背景下，父母不仅关心孩子的身体发育，也开始重视其未来在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抓周所呈现出的“象征性预言”功能，正契合了儒家“因材施教”“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教育理念，成为家庭伦理教育的初步表现形式。到了宋元明清，抓周在民间广泛流传并逐渐形式化。在古代大量笔记、风俗类文献、小说中都有关于抓周的具体描写。据清代学者俞樾在《群经平议》中的考证，“周岁试志”作为象征婴儿认知发展与未来期许的仪式，虽无明确记述，但可视作礼制文化发展的自然延伸[4]。例如，在小说《红楼梦》第二回中，就讲述了贾宝玉过周岁时抓周的故事，贾宝玉伸手抓了脂粉、钗环拿来玩，简单的一抓也为后来小说中所设的贾宝玉这一人物的性格、人生埋下了伏笔。清代潘荣陛的《帝京岁时纪胜》中，就详细记录了京城民间抓周时所使用的物品，如笔、墨、书籍、印章、算盘、秤锤等，分别象征文官、商人、工匠等不同的职业路径，显示出浓厚的社会分工意识和未来职业的价值导向。在这个时期，抓周逐渐从一种“试志”的仪式，转变为民间社会中融合庆祝、预祝、教育等多重功能的常规礼俗。
由于中国地域广阔、民族众多，抓周仪式在不同地域的发展呈现多样性。以汉族地区为例，江南、华北和西南等地的抓周习俗既有共通的核心结构，也展现出不同的地方特色。比如在江苏苏州，抓周被称作“做岁”，常在婴儿满一岁当日清晨进行，物品包括毛笔、算盘、花锤、葫芦等，寓意文才、财运和健康；而在福建漳州，则称为“试手”，有时还会配合“拜寿”仪式，表达对祖先庇佑的感恩。海南、广西等地的部分少数民族群体则将抓周与成人礼相结合，赋予其更强的文化象征性。并且抓周的时间在不同地区的风俗中也有不同的情况，“在广德地区，抓周习俗秉承‘抓前不抓后’的原则，时间以农历计算。如果新生儿是男孩，则选择其出生满一年前的一个月进行；如果新生儿是女孩，既可以选择在农历满一年的当天(即农历一周岁的生日)，也可以选择在一周岁之前。”[5]值得注意的是，不同地域的抓周物品选择既体现了各地经济结构与职业偏好，也反映了地方文化的独特价值观。例如在以前农业为主的时代，常摆放小锄头、小秤、扎鞭、粮食袋等体现农耕生活特色的物品；而在商业发达的城市地区，则偏好摆放算盘、票据、印章等代表经商、管理的物件。这种差异不仅说明抓周作为仪式的适应性与活态性，也表现出中国传统社会在家庭教育和社会分工方面的认知逻辑。
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社会的快速发展，抓周不再是过去那种“宗教性”或“预言性”的家庭仪礼，而是融入消费文化、教育理念与娱乐心理的新型社会实践。同时，现代父母在抓周物品的选择上，也发生了显著变化。在淘宝、拼多多等网络购物平台上，推出了一系列款式多样、不同套餐的抓周用品，除了传统的笔、算盘、印章外，还新增了如计算器、听诊器、麦克风、足球、书本、平板电脑等现代职业或兴趣的象征物。这种“物的更新”反映出当今社会家庭对子女未来的期待更为多元，也体现了价值观从单一的“功名意识”向“兴趣优先”“全面发展”转变。例如，父母可能在抓周仪式中主动引导孩子选择“医生”或“科学家”象征物，说明在社会地位与职业认同上，新的时代想象正逐渐取代传统的“文官崇拜”。尽管形式变迁显著，但从文化结构的角度看，抓周仪式依然保留了其核心的象征功能与社会意义，即通过象征性物品的展示与选择，虽然婴儿尚未具备语言与认知能力去理解行为背后的意义，但成人的解释系统却在这一瞬间开始为其人生进行象征性标定，建构儿童未来发展的愿景，强化家庭伦理关系，并在一个“仪式性”框架下完成个体初次的文化体验。正如特纳所言，仪式是一种“社会剧场”，它在展示的同时也在生产意义。在这一点上，现代抓周虽脱离了传统礼制的原貌，却在形式多样中实现了传统文化的“现代转译”。
3. 抓周仪式过程中的过渡礼仪
法国人类学家阿诺尔德·范热内普在其著作《过渡礼仪》中所提出的过渡礼仪分为分割–边缘–聚合三个阶段模式[1]。同样，在抓周仪式中也能清晰地展现出上述三个阶段的过渡结构，每一阶段都蕴含着特定的社会功能与文化意义。
3.1. 分割阶段，从日常生活向仪式空间的过渡
“分割”阶段是指个体从其原有的社会身份和生活状态中暂时“分离”出来，为仪式进入创造出一个非日常的时空环境。“通过分隔礼仪才能使仪式从正常的、平衡的、稳定的生活世界中分离出来，才能突显仪式在时空中的特殊性，这也是仪式举行的必要性前提。”[6]在抓周仪式中，这一阶段主要体现为时间、空间与身份上的标记性改变。在时间选择上，抓周仪式通常安排在婴儿出生一周年当天，标志着其从“婴儿”向“儿童”的转变。传统社会中，人们普遍认为满一岁是婴儿生理发育的重要节点，孩子开始具备自主意识，能够坐、爬，甚至尝试站立行走，这一生理变化自然构成了仪式性时刻的基础。通过将这一天设为“仪式之日”，家庭为孩子划定了一个文化意义上的“出生周年门槛”。在空间布置上，抓周仪式通常会选择在家中客厅、祖先神龛前或特定的仪式场所进行，并加以专门布置，如铺设红毯、摆放“寿桃”“长命锁”等吉祥物，以示仪式的庄重与特殊。这种对空间的重新定义，将原本的生活空间转化为一个“仪式场域”，构成了家庭中临时但有效的“神圣空间”。最后，在身份层面，婴儿也在这一刻被从日常生活中“抽离”出来，成为仪式的中心人物。家长会为其更换新衣服，特别是红色或绣有“福”“寿”字样的传统服饰，以象征新身份的开始。这一变化虽由成人操控，但其象征意义在于，婴儿从“被照料的生命”过渡为“被期待的社会个体”，预示着社会角色的首次确立。分割不是否定过去，而是为重构身份腾出空间。由此可见，抓周仪式的分割阶段通过对时间、空间与个体的重新编码，完成了从“自然生命”向“社会生命”的初步切换，这正是过渡礼仪的基本功能之一。
3.2. 边缘阶段，在象征秩序中体验“可能性”
“边缘”阶段即仪式进行时的状态，是过渡礼仪中最具张力与象征意义的一环，儿童这一个体在此处处于一种“既非旧我、亦非新我”的中间地带，被特纳称为“阈限状态”。国际人类学界公认的仪式研究大师特纳在继承并发展了范热内普的三阶段理论，将“边缘阶段”细化为“阈限前–阈限–阈限后”，“与范热内普关注仪式的动态过程和阶段间的模式化关系不同，特纳将注意力放在‘边缘’阶段，强调置身于有序世界之外的阈限状态。”[7]在抓周仪式中，这一阶段主要体现为孩子进行“抓取行为”的过程。在传统抓周中，家长会在地上或桌上铺设一块红布，周围一圈摆放各类代表象征符号的物品，婴儿置于中心位置在无成人引导的情况下，爬向前去自主抓取物品，其行为看似随意，实则在特定文化框架中被赋予高度象征性意义。象征通常由象征符号和象征意义两部分组成，是人类文化信息传递的一种方式。“象征通过采取类比联想的思维方式，以某些客观存在或想象中的外在事物以及其他可感知到的东西，来反映特定社会人们的观念意识、心理状态抽象概念和各种社会文化现象。”[8]这一过程具有几个层面的文化含义：一是命运与自由的张力，虽然孩子的抓取行为被看作是自由选择，但其所面临的选项却是成年人“有意安排”的结果。换言之，看似自由的边缘状态，实则隐藏着社会对未来身份的规范与期待。这种“在不确定中进行的选择”正是边缘阶段的核心特征。二是象征秩序的内化尝试，通过抓取，孩童虽未完全具备自我意识，但其举动被大人“解释”为某种“征兆”，这种边缘状态既是模糊的、开放的，也是充满潜力与神圣色彩的。这种解释行为本质上是成人通过仪式方式将“象征秩序”传递给新一代，构成文化意义的内化机制。三是家庭与社会双重参与，边缘状态不仅仅属于婴儿个人，同时也是一个全家参与的社会剧场。家中长辈、亲友在场，纷纷发言、祝贺、解读抓取结果，形成一种“群体参与式的意义生产”，表现出特纳所称的“社群感”状态，即在共同的仪式情境中，原本存在于不同辈分与社会层级的家庭成员，被暂时统一为“仪式共同体”。抓周的“边缘阶段”在非理性的表象背后，实际上是一种高度象征性的社会行为，它既建构了文化意义，也制造了家庭之间的集体情感连接，为“新我”的诞生营造过渡的心理与象征环境。
3.3. 聚合阶段，文化身份的确认与未来期待的建构
聚合阶段，“即通过分隔礼仪与边缘礼仪，最后达到另外一个阶段。如交换礼物、居民以食物招待、相互握手、命名等都属于聚合礼仪。”[9]在“边缘”阶段之后，抓周仪式进入“聚合”阶段，即儿童个体正式从原有状态过渡至新的社会身份，完成象征性的“再纳入”(reincorporation)。抓周仪式的聚合阶段往往表现在仪式的结束环节，如亲友祝福、赠送红包、家庭照合影、口头宣布孩子“有文运”“有财运”等形式。这些看似轻松的环节，实际上是家庭与社会为新成员“命名”与“定位”的文化操作。首先，抓周仪式通过成人的解释性话语，为孩子的行为赋予意义。例如，如果孩子首先抓取了书本，则有人会说“将来会爱学习”；如果抓到听诊器，则说“长大是个好医生”。这种象征性解读行为不仅影响家长对孩子的未来教养方向，也潜移默化地作用于孩子自我意识的形成。正如布迪厄所言，社会的“象征暴力”正是在这种看似温和的文化过程中悄然实现的[10]。其次，通过合影、送礼、传播等手段，仪式效果得以社会化扩展。在现代社会，通过朋友圈、抖音晒图、视频记录与家庭纪念册等方式，孩子的第一次“公开亮相”被永久保存并传播出去。此举不仅象征着家庭将孩子“引入社会”，也构成其人生第一份“社会档案”，在数字文化中留下“符号痕迹”。因此，抓周的“聚合”并非终结，而是一个“文化嵌入”的开始，是新生命真正进入家庭文化与社会结构的标志。孩子从生物性个体，逐步成为文化性存在，其身份、角色与期望也在这一过程中被结构化、象征化。
4. 抓周仪式背后蕴含的文化深意
4.1. 儿童早期家庭教育的文化机理
抓周仪式作为中国独特的文化启蒙实践，其与儿童早期家庭教育的结合点远超出“趣味民俗”的表层意义。习近平总书记曾经指出：“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11]。家庭教育作为人生的起点教育，关系到儿童是否能够“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抓周仪式实质上构建了一套文化无意识植入系统，在儿童认知图式形成的关键期，通过器物符号、仪式行为与社会互动完成多重教育使命。
著名的发展心理学家皮亚杰从认识的发生和发展角度，深入研究儿童心理学，“把儿童认知心理划分为四个阶段：感知运动阶段、前运算阶段、具体运算阶段和形式运算阶段。”[12]感知运动阶段(0~2岁)，相当于婴儿期，这一阶段的儿童主要是靠感觉和运动来认识周围世界。抓周仪式中同样也体现出这一理论，处于感知运动阶段的周岁儿童通过对器物符号感知，架起从具象到抽象的思维桥梁。在仪式中，孩童们对面前摆放的一系列物品，他们的脑海中其实并不知道这些物品所代表的文化内涵是什么，而是在家长引导下去选择物品，不同材质(木算盘、金属钱币)、形状(圆柱形的毛笔、立体的印章)刺激儿童的触觉分化，通过这一系列的符号，建立起物质与意识的初级映射。通过孩子的抓取动作，成年人为之赋予象征意义，从而“预测”其未来发展方向。这种预测虽然没有科学依据，却具有强烈的文化心理安抚作用。面对未知的未来，家长借助象征行为进行解释与规划，某种程度上是通过“仪式行为”构建心理安全感。与此同时，现代抓周的实践中也体现出对主动选择与个性化发展的尊重。越来越多的家庭开始强调孩子“自己选择”的过程，认为“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抓什么就发展什么”。这种观念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现代育儿理念对传统宿命论的修正。抓周不再是单纯的命运演示，而是一种象征性的启发，帮助家庭观察孩子的倾向，从而做出更科学合理的教育培养计划。
4.2. 亲情秩序的再生产与家庭认同的重建
家庭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一个基本单元，家庭被视为社会最基本、最稳定的结构。中国古代社会的最大特点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建构起系统而完备的家族宗法制度，抓周仪式的举办正是一个家庭亲情秩序再生产与确认家族认同的过程。从孩子的降生到成长，整个家庭始终是其生存与文化养成的第一场所。抓周，作为婴儿满周岁的重要标志性事件，不仅宣示了生命的存续，更强化了家族内部的亲情链接和伦理秩序。
抓周仪式是一次具有社群性质的亲属关系集体展示与动员的活动组织。在传统社会中，抓周常常伴随着满周宴，亲戚朋友被邀请参加仪式和宴席，这一行为具有明确的社会象征意义——通过主家下帖邀请与亲朋友人参与，家族成员之间的亲密关系得以确认，远亲近邻也在仪式过程中重新进入“家庭网络”。这不仅是孩子与亲属“第一次正式见面”的社会化过程，更是一种以孩子为媒介的“亲情召集”，实现家族内聚力的再巩固。“中国古人在面对自然灾害、抵御外敌入侵和共同农业劳作中，形成了强烈的社群性集体主义观念，包括人丁兴旺、多子多福、光宗耀祖等。”[13]抓周所传递的象征性意义和话语，是对家族伦理价值的传递。家长、长辈在讲述抓周意义、解释抓取物品时，往往嵌入“望子成龙”“光宗耀祖”等语义结构。这种言语背后，是对家庭忠诚、长幼有序、尊老爱幼等伦理理念的再强调。孩子虽不能完全理解这些信息，但家庭对其的期待却通过仪式程序得以明确地传达出来。家庭通过抓周将孩子纳入其文化谱系中，实现家族血脉的延续。仪式中常有长辈对自己儿时抓周的回忆、对家族过往人物命运的讲述等内容，这种通过讲述家族故事、强调“像某某人”来建构身份的方式，不仅连接了不同代际的生命记忆，也让孩子的个体命运被纳入一个更广阔的家族语境之中。抓周的孩子，不再只是“我家的小孩”，而是“我们家族延续的代表”。
由此可见，抓周在表面上是一场“儿童活动”，实际上是一次深刻的“家族叙事”事件，其文化功能之一即在于通过礼仪形式，维护并重建家庭共同体与伦理秩序，更大程度上是传统礼俗文化在当代家庭的代际传承。
5. 结语
抓周不仅是一种静态的文化遗产，更是一种动态的文化实践。它通过不断与时代对话、与家庭实践互动，保持着其文化意义的延续性与适应性。在这一过程中，我们看到的并非一个静止的传统，而是一种活的文化，一种能够包容变迁、连接亲情、表达期许的社会性仪式。抓周作为一种典型的过渡礼仪，其所体现的文化深意不仅限于“孩子抓了什么”的表面趣味，更深深扎根于中华文化对于生命、家庭、教育与社会角色的整体理解中。在时代变迁与文化转型的背景下理解这一仪式的文化内涵，不仅有助于传承和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也为理解当代中国家庭与文化认同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样本与理论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