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在工业化以及现代化的浪潮不断推进的情况下，全球生态危机已然从单纯的环境问题逐渐演变成了关乎文明存续的系统性挑战，引发了人类精神价值方面的危机。生态文学成为了人们反思生态困境、重新构建伦理关系的关键载体，中国边地文学依靠自身独特的地域文化资源，在生态书写这一领域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杨志军所著的《雪山大地》在藏区生态以及文化变迁的背景之下，采用“生活流”叙事方式来重新构建自然的神圣性，这种叙事策略突破了传统生态文学的寓言化框架，以“牲畜存栏量统计”“草场划分方案修改”等日常细节链编织现实肌理。叙事视角在汉藏人物间弹性切换，苗医生的西医诊疗日志与角巴德吉的部落头人手记形成复调叙事，通过“暗红沙砾裸露”的视觉特写与“藏獒吠声渐远”的听觉留白，构建多感官的生态危机体验场域，使“生活流”书写兼具纪录片的实证质感与诗学的隐喻深度。
探寻文化救赎的路径，为生态文学创作以及当代生态伦理建设给予了新的启示。吴义勤在《现实主义的成规与新变》中指出，杨志军以“生活流”叙事突破传统生态文学的寓言化局限，将藏区生态变迁嵌入集体化生产、草场划分等具体历史语境[1]。这种叙事革新表现为：用“暗红沙砾裸露”等细节实证草原退化的真实性，同时以角巴德吉的身份转型解构现代性的线性进步逻辑。饶翔进一步提出，该书写模式属于“中国式现代化视野下的地方性叙事”——通过医疗介入(苗医生建医院)、教育融合(强巴学校课程)等事件，既保留“病畜放归”等本土智慧，又以汉藏文化杂交展现现代化的多元可能[2]。
2. 自然神圣性的消解：生态危机的文本呈现
在现代性浪潮的冲击下，《雪山大地》中的草原生态面临着自然神圣性消解的危机。这种消解不仅是生态环境的恶化，更是人类与自然精神联结的断裂。然而，在危机之中，小说亦展现出对自然神圣性的重构努力，以及藏民自然观在传统与现代碰撞中的转型轨迹。
2.1. 草原生态的“祛魅”过程
在《雪山大地》的叙事描绘画卷中，草原生态的“祛魅”进程就像一场缓慢且惨痛的演变。早期沁多草原被描绘成“草色好似湛蓝汪洋”，绵延的山脉与繁茂的牧草组成了天人合一的绝美景致。小说以三重意象系统隐喻生态退化的精神裂变：早期“草色湛蓝如汪洋”的饱和色调与十年后“暗红沙砾裸露”的褪色描写形成色彩叙事，其饱和度递减暗合生态退化的时间轴线；藏獒从“通灵预警狼群”的神性存在沦为“按咬合力标价”的商品，量化术语与生命记忆的语言对立，具象化现代性对自然灵性的解构；铁丝网作为“现代秩序象征”却成为“斩断草原整体性的凶器”，其几何线条与草原自然曲线的视觉冲突，隐喻技术理性对生态系统的割裂。
集体化生产阶段成了草原生态恶化的转折点，为谋求短期经济指标增长，每户牧民的牛羊存栏量由传统的200头急剧增长到500头，此类掠夺式养殖远远超出了草原承载范围，小说里多次出现“暗红沙砾裸露”“枯草在寒风中瑟缩”的意象，显示出十年里植被覆盖率猛降40%的残酷情形[3]。过度放牧带来的连锁反应跟多米诺骨牌类似：土壤沙化引起保水能力下滑，水土流失加剧了草场的退化，草原的自我修复机制逐步失去效力，越发讽刺的是，当牧民们试图借助铁丝网划分草场时，这种体现现代秩序的工具，反倒成了斩断草原生态整体性的凶器，进一步加快了自然系统的崩溃步伐。
藏獒形象的变迁，以微观层面折射出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早期阶段里的梅朵黑、梅朵红不只是守护畜群的卫士，还被赋予通灵的能力——它们会在狼群来袭前一晚发出预警。但在牲畜交易市场的热闹喧嚣里，新一代藏獒沦为按价售卖的商品，人们采用“咬合力”“肩高体重”等量化指标去评估其价值。小说里“温顺藏獒无人理睬，凶猛犬只价值猛涨”的描写，体现出功利主义怎样将神圣生命工具化了，原本联系着人、畜、自然的精神纽带从此断裂。
2.2. 藏民自然观的现代转型
角巴德吉从部落头人过渡到公社主任的身份转变，成为分析藏民自然观现代转型的凭据，作为世袭头衔的头人，他笃守“草原是神灵惠赠”的传统认知，采用季节性转场、管控牲畜数量等做法维持生态平衡，将对自然的敬畏融入到日常的生产生活里[4]。但时代的潮流把他推向现代化浪潮的紧要关头，当上级推行诸如“开垦草场种青稞”“扩大牲畜存栏”的政策时，传统生态智慧跟现代发展需求发生激烈碰撞。
“草场划分”事件明显体现出这种矛盾与挣扎，作为政策实施人，角巴德吉要把集体化生产指令落实；身为守护草原者，他清楚过度开发的灾难性后果不可小觑，小说里他深夜反复对方案进行修改的场景，与牧民围坐商谈的画面轮流显现，描绘出传统跟现代的剧烈博弈。他富有创造性地提出“科学轮牧 + 传统智慧”的调和方式：既引入现代化草场管理办法，依旧保留转场的习俗；既加大生产效率，又切实守住生态界限，这种转型并非简单的顺服，而是借助文化转译，把现代性工具理性跟传统生态智慧铸造成新的认知体系，为边地生态保护提供了可以借鉴的实践模式。
周济慈在《雪域丰碑》中提出，雪山在小说中构成“生态崇高”的审美载体：其“超验主体”的拟人化书写(如“用风雪惩罚贪心的人”)，将自然力量升华为伦理裁判[5]。当角巴德吉绕道雪豹栖息地时，雪山的“崇高性”已从宗教神性转化为“生态敬畏”——这与利奥波德“大地伦理”中“自然作为共同体”的理念形成呼应，通过“暗红沙砾”与“湛蓝汪洋”的景观对照，强化了生态危机的审美冲击力。
3. 文化救赎的实践：从仪式到现代教育
在自然神圣性遭遇消解的生态危机中，《雪山大地》通过多元文化实践展开救赎叙事。这种救赎既非对传统的固守，也非对现代性的盲从，而是在现代技术的辩证吸收与汉藏文化的融合创新中，构建起具有边地特质的生态救赎路径。
3.1. 现代性介入的双向效应
苗医生在沁多县筹建的医院，是现代医疗技术介入藏区医疗体系的标志，医院采用的西医诊疗手段显著减少了传染病死亡人数，使藏民“靠天治病”的旧观念得以转变，牧民面对输液瓶“扑通一声跪下”的那一幕，既显示了现代医疗的神奇能力，也说明藏民对技术怀着敬畏[6]。
现代医疗存在的局限同样明显，在实施麻风病治疗期间，医院运用的隔离手段跟藏民“不抛弃、不放弃”的传统观念产生了冲突；抗生素的滥用致使出现耐药性问题，造成草原微生物生态的破坏，更关键的一点是，现代医疗把疾病简单当作生理问题，忽视了藏民精神上的需求，当苗医生最终因极度劳累染病去世，他的悲剧归宿暗示着单纯用技术实现救赎的困境——缺乏文化适配性的现代医疗，难以把边地的健康问题完全解决掉。
才让从聋哑孤儿进化成留美博士的蜕变，凸显了布迪厄文化资本理论在边地教育中的实践意义，于城市求学的经历让他获得现代知识体系，掌握科学思维的途径；而草原文化给予他的生态智慧与民族身份认同，最终成为别具一格的“地方性文化资本”。这种双向文化资本的堆聚，让才让拥有了改造草原的两类本领，才让在强巴学校新增“生态科学与传统智慧”课程，把现代生态学知识同藏民的游牧经验融合在一起，他采用草畜平衡模型解释传统转场规律，凭借生物多样性理论印证“病畜放归”的合理特性，这种教育创新冲破了单向的现代性灌输模式，使学生明白科学原理，又看重本土文化。
3.2. 汉藏文化融合的救赎范式
强巴学校作为汉藏文化融合的典型样板，该校生态课程设计极具创新开拓性，课程按照三个维度分类：其一为现代生态科学，诸如土壤学、动植物保护方面；二是藏族所积累的生态智慧，有游牧历法、传统畜牧技术；三是实施跨文化实践，像安排学生参与草原修复活动，把课堂学到的知识化为生态保护行动。从具体教案可以看出，在“草原植被”课程当中，老师先带着学生借助GPS定位仪测量草场退化区域，又邀请老牧民阐释传统固沙方式；在“动物保护”课程学习时，学生既去学习濒危物种的科学保护手段，还倾听藏族传说里动物的灵性故事，这类的课程编排，使学生在掌握现代生态知识的阶段，把握本土文化的生态价值，培养出兼具科学素养与文化自我认知的新一代牧民。
刘可可对小说诗意来源的研究表明，《守护雪山》等新编歌舞实现了“生态伦理的诗性转译”：将“不要让黄沙掩蔽草原”的环保口号融入锅庄舞韵律，通过“歌声飘过草原，好似春风叫醒沉睡的泥土”的意象，使抽象生态理念获得本土审美形式[6]。这种诗意叙事与强巴学校“GPS定位 + 传统固沙”的课程设计形成互文，前者以“歌与舞的生态隐喻”激活文化记忆，后者以科学理性规范实践，共同构成“诗性认知 + 实用理性”的救赎双轨。
藏区传统歌舞在小说里，其功能从娱乐过渡到了生态教育，锅庄舞、伊舞等往往在节庆时进行演出，传达开心情绪；面对生态危机所形成的背景，歌舞内容与形式呈现出革新，新编歌舞《守护雪山》把环保口号融入传统曲调，歌词突出表明“不要让黄沙掩蔽草原，要让雪山长驻人间”；在“世界环境日”的活动当中，牧民以载歌载舞的方式演绎草原生态的变迁，把娱乐活动转变为生态教育的公共平台。这种转变并非简易的内容嫁接，而是源自藏民“歌舞即生活”的文化传统，采用熟知的艺术形式传达生态理念，既保留了文化的原始样子，又赋予其现代层面的意义，当孩子们用轻柔的声音唱起新编环保歌谣之际，“歌声飘过草原，好似春风叫醒沉睡的泥土”，该场景形象展示了文化传承跟生态救赎的有机契合[7]。《守护雪山》的新编歌舞实现三重诗学转化：“不要让黄沙掩蔽草原”以“黄沙–草原”的视觉对仗将生态警示转化为修辞艺术，“雪山长驻人间”用拟人化赋予自然情感意志；“歌声飘过草原，好似春风叫醒沉睡的泥土”通过听觉–触觉通感，使环保理念获得可感的审美形式；将“病畜放归”的生态智慧融入锅庄舞踏节韵律，让传统舞蹈动作成为“生命平等”的身体叙事，踏节的节奏既是舞步韵律，亦是草原心跳的文学转译。
4. 精神生态的终极指向：个体与集体的救赎辩证法
在生态危机与文化转型的双重语境下，《雪山大地》的叙事不仅聚焦于自然环境的修复与文化传统的延续，更深入探讨了精神生态层面个体与集体的救赎路径。这种救赎并非孤立的行为，而是通过个体的精神超越、集体记忆的文化韧性以及生态共同体的建构，形成相互交织的辩证关系，最终指向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共生。
4.1. 个体层面的精神超越
小说给母亲苗苗的生命历程赋予了鲜明的悲剧色彩与神圣意味，成为生态殉道者的典型模样，作为一名汉地援藏的大夫，她冲破了地域及文化的隔阂，把现代医疗技术引入到藏区，在“生别离山”营地，此时麻风病疯狂肆虐，她不把自身安危当回事，整日间在病患中间不断穿梭，“用冻得发硬的手为牧民处理创口”“在风雪里跋涉百里去问诊”，这些细节鲜活地勾勒出她无私奉献的医者模样[8]。
苗苗的牺牲呈现出双重深刻内涵，她患病后离世，体现了现代医疗技术在边地实践里存在的局限性，尽管西医诊疗途径降低了传染病死亡的比率，但过分依赖抗生素、不把精神疗愈当回事等问题，在她的经历里暴露得一览无余，说明单纯技术化救赎陷入了困境。她察觉到危险却坚守岗位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的抉择，让她的形象超出了平凡医者的范畴，成为守护草原生态与人文精神的精神标志，她那犹如殉道的奉献之举，若如一盏灯火，照亮了人类在生态与文明起冲突时应坚守的精神高度，驱动着后人带着更坚定的信念守护自然跟文化。
父亲强巴在角色塑造上充满了矛盾与挣扎，他属于政策的执行人员，又是怀抱理想的生态保护者，这种双重身份令他陷入现代性与地方性知识相冲突的漩涡，他筹备的草原生态修复“十年方案”，力图将现代科学管理理念跟藏区传统游牧智慧融合在一起，该设想本身显示出显著的前瞻性，但在落实过程中碰到了诸多阻碍。面临上级对经济指标的要求和草原生态承载能力的矛盾，强巴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局面，他晓得过度放牧给草原造成的损害，却又不得不思索牧民对传统生活方式的依赖情形；他赞同实行科学管理，却需兼顾政策执行在文化上的适配程度，他在办公室反复打磨方案的景象，同牧民在草原上质疑的声音彼此交错，把这种理想和现实的矛盾展现得十分透彻。强巴没有因面临的困境退缩，他凭借不断做的妥协与创新，在政策约束内探索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的平衡临界点，当推广现代养殖技术之际，他维系着牧民对牲畜的情感关联；在实施草场划分政策之际，依旧尊重传统的转场习惯，这种坚持跟睿智，让他成为现代性背景下探寻可持续发展路径的典型范例，反映了个体在困境里实现精神超越的可行性。
4.2. 集体记忆的文化韧性
康巴基石屋在小说中承载着厚重的历史与文化意义，是集体记忆的重要载体。作为部落时代迎送客人的驿站，它见证了草原社会从传统部落制向人民公社，再到现代化进程中的种种变革。在牧民逐水草而居的流动生活方式中，石屋始终屹立在沁多草原，成为稳定的精神锚点。它的物质存在与牧民生活的流动性形成鲜明对比，凸显了文化记忆的强大韧性。石屋不仅是物理空间，更是文化传承的核心场域。当现代性浪潮试图抹平一切差异时，康巴基石屋以其独特的存在，提醒着人们：文化的根脉需要在变迁中坚守，在流动中保持定力。它犹如一座桥梁，连接着过去与现在，让草原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依然保持着独特的文化主体性。
牧民对政治变革表现出的“散漫”态度，实则是一种充满智慧的生存策略，印证了詹姆斯·斯科特“弱者的武器”理论。面对强大的政治力量与现代化进程，他们表面上对政策指令予以回应，如接受草场划分政策、配合现代养殖技术推广，但在实际行动中，却坚守着对自身生活方式的热爱与对生态平衡的本能维护。
在集体化生产时期，牧民虽形式上遵循政策，但仍按照传统习惯进行转场，保持着对自然节律的尊重；在养殖过程中，他们拒绝将牲畜完全视为生产资料，依然保留着对动物的情感联结。这种看似消极的应对方式，实则是对现代性盲目扩张的温和抵制[9]。通过这种非对抗性抵抗，牧民在政治变革的浪潮中，巧妙地保护了草原生态的完整性与文化传统的连续性，展现出集体记忆在应对外部冲击时的强大韧性，也为传统生活方式在现代社会中的延续提供了独特思路。
4.3. 生态共同体的建构
小说内藏獒、狼群跟牧民彼此的关联，构建了一个微妙且复杂的生态共同体样式，藏獒充当着牧民的守护者，与狼群形成自然的对峙局面，但这种对抗并非绝对意义上的敌对，而是维护草原生态平衡的关键力量，狼群的存在使得牧民跟藏獒时刻警醒，促使他们采取举措防范牲畜被吃掉，这种压力客观上阻止了草场因过度放牧而退化；而藏獒给予的守护，照看了牧民与牲畜的安全，支撑了人类在草原生态系统中的生存延续。这种三角关系显著揭示了生态共同体的本质特性：各主体彼此之间相互依存，也互相牵制，要是狼群数量变少了，草原上鼠患现象加剧，牧草受到破坏；而藏獒的过度繁衍，同样会对别的野生动物构成威胁，小说借助对这一关系的精细描写，逼真地传递出“万物共生”的生态理念，警示人们任何一个环节陷入失衡，都可能引起整个生态系统爆发危机[10]。这引导人类，身为生态共同体的一员，必须敬重并守护这种微妙的平衡，丢掉人类中心主义这种思维，以更包容、和谐的态度跟自然相互共处。饶翔指出，小说中“科学轮牧 + 传统智慧”的调和方案，本质是“地方性知识的现代转译”[2]。当才让博士用“草畜平衡模型”解释传统转场规律时，这种知识生产模式既解构了“现代性 = 普世真理”的霸权认知，又通过“病畜放归”的生物多样性理论印证，展现边地生态伦理的包容性。这与吴义勤强调的“现实主义新变”形成闭环，藏獒从“通灵卫士”到商品的异化叙事，恰恰通过地方性知识的创造性转化，为生态共同体建构提供了非本质主义的叙事范例。
小说赋予雪山“超验主体”叙事功能：“用风雪惩罚贪心的人”的拟人化书写，将自然力量转化为伦理裁判的文学隐喻，替代传统宗教的神灵叙事；“看着草原离合悲欢”的隐性视角，打破人类中心主义的叙事霸权，形成“自然–人类”的双向凝视；当才让博士用GPS测量雪山融水时，科学数据与“雪山养育万物”的民间叙事形成互文，使“常年不化的积雪”既是地理实体，又是“生态记忆”的文学能指，构建“实证–诗意”的复合象征体系。
5. 结语
本文以藏区生态变迁为背景，揭示了自然神圣性在现代性冲击下的消解与重构。现代教育的融合创新，以及汉藏文化的双向启蒙，为生态救赎提供了独特路径。作品通过个体与集体的救赎辩证，探讨精神生态的深层意义。苗苗医生的奉献与强巴的生态实践体现了个体超越，牧民的非对抗性抵抗则彰显文化韧性。从文学维度看，作品以“生活流”叙事消解生态文学的启蒙说教，通过意象系统的衰败–重生轨迹完成“祛魅–复魅”的审美建构。当藏獒、狼群与牧民的关系成为“相互依存的文学寓言”，当雪山的“超验主体性”转化为超越宗教的审美对象，小说实则探索了以文学性重构自然价值的路径——不是用科学术语图解生态危机，而是借“暗红沙砾”的视觉具象、“歌声唤醒泥土”的诗意想象，让生态伦理获得可感的艺术形式，实现从观念传达向审美救赎的跨越。藏獒、狼群与牧民的生态共同体，以及雪山“超验主体”的设定，深化了万物共生的理念。本文以多民族文化视角，为生态危机提供了文化解决方案，呼吁在现代化进程中重构自然神圣性，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