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奥康纳将生态危机视为资本主义制度中的内在矛盾，认为生态退化与社会再生产之间的张力构成资本积累的“第二矛盾”。他提出通过国家干预和生态治理机制调和资本与自然的关系，以缓解危机对经济体系的冲击。马克思则在“代谢断裂”理论中，从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代谢关系出发，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自然循环系统的系统性破坏，强调生态危机源于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结构性矛盾。本文在比较二者理论出发点、危机机制和实践路径的基础上指出，奥康纳强调制度调适的可行性，马克思则追求更深层次的制度批判；两种理论路径各有理论价值，也存在不同程度的现实约束。通过对这两种制度性解释路径的结构性比较，本文旨在深化对生态危机根源的理解，并为生态治理的理论探索提供多元视角。
Abstract: O’Connor regards ecological crisis as an inherent contradiction within the capitalist system, arguing that the tension between ecological degradation and social reproduction constitutes the “second contradiction” of capital accumulation. He proposes reconcil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apital and nature through state intervention and ecological governance mechanisms, thereby mitigating the crisis’s impact on the economic system. In contrast, Marx, through his theory of the “metabolic rift,” reveals the systemic disruption of natural cycles caused by capitalist modes of production, emphasizing that the root of ecological crisis lies in the structural contradictions of capitalist social relations. Based on a comparison of their theoretical premises, crisis mechanisms, and practical pathways,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while O’Connor emphasizes the feasibility of institutional adjustment, Marx pursues a deeper level of systemic critique. Both theoretical frameworks offer valuable insights yet face distinct practical constraints. By structurally comparing these two institutional explanations, this paper aims to deepen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root causes of ecological crisis and provide a pluralistic perspective for the theoretical exploration of ecological governance.
1. 引言
20世纪以来，生态问题逐渐从局部性环境污染演变为全球性的系统性危机，引发了学界对其根源的持续追问。传统环境政策聚焦于治理技术与制度优化，但面对不断加剧的气候变化与自然退化，这种策略显得愈发力不从心。围绕生态危机的制度解释，奥康纳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第二矛盾”理论，认为资本主义不仅与劳动之间存在根本张力，也对其赖以维系的自然和社会再生产条件造成了破坏，从而陷入自我否定的循环。但这一理论虽然揭示了问题的制度性基础，其分析仍部分停留在资本主义内部调节逻辑之中。相比之下，马克思在“代谢断裂”思想中以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为出发点，直指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对自然代谢秩序的系统性破坏。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发展了社会生产过程的技术和结合，只是由于它同时破坏了一切财富的源泉——土地和工人”[1]。这一判断深刻揭示了生态危机的社会根源，也为资本主义制度下生态问题的批判性研究奠定了基础。
2. 奥康纳的“第二矛盾”理论分析
2.1. 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
奥康纳在其“第二矛盾”理论中指出，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并非仅体现在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对立，还体现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自然环境和社会再生产条件的掠夺性利用上。奥康纳认为，资本主义生产的核心驱动力是利润最大化，而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资本主义依赖于对自然资源和社会再生产条件的过度开发和消耗[2]。在这一过程中，资本主义不断拓展生产规模和生产力，却忽视了自然资源的有限性以及社会再生产的可持续性，最终导致了资本主义与自然环境之间的深刻矛盾。这种矛盾表现为资本主义对生态资源的无休止掠夺，既破坏了自然生态系统的平衡，也威胁到社会再生产的基础。奥康纳的“第二矛盾”理论强调，资本主义不仅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存在失衡，还体现在资本主义生产力与生产条件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表现在“流动性危机”，即生产不足，由于资本主义依赖于无限追求剩余价值作为动力，而自然资源的有限性最终导致了生产资料不足和成本提高，进而引发经济危机。这种资本对自然资源的掠夺与其无限扩张的矛盾，正是资本主义第二重危机的根源。资本的无限性扩张与自然资源的有限性两者之间的冲突，构成了生态危机的深层次原因。资本积累的过程不仅消耗了劳动力，也掠夺了自然资源，形成了资本主义内在的双重危机。这一危机的表现不仅仅是自然资源的枯竭和生态环境的破坏，更深层次地影响了资本主义的长期可持续性。资本的过度开发和无节制利用资源的行为最终会导致生产条件的不可再生，破坏了长期经济增长的基础。在这一框架下，奥康纳进一步揭示了资本主义的积累逻辑与自然资源有限性之间的制度性张力，通过“第二矛盾”理论，奥康纳扩展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矛盾的分析，强调生态危机不仅是社会生产方式问题的外部表现，更是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一部分。他认为，资本主义的生态破坏并非偶然现象，而是深嵌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的内在逻辑中。解决这一问题，不仅仅是调整生产方式的问题，更需要从根本上改变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和生产方式。
2.2. 资本对自然的掠夺
奥康纳指出，资本主义不仅因“第一重矛盾”引发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还将因“第二重矛盾”导致生产不足，进而引发生态危机。若将“第一重矛盾”视为资本主义体系内部所固有的“内在性障碍”，那么“第二重矛盾”则体现为其运行过程中不断外溢的“外在性障碍”，即自然与社会生产条件在资本逻辑驱动下被持续商品化、制度化的结果，最终反噬其自身再生产基础[3]。基于利润最大化的目标，资本通过不断扩大生产规模，导致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以及对社会再生产条件的消耗，资源开发的加剧和资源的过度消耗，持续扩张的开发过程必然导致环境破坏和资源枯竭，长期下去，将不可避免地推高平均成本，从而引发资本主义生产不足的经济危机。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过程中，往往忽视自然资源的有限性。奥康纳强调，资本主义对自然的掠夺并不仅限于对资源的直接消耗，更体现在将生态破坏的代价系统性地“外部化”。在市场机制的主导下，企业通过压低成本、规避环境责任的方式将环境污染、水体破坏、土地退化等后果转嫁给社会和自然系统，而非计入生产成本本身。这种机制使得自然环境在资本主义逻辑中逐渐沦为无限制使用的“资源池”和废弃物的“排放场”，奥康纳以“水龙头”与“化粪池”的隐喻形象地揭示了资本对自然的双重侵蚀路径[4]。生态危机在资本主义的繁荣与衰退周期中呈现出不同面貌。在增长期，为追赶市场需求，企业往往忽视资源利用效率，加剧自然透支；而在经济低迷时期，则可能通过牺牲环保标准、外化环境成本等方式维持利润空间。这种资本扩张逻辑与生态约束之间的失衡，最终导致资源的快速枯竭与环境的系统性退化，构成奥康纳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根本机制。因此，在奥康纳看来，生态危机并非偶发性事件或单纯的技术性失误，而是深深根植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制度性安排之中。资本对自然的持续掠夺不仅破坏了生态系统的稳定性，也削弱了社会再生产的物质基础，为资本主义自身的可持续性埋下了结构性隐患。
2.3. 生态治理的制度设想与内在限度
在揭示资本主义对自然资源的系统性掠夺之后，奥康纳试图构建一套可行的生态治理路径，以缓解资本扩张与自然承载之间的张力。在他看来，生态危机的根源不仅在于资本的逐利本性，也与技术发展的不加限制性应用密切相关。因此，奥康纳将生态危机归因于资本的“反生态性”与科技决定论相叠加的双重结构。奥康纳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资本家阶级在追逐剩余价值最大化的过程中，往往无视生态系统的循环规律和环境的承载能力，盲目进行扩大再生产。这种以利润为中心的增长逻辑，不仅推动了技术进步和资源开发，也使得自然逐步沦为资本积累的工具与外部性负担。技术在提升人类生产效率的同时，也加速了自然资源的无序开发与生态环境的恶化。例如，塑料材料与一次性消费品的广泛应用大幅便利了生产与生活，但其所引发的全球性固体废弃物危机却日益严峻。塑料微粒不仅大量积聚于海洋、土壤和淡水系统中，还通过食物链回流至人体内部，成为一种隐蔽却持续累积的生态威胁。在生态危机治理方面，奥康纳并未主张彻底否定资本主义制度，而是提出了一套制度内部调节的设想。他认为，应通过国家民主化、生态正义运动，以及社会主义与生态政治的联合，推动社会向可持续方向转型。其中包括将以消费为导向的生产方式转变为以实际需求为导向的生产逻辑，推动发展低碳循环经济，防止因生产过剩引发周期性经济危机。他强调，唯有逐步实现由“分配性正义”向“生产性正义”的转变，方能真正缓解生态与经济之间的结构性矛盾[5]。从奥康纳关于生态危机的应对路径与制度设想来看，其立足点并非在于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否定，而是在资本主义框架内寻求通过制度自我调节与技术优化实现生态危机的缓解。其理论逻辑更倾向于制度内部的渐进式修复，而非对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及其结构性可持续性提出根本性质疑。这种不触及生产关系变革的调和路径，决定了其生态批判理论终究止步于“改良生态社会主义”的框架之内，难以彻底解决资本主义制度下生态退化的根源性问题。奥康纳生态思想中的“制度内变革”逻辑，代表了生态马克思主义中的一个重要取向，但也显现出其批判的边界。相比之下，马克思关于“代谢断裂”的理论路径立足于社会结构层面的制度批判，强调生态危机根源于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系统性逻辑，与奥康纳所提出的制度调适路径形成互补性张力。
3. 马克思的生态思想与“代谢断裂”理论
3.1. “新陈代谢”概念的理论引入与内涵演变
马克思在其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自然关系的破坏，而“代谢断裂”1正是他分析生态危机制度性根源的重要概念。受德国化学家李比希关于农业养分流失问题的启发，马克思借用“新陈代谢”一词，用以指称人与自然之间通过劳动过程发生的物质交换。他认为，资本主义以利润最大化为目的的生产方式破坏了这种物质循环，导致社会与自然之间的代谢统一被系统性地割裂。在马克思看来，“新陈代谢”具有双重内涵：一是生态层面的新陈代谢，即劳动过程中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与能量交换；二是社会层面的新陈代谢，指资本主义制度下被异化地再生产出来的复杂社会—自然关系结构。这一概念的提出，使他能够从制度层面对资本主义生态危机进行系统性批判。19世纪40年代起，马克思通过对农业问题的分析，指出资本主义农业模式导致土地肥力的持续衰退。远距离贸易将土壤中的养分带离原地，城市排泄物未能返还农村，进一步阻断了自然循环。这一过程不仅破坏了自然再生机制，也使城乡之间的物质联系日益脱节。随着理论的发展，马克思对“代谢断裂”的分析逐步深化。他不再仅仅归因于城乡分离或市场流通，而是将其根源归结为资本主义私有制和不可持续的生产方式。在他看来，资本主义的本质在于追逐剩余价值，其目的并非满足人的需求，而是为资本增殖服务。这一逻辑必然导致自然资源的系统性掠夺，进而引发生态系统的整体退化。因此，马克思所提出的“代谢断裂”不仅是对自然过程失衡的描述，更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与自然物质循环之间的深层冲突，构成其生态批判理论的核心支点。
3.2. 资本主义制度中的“代谢断裂”表现
在“代谢断裂”概念的基础上，马克思进一步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如何在具体层面破坏人类与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关系。资本主义不仅在观念上否定自然的主体地位，更通过制度安排，将自然资源转化为资本增殖的工具，系统性地制造人与自然的对立。首先，城乡分离与远距离贸易成为代谢断裂的重要表征。资本主义通过集中土地所有权与剥夺农民土地使用权，使大量农业人口涌入城市，形成依赖工资收入的雇佣劳动阶级。与此同时，农业产品通过全球市场流通，将土壤中的营养元素带离耕地，使土地失去恢复肥力的可能。排泄物与生活废弃物未能返回土地，而是在城市中积聚成污染源，导致自然循环系统遭到中断。这种城乡断裂是资本主义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相互分离的制度后果，也是代谢断裂在空间结构上的集中体现。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强调，作为自然界完整物质循环的重要一环，人类社会的生产排泄物与消费废弃物(包括人体排泄物以及消费品残余)本应通过再利用返还土壤，从而维持农业系统的生态平衡[6]。其中，消费废弃物对农作物生长与土壤养分恢复至关重要。资本主义生产逻辑的割裂，不仅阻断了这一生态机制，更加剧了土壤肥力的衰退与自然条件的物质异化，构成“代谢断裂”的典型表现。其次，资本主义制度内生的无限扩张逻辑进一步加剧了代谢失衡。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不是为了满足人的合理需求而组织生产，而是以获取剩余价值为唯一目标。这一逻辑推动资本不断压榨自然资源，并将其纳入交换价值体系，而非以自然再生能力为基础进行调节。结果是生态系统长期超负荷运转，自然承载力不断下降，资源耗竭与环境污染同步发生，成为资本积累过程中的制度性副产品。此外，资本主义的劳动过程本身也体现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资本主义劳动将工人置于生产过程的被动位置，其劳动不再是与自然互动的有意识过程，而是被资本控制的再生产机制。这种劳动的异化进一步加深了人类对自然关系的疏离感，使代谢断裂不仅是物质上的断裂，也成为社会关系的异化形式。马克思从城乡结构、生产逻辑与劳动形态等多个维度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的生态危机机制，深化了代谢断裂理论对生态危机制度根源的揭示，为后续生态批判理论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3.3. “代谢断裂”的制度根源与历史唯物主义批判
在深入分析资本主义导致的“代谢断裂”具体表现后，马克思进一步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揭示其深层制度根源。自然与社会之间的物质交换关系之所以被破坏，不是偶发性的技术或治理失误，而是资本主义社会结构本身不可避免的结果[7]。首先，马克思将代谢断裂归因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对土地的制度性控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然资源转化为私有财产，失去了公共属性，农业生产服从于利润逻辑，而非生态理性。土地所有权集中导致农业脱离自然循环的调节机制，变成追逐剩余价值的工具。这种制度安排破坏了人类对自然的整体性认知，使自然不再被视为与人类共生的生命基础，而只是资本增值的手段。其次，雇佣劳动制度加剧了人与自然的分离。工人与土地的物理剥离使其失去了对自然的直接感知与依赖，劳动不再是创造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桥梁，而变成被资本主导的异化过程。马克思指出，只有在人与自然重新建立直接、平等的关系，劳动才能真正恢复其人类解放的本质意义，而这显然无法在资本主义框架内实现。再次，马克思从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出发，认为资本主义的无限扩张本质与自然资源的有限性之间存在根本矛盾。资本积累要求不断扩大生产规模与市场范围，这就意味着不断地从自然中汲取资源并向自然中排放废弃物，进而打破自然系统的再生节奏与平衡。代谢断裂因此成为资本逻辑在自然维度上的制度性投射，是资本–自然关系中不可调和的内在矛盾。在历史唯物主义框架下，马克思对生态危机的解释不同于将环境问题视为外在风险的主流环境主义路径。他不把生态危机看作独立于社会制度之外的问题，而是看作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全面异化的集中体现。因此，解决生态危机的根本路径不在于制度内的修补与调和，而在于改变人与自然、人与生产资料之间的根本关系，走向一种建立在公共所有与生态理性基础上的新型社会形态。马克思的“代谢断裂”理论不仅指出了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制度性根源，也为生态社会主义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成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源头之一。近年来，生态学者摩尔对“代谢断裂”概念进行了延伸性批判，指出其在某种程度上仍保留了自然，社会的二元划分逻辑，未能充分揭示自然在资本积累过程中的结构性嵌入地位。他提出“资本世界生态”理论，强调自然并非资本逻辑的外部限制，而是其内在组织机制中的“廉价自然”之一[8]。这一批判视角不仅深化了对资本，自然关系的历史理解，也推动“代谢断裂”理论迈向更具整体性的世界生态分析框架。
4. 奥康纳与马克思生态批判理论的比较
4.1. 哲学基础的差异
奥康纳在构建其生态批判理论时，虽然大量借用马克思的术语与概念，试图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发展生态社会主义，但其理论出发点并未严格立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他批评传统马克思主义缺乏对文化维度和自然维度的关注，特别是将“生产力”片面理解为人类对自然的技术性支配关系。这种理解事实上是对马克思思想的误读。就自然维度而言，马克思的“生产力”概念不仅包含人对自然的能动改造作用，也强调自然对人类实践的客观制约。马克思主义正是以彻底的唯物主义为基础，将人与自然的关系纳入历史演进的整体结构之中，这与奥康纳意图“补充”自然维度的观点构成根本差异。马克思从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出发，始终将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代谢关系视为理解生态危机的理论起点。他认为，人与自然的关系并非静止不变，而是随着社会生产方式的演进而不断重构。从自然神化与崇拜，到农业社会中的适度利用，再到资本主义工业文明中对自然的征服、奴役与异化，人与自然的关系经历了深刻变迁。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明确指出，异化劳动使人自己的身体同人相异化，同样也使在人之外的自然界同人相异化[9]。这种异化不仅破坏了人类的类本质，也使自然从人类生命活动的对象转化为资本增值的工具。在马克思看来，生态危机并不是一种孤立的环境现象，而是资本主义制度内部基本矛盾的外在体现。资本对剩余价值的无限追求，决定了其对自然资源的无止境索取和掠夺，由此引发的环境污染与生态退化不过是资本积累逻辑的历史后果。因此，真正解决生态危机的路径，必须建立在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批判与超越之上，而不仅仅是对其运行机制的制度性修补。只有在公共所有制基础上实现社会关系的重构，人与自然的统一关系才有可能重新确立。反观奥康纳对生态危机的理解更多是从政治生态学视角出发，其哲学基础带有强烈的规范性诉求与制度改良导向，难以触及马克思所揭示的私有制与异化劳动之间的内在逻辑张力。这种出发点的差异，构成了奥康纳理论与马克思思想在哲学基础层面上的差异。
4.2. 危机机制的认知分歧
奥康纳与马克思在资本主义危机机制的理解上存在根本分歧，体现出不同的问题意识与理论侧重。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是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与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对立，这一制度性桎梏不仅导致剩余价值无限扩张，也周期性地引发生产过剩型危机。在这种危机中，商品因消费能力不足而滞销，资本陷入循环停滞，进而波及整个社会结构。生态破坏并非独立于这一过程而存在，而是资本逻辑在自然维度上的延伸，即所谓的“代谢断裂”——资本主义将自然从物质循环系统中抽离，使其沦为可以被无限汲取的“自由供给”[10]。奥康纳则试图在马克思分析框架之上加入生态维度，提出“第二矛盾”理论，即资本积累并非仅因生产过剩而陷入危机，也可能因其破坏了自身赖以生存的自然和社会再生产条件，如劳动力健康、基础设施稳定与生态环境安全，而导致“生产不足型”危机。在他看来，这种危机并非表现为商品堆积，而是表现为生产活动本身难以为继，构成一种从“条件耗竭”角度出发的资本逻辑失灵。尽管奥康纳的理论有助于拓展马克思主义危机理论的外延，将生态因素纳入现代资本批判框架之中，但其分析仍存在理论深度上的不足。一方面，他将生态危机主要视为生产系统中的“副作用”，而非资本主义结构本身不可调和的制度性矛盾；另一方面，他并未充分揭示劳动异化、价值形式与自然循环系统之间的系统性关系，忽视了自然与人的“共同物质性”在马克思体系中的根本地位。奥康纳的“生产不足”理论虽然有助于解释当代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具体表现，却难以突破对资本逻辑的内在批判，最终仍停留在政治经济学表层现象的描述上。与之相比，马克思通过“代谢断裂”概念揭示了资本积累如何系统性破坏自然再生产的条件，从根本上将生态危机定位于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逻辑之中。二者在危机机制的理解上分别体现出路径取向的差异：奥康纳强调制度条件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动态调节可能，试图在现实框架内寻找可持续治理路径；马克思则聚焦于资本逻辑与自然物质循环之间的根本张力，主张从制度结构层面重塑人与自然的关系。
4.3. 实践路径的对立逻辑
奥康纳与马克思在生态危机的治理路径上存在结构性分歧，反映出其生态批判理论在制度立场与价值取向上的根本差异。奥康纳虽然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但在实践维度上更偏向于制度内部的改革与调整。他主张在资本主义框架下，通过推动生态民主、重塑生产性生态正义、强化国家干预等方式，缓解生态危机带来的结构性紧张。然而，新一代生态马克思主义者马尔姆指出，资本主义不仅无法自发生成生态转型动力，反而在危机状态下倾向于以更暴力的方式压榨自然与劳工。例如，在《如何炸毁管道》中，他强调应正视气候行动的阶级斗争性质，倡导更激进的生态政治策略，以打破资本主义对能源与环境的结构性控制[11]。这意味着，仅依赖制度性修补难以破解资本积累与生态破坏之间的硬约束，生态政治必须面向更激进的制度重构逻辑。如果说马尔姆从激进气候政治出发批判制度调和思路，那么摩尔则从理论层面对“制度调节路径”提出根本性质疑，二者在批判逻辑上形成互补。摩尔指出，以“绿色增长”或“可持续资本主义”为目标的治理机制，往往掩盖了资本与自然之间的结构性共构关系。摩尔在“资本世界生态”框架中强调，自然并非资本逻辑的外部受体，而是被嵌入、编码和组织的“廉价自然”[12]，因此生态危机的制度性解构必须超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本身的组织逻辑。奥康纳对资本主义内部改革路径的期待，难以真正动摇资本逻辑对自然的系统性整合与支配。与之相对，马克思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就是生态危机的根源。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并非偶然现象，而是资本追逐剩余价值过程中的结构性结果。只有通过变革资本逻辑、打破私人占有制度，才能真正建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关系。在他看来，资本主义的“代谢断裂”只能通过公共所有制、生态理性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共同构建的社会制度加以弥合。因此，马克思所指向的是一种具有革命性的制度重构路径，而非渐进主义的体制调和。这种制度路径上的分野，在表1中已有系统体现。奥康纳将生态危机的根源界定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第二矛盾”，强调制度功能性失衡，因而解决路径倾向于在现有体制下推进生态民主与生产性正义，属于改良型方案。而马克思则将生态危机的根源定位于自然与社会劳动生产之间的“代谢断裂”，主张通过彻底变革资本主义制度、构建生态共同体来实现生态的根本出路，路径具有明显的革命性倾向。尽管“代谢断裂”理论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与自然的结构性矛盾，但其制度构想仍面临现实转化的挑战。当代生态社会主义需探索如何将公共所有制、生态理性与人的发展整合为可行方案，并避免对自然的本质化理解。马克思生态批判的继承，应体现为问题意识的拓展，而非静态复述。
Table 1.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O’connor and Marx’s institutional explanations of ecological crisis
表1. 奥康纳与马克思生态危机制度性解释路径比较
比较难度 |
奥康纳(生态马克思主义) |
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生态思想) |
思想渊源的
同质性 |
奥康纳(加利福尼亚大学)与福斯特学派同属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传统 |
19世纪资本主义兴起阶段，
生态思想孕育于历史唯物主义批判传统 |
思想逻辑进路的
异质性 |
生态危机根源：资本主义社会“第二矛盾” 解决路径：制度内生态民主与
生产性生态正义(改良型路径) |
生态危机根源：自然与社会劳动生产之间的
“代谢断裂” 解决路径：变革资本主义制度，
实现生态共同体(革命性路径) |
思想特质 |
不触及资本的核心结构，
属于资本主义内部改革取向 |
资本主义对自然关系的破坏具有根本制度性，
主张重建人类与自然的统一关系 |
从表中可见，奥康纳的生态政治立场建立在资本主义体制“可持续修复”的信念之上，而马克思则从制度本体出发，提出“资本主义与自然的对立是不可调和的”，强调唯有通过生产关系的根本性重构，才能消除人与自然之间的深层裂痕。前者是在资本秩序中“寻求生态容忍度”的策略性调适，后者则是揭示资本制度对自然生态的系统性掠夺与排斥，进而指向一种超越资本逻辑的生态文明建构。奥康纳与马克思虽然在批判资本主义生态危机方面具有理论共识，但在实践维度的出路选择上，则呈现出渐进与革命、修补与重构的根本差异。这种差异不仅体现为技术路径的分歧，更反映出对资本逻辑及其生态后果的认知深度与制度立场的根本不同。
5. 总结
尽管奥康纳与马克思在生态危机的根源诊断与实践路径上存在差异，但两者均揭示了资本主义扩张逻辑与自然再生产之间的深层矛盾。奥康纳强调在现有体制内通过政策调适和制度改革缓解生态紧张的路径具备一定现实可行性，但难以触及资本逻辑的深层结构。而马克思立足历史唯物主义，借助“代谢断裂”理论深刻阐明生态危机的制度根源，为后续生态批判提供理论支点。但其对未来社会形态的设想仍需在现实语境中进一步丰富。在生态危机日益全球化与制度多元化的背景下，我们更应在坚持批判性的理论立场基础上，推进对资本逻辑、社会关系与自然代谢机制之间多维度的综合理解，避免陷入线性化的“优劣评判”，而应推动一种张力充沛的对话式理论探索。在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国家过程中，推动历史唯物主义生态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制度有机衔接，既是对经典理论的创造性转化，也是推动中国生态文明理论体系自主发展的内在要求。
NOTES
1“新陈代谢”(德语是stoffwechsel，英语是metabolism)，在中译本《马克思 恩格斯全集》中有两种译法，分别是“新陈代谢”和“物质交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