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朱熹是宋学集大成者，其《诗集传》及《诗序辩说》质疑《小序》论《诗》的“美刺”传统，将《国风》中《小序》认为是刺时、刺乱、刺淫奔、刺君等诗篇视为“淫诗”。这一观点与儒家传统诗教观龃龉，故此言一出，同时代的吕祖谦便反驳说：“《桑中》《溱洧》诸篇，几于劝矣。夫子取之，何也？曰：诗之体不同，有直刺之者，《新台》之类是也；有微讽之者，《君子偕老》之类是也；有铺陈其事，不加一词而意自见者，此类是也。”[1] (p. 108)清初由于治经风气的转变，学者对“淫诗”之说更是不以为然，其中陈启源《毛诗稽古编》对朱熹“淫诗”说的批评最为言辞激切，他说：“朱子为《郑风》传，满纸皆淫媟之谈耳，《狡童》《褰裳》二篇，摹画荡妇口角，尤鄙秽无度，此正士所不忍出诸口，不知大儒何以形诸笔也，每展卷至此，辄欲掩目。”[2] (p. 卷五)。
对朱熹“淫诗”说的不满，甚至是陈启源写作《毛诗稽古编》的动机之一，他在《毛诗稽古编后序》中言：“甚以为五经皆圣人所以训世，《诗》独连章累幅俱淫媟之谈，此岂可为训？”[2] (p. 卷三十)所以陈氏撰写《毛诗稽古编》以求恢复《诗》之本意。目前学术界对清初学者批评朱熹“淫诗”说的现象有所讨论，但均未涉及到陈启源《毛诗稽古编》，对《毛诗稽古编》的研究，又多注重探究其对清代考据学、汉学展开的影响。本文则通过分析《毛诗稽古编》对朱熹“淫诗”说的批评，以求从另一侧面剖析陈启源的《诗》学思想，亦可一窥清初学者治《诗》风气之转变。
2. 朱熹“淫诗”说概说
《诗经》中被朱熹视为是淫诗的诗篇有三十多首，由于《论语》和《礼记》中言郑、卫之声为淫声、乱世之声，如《礼记·乐记》：“郑卫之音，乱世之音，比于慢矣。”[3] (p. 1080)所以这些所谓的“淫诗”大部分是《郑风》《卫风》里的诗篇。莫砺锋先生将这些“淫诗”归为两类，“第一类是《小序》认为与男女爱情毫无关系，而朱熹却解作‘淫诗’的。”“第二类是《小序》承认所咏之事与男女之情有关，但认为诗人之意是讽刺当时的不良风俗。而朱熹却解为男女自叙其事或自咏其情的‘淫诗’”[4]。
朱熹解《诗》废《小序》而不用，是有一个过程的，具体原因要从《小序》解诗的传统说起。宋以前学者治《诗》，以《毛诗》为宗，《毛诗》中有《诗传》和《诗序》，《诗传》即《毛氏训故传》，主注疏，《诗序》主解诗旨。《诗序》有大小《序》之分，一般称《关雎》前较长的一篇论《诗》长文为《大序》，各诗篇前论《诗》短文为《小序》。虽然《小序》和《大序》并非出自一人之手，但《小序》是严格按照《大序》的思想解《诗》。《大序》认为诗歌应该起着“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5] (p. 1)的作用，又认为《国风》是“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譎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5] (p. 1)明确指出《国风》中的诗篇应承担着教化讽喻的功能。尽管是产生在王道衰弱，礼仪废弛，政教不施的年代的变风，也应该是“发乎情，止乎礼仪”。《小序》按照该思想解《诗》，所以《国风》里诗歌的诗旨无非是刺时、刺乱、思贤、思君子等。甚至有时《小序》为了强行迎合《大序》的主旨，不得不穿凿附会，曲解诗意，朱熹便看出这其中的问题。他说“某向作诗《诗解》文字，初用小序，至解不行处，亦曲为之说。后来觉得不安，第二次解者，虽存《小序》，间为辨破，然终是不见诗人本意。后来方知，只尽去小序，便自可通，于是尽滌旧说，诗意方活。”[6] (p. 2085)由此观之，朱熹最初也是按照《小序》来解释《诗经》，但是有“解不行处”，最终才尽去《小序》。
尽管朱熹解《诗》不囿于《小序》，可为什么会认为《诗经》中的某些诗歌是淫诗呢？应有以下几点原因，首先，朱熹认为《诗经》有“淫诗”可能是发挥了《论语》等先秦典籍中关于郑、卫之声皆为淫声的观点。其在《诗集传》中曾言：“郑、卫之乐，皆为淫声。”“故夫子论为邦，独以郑声为戒，而不及卫，盖举重而言，固自有次第也。”[7] (p. 88)尽管孔子所言的是“郑声淫”而非“郑诗淫”，朱熹却因此以为郑、卫之诗多为“淫诗”。值得一提的是，孔子曾言“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诗无邪’”，既然是“诗无邪”，怎么还会有淫诗呢？朱熹为了不悖圣人之言，专门对此做了解释，他说“至于《桑中》、《溱洧》之篇，则雅人庄士有难言之者矣。孔子之称‘思无邪’，以为诗三百篇劝善惩恶，虽其要归无不出于正，然未有若此言之约而尽耳。非以作诗之人所思皆无邪也。”[8] (p. 3371)又说“只是‘思无邪’一句好，不是一部诗皆‘思无邪’”[6] (p. 2065)此种解释不免有自圆其说之嫌。其次，朱熹认为《国风》中诗篇并非像《雅》《颂》中诗篇一样皆是“圣人之徒所作”，并且这些诗歌产生的地点也只是下层社会的里巷。《诗集传序》言：“吾闻之，凡诗之所谓风者，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歌咏，各言其情者也。”[7] (p. 2)朱熹强调诗是里巷百姓男女言情之作，这就为“淫诗”的产生提供了一定的现实依据。再次，受时代疑经风气的影响。南宋学者黄震说:“雪山王公质、夹漈郑公樵始皆去《序》而言诗，与诸家之说不同。晦庵先生因郑公之说尽去美刺，探求古始，其说颇惊俗。”[9] (p. 卷四)朱熹本人也曾多次言及郑樵解《诗》，他说“郑渔仲谓诗《小序》只是后人将史传去拣，并看谥，却附会作《小序》美刺”[6] (p. 2079)，又说：“旧曾有一老儒郑渔仲，更不信《小序》，只依古本与叠在后面。某今亦只如此，令人虚心看正文，久之其义自见。”[6] (p. 2068)并且朱熹解《诗》时也会引用郑樵之说，如关于《郑风·将仲子》的诗旨，朱熹《诗序辩说》说“莆田郑氏谓此实奔淫之诗……今从其说。”[7] (p. 29)可见当时疑经的风气对朱熹亦有影响。最后，也是十分重要的原因是朱熹本人丰富的思想。朱熹集理学家和文学家于一身，故其思想中既有理学家的伦理，亦有文学家的情感。作为文学家的朱熹认为诗歌的创作是人的思想情绪的表达，他说“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夫既有欲矣，则不能无思；既有思矣，则不能无言；既有言矣，则言之所不能尽，而发于咨嗟咏叹之馀音，必有自然之音响节族而不能已焉。”[7] (p. 1)并且朱熹主张通过讽咏诗句来体会诗意，他说“于是乎章句以纲之，训诂以纪之，讽咏以昌之，涵濡以体之”[7] (p. 2)也正因如此，他解《诗》才不拘泥于《小序》。又因朱熹是理学家，在理学家的思想中，理欲之辨是至关重要的一环，甚至鼓吹“存天理，灭人欲”，所以诗歌中男女相悦之辞，在朱熹这里自然就成了有违天理的淫奔者自述其情了，因此《诗》中此类诗歌也便成了“淫诗”。
3. 陈启源对“淫诗”说的批评路径
有明一代，程朱理学为主流学派，理学家治经讲究阐发义理，而轻视注疏，明代后期，阳明学派的末流解经更是各骋其说，使经学日渐空疏。到了清初，由于外部环境的骤变以及学者治学风气的内部转向，其时学者如顾炎武、王夫之、毛奇龄等人，都强调经世致用之学，抨击空谈心性的王学末流，主张由宋返汉，重新恢复汉、唐注疏的经学传统。在此种风气的影响下，陈启源以复古为前提，以《毛诗》为宗，通过编撰《毛诗稽古编》辨正宋学著作《诗集传》，《四库总目提要》言此书：“题曰《毛诗》，明所宗也。曰《稽古编》，明为唐以前专门之学也。所辨正者，惟朱子《集传》为多。”[2] (p. 卷三十)而在对朱熹《诗集传》的辨正中，最为言辞激切的是对其“淫诗”说的辨正，其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3.1. 以“教化”、“美刺”说反驳朱熹“淫诗”说
陈启源不满后儒解经“多取更新”，故其《毛诗稽古编》治《诗》的思想是复古、尊古，他在《毛诗稽古编序例》中言：“先儒释经，惟求合古，后儒释经，多取更新。汉《诗》有鲁故、韩故、苍氏、孙氏故、毛故训传，《书》有大、小夏侯解故。故者，古也，合于古，所以合于经也。后儒厌故喜新，作聪明以乱之，弃雅训而登俗诠，缘叔世以证先古，为说弥巧，与经益离源也，惑之。”[2] (p. 卷一)陈启源解释了自己复古的原因，因为合于古便合于经，即复古的目的是为了探求经书本义。他批评后儒喜新厌旧，认为他们这样做，只会离真正的经义越来越远。因为陈启源认为《诗序》最古，所以他的《毛诗稽古编》，“篇义一准诸小序”[10] (p. 132)。
前文提到，《小序》解《诗》遵循《大序》“美刺”的传统，该思想也是孔子“诗教”观在汉代的继承与发展。而朱熹却不认同《小序》的“美刺”说，并认为《小序》中一些所谓的“美刺”诗是“淫诗”，这自然会得到陈启源的批评。
所谓“诗教”是强调诗歌和政治教化之间的关系，孔子认为诗歌能使人变得“温柔敦厚”，《礼记·经解》引孔子言：“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3] (p. 1638)即诗歌承担着教化的功能，正因为承担着教化功能，故诗歌本身要“正”，孔子说《诗》是“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诗无邪’”。孔子还从“诗教”出发，强调诗的社会作用，即“兴、观、群、怨”，其中“怨”则生“刺”，又因孔子强调中正平和，不能过分，所以是“美刺”。《小序》继承了孔子的“诗教”观，从而强调《诗》的“美刺”、“教化”功用，陈启源尊《小序》、也尊孔子，他由此出发对朱熹“淫诗”说大加挞伐，他说“夫孔子删诗，以垂世立训，何反广收淫词艳语，传示来学乎？”[2] (p. 卷五)陈启源认为孔子删《诗》，欲使《诗》成为后世教育的规范和准则，怎么大量的收集淫词艳语呢？即《诗》中的诗篇皆应“无邪”，因为如此才能“垂世立训”。陈启源认为《国风》中有些诗歌虽然描写的是猥事，却是文人墨士写来劝诫教化世人的，如对《卫风·氓》的解释，朱熹说：“此淫妇为人所弃，而自叙其事，以道其悔恨之意也。”[7] (p. 57)朱熹认为诗篇是“自作”即自叙其情，故是“淫诗”，这就使诗歌丧失了教化劝诫的功能。而陈启源则解释说“里巷猥事足为劝戒者，文人墨士往往歌述为诗，以示后世。如《陌上桑》《雉朝飞》《秋胡妻》《焦仲卿妻》《木兰诗》之类，皆非其人自作也，特代为其人之言耳。《国风》美刺诸篇，大率如此。”[2] (p. 卷四)与朱熹强调诗歌为“自作”的“淫诗”不同，陈启源以诗歌的劝诫教化功能为前提，认为诗是文人墨士“代作”以讽戒世人的，这就突出了诗歌的教化、美刺的功用。他也强调《国风》中的“美刺”诸篇大都是这样。
总之，陈启源十分不满朱熹对《小序》“美刺”说观点的否定，而坚决肯定《国风》的“美刺”、“教化”功用，并以此来驳斥朱熹的“淫诗”说，其在《毛诗稽古编总诂》中，他用较长的篇幅论及此事。原文如下：
“朱子又谓《小序》之说，必使诗无一篇不为美刺时君国政而作，不切于性情之自然，使读者疑当时之人绝无善则归君、过则归己之意，非温柔敦厚之教。斯语尤不可解，夫诗之有美刺，总迫于好善嫉邪、忠君爱国之心而然耳，此非性情，必丑正党、恶视君亲如秦越，而后为性情邪？况刺时之诗，大抵是变风、变雅，伤乱而作也。处污世，事暗君，安得不怨，怨则安得无刺？孔子曰：‘可以怨’，孟子曰：‘不怨则愈疏’，未尝以怨为非也。惟其怨，所以为温柔敦厚也。而朱子大讥之是贡谀献媚、唯诺取容。斯谓之忠爱，而厉王之监谤，始皇之设诽谤律，足称盛世之良法矣，有是理乎？史迁有言：‘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作。’朱子所见何反出迁下也？既以刺时为不可，而悉为淫女之词，夫淫奔之女反贤于忠臣义士耶？”[2] (p. 卷三十)
该文显明显地表达了陈启源对朱熹将怨刺之诗视为的“淫女之词”的不满。陈启源认为刺时之诗，本就乱世之作，由于诗人身处乱世，则有“怨”，而“怨”则不能无刺，因为“怨”是“温柔敦厚”诗教观的内在要求。且“怨刺”也并非是出于党同伐异、恶视君主之性情，而是诗人有疾恶好善、忠君爱国之心，所以才写诗以美刺君主或者劝诫世俗。
3.2. 以疏证字义、词义反驳朱熹“淫诗”说
陈启源《毛诗稽古编》在字义、词义的疏证与训诂上成就颇高，《提要》说它“引据赅博，疏证详明”，陈启源也在多方考证字义、词义的基础下，对朱熹“淫诗”说提出质疑与反驳。这首先是对“郑声淫”中“声”、“淫”二字的考证。他说：“朱子《辨说》谓孔子郑声淫一语，可断尽郑风二十一篇，此误矣。夫孔子言郑声淫耳，曷尝言郑诗淫乎？声者，乐音也，非诗辞也。淫者，过也，非专指男女之欲也，古之言淫多矣，于星言淫，于雨言淫，于水言淫，于刑言淫，于游观、田猎言淫，皆言过其常度耳。”[2] (p. 卷五)陈启源直接否定了朱熹对“郑声淫”的认识，他认为“声”是指“乐音”，并非指“诗辞”，而“淫”也不是男女之欲，而是过度的意思，并且还列举了先秦关于“淫”字的使用情况。由前文可知，朱熹的“淫诗”说依据之一便是《论语》等先秦典籍里所说的“郑声淫”，陈启源通过重新疏证字义，直接否定了该依据。至于“郑声淫”到底是何意呢？陈启源亦给出了自己的解释，他说。“乐之五音、十二律，长、短、高、下皆有节焉，郑声靡曼幻眇，无中正和平之致，使闻之者导欲增悲，沉溺而忘返，故曰：淫也。”[2] (p. 卷五)他认为“郑声淫”是言郑乐“靡曼幻眇”而不符合儒家“中正平和”的音乐观。所以陈启源从对“乐”字和“淫”字字义的疏证中反对朱熹“淫诗”说，他说“朱子以郑声为郑风，以淫过之淫为男女淫欲之淫，遂举《郑风》二十一篇，尽目为淫奔者所作。”[2] (p. 卷五)
在对具体诗篇的辨正中，陈启源亦多考证辞意来辨正朱熹“淫诗”之说。如在对《鄘风·桑中》的解释中，陈启源通过疏证郑、卫与“桑间濮上”并无关系，从而反对朱熹将此诗判为“淫诗”。朱熹认为该诗是淫诗，是引《礼记·乐记》里一段文字进行证明，朱熹这样做的原因是因该诗《小序》里的一段文字和《礼记·乐记》里的一段文字相似，而《礼记·乐记》里的这段文字中又提到了“乱世之音”，故朱熹以此证该诗为“淫诗”，下面将《小序》和朱熹《诗集传》的原文摘录如下：
《小序》：“桑中，刺奔也。卫之公室淫乱，男女相奔，至于世族在位，相窃妻妾，期于幽远，政散民流，而不可止”[5] (p. 69)
《诗集传》：“《乐记》曰：‘郑、卫之音，乱世之音也，比于慢矣。桑间、濮上之音，亡国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诬上行私，而不可止也。’按《桑间》即此篇，故《小序》亦用《乐记》之语。”[7] (pp. 46-47)
这里朱熹认为《小序》和《乐记》都有“政散民流，而不可止”等内容，故将“桑间”和诗名《桑中》等同，从而认为此诗是“淫诗”，他认为这也是《小序》引《乐记》之语的原因。陈启源不认同朱熹此说，他说“至《小序》所云：‘政散民流，而不可止。’语偶与《乐记》同，非谓桑中即桑间也。”[2] (p. 卷四)并且陈启源又通过疏证“桑间濮上”和“郑、卫并”非一地，来反驳朱熹之说，他说：
“朱子因此，语遂全引《乐记》文以证此诗之即桑间，殊不知《乐记》既言郑、卫，又言桑间濮上明属两事。若桑濮即桑中，则《桑中》乃卫诗之一篇，言郑、卫，而桑濮在其中矣，何烦并言之耶？《乐记》又言：‘乱世之音怨以怒’而系之郑、卫。言：‘亡国之音哀以思’而系之桑间濮上。是此二音之伦节与作此二音之世时，逈不相同也”[2] (p. 卷四)
陈启源辨正说如果“桑、濮”即是桑中，而《桑中》又是《卫风》中的一篇，那么说郑、卫就可以包括桑濮了，《乐记》又为什么要不厌其烦的并言二者呢？他还根据《乐记》的原文解释说“郑、卫”和“桑、濮”的音乐伦节和时代亦不同，即“怨以怒”和“哀以思”的音乐伦节不同，“乱世”和“亡国”的世时不同，故“郑、卫”和“桑、濮”并非一地明矣。陈启源通过这些逻辑清晰的疏证力辟朱熹之说，并最终感慨道“朱子引《乐记》以为证，而全不辨其文义，岂后儒耳目竟可涂哉？”[2] (p. 卷四)。
以上所述情况，在《毛诗稽古编》并非少数，如对朱熹认为是“淫诗”的《卫·有狐》《陈风·月出》《陈风·出其东门》等诗的辨正，都是通过疏证辨明字义、词义来反驳朱熹之说。
3.3. 以“以史证诗”的论《诗》观反驳朱熹“淫诗”说
中国最早“以史证诗”的典范之作，非《小序》莫属。《小序》解《诗》事实多联系《左传》，即通过《左传》的历史背景阐释诗义，这种现象在《小序》中十分普遍，如《小序》解《邶风·北风》说“北风，刺虐也，卫国并为威虐，百姓不亲，莫不相携持而去焉。”[5] (p. 60)解《邶风·新台》说“刺卫宣公也。纳伋之妻，作新台于河上而要之，国人恶之，而作是诗也。”[5] (p. 62)等等。这甚至引起了一些宋人的不满，如朱熹引郑樵的话说“郑渔仲谓诗《小序》只是后人将史传去拣，并看谥，却附会作《小序》美刺。”[6] (p. 2079)其实早在先秦时期，就已经有了“以史证诗”的思想，如孟子的“不以辞害志”、“知人论世”说便与“以史证诗”说有一定的逻辑关系。“不以辞害志”出自《孟子·万章上》：“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11] (p. 12)即强调不能仅仅根据诗歌字面意思去解读诗歌，要通过揣摩去寻求诗歌的言外之意、微言大义，陈启源也有同样的解诗观。他认为诗和文章不同，文章是“以辞达意”，诗歌却立意深远，而诗歌则使用委婉的语言表达幽渺的旨意，而又不会在辞中表述写作的年代以及当时的社会情况，所以他说诗歌是“或似美而实刺，或似刺而实美，其意不尽在辞中，尤难臆测。”[2] (p. 卷三十)如何探求诗歌的言外之意？孟子给出了自己的方法，即“以意逆志”，而“以意逆志”的“意”不是凭空产生的，更不是自己的臆测，那么如何培养这个“意”呢？孟子在《孟子·万章章句下》中说“孟子谓万章曰:‘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11]也就是说通过了解作者本人的生活情况和时代背景，有了这样的背景知识，便可以培养自己的“意”，然后再通过“意”探求诗中通过比兴、隐喻表达的外之意。而想要了解一个人的人生经历和生活年代，就必须要联系当时的史事。这样就有了一个清晰的逻辑思路，因为诗有言外之意，所以“不以辞害志”而要“以意逆志”，因为“以意逆志”，所以“知人论世”，因为“知人论世”，所以“以史证诗”。陈启源十分尊崇《小序》，又受到孟子论诗观的影响，他说“源因考诸孟子所论读诗之法，其要不外二端，一曰：‘诵其诗，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一曰：‘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意。’然则学诗者必先知诗人生何时，事何君，且感何事而作诗，然后其诗可读也。”[2] (p. 卷三十)所以陈启源治《诗》强调“不以辞害志”，重视通过联系史事阐明诗旨，在此种治《诗》的思路下，陈启源十分反感朱熹将一些含有言外之意的美刺诗篇直解为“淫诗”，如他论被朱熹视为“淫诗”的《郑风·叔于田》的诗旨时言：
“两《叔于田》，玩其辞，皆美太叔。而《序》云刺庄公，噫！此《诗》不可无《序》也。段之美，饮酒耳，搏兽耳，射御是力耳。美之，乃以讥之也。然段之以此为能，庄公之过也，左氏所谓：‘讥失教也。’微《序》，则诗之意将以词害矣。”[2] (p. 卷五)
陈启源通过联系《左传》史实认为，《郑风》中两首名为《叔于田》的诗篇是讽刺郑庄公未能履行兄长的责任，放任自己的弟弟不管，使弟弟太叔段以“饮酒”、“搏兽”、“射御”为能事。在论《王风·丘中有麻》一诗，朱熹说“此亦淫奔者之词，其篇上属《大车》，而语意不庄，非望贤之意，《序》亦误矣”[7] (p. 29)。陈启源则通过联系史事，认为“留”是地名，属东周畿内邑，子嗟和子国是父子，二人由于贤能，而闻名于东周，但是惨遭放逐，故国人写了这首诗来思念他。因此，他对朱熹将此诗解为“淫诗”十分气愤，并且对子嗟、子国父子二人被朱熹曲解表示同情，说“《采葛》惧谗也，《丘中有麻》思贤也。《集传》因《大车》一篇厕其间，遂槩指为淫诗，果何据乎？惧谗者，不知主名，则亦已矣。独惜子国、子嗟贤而被放，已为生不逢辰。幸而遗泽在人，风诗显其姓氏，不意二千载后，复横被淫僻之名，反不如《采葛》诗人姓氏湮没之愈也，二留有知应，攒眉于九原矣。”[2] (p. 卷五)
在总论《郑风》中《有女同车》《山有扶苏》《蘀兮》《狡童》《褰裳扬之水》《扬之水》六篇诗歌时，陈启源力主是刺忽之作，并多方联系郑国史实来解释各诗的次序和诗意，而这几篇诗，朱熹都解作“淫诗”。原文如下：
“郑诗二十一篇，其六篇皆为忽而作，计忽两为君，其始以桓十一年五月立，是年九月奔卫，其继以桓十五年六月归，至十七年冬遇弑。前后在位不及三载，事至微矣。而国人闵之，剌之卷卷无己者，岂非以其世子当立而不克令终？故独加怜惜与。案忽六诗，孔氏以《有女同车》、《褰裳》二篇为作于前立时，以《山有扶苏》、《蘀兮》、《狡童》、《扬之水》四篇为作于后立时。今合之郑事，殆不谬也。忽之立而即出奔也，因宋人之执祭仲也，衅起于外也，使结齐昬有大援，或时有贤方伯起而正之，则郑突不能恃宋以窃国矣。故《有女》之刺辞昬，《褰裳》之思见正，皆汲汲于外援也。忽之归而复见弑也，因恶高渠弥，而不能去也。祸生于内也，使忽能去奸用贤，断制威福，权臣不得擅命与！忠臣良士共图国政，则臣下之逆节无自萌矣，故《山有扶苏》诸篇刺其远君子近小人。主弱臣专，孤立无附之事，所忧在内也。然则前立二诗，其作于忽之既奔，后立四诗，其作于忽之未弑乎？既奔，故多婉惜之情。未弑，故有忧危之语。诗人忠爱之，思千载犹如见矣。”[2] (p. 卷五)
郑昭公忽之事见《左传》，《左传》载郑国太子忽曾协助齐国抵御北戎的进攻，因此得到齐国国君的青睐，欲将女儿嫁与忽，但被忽辞谢了。郑庄公死后，太子忽继位是为郑昭公，后来宋国威逼郑国权臣祭仲立郑突为国君，祭仲因为被擒，无奈之下与宋人结盟，答应立突为国君。昭公听说后便主动流亡到了卫国，郑突继位是为郑历公，历公与大臣祭仲不和，欲谋害祭仲，但却图谋败露，被迫流亡，这时祭仲便又迎接昭公忽回国复位，后昭公于一次打猎时被大夫高渠弥射死。陈启源论《有女同车》《山有扶苏》《蘀兮》《狡童》《褰裳扬之水》《扬之水》六首诗时，便以此历史背景为依据，即“今合之郑事，殆不谬也”，认为忽为世子，乃正统，当立，却命途多舛，以至“不克令终”，国人怜悯他，作此六诗。《有女同车》《褰裳》二首诗是写于忽第一次立为国君之时，此时忽势力薄弱，所以《有女同车》刺忽辞齐国联姻之请，《褰裳》“思见正”，都是为了请求外援。《山有扶苏》等诗篇是写于忽二次立为国君之时，此时由于忽未能亲贤远佞，以至于被臣子所弑。故这四篇诗是刺忽疏远君子而亲近小人之作。陈启源论该六诗时，直引郑国史实而不言“淫”字，由此可见其对朱熹“淫诗”说的态度。
4. 结语
陈启源的《毛诗稽古编》是清初治《诗》著作中的代表性作品，《四库总目提要》说它“引据赅博，疏证详明，一一皆有本之谈。盖明代说经，喜骋虚辨，国初诸家始变为征实之学，以挽颓波，古义彬彬于斯为盛，此编尤其最著也”[10] (p. 123)。在《诗》学的发展史上，主要有汉、宋两家之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此总结说“《诗》有四家，毛氏独传，唐以前无异论，宋以后则众说争矣。”[10] (p. 119)可见汉代至唐代“诗经汉学”为主流，南宋至明末，尤其是元延祐之后，由于朱子之学成为官方意识形态，“诗经宋学”为主流，因此朱熹“淫诗”说提出后，虽为宋、元、明三代的一些学者所不满，但在宋学流行的年代，这些微弱的反对声却难成气候。到了明末清初，社会环境的“天崩地裂”引起了学术思潮的转变，故在这一期的治《诗》学者中，对“诗经宋学”的批评之声四起，“淫诗说”更是他们攻击“诗经宋学”的靶子之一，朱鹤龄《诗经通义》言：“文公谓淫奔者自为是诗，则其人已至不肖大无耻矣，圣人何录焉？”[12] (p. 40)其他如毛奇龄《白鹭洲主客说诗》、姚际恒《诗经通论》等，也都对朱熹“淫诗”说表示不满。陈启源在《毛诗稽古编》中不遗余力地批评朱熹“淫诗”说，言辞激切甚于他人。通过对陈启源批朱子“淫诗”说的研究，不难发现，明末清初的陈启源治《诗》，不仅仅是汉、宋兼采，而是已经开始向汉学回归，这也预示了清代治经风气的转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