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18世纪的哲学世界正处于一场深刻的变革之中。随着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两大传统不断交锋，关于知识来源与合理性的讨论愈发激烈。在这一背景下，休谟以其独特的怀疑立场对经验知识的基础提出质疑，尤其是在对因果关系的分析中，展示出前所未有的哲学敏锐。他指出，人们之所以相信一个事件会导致另一个事件，并非基于理性的必然推论，而是在反复经验中形成的心理倾向。这一看法虽然在当时引起争议，但却深刻动摇了传统的认识论基础。
休谟问题由此应运而生。它不仅是一个关于归纳推理是否可靠的问题，更牵动着我们如何理解经验、理解知识、理解科学。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不仅因为它挑战了人类理性能力的边界，更在于它在哲学史上引发了一系列重要回应，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的回应。他直言，正是休谟的质疑打断了他教条主义的沉睡，促使他重新思考理性的角色和知识的可能性。
本论文将围绕休谟《人类理解研究》中的相关论述展开考察，试图还原休谟问题的原始语境与哲学意图，分析其论证逻辑与思想张力，进而探讨这一问题在近代哲学中的意义以及对康德哲学的推动作用。同时，本文也将简要讨论当代学术中对休谟问题的重新思考，尤其是在科学哲学与认知科学等领域，休谟思想所激发的持续关注与理论回应。通过这样的探讨，本文希望展示休谟问题不仅是一个历史性的哲学议题，也依然是理解当代思想世界的一个有效入口。
2. 休谟哲学产生的背景
哲学思想的产生从来不是孤立的，它往往是对既有知识体系的反思与回应。每一种哲学的产生和发展都受其时代文化背景的影响，休谟哲学正是处于近代哲学的十字路口，其产生也是由它所面临的双重哲学困境决定的。一方面，经验主义传统在追求知识基础时陷入怀疑主义泥潭；另一方面，唯理论路径则诉诸形而上学和神学预设以维系理性权威，从而削弱了哲学的自主性与批判性。
西方文化发展到中世纪后期出现了反叛传统文化的“文艺复兴运动”，其文化精神主要表现为“教会威信衰落下去科学的威信逐步上升[1]”。在文艺复兴和科学革命的影响下，中世纪教会神学的权威地位逐步瓦解，以自然科学为代表的新知识体系崛起，并极力强调经验与理性的重要性。英国经验论哲学家如洛克、贝克莱等试图以感官经验为知识基础，确立一种面向实证世界的认识论模式。然而，这一路径很快遭遇理论困境，贝克莱虽然以“存在即被感知”为经验主义辩护，却又不得不借助“上帝的观念”来维系知觉世界的持续性，从而陷入对神学的依赖。与此同时，大陆理性主义以笛卡尔、斯宾诺莎和莱布尼茨为代表，试图通过演绎逻辑构建出普遍必然的知识体系。但由于其基本原则本身无法自我证明，只能依赖某种先验真理或神圣设定，其理论同样难以摆脱形而上学独断论的批评。面对如此困境，休谟以其鲜明的经验主义立场，对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两种传统路径同时发起批判。休谟把自己哲学的任务规定为反对形而上学的独断论以及批判传统哲学和宗教神学的虚妄，为科学知识寻求确实可靠的基础，尤其是在因果律与经验的关系问题上展开了深刻探讨，由此引发出后世所谓的“休谟问题”。
3. 休谟问题的定义
真正首次明确提出“休谟问题”的人是康德。他说：“但是我怕休谟的问题用尽可能大的规模(比如用《纯粹理性批判》的规模)摆出来会和问题本身在第一次被提出来时一样得不到解决”[2]。
从广义角度来看，由于关注重点不同，在不同的研究领域中，休谟问题可以被展开为多种形式的问题。本文核心在于探讨因果关系与归纳推理何者更为根本，不涉及价值判断领域。休谟在《人类理解研究》中提出，因果律并非理性直观或演绎推理的结果，而是源自对经验事件的反复观察后形成的心理习惯。换言之，因果关系是基于“恒常的联合”和“时间上的相继出现”而产生的联想，而非内在必然的逻辑联系。对此，休谟将人类认知区分为两类知识，一类是“观念的关系”，如数学和逻辑，其真理具有必要性和确定性，不依赖经验；另一类是“事实的关系”，即关于现实世界的知识，其有效性依赖于经验观察。然而，因果关系作为事实的基础，却无法通过理性推导获得必然性，只能借助习惯原则维系其认知功能。这一论断对传统形而上学提出了严峻挑战，也揭示了经验主义内部潜藏的悖论，即知识的基础既建立在经验之上，又无法用经验本身为其提供逻辑保证。休谟问题正是对这一矛盾的系统阐释，成为现代认识论的基石之一。
4. 休谟问题的论证过程
4.1. 知觉的分类与观念间的联系
休谟把知觉通过强力和活力分为两类，较不强烈活跃的知觉叫思想或观念，另一种强烈活跃的知觉叫印象。印象是个体在感知过程中即时产生的直接体验；而观念或思想则是人在事后对这种体验的回忆，或是在事件发生前通过想象所形成的。休谟认为思想看似无限实际上是受限的，人心的全部创造力是把感官和经验供给于我们的材料混合调换罢了，可以说“我们的一切观念或较微弱的知觉都是印象或是较活跃的知觉的摹本。”[3]休谟强调，所有观念都必须来源于印象。也就是说，心灵并不能凭空创造出观念，而只能在印象的基础上进行加工。这一“印象–观念原理”不仅是休谟经验主义方法的逻辑起点，也为后续关于因果关系的讨论奠定了基础。
观念可以区分为简单观念和复杂观念，而复杂观念是由简单观念构成的。休谟指出，人类心灵中的各种思想和观念之间存在某种联系原则，当这些观念在记忆或想象中出现时，它们会依照特定的顺序和规律相互联结与引发[3]。在他看来，各观念间的联系原则只有三种，分别是相似关系，时间或空间中的接近关系和原因或结果。这三条原则是可以联系各个观念的，休谟着重探讨的是第三种原因或结果的关联。
4.2. 知识的类别
休谟认为，“人类理性(或研究)的一切对象可以自然分为两种，就是观念的关系(Relations of Ideas)和实际的事情(Matters of Fact)。[3]”第一类知识具有直观上的确定性或逻辑上的必然性，其正确性不依赖于经验事实，例如代数和几何等学科，只要遵循非矛盾律即可确保其合理性。而第二类知识则必须依靠经验，其理论基础是因果关系。然而，休谟指出，因果性只能通过经验得出，理性本身无法独立于经验推演。他进一步提出疑问：我们在借助因果关系获得这类知识时，其可靠性究竟源自哪里？我们为何确信其为真？当一个全新的事物呈现在我们感知中，在尚未看到其结果之前，我们有几种方式能判断它的性质？休谟认为只有三种可能：直观观察、逻辑推理以及经验。接着他逐一分析并得出结论：首先，我们无法凭直觉从一个原因直接得知其结果；作为一个严格的经验主义者，休谟认为原因与结果是彼此独立、毫无关联的两个现象体；其次，我们也不能借助演绎推理从原因中必然推出结果。休谟认为，凡是能够被清楚理解或清晰构想的事物，只要其中不包含矛盾，我们就无法通过任何形式的逻辑论证或抽象推理，从先验角度证明它是错误的。
通过这两方面的论证，休谟得出一个结论：我们对实际事务的认识若是基于因果关系，其根源只能是经验。他指出，因果概念并非来源于一次或少量的经验。因为仅凭单一的个案，我们无法做出可靠的判断。只有当类似的经验反复出现，并且几乎没有例外的情况时，我们才倾向于作出推测，在以往所有的例子中，我观察到某些可感知的特征总是与某些潜在的力量相伴而生。
4.3. 习惯的原则与“必然联系”的观念
假定一个人获得了较多的经验，那么他会发现一些相似的事件或事物总会恒常会合，虽然没有对其中秘密力量有任何观念或知识但仍能作出这种推论，因为还有另外一种原则决定结论的形成。休谟认为，“因为任何一种动作在屡次重复之后，如果产生了一种偏向，使我们不借理解的任何推论或过程，就容易来再度重复同样的动作，而我们总说那种偏向就是习惯。[3]”这一论述揭示了因果信念的形成机制，人们在多次观察到某种事件模式后，心智便自然地形成对该模式未来重复的预期，而这种预期是一种非理性的心理倾向，而非基于必然性逻辑的推断。所有源于经验的推理，归根结底是建立在习惯之上，而非理性推导。因此，休谟认为，习惯才是引导人类行为的最根本力量。
休谟说到了原因与结果两个物象的恒常会合，但他否定了二者之间存在联系，乃至必然联系，因为我们的一切观念都只是印象的摹本。要深刻理解能力观念或必然联系，必须要考察它们的印象。通过特殊的因果例证和对身体运动的考察，休谟认为我们不能从经验中找到能力观念的来源。意志对身体运动会产生影响，但我们并不能意识到意志的能力。观念不是来自于身体运动中的感觉或意识，而无法通过简单的意志作用来创造。具体来说，虽然人们能够观察到意志对身体运动的影响，但却无法感知到意志中包含的能力或必然性的印象。换言之，意志的作用在经验中表现为身体运动的结果，但这种结果并不等同于理性能够把握的必然性。我们的心灵并没有直接经验到因果能力，而只是看到两个事件的连续出现。因此，休谟得出结论，因果必然性并非经验中可以获得的知识，而是人类心理习惯的产物。我们通过不断观察某种事件的重复组合，产生了一种心理上的期待，进而形成了因果关系的观念，但这种观念并不反映客观事物之间的本质联系。
休谟的这一见解对传统形而上学的因果观念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摧毁了因果关系具备客观必然性的传统认识。它将因果关系从理性认识的必然性，转向了经验观察和心理习惯的层面，开启了现代哲学关于认识论和心灵机制的新探索。这种对因果律的怀疑不仅动摇了经验主义赖以为基的归纳推理，也揭示出人类知识的有限性与不确定性。这一因果怀疑论的重要意义在于，它迫使后继哲学家重新思考科学知识的逻辑基础，并最终引导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提出“先天综合判断何以可能”的核心问题，从而开启了认识论的新纪元。
5. 对康德哲学的影响
休谟的哲学在西方哲学史上具有重要的转折意义。他通过对人类理性的深入分析，提出了对因果关系必然性的怀疑态度，表达了不可知论的立场。这一观点揭示了此前唯理论和经验论中存在的“独断”成分，动摇了包括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在内的哲学根基。
休谟的经验主义怀疑论为康德的批判哲学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础，也为其理论框架奠定了初步方向。康德哲学的核心目标在于重构形而上学，使其具备科学性的严谨标准。在他看来，形而上学是理性的一种本质追求，但以往的哲学传统未能构建出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形而上学，尤其在与自然科学的迅速进展相对比时，形而上学显得停滞不前[4]。康德曾说“我坦率地承认，就是休谟哲学在多年以来首先打破了我教条主义的迷梦，并且在我对思辩哲学的研究上给我指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2]”正是在休谟的启发下，康德完成了他的哲学变革，并建立起“批判哲学”。休谟以经验主义怀疑论，把形而上学排除出科学与理性的领域，从而否定了形而上学“求真”的可能性[5]。
康德在回应休谟时，并不仅仅是提出了一个理论问题的解决方案，更在哲学方法论上完成了根本转向。休谟强调通过归纳、习惯与心理经验来理解世界，其哲学属于典型的经验主义传统；而康德则通过“先验分析”开辟了一条批判哲学之路，将哲学的任务转向对知识可能性的条件进行分析。这种从怀疑到建构的转变不仅体现在对因果律的不同理解上，也体现在对整个知识结构的再建。康德不再满足于对感性经验进行描述，而是要建立一个合理的知识系统，使得自然科学、道德信仰与审美判断都能在统一的理性框架中获得正当性。他从人类理性能力入手，提出了先天综合判断何以可能的问题，把哲学研究的任务集中到解决“科学知识是否可能以及怎样可能”的问题上。这一转向标志着现代认识论的确立，即不再单纯关注知识的内容，而转向对知识条件本身的反思。康德的“先验哲学”因此成为回应休谟问题的系统尝试。康德的“哥白尼式转向”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体现出来的，不再假设我们的认识必须符合客体，而是认为客体必须符合我们的认识形式。休谟怀疑因果律的客观性，而康德则通过将因果律视为主观认知形式，保留了自然规律的必然性，又避免了形而上学的独断。在这一意义上，休谟的经验主义怀疑与康德的先验批判构成了现代哲学发展的两极——一个是对人类理性能力的限制，另一个是对理性构成能力的确证。因此，休谟问题不仅是一个历史性的哲学事件，更是一个不断被重新诠释与激活的认识论范式。它促使哲学从关于“世界是什么”的本体论问题，转向“我们如何认识世界”的认识论反思，成为理解现代哲学走向的关键入口。
尽管康德自认为克服了休谟的怀疑主义，但休谟提出的问题在康德体系中仍有其回响。首先，康德承认人类理性具有一种“超越”的冲动，总是试图逾越经验的边界去探究“物自体”的本质。然而，他也明确指出，这种努力是注定失败的，因为“物自体”永远不能为我们所认知。这实际上是对休谟怀疑态度的哲学化延续——即对人类认知能力之限度的承认。其次，康德在处理宗教与道德问题时，虽然试图为理性信仰开辟合法空间，但这种信仰并非经验可证实之物，而是一种“实践理性”的要求。这种处理方式亦受休谟关于宗教信仰之不可证明性的影响，只不过康德赋予其积极的道德意义。
可以说，休谟之怀疑为康德之建构提供了起点，康德之批判为休谟之怀疑提供了回应。二者的哲学对话不仅标志着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的深度融合，更推动了近现代哲学由形而上学向认识论的重大转向。
6. 休谟问题的当代诠释与意义
尽管休谟问题源自18世纪，但它对当代哲学的影响远未结束。作为归纳推理正当性问题的典范形式，休谟问题已成为现代认识论、科学哲学核心议题之一，其当代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6.1. 波普尔的证伪主义回应
与逻辑实证主义试图为归纳推理寻找合理基础不同，波普尔则明确接受休谟关于归纳不具逻辑正当性的观点，但他并未因此陷入彻底的怀疑主义，而是另辟蹊径，提出科学的核心不在于归纳验证，而在于猜想与反驳。在波普尔看来，科学理论的价值并不在于它能被不断证实，而在于它是否能够被经验事实潜在地证伪。换言之，一个命题若无法被经验所反驳，就不属于科学的范畴。类似“太阳明天会升起”的陈述，虽然符合人类经验的重复模式，但其真理性无法通过逻辑或经验彻底证成。相较而言，一个声称“太阳明天不会升起”的命题，则因其可被经验事实直接反驳，而具备科学讨论的可能性。这一思路反映出波普尔对休谟怀疑立场的深刻继承，即他并不试图修复归纳推理的缺陷，而是通过重构科学理性基础，将不可证实转变为科学理论的前提条件。
波普尔的理论意义在于，他并未把休谟问题视为可以解决的哲学难题，而是将其视作现代科学不可回避的前提限制。他强调，与其在理论上为归纳寻找根基，不如在实践中通过不断试错的方式接近真理。因此，科学的理性不是建立在确定性的基础上，而是在不断批判、修正与淘汰之中保持进步。
从这个角度看，波普尔的回应不仅是对休谟问题的哲学承认，更是一次范式的转变。他摆脱了哲学对归纳逻辑的执念，将科学方法的重点放在理论的可开放性与批判性上，从而赋予科学一种动态、自我纠错的理性机制。这一转向，使得休谟问题不再是科学发展的障碍，而成为科学自我理解与方法论革新的契机。
6.2. 认知科学与心理哲学中的重述
休谟提出因果关系不是理性所能直接把握的，而是人类心灵在观察到事件恒常联合之后，通过心理习惯或联想倾向自然形成的观念。这一观点在当时缺乏经验心理学支持，但在20世纪后期和21世纪初，随着认知科学与实验心理学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实证研究表明，休谟的习惯理论具有惊人的预见性。
近年来，休谟的问题也被认知科学重新讨论，尤其是在习惯形成、模式识别与预测行为等领域，研究者发现人类确实倾向于在经验重复中形成某种心理预期，这与休谟所谓习惯原理高度吻合。认知心理学家如丹尼尔·卡尼曼、吉格伦泽尔等人通过实验揭示，人类的因果判断往往源于直觉性启发式，而非严格的逻辑推理。这从实证角度部分验证了休谟的经验主义假设，也使休谟问题成为哲学与心理学之间的交叉桥梁。进一步地，现代神经科学的研究也指出，人脑的某些区域如海马体与基底节在处理模式识别和经验关联时起着核心作用，它们会自动加强事件间的关联性，从而产生因果预期。这种机制表明，“因果推理”并非意识层面的理性选择，而是人脑的默认模式之一。
由此可见，休谟的问题不仅是一个哲学怀疑问题，更揭示了人类认知本质的某种机制。这种由经验主导、非理性但实用的推理方式，在现代认知科学中得到了经验支持，使得休谟的哲学思想重新获得理论活力与解释力。
休谟在《人类理解研究》中揭示的因果困境，像一把锋利的手术刀，剖开了经验主义看似光滑的表面，暴露出其内部深刻的矛盾。当他说我们看到的只是相继发生，而非必然联系时，整个形而上学大厦的地基开始摇晃。这种动摇不是消极的破坏，而是催生了康德那个著名的比喻——哲学界的哥白尼革命。有趣的是，三百年后的今天，神经科学家在实验室里观察到人类大脑确实在制造因果联想时，休谟关于习惯是人生的伟大指南的洞见获得了意外的印证。这提醒我们，哲学史上那些看似抽象的争论，往往预见了实证科学后来发现的具体真相。
休谟问题的持久魅力恰恰在于，它既不动声色地消解了我们对理性的盲目自信，又为重建知识体系提供了隐秘的线索。这种双重性使它在每个时代都能激发新的思考——无论是康德用先验范畴来回应，还是当代认知科学对思维机制的探索。或许，真正重要的不是找到终极答案，而是保持这种清醒的追问姿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