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在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中，想象力作为感性与知性之间的中介能力，其理论定位的演变标志着先验哲学体系的深化。A版中，想象力被赋予先验综合功能，通过“三重综合”整合感性杂多，但其自发性和规则缺失导致与知性范畴的断裂。B版通过引入图型论，将想象力重新定义为“知性对感性的先验应用”，以时间图型为中介实现范畴与直观的异质联结，从而确保经验对象的普遍必然性。本文通过分析A、B版对想象力的不同阐释，揭示康德如何从“主观综合”转向“先验图型”以解决知识的客观有效性问题。
Abstract: In Kant’s Critique of Pure Reason, imagination, as the mediating ability between sensibility and intellect, has evolved in its theoretical positioning, marking the deepening of the transcendental philosophical system. In version A, imagination is endowed with the function of transcendental synthesis, integrating the diversity of sensibility through “triple synthesis”, but its spontaneity and lack of rules lead to a break with the category of intellect. Version B redefines imagination as “the transcendental application of intellect to sensibility” by introducing schemata, and uses time schemata as the medium to achieve the heterogeneous connection between category and intuition, thereby ensuring the universal necessity of empirical object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different interpretations of imagination in versions A and B, revealing how Kant turned from “subjective synthesis” to “transcendental schemata”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objective validity of knowledge.
1. 引言
人类如何可能获得具有普遍性与必然性的知识？这是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尝试回应的一个根本性问题，基于这个问题，他构建了感性与知性共同生成经验世界的理论框架。但是，感性提供的杂多材料与知性所要求的一致结构存在着本质差异，它们之间又应该如何处理呢？这就成为了整个批判哲学必须解决的问题。在A、B两个不同版本之间，想象力理论的改变牵涉到非常大的问题，它不仅涉及到康德自身的转变，同时也关乎知识对象如何可能的问题。尽管已有相关研究关注了“图型”概念的提出对先验哲学结构的影响，但两版中想象力理论演变的逻辑和哲学意义仍然是值得关注的地方，正因为这样的认识，本文分析了想象力从“主观综合”到“先验图型”的转向路径，并以此来看康德如何利用这一中间物来调整和建构自己的知识以应对异质性的协调难题。
2. A版中的想象力——主观演绎与综合功能
根据亚里士多德“感觉、臆想与观念”的认识结构，康德认为“有三种源始的来源”，包含这一切经验之可能性的条件，本身不能从灵魂的任何其他能力派生出来的，这就是感官、想象力和统觉。通过主观演绎，康德目的是为先验想象力的综合与中介找到一种统一的主观的认识来源，这正好对应亚里士多德认识结构中的想象力。它能够按照某种意识的统一性规则(纯粹知性概念)对意识中相继出现的杂多的表象进行把握和再生，从而产生一个统一、完整的表象[1]。这种“按照概念”“把握”和“再生”是想象力的综合行动所包含的三个要素。康德分别称之为“概念中认知的综合”“直观中领会的综合”和“想象中再生的综合”。
直观中领会的综合，这是综合的起点，是主体在感性直观中对杂多材料的即时把握与初步整合([2], p. 88)。例如，当我们观察一片红色斑块时，并非瞬间感知其整体，而是通过想象力将连续的时间片段，如红点的瞬间闪现，综合为一个连贯的空间表象。这种领会的综合依赖于时间意识，其本质是在时间中定位并串联瞬间印象。然而，这种综合仅能形成流动的、未定型的表象，尚无法构成对象性认知，因而需要更高层次的综合。
想象中再生的综合通过联想律确保过去与当前表象的关联性[3]。康德强调，“若我现在产生一条线的表象，或从中午到午夜的连续时间表象，我必须首先在思想中逐一领会这些部分……但若我总是在过渡到后续表象时丢失前一部分，便永远无法获得整体表象”(A102)。如听到一段旋律时，想象力必须主动“再生”已消失的音符，才能将其与当前音符联结为完整的乐曲。这里，康德引入“亲和性”概念，感性杂多的再生之所以可能，是因为现象本身服从先验的联结规则(如因果律)，而非偶然的心理习惯(对休谟经验联想的批判)。然而，这一阶段的综合仍依赖于想象力的自发联想，缺乏明确的范畴规范，因而存在主观任意性的风险。
概念中认定的综合是最高层级的综合，通过概念将再生表象归入统一性意识中([2], p. 91)。“若我们未意识到现在所思与前一瞬间所思是同一活动，所有再生的综合都将徒劳”(A103)。例如，将连续的视觉印象(如马头、马身、马尾)认定为“一匹马”，需依赖“实体”范畴提供的统一性规则。认定的综合以“先验统觉”(即“我思”)为根基，通过范畴将再生表象提升为客观有效的判断对象。“太阳晒热石头”的因果判断不仅需要再生阳光与石头的相继表象，还需通过“原因–结果”范畴赋予其必然性。
这三重综合，其实是康德为了理解方便而进行区分的，但在事实上，在经验形成的每一刻，这三种综合能力始终同时作用，统一于整体的认知结构之中，这个整体可以说它就是知识。三重综合试图从主体的认知活动出发，说明经验如何可能。想象力在此扮演了“先验工匠”的角色，即它既是感性杂多的整理者，又是范畴应用的执行者。
但这样依旧存在着一定的理论困境，首先是盲目的综合。康德承认想象力是“盲目却不可或缺的功能”(A78/B103)，其自发综合缺乏规则指导，可能导致任意联结，比如将云朵形状误认为人脸，此外，还存在着与知性的断裂[4]。A版未明确范畴如何支配想象力，仅模糊提及想象力“属于感性的条件，但依赖于知性”(A124)。这不禁引发疑问，若想象力独立于知性，综合的客观性如何保证？
3. B版的修订——客观化与图型论
三重综合的详细描述(尤其是再生的综合)常被指责带有经验心理学色彩，与先验哲学的纯粹性相悖，至此，康德在B版中弱化主观演绎，转而强化图型论的逻辑中介性。B版先验演绎中康德将想象力定义为“一种自发性的综合能力，是即便对象不在场也在直观中表象对象的能力。”，康德实质进行了定义的重构，将想象力明确为“知性对感性的先验应用”(B152)，强调其受范畴的先验规定。康德强调了生产性想象力的优先性，再生性想象力(依赖经验联想的再现)被降级为“经验性能力”，而生产性想象力成为先验哲学的核心，主动构造经验对象。
在A版中，想象力之所以能成为一切经验的可能性的基础，是以想象力作用的最大特点——即显象的可再生性为条件的[5]。在经验层面的再生的联想中，康德通过“红砂”的例子，类比出了一种与“先验规则”相对应的“经验规则”。在他看来，这一经验规则如若可能，其中必然存在一种先天的综合能力，后者遵循着先验意义上的综合规则。这一推论的合理性源于想象力的“再生”的综合。至此，康德说明了在“自发性”的认识能力中何以蕴含着一种综合的先验规则。印象在成为被意识把握到的观念之前，就依据某种符合规律的想象力综合的能力而形成了某种必然的联结。这种想象力就是先验意义上的生产的想象力，其类比于经验性的再生的想象力，前者需要是服从于某种客观性的规则[6]。
“这种形象的综合如果只是指向统觉的本源的综合统一，即指向这种在范畴中被思维的先验统一的话，那它就必须与单纯智性的综合不同，而叫做想象力的先验综合。”这里是B版先验演绎中惟一一处康德对先验想象力做的规定。从这一层意义来说，先验想象力是现实构成知识的最高根据。想象力是把对象不在场时也能从直观中表象出来的能力，而这种能力在逻辑意义上，在我们经验现象之前就有的。虽然在经验到对象某物之前，我们并不能够想象到某物，但我们的这种能力就先天的指向了这样一个某物，先验想象力正是从我们的这种先天指向的能力上来说的。它是一种自发地，不仅依照统觉的统一还能根据感官的形式来规定感官的能力。它不依赖过去表象的再现，而是主动按知性范畴规则构造经验对象的形式条件[7]。例如，即使从未见过冰块融化，主体仍能通过因果图型将“温度升高”与“融化”联结为必然序列。
康德是如何对图型进行界定的呢？康德将图型定义为“想象力产生的先验的时间规定”(A140/B179)。它既非具体形象(如“狗”的心理图像)，亦非纯粹概念(如“动物性”)，而是一种潜意识的规则程序，通过时间形式为范畴提供感性化的操作指南。图型是生产性想象力的功能产物。想象力在此被重新定义为“知性对感性的先验应用”(B152)，即受范畴支配的规则化综合能力。
在康德的B版图型论中，时间图型的必要性源于范畴作为纯逻辑形式的抽象性与感性直观的具体性之间的根本断裂。由于范畴无法直接作用于感性杂多，想象力必须通过构造“时间图型”这一中介，将范畴“翻译”为可被直观把握的时间性形式。因果范畴则被具象化为“时间中的必然序列”，使前后相继的事件(如阳光照射与石头升温)被必然性规则所统摄，而非偶然联想。这一转化过程被康德称为“潜藏在人类灵魂深处的技艺”(A141/B181)，它本质上是一种先验的规则化操作，想象力并非任意捏合范畴与直观，而是严格遵循知性范畴的规范，将普遍逻辑形式嵌入时间这一感性先天形式中。由此，所有主体在综合直观时均受同一时间图型的约束，确保了经验判断的客观有效性。例如，“太阳晒热石头”之所以能超越主观心理联想而成为客观必然判断，正是因想象力通过因果图型将“热”与“太阳照射”按时间必然序列联结，使感性材料被纳入知性规则的统一网络中。图型论的中介机制由此揭示了康德哲学的核心要义，客观知识既非被动反映世界，亦非纯粹逻辑推演，而是主体通过想象力这一“技艺”，在时间中主动构造出的规则化经验整体。
图型论的提出，代表着康德对异质性问题的一种系统解决。首先，范畴是纯逻辑形式，无时间性与空间性，而直观是感性接受的杂多材料，必然在时间中呈现，二者性质截然不同，若直接强行结合，将导致“范畴的空洞”与“直观的盲目”。其次，时间作为中介的必然性。时间是“内感官的形式”，也是一切现象的先天条件。想象力通过将范畴“时间化”，使其获得可应用于直观的媒介。那图型论是怎么运作的呢？想象力根据范畴的纯粹逻辑形式，创造出与之对应的时间性规则程序。首先，我们接收知性提供的范畴(如“因果性”)。之后，将范畴的逻辑形式(必然性联结)转化为时间中的操作规则(如“前后相继的不可逆序列”)。最后，将时间规则应用于感性杂多，生成客观经验对象(如将“太阳照射”与“石头升温”按时间必然性联结为因果判断)。图型并非主观心理联想，而是所有理性主体共享的先验规则。“物体受热膨胀”的客观性并非源于现象本身，而是因想象力按因果图型(时间必然序列)对感性材料进行普遍化综合，使所有主体必然作出相同判断。康德由此彻底实现“人为自然立法”的哥白尼革命。方法论上，想象力彻底纳入了先验逻辑框架，认识论上，通过时间化综合，弥合感性与知性的鸿沟，确保证知识的客观普遍性，而在存在论上，康德暗示主体通过图型构造经验世界，为现象学与建构主义提供思想资源。这样的分不仅完成了从心理学到先验哲学的范式转换，更揭示了人类理性的根本能力：生产性想象力作为“先验技艺”，既是知识的构造者，也是意义的赋予者，康德彻底切断了知识客观性对外部世界的依赖，使“自然法则”成为理性主体自我立法的产物。
4. 想象力作为中介的关键意义
在康德哲学中，作为感性与知性之间的中介能力，想象力的关键意义在于对经验构造的先验奠基与主体性本质的揭示。首先，其通过“综合的时空化”解决了范畴(非时间性的纯粹逻辑形式)与感性直观(时间性的具体材料)之间的异质性难题。因果范畴作为抽象的逻辑关系，是无法直接作用于“阳光照射”与“石头升温”这类时间性现象的，此时，想象力通过创造“时间中的必然序列”这一图型，将“原因”转化为直观可把握的前后相继秩序，使范畴得以“嵌入”时间维度，成为经验可能的先验条件。其次，想象力为经验可能性提供了双重奠基，首先是在感性层面，它能够整理杂多直观，比如颜色、声音的流动，将其纳入时空形式中形成初步对象(“一片正在融化的冰块”)，之后，在知性层面，它又依据范畴规则对这些时空化对象进行二次综合，将其构造为可被判断的客观客体(变成“因温度升高而融化的冰块”)。感性材料与知性规则通过想象力的中介性操作不可分割地统一于经验结构中，若无感性，范畴将沦为空洞形式，若无范畴，直观则仅是混沌杂多。最终，这一中介机制深刻揭示了康德“人为自然立法”的先验主体性命题：经验对象的客观性并非源于物自体的直接给予，而是主体通过想象力这一先验能力，主动将范畴规则“投射”到感性世界的结果。
5. 结论
A版演绎侧重想象力的“主观能动性”，康德主要关注想象力如何通过结合感性直观和理性概念来支持先验知识的形成，而B版中，康德认识到先前的理论存在一定的不足。先天想象力虽然是能够促使知识成为可能的必然条件，但是其自身具有的先天的普遍性和必然性并非知识的普遍性，它与经验性能力并不相同[8]。
那么通过图型论将想象力客观化，康德使其成为受范畴支配的规则性能力，从而弥合感性与知性的鸿沟，确保知识的客观有效性。想象力的演变反映了康德从“心理学描述”向“先验逻辑建构”的转向，最终确立其为人类理性构造经验世界的先验枢纽，这是康德自身思想的确认。先验想象力的提出表象上为了完成先验演绎，实质上是为了完成先天综合判断如何可能的问题，它先天具有普遍性与必然性，是一种内在的能力。总之，从A版到B版康德对想象力的定义和功能的演变，不仅反映了他对先验条件的更深入理解，也标志着他在认识论上的重大进展。想象力的中介角色也最终表明，经验对象的客观性并非来自物自体，而是主体通过想象力按范畴规则主动构造的结果，彻底实现“人为自然立法”。通过这种演变，康德进一步揭示了感性和知性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为后来的哲学研究提供了更加丰富和系统的理论基础，值得我们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