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媒介融合背景下，传统单一的思政传播逻辑被打破，叙事主体、传播形态和受众机制均发生了显著变化，推动网络文化育人呈现出多元协同、互动共建的全新格局。相较于现有研究多聚焦于现象描述或单一平台实践，本文的核心贡献在于：首次将“叙事重构”理论系统地应用于分析中国高校网络文化育人模式，深入剖析其内在逻辑转变，并基于丰富案例提炼出三种具有普遍解释力的实践模式，为理解媒介融合时代育人创新提供理论参考。
2. 媒介融合背景下网络文化育人的叙事创新
在媒介融合的大背景下，网络文化育人的传播逻辑和叙事方式随之发生深刻变化。叙事作为信息表达与认知建构的重要方式，其演变不仅关乎内容的呈现形式，更深层次地影响着受众的理解方式与价值判断。媒介融合打破了传统媒介之间的界限，推动网络文化育人的叙事逻辑主体、形态和接受机制等方面被系统性重构。
(一) 叙事主体的多元化转型
媒介融合背景下，高校网络文化育人的场域正经历格局重构。皮埃尔·布尔迪厄指出，场域是“位置间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或一个形构”[1]，行动者凭借其拥有的资本进行竞争以获取支配权。传统教育者掌握的制度性文化资本影响力相对下降，而以社群影响力为代表的新型文化资本的影响力则日益凸显。这一改变推动了网络文化育人叙事主体的多元化转型。作为受众的学生不再是单一的“接受者”，而是逐渐演化为具有话语权、参与权的“共建者”。有研究指出，随着信息传播权利变革的深化，大学生的知情权、表达权以及监管权得到强化，进一步引发了信息获取渠道和行为方式的改变[2]。高校教师、学生、媒体工作者乃至生成式人工智能等多元主体，均参与到网络文化育人内容的生成、演绎与传播过程中。当前，师生共创已成为网络文化育人的重要实践形态，如学生主导内容策划、视频剪辑、脚本撰写等，教师则只提供指导，实现网络文化从为学生创作到学生自己讲述的深层转变。这种育人实践提升了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使其在内容生产过程中不断内化主流价值观。媒介融合还使校外社会主体逐步成为育人叙事的重要参与者。公益组织、主流媒体平台、行业企业借助短视频、直播、互动社区等方式，参与高校网络文化活动，共建共享育人资源生态。这种多元化的叙事主体构建，有助于推动网络文化育人的多元主体发展，构建起多元协同、共同育人的新型传播格局。主体的多元共建，使网络文化叙事更具现实贴近性与价值感染力，从而增强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与针对性。
(二) 叙事形态的多模态重构
在媒介融合的推动下，网络文化的叙事形态也从以图文为主的平面化传播，向融合文字、图片、音频、视频、动画、虚拟现实等多种媒介形态的立体化、沉浸式的多模态叙事形态转变。多模态在反思文本中心、视觉中心的基础上出现，强调超越单一文本与视觉的多感官接受和呈现[3]。这种多模态叙事不仅是形式的拓展，更是感官体验和认知方式的全面重塑，打破了传统教育中讲授式传播的局限。就实际情况而言，网络文化内容生成的特点可概括为：可视化、碎片化、情境化。如借助短视频平台推送微思政内容，将宏大的政治理论压缩为一分钟知识点；通过视频博主用通俗语言、生动案例讲解理论知识，增强学生的兴趣与接受度；VR、AR、全景漫游、AI主持人等前沿技术也被引入思政传播实践。此外，传统话语主导的育人叙事强调规范性、逻辑性和权威性，而网络文化主导的育人叙事则更注重亲和力、故事性和情感共鸣。一些思政课程视频通过引入“第一人称”讲述、“剧场化”编排等表达方式，实现了“讲道理”与“讲故事”的有机统一。这种多模态的叙事重构，使高校网络文化育人的内容呈现更加生动、形式更加灵活、表达更加多元，满足了青年受众对于情感共鸣和价值认同的复合性需求。
(三) 接受机制的参与化与互动化
赋予教育活动中受教育者的主体性地位一直是高校育人实践活动不断追求的目标，其本质是推动高校育人实践活动从“主客二分”到“主体间性”范式转变[4]。而受众接受机制的变革，是媒介融合背景下网络文化育人叙事重构最显著的体现之一。根据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交往行为合理化是语言性的，它是通过言语来协调行为以建立和改善人际关系，并在这个过程中实现行为的理性化[5]。当前网络文化育人接受机制的参与化与互动化则为这种行为理性化提供了前提条件，具体表现为以下三点：首先，受众信息获取的主动性显著增强。以往育人内容往往通过集中授课、文件传达等方式进行“单向推送”，而现在大学生更习惯于通过微博、B站、知乎、小红书等平台自主搜索知识。这就要求教育者改变传播思维，从“我要教”转向“他要学”，从“说我想说”变成“说他想听”，在受众主动性中寻找教育切入点。其次，传播过程中的交互性和反馈机制明显加强。评论区、弹幕、点赞、转发、参与话题讨论等互动机制，使受众不仅接收内容，还能实时反馈观点，形成“即时共鸣”。这种基于算法推荐与社群运营的内容传播，不仅促进了价值信息的精准投放，也增强了网络文化育人的现实温度。最后，受众的“二次创作”能力进一步强化。在媒介融合背景下，受众可以轻松使用剪辑工具、AI文生图工具、自媒体平台，进行育人内容的再演绎和再传播。如学生围绕思政课程内容自发创作思政类动漫、剪辑短剧、创作校园说唱歌曲等，不仅推动了主流价值的再传播，也形成了以学生为主导的“同辈教育”机制。这种从“被动接受”到“主动参与”“自主创作”的机制转变，推动网络文化育人实现从信息灌输向价值共鸣的深度跃升。
3. 媒介融合背景下网络文化育人的实践模式
媒介融合不仅改变了网络文化育人的叙事逻辑，更催生出多元化、系统化、互动化的实践形态。在传统教育传播机制日渐式微的背景下，新的传播技术与平台手段为构建覆盖广泛、形式多样、内容深度融合的网络文化育人体系提供了可能。尤其是在构建“大思政课”育人格局的战略引导下，各高校纷纷探索适应新时代传播规律的网络文化育人实践模式，逐步形成了矩阵式传播、项目化运作、文化浸润三类具代表性的路径。这些模式从组织结构、内容形式到传播机制均体现出媒介融合赋能的特征，有效提升了网络文化育人的整体效能。
(一) 矩阵式传播模式：搭建全域联动的信息通路
矩阵式传播模式，指的是在多平台、多账号、多场景中构建立体化传播体系，实现内容统一策划、平台分发协同、受众精准覆盖的一种新型传播结构。在媒介融合条件下，高校构建矩阵式传播平台，不仅可以拓宽网络文化传播路径，还能够实现不同主体、渠道之间的优势互补与内容联动，提升传播效果。具体来看，许多高校已建立起“官方主媒 + 院系分媒 + 学生子媒”的三层级传播矩阵。例如，北京大学建立以“北大官微”为核心的传播枢纽，下设多个院系公众号、班级社群、学生社团平台，构成信息流转有序、管理高效的内容分发体系[6]。平台负责主流价值内容与权威信息发布，院系平台负责专业话题和学科育人内容推送，学生平台则以轻量级表达方式进行再创作与同辈传播，实现传播内容从“纵向渗透”到“横向扩展”的联动式覆盖。中央民族大学通过打造“名师 + 网红”双引擎，放大文化传播效应，2024年网络话题总曝光量超10亿次，实现了“教学相长、育传结合”的良性循环[7]。这种传播模式真正实现了价值引领内容的规模化与效率化扩散。通过矩阵式传播，不仅拓宽了信息传播的广度，也深化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广度与深度，使网络文化育人真正融入学生的“日常流量”和“精神空间”。
(二) 项目化运作模式：打造系统推进的精品工程
项目化运作模式强调以项目为单元进行内容策划、资源整合与组织运作，赋予网络文化育人以明确目标、清晰路径和可视成果。此类模式的优势在于能够打破传统网络文化育人内容“碎片式”传播以及将之作为“临时性任务”的局限，使网络文化育人成为一个系统工程，实现长期建设与阶段推进的有机结合。当前，不少高校围绕特定主题打造了具有品牌效应的网络文化育人产品。学生在真实项目中理解国家发展、社会变革和民族精神，不仅实现了“知行合一”，也提升了网络文化育人的影响力和传播力。如中国农业大学与光明网联合推出《思政开放麦·时事热点评论》育人专栏；在全国高校思政网上线“思政开放麦·强农报国先锋谈”特色专题，目前已推出12期生动反映学校“强农报国”主题的思政评论文章，受到《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中央主流媒体转载，取得了良好成效[8]。更为关键的是，项目化运作强调目标导向与过程管理，配套有科学的推进机制与评价体系。如制定明确的时间进度表、内容任务书、产出指标体系、反馈评估机制等，使得网络文化育人项目不仅“可执行”，而且“可考核”“可持续”，从而有效提升了育人工作的科学化与规范化水平。
(三) 文化浸润型模式：营造润物无声的精神氛围
文化育人不仅是一种信息传播过程，更是一种价值观念、精神气质与生活方式的长期熏陶过程。在媒介融合背景下，文化浸润型网络育人模式强调通过场景再造、语境营建与情感共鸣，营造具有高黏性和高参与度的文化氛围，促使学生在“潜移默化”中达成价值认同。如延安大学开发的“小红专”微课堂，通过做好红色文化资源网络教育的供给，实现大学生对革命精神特别是延安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育人目标，学生课堂参与率大幅提高，取得了良好的思政教育效果[9]。文化浸润体现在校园整体文化生态的构建。例通过打造校园文化品牌，形成“人人皆传播者、处处是课堂”的多维网络育人格局。如北京师范大学党委学生工作部依托“京师学工”新媒体传播工作室，打造“小鲸”“小狮”拟人化新媒体形象，生产制作图文推送、音频视频、手绘动漫、文创产品，并在线上线下开展网络文化教育活动，努力营造大学生健康成长的网上精神家园，实现了教育目标与媒介表达的高度融合，打造了一批有情怀、有思想、有深度、有影响、有口碑的品牌作品，感染并激励了一大批青年学生，将思政育人任务融入社会实践与创作表达之中[10]。更为深远的是，文化浸润型育人实践强化了同辈影响与社群归属。学生通过社交媒体记录生活、表达观点、参与公共议题，在相互认可、相互激励中建立起价值共同体。这种文化实践，不仅弥补了正式课堂之外的育人空白，也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注入了持续而生动的动力源泉。
4. 媒介融合背景下网络文化育人的风险挑战
媒介融合的快速演进也使得网络文化育人面临着更加复杂的风险挑战。当前，数字鸿沟的持续存在、算法机制的隐性操控以及内容生产的娱乐化倾向，构成网络文化育人的结构性风险。
(一) 数字鸿沟的持续存在
媒介融合高度依赖技术与平台，可能加剧高校内部的“数字鸿沟”。硬件设备(如高性能电脑、VR设备)的差异、网络接入的不均衡、师生数字素养(如信息检索、内容制作、媒介批判能力)的差距，都可能导致部分师生被排除在深度参与网络文化育人之外，或只能被动接收信息而无法有效表达和创作。这不仅影响教育公平，也可能使网络文化育人的成果仅惠及特定群体，削弱其整体效能。
(二) 算法机制的隐性操控
推荐算法在提升内容分发精准度的同时，其固有的偏见可能导致价值引导的偏差。算法基于用户历史行为和偏好进行推送，容易将学生困于“信息茧房”中，强化固有观念，窄化信息视野，阻碍多元观点的接触和理性对话的形成。当育人内容过度依赖算法迎合学生喜好时，可能滑向浅层娱乐化，消解思想深度，甚至可能被错误或极端信息干扰。
(三) 内容生产的娱乐化倾向
为了吸引流量和关注，内容生产的主体可能过度追求形式的新颖、感官的刺激和即时的娱乐效果，陷入过度娱乐化的陷阱。当严肃的政治理论、深刻的价值观念被过度简化为段子、快消型短视频或纯粹的娱乐活动时，其思想内涵容易被稀释，育人效果流于表面，甚至可能引发对核心价值的戏谑和解构。
5. 媒介融合背景下网络文化育人的发展方向
面对媒介融合快速演进带来的风险挑战，网络文化育人仍需在现有实践的基础上不断进行优化。具体而言，未来推动网络文化育人进一步发展需关注以下三个关键维度：
(一) 推动内容生产深度化
聚焦思想内核和文化厚度，加强精品化内容生产。一方面，要提高内容的思想性和理论性：挖掘校园红色历史和优秀传统文化资源，结合重大主题节点创作深度报道或课程，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国故事融入网络叙事。另一方面，要创新表现方式：理论专家建议在思政课堂和网络内容中融合学科话语、大众话语和生活话语，巧妙结合文字、图片、动画、视频等多种形式。通过多样化的呈现手段，将枯燥抽象的理论知识形象化，让学生“看得懂、听得进”，从而深化内容的感染力和理解度。优质深度的内容既要满足逻辑完整性，又要契合青年受众的兴趣点，切实做到“入脑入心”，不断增强网络文化育人的实效。
(二) 推进平台协同系统化
构建协同高效的全媒体传播体系，实现资源共享和协同联动。首先，加强融媒体平台体系建设：打造覆盖多渠道的全媒体平台矩阵，将校级官方媒体与学院、社团、个人新媒体有效对接。高校内部要建立起贯通校园网、学院号、个人号的协同网络，形成层次分明、上下联动的传播体系。在建设过程中还要注重外部协同：利用校内外资源与其他高校、媒体平台合作，营造广泛的传播格局。总之，通过制度化顶层设计和机制创新，构建协调有序的传播系统，使各类媒体平台功能互补、协同发力，实现信息的全流程联动。
(三) 共建网络文化共同体
打造线上线下融合的网络文化社区，培育共同的价值认同和文化归属感。首先，要加强思想引领与价值凝聚：利用网络平台开设文化育人专题专栏，建设网络思政和文化育人资源库，形成理论阐释与实践解读并重的知识传播阵地。学校可依托网络思政中心、在线教育平台等，构建专业智库团队，针对师生关心的重大问题及时回应，引导正确舆论导向。其次，要丰富参与渠道，强化社群运营：鼓励师生群体围绕校园文化、家国情怀等主题建立网络社群或兴趣小组，在社区活动和互动中增强文化认同感。最后，要形成制度化保障：完善网络文化育人长效机制，将其纳入教育评价体系，确保社区建设有源源不断的支持和投入。通过这些路径构建的网络文化共同体，将使育人主体在共享空间中形成共识，共同推动校园文化向上向善，真正实现网络文化育人与时代发展的同频共振。
6. 结语
总而言之，媒介融合深刻重塑了网络文化育人的叙事逻辑与实践形态，有效增强了思政教育的时代感与吸引力。面对数字鸿沟、算法操控与娱乐化倾向等挑战，需着力推动内容深度化、平台协同化与文化共同体建设，从而深化思想内涵、优化传播效能、凝聚价值共识，进而构建高效能、可持续的网络文化育人机制。
基金项目
中共吉林省委党校(吉林省行政学院)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专项课题“吉林省健全防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制度机制的对策建议”(课题编号：2024SZJC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