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互联网的发展诞生了“网络空间”，在大众的认知中，早期互联网形成了一个区别于现实生活的线上空间。然而，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互联网空间这一概念被逐渐弱化，网络与现实的隔离日渐打破，我们所处的现实世界无不处在互联网环境的影响当中，这导致我们对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事情不再敏感。在网络时代成长起来的人被称作数字原住民，由于一直生活在由互联网打破空间障碍的现实之中，他们对现实空间的感知始终被忽视。
段义孚教授在人文地理学的研究中，始终关注我们如何感知、构建和评价自然与人力共同塑造的物质环境这一问题。借助对媒介空间对数字原住民群体现实感知影响这一问题的思考，或许能为这个问题带来新的视角。
2. 空间与地方：媒介地理学中的概念辨析
2.1. 概念回溯
理解媒介空间的前提是理解空间[1]。空间作为一个抽象概念，早期只停留在哲学思辨角度，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的形而上学哲学观点。如柏拉图认为空间是本身不具有任何特性的客观的容器，亚里士多德则将空间和运动结合起来，认为空间是一个围绕他物的物体与一个被围绕的物体之间的界限。对空间的理解在列斐伏尔强调“空间是社会的产物”，并在物质空间与精神空间的二元划分基础上加入了“社会空间”的分析后得以打破，其形成的三元一体的空间构成理论对空间这一概念在社会学进一步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也为传播学的后续引入作了铺垫。
2.2. 空间与地方的关系
20世纪70年代，受到人文地理学、社会学等学科影响，空间和地方的概念被引入传播学。传播学者跳出人文地理学对空间自然特征的探讨，转而关注由文化意义所塑造的地方与空间在传播过程中的作用和意义，以及传播技术如何反过来影响改造空间和地方。皮埃尔·布迪厄就在《社会空间与象征权力》[2]一书中分析了传播媒介在社会空间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对社会空间再生产和转化的影响。
简单来说，空间是抽象的、无限的、客观的存在，由自然规律和物理特征所决定；地方则是具体的、有限的、主观的存在，依赖人的感知和经验，由社会关系和文化符号所决定。地方蕴含着人与空间的关系，反映出人类的情感和记忆。人文地理学者段义孚指出，将意义赋予空间，空间就成为了地方[3]。
对出生在网络时代数字原住民群体来说，媒介在无形中参与了赋予空间意义的过程，成为了地方的构成之一，剥夺了完全由个体构筑地方含义的权力。在移动媒介深入参与日常生活之前，一个人对地方的认知受到媒介的影响较小，不同个体对地方认知的构筑主要是结合生活方式、成长经验等个性化、差异化的独特体验。由于媒介内容的同质化和受众在获取信息过程中形成信息茧房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地方与个体间的独特情感被消解，正逐渐成为被数字化蚕食的扁平概念。
2.3. 媒介研究的“空间转向”
媒介研究中的“空间意识”在媒介环境学中得以开端，从哈罗德·亚当斯·英尼斯(Harold Adams Innis)的“媒介偏倚”理论到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的“地球村”理论再到约书亚·梅罗维茨(Joshua Meyrowitz)的“场景地理”理论，从不同角度将空间的视角带入媒介研究中[4]。
《媒介与传播地理学》作为系统梳理传播地理学领域架构的一本重要专著，作者保罗·亚当斯在书中提出的“传播转向”，用空间中的传播、传播中的空间、地方中的传播、传播中的地方四个象限划分了传播地理学的主要研究领域，也为地理学与传播学在未来的深度交织埋下了种子。我国学者袁艳在《媒介与传播地理学》译本的序言中写道：“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人文地理学的‘文化转向’和传播学的‘空间转向’相互激荡，让原本相距遥远的两个学科渐行渐近，撞击出‘媒介与传播地理学’这一跨学科交叉领域，在许多方面颠覆了人们关于何为媒介、何为空间、以及如何研究媒介和空间的旧有观念。”[5]
然而，面对与上世纪截然不同的复杂传播环境，早期的媒介传播学者对空间与地方“文本技术物”或“虚拟实体”的二元论已经无法适配当下的技术演进，在早期“空间转向”的基础上，数字媒介与后人类媒介空间性、移动媒介与混合空间等成为了当下传播地理学者关注的新领域。
3. 媒介空间化与空间媒介化
媒介空间化是通过媒介技术的升级、媒介形式的丰富、媒介功能的扩展，实现并增强媒介的空间性[4]。空间媒介化一方面是指人类通过不断发展传播媒介，创新媒介形式来拓展对实在空间的控制范围与控制力，从而在最大的空间范围内实现媒介连通的过程。另一方面是指实在空间逐渐被纳入媒介范畴，履行着传播信息的功能[6]。
3.1. 克服“空间障碍”
在早期，人们通过钟面上指针的移动，可以直观地将时间翻译为空间的变化(Kevin Lynch, 1976)时钟的出现与步行的节律共同规定了人们行动的标准化时间，而距离意味着人们要耗费行动能量，克服“空间障碍”后才能抵达目的地。但随着交通系统与电子钟的出现，高速行驶、空间密闭的地铁深嵌当代城市中，人们可以从拥挤的市中心迅速移动到城市边缘，空间的距离感被再次建构(Lewis Mumford, 2010)，人们理解时空结构的基础从原有的“身体感知”转变为“生活进程”，逐渐丧失了对时间与空间的感知力(Richard Sennett, 1996)。
克服空间障碍无疑使原本用身体感知世界的人们在生活中获得便利，但数字原住民过早克服空间障碍可能使得他们在成长过程中缺乏用身体感知获取信息的现实实践。技术的发展在影响传播方式的同时，也带来了社会运作方式的改变，重塑着人们对地理环境与媒介空间的感知。对依赖数字技术进行社交的数字原住民来说，媒介代替身体参与了原有的传播过程，可能导致个体混淆区隔媒介空间与现实空间最重要的边界，即失去了对自身所处位置和空间的判断。
3.2. 网络地方性的形成
当现实的空间障碍被技术克服，独特的个人地理情感体验被媒介消解，用户在网络空间的生产和集体记忆为网络赋予了情感和意义，网络空间从传播中介转向具备文化属性的地方。形成了网络中的“地方性”。区别于奥吉提出的不具有人际关系和归属感，为了商业或社会目的而建造的“非地方”，网络空间在用户的生产下已初步具备社会景观。
首先，由于目前现实世界尚未打通去往虚拟世界间的桥梁，个体在虚拟的网络空间中储存的情感体验和记忆，使得整个网络空间具备了地方性。在未来，网络空间竖立起的数字之墙，可能会成为在这个“地方”成长的个体的狂欢聚集地，而向不具备地方性情感体验的用户大门紧闭。
除此之外，如果将在不同媒介平台上的用户个人形象视作是个体在虚拟空间中用来感知的“身体”，这些“身体”穿行于平台的公共空间，并同现实空间一样会遇到障碍。举例来说，评论需要先关注博主，就好像是进入游乐园需要购买门票，用户通过支付自身具备的流量价值获取相应的权益。网络空间已经制定了如同现实社会一样的运行法则，并帮助每一个个体在不同平台找到属于自身的“身体”。如同现实环境中对地方的构筑一样，当我们把不同的平台当作是不同的地方时，网络空间中的地方性已经由用户亲手搭建。
在传统语境中，地方意味着静止、封闭和在地化，而空间象征着流动、延伸和全球化[7]。从抽象概念来看，空间并非局部、个体、元素的生产，而是空间整体的生产[8]。网络空间的流动和全球化为构筑地方提供了条件，个体对地方的印象也并未脱离传统语境中对地方含义的理解。从物质性视角出发，数字媒介技术不再只是信息载体，而是具有独特技术可供性的技术物品，蕴含着新的空间性[9]。目前，国外学者已经关注到移动设备搭载GPS技术、屏幕与身体的关系等议题，探讨数字媒介对空间性生产的驱动作用。
3.3. 现实环境的压缩与融合
数字技术的发展加快了传播速度，网络媒介打破地域隔阂，重构了大众的时空认知。由信息压缩代替信息编码，海量的信息得以汇集在可以被人们获得的媒介空间中。我们朝夕所处的环境在技术、资本的加持下转化成为了可以储存、流转甚至实现价值变现的数据。这反映出的正是现代社会的总体趋势，即时间对空间的征服过程。在工业化时代，时间越来越重要，一切都需要可度量以提升效率，空间则开始呈现同质化。
资本全球化背景下，空间障碍的克服使得时间对人的压迫不断加剧，人们出门都是根据自己的需要，搭载交通工具，将城市切割和粘贴在一起，构建属于自己的城市，“途径地”的概念被消解，整座城市就像是一张没有物理空间、场域参与的一张拓扑，我们被围困在自己的棋盘里面，被迫接受了城市空间的编码和它所附带的城市向我们潜移默化地灌输的理性和效率的城市价值观。当传统的地方性、情感共同体正在消解时，“永不停息”的城市生活进一步加剧了人们情感的离散。在线性生活的当下，城市很难作为传统意义上共同体的载体，为人们提供归宿感。
4. 第三空间：媒介与现实的缝隙
4.1. 消失的身体
媒介空间化与空间媒介化的进程并非各自独立，而是相互融合的共同进程。当媒介成为日常生活中的基础设施，长期在媒介空间与现实空间中相互穿梭的网络用户，失去了用身体感受现实环境的意愿，造成传播中的身体缺席。
资本和网络媒介使得身体在传播和现实空间的感知中消失，是因为它们削弱了身体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扩大了身体的边界和范围，将身体延伸到了虚拟中，变成了被消费的对象。这种对身体的数据化和规训背后的逻辑，是身体已经不再是人的本质和存在的基础，而是一种具备价值属性的资源。
通过提供各种虚拟技术和拟态生命体，使得人们可以在不同的媒介空间中体验不同的身体状态和角色，从而打破了身体的固定性和一致性。身体不再是人的唯一和稳定的标识，而是一种可被改变和重塑的形象。尽管随着法律规则的完善，用户在网络空间的匿名性被削弱，我们仍然可以借助网络空间的虚拟性，通过更改用户个人形象在不同的平台上任意切换“身体”，获取在当前地方能够自由穿行的便利。
4.2. 立体传播下的虚拟远方
人工智能、虚拟影像呈现等技术的发展将带来沉浸式的三维传播体验，地理意义上的虚拟空间将可视、可听、可感，具备与现实空间类似的文化属性，成为我们虽身处其中却难以到达的“远方”。
从另一方面来看，这种远方的搭建也可以视作是地方借助媒介完成了面向用户的一次展演。已有的对于媒介影响城市印象的研究指出，社交媒体通过抓住外部群体对于陌生城市的心理需求，放大其特有的城市地域性，文化价值也得到凸显，将地方的符号信息传递给受众，改变地方意象。一旦媒介空间呈现出的地域形象与实际身体感知存在较大差异时，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他们对城市的地方想象[10]。
5. 地方与远方：现实空间的坍塌
5.1. “地方”意义的消解
网络与现实的区隔保障用户能在虚拟空间与现实空间找到平衡，媒介环境与生活的高度重叠，将会消解我们所处环境中“地方”的归属感。虚拟媒介生活的流动性带来地方感的不稳定性，除了对“自我”时空时间的编制和地方感张力的平衡，还涉及与“他者”的微妙对比[11]。在媒介地理学视域中，作为表意系统(signifying system)的地理景观是一个社会或文化的信仰、实践和技术的投射，从本质上来说，地理景观应当是社会意识形态的表征。
在传播地理学中，“地方”是一个具有情感、记忆和文化意义的空间，它是人们与环境的互动和体验的结果，也是人们的身份和归属感的来源。技术的演进、媒介和网络对现实生活的影响，在构筑地方性的同时，也在加速现实世界在“地方”意义的消解。一方面，媒介和网络打破了时空的限制，使人们可以跨越地理距离，打破静止、封闭的地方概念，与不同地域的人和信息进行交流和互动，扩大了空间视野和认知范围。另一方面，媒介营造出的拟态环境，削弱了人们用真实身体与实体空间和地方的联系和亲近感。
5.2. 现实失联与扭曲
由于缺乏身体对现实的感知，网络信息对现实世界的再现可能导致数字原住民无法区分网络中拟态环境与现实中的差异，从而混淆在媒介空间与现实空间融合形成的由自我认知形成的“地方”投影。当用户沉浸在愈发真实的虚拟空间时，随之而来的是对周围正在发生的一切的漠视。
归根结底，这种媒介空间所构建的“地方”并不是真正的地方，它不具备时间维度下的立体景观，而是由媒介技术和资本的逻辑所驱动和操纵的二维画面，只能孤立、短暂的存在，无法被个体的主体性和多样性所塑造。
近年来受到大量关注的“citywalk”可以被视作是一场个体的自救。“概念城市”(concept city)与城市居民在自由行走、日常生活中体验的“深厚城市”(thick city)之间长期以来存在着对立关系。尽管商业化的运营逻辑使得city walk失去原有的“灵韵”，citywalk的记录变成了商家投放软广的场域，或者将city walk本身转化为一种商业行为。但是citywalk热背后反映出的年轻群体对消失的附近的关注与再度重视，无疑是在重新唤醒身体参与现实感知。
5.3. 被赋予意义的远方
人们从用身体感受自己所处的空间和环境到现在借助媒介构建的空间了解周围，媒介虽然打破了时空的隔阂，但也加剧了媒介环境与现实间的“滤镜”。由于用户与媒介空间的互动为虚拟的网络赋予了复杂的情感意义，媒介正在实现由空间向“地方”的转变。当地方性网络承载的集体记忆和文化属性日益深厚，媒介可能正在数字原住民之中形成比网络文化更深层次的文化认同，媒介属性正从传播特征向情感与文化聚焦。
苦于资本快速扩张对现代青年去时间化、去经历化的苛刻要求，数字原住民群体在成长过程中对时间的感知受网络影响而加速，学会了借助时间衡量空间的价值准则，通过抽象的概念和规则理解环境，而非用空间丈量时间的实践过程。多重因素的复杂影响，最终导致数字原住民的群体性孤独。值得注意的是，“附近”的消失不仅引发青年群体的情感孤独，而且使其失去他人的实感体认，他们也逐渐在熟视无睹中变得麻木，周遭与自我的存在变得愈发虚无，进而又造成了存在性孤独[12]。
人们潜移默化的媒介使用行为暗含着不断强化媒介空间意义的一种仪式，通过对虚拟的媒介空间赋予意义和情感投射，将其塑造成了期望到达的“远方”，试图对抗这种因身体缺席和地方意义消解而产生的群体性孤独。然而，这种对抗无法真正解决人们对现实空间中构筑地方意义的根本需求和渴望，当我们用媒介的眼光审视我们所处的城市和周围环境时，更重要的是向内审视我们自己，关注作为个体的“我”的感受和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