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近代中国正处于多重危机交织的历史断裂点。外有列强环伺，内有制度崩溃，知识群体原有的道德坐标与文化认同面临瓦解。传统士人失去了经由科举、经典与礼教构成的社会路径，也失去了对于行动正当性的稳定参照。在这一背景下，儒家思想作为统摄社会伦理的核心体系遭遇严重动摇。礼乐制度失效，道统观念空转，士人身份解构，儒学的现实功能与思想基础双重动摇。面对这种局势，思想界形成了两种相异的回应路径。一种强调从西方汲取制度资源与价值体系，主张破除传统礼教、确立理性、自由与权利观念。例如谭嗣同认为：“数千年来，三纲五伦之惨祸烈毒，由是酷焉矣。”[1]另一种则力图在儒学内部寻求更新之道，以修复文化自觉与伦理秩序。章太炎的思想立场，显然更接近后者。他既不拒绝西学，也不全盘接受。既不固守旧学，也不空谈创新。他在儒家义理基础上展开系统批判，并试图重建一种可供时代依托的道德人格模型。正是在这一努力下，章太炎提出了“以儒兼侠”，他认为：“以儒兼侠，自无逾轨之事矣。”[2]对于章太炎“儒侠”思想的研究，学界已有初步成果，有学者认为，其作为一位革命者，章太炎在清末明初的相关言说，体现出他在努力构建一种“革命儒学”[3]。亦有研究指出，章太炎在道、圣、经、政四个维度上见够了兼具根本性与开放性的“新孔学”[4]。在此理论建构中，“儒侠”成为贯穿其思想体系的关键概念。因此唯有梳理其内涵及彼此联系，方能更清晰地揭示其在近代儒学转型过程中的独特思想贡献。
章太炎之所以提出“儒侠”概念，正是为了回应一个历史性的问题，即传统儒者如何在社会秩序崩解的背景下重新确立行动的合法性？在失去制度支持与社会尊崇的条件下，士人群体若仍坚持道德理想，是否必须转化其行为范式？“儒侠”概念正是在此基础上被提出来，既是对传统“士”“君子”范型的重新定位，也是对“知行合一”在实践层面的结构补充。章太炎之“儒侠”思想，建立在他对儒、侠两种人格传统的深入分析之上。在《訄书》《检论》与《王文成公全书题辞》等文本中，他明确区分了士人与游侠式，指出儒者若无果敢之行，将陷于无用。侠者若无礼义之规，将流于妄动。这一判断不仅关涉人格类型的优劣，更直接回应了当时士人应对国家危机的行动难题。他提出：“世有大儒，固举侠士而并包之。徒以感慨奋厉，矜一节以自雄，其称名有异于儒焉耳。”([5], p. 303)此类表述显示，他对传统儒学的“修己治人”理路并不否定，但认为若缺乏具体历史处境中的行为决断，这一路径将无法发挥实质效力。
基于此，章太炎提出将“知行合一”加以改造，结合子路式实践经验，形成一种以行为伦理为核心的儒学人格重构。“儒侠”成为他对传统儒学在近代语境中进行的重释，其具有三重功能，即回应礼教解体后的德性危机，补充性理学空疏后的行为断裂，修复儒者形象退化后的社会功能缺席。在章太炎构想中，儒者之道应当内含勇气、责任与牺牲，不应退居书斋，避世明哲。
2. 章太炎对阳明学的批判性分析
章太炎在重构儒学实践路径的过程中，曾对阳明心学予以高度评价。他认可王阳明提出“知行合一”的根本精神，认为该命题试图打通伦理认知与现实行为之间的分裂，有助于确立儒者的人格主体性。然而，在肯定阳明学历史功用的同时，章太炎也对其理论展开了系统批评，特别指出其后学在道德实践上的异化倾向，严重削弱了儒学内部的礼教结构。
其中他特别提到儒家分为了两派：“论汉以后之儒家，……概而言之，须分两派：一则专务修己治人，不求高远；一则顾亭林所讥明心见性之儒是矣(明心见性，亭林所以讥阳明学派者，惟言之太过，不如尽心知性为妥)。修己治人之人不求超出人格；明心见性，则超出人格矣。”[6]章太炎提出自从汉代以后儒家主要就分为“修己治人”与“明心见性”两派。前者不追求超出人格的学说，后者反之。一些学者认为，他谈及儒家之所以要以是否超出人格来作区分，是因为在他看来，真正的“儒”就是人格完善之“成人”[7]，章太炎说：“所谓成人，即人格完善之意；所谓儒者，亦即人格完善之谓也。”[8]同时，他在《题辞》中也提到：“余观其学，欲人勇改过而促为善，犹自孔门大儒出也。”就是说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改正错误，提升自己，“内可以修身，外则足以经国”，达到“成人”之境。并且，他在《题辞》中就极力称颂“孔子绝四：无意、无必、无固、无我。”([9], p. 110)这在个人修养方面具有无可替代的价值，与“修己治人”一派也高度相关。
但是阳明后学却存在着轻视礼教的严重问题：“文成诸弟子，以江西为得其宗，泰州末流亦极昌狂，以犯有司之禁令耳。然大礼议起，文成未殁也，门下唯邹谦之以抵论下诏狱嫡官，而下材如席书、方献夫、霍韬、黄绾争以其术未佞。其是非勿论，要之谗谄面谀，导其君以专，快意刑诛，斯为契薄。且制礼之化，流为斋醮，糜财于营造，决策与鬼神，而国威愈挫。明之亡，世宗兆之，而议礼诸臣导之，则比于昌狂者愈下，学术虽美，不能无为佞臣资，此文成之弊也。”([9], p. 111)
可见王阳明的弟子尤其以泰州学派为甚，他们表现出对礼教的轻视，甚至在行为上有“昌狂”之举。所谓“昌狂”，可以理解为脱离传统规范、表现极端的激进行为。章太炎认为这些门徒未能继承阳明学的精髓，反而导致礼教失范。这正是他对其深刻批判的关键所在，礼教不仅是维系社会秩序的重要规范，更是个人道德修养的基础。“修己治人”一派之所以能在儒学中长久流传，正是因为其将礼教视为修身与实践的核心。而阳明后学则偏重内在心性的觉悟，忽视了礼教在实际生活中的重要性，导致许多弟子在追求“知行合一”的过程中失去了具体的行为准则。尤其是：“文成《传习录》称仲尼之门无道桓、文事者，世儒只讲伯学，求知阴谋，与圣人作经意相反。今勿论文成行事视伯者何若，其遗冀元亨为间谍，以知宸濠反状，安在其不尚阴谋也？及平田州，土酋欲诣军门将，窃议曰：王公素多诈，恐绐我。正使子路要之，将无盟而自至，何窃议之有？以知子路可以责人阴谋，文成犹不任是也。”([9], p. 112)
王阳明在《传习录》中批评世儒只注重“伯学”，即专事谋略权术，而不理解圣人真正的经义。这种批评显然表现出阳明学试图超越传统功利主义儒学的努力。然而，经过对王阳明平定宸濠之乱和田州土司事件的细节分析可以看出，王阳明本人在具体实践中也并非脱离了“阴谋”和“权术”。其中章太炎特别引用“窃议”一事，表明王阳明在实践中难以兑现其道德理想。这在他看来，阳明学尽管在理论上追求高尚的心性觉悟，但在现实应用中可能仍然带有传统权谋色彩，未能实现与礼教实践的完美融合。
章太炎对这些事例的批评，不仅是针对王阳明个人的行为，也是对阳明学思想体系的一种反思。虽然他对王阳明的一些方面进行了批判，但是仍旧高度赞扬了他：“盖自子路奋乎百世之上，体兼儒侠，为曾参所谓。自颜、闵、二冉以外，未有过子路者。晚世顾以喭蔑之，至文成然后能兴其学，其托与陆子静同流者，直以避末俗之讥耳。”([9], p. 110)
章太炎在批评王阳明及其后学的同时，也未完全否定阳明学的价值。其中阳明学对儒学传统的振兴在晚世确有功绩，尤其是在重新唤起儒家精神、抵御“末俗之讥”方面。他将王阳明的“知行合一”与陆九渊的心学传统联系起来，认为阳明学某种程度上延续了宋明儒学中注重心性的思想流域，但这一传承更多地体现为对“末俗”的回避与革新，而非对儒家礼教核心的完整回归。同时，章太炎特别提到子路的儒侠精神，认为这是儒家修养实践的重要典范，其不仅强调个人道德的修养，还将其付诸社会行动，在“修己治人”方面堪称模范。
3. 章太炎的“儒侠”精神建构
章太炎认为王阳明同子路拥有着一脉相承的“儒侠”精神，所谓“儒侠”，章太炎在《訄书》中说：“漆雕氏之儒废，而闾里有游侠。侠者无书，不得附九流，岂惟儒家摈之，八家亦并摈之。然天下有亟事，非侠士无足属。侯生之完赵也，北郭子之白晏婴也，自决一朝，其利及朝野。其视聂政，则击刺之萌而已矣。”([9], p. 10)以此可以看出，章太炎认为“儒侠”精神是一种能够结合儒家道德修养与游侠果敢行动的独特品格。这种精神既不同于单纯的儒家学问之士，也有别于只重武力的游侠，而是兼具内在道德情怀与外在实际行动的儒者楷模。在章太炎看来，“儒侠”不仅是个人品格的体现，更是面对社会危机时能够承担责任、推动变革的重要力量。
章太炎在论述儒者品格时，尤为推崇子路的行为典范，从而凸显了儒家“知行合一”思想的实践价值：“余观其学，欲人勇改其过者而促为善，犹自孔门大儒出也。昔者子路人告知以有过则喜，闻斯行之，终身无宿诺，其奋厉兼人如此。文成以内过非人之所证，故付之于良知，以发于事业者或为时位阻，故言‘行之明觉精察处即知，知之真切笃实处即行’，于是有知行合一之说。此乃以子路之术转进者，要其恶文过，戒转念，则二家如合符”([9], p. 110)。
章太炎认为，真正的儒者应当如子路一般，能够坦然面对过失并以之为进步的契机，不仅听从他人的指正而感到欢喜，还能立即付诸行动，做到“闻斯行之，终身无宿诺”。这与阳明学倡导的“致良知”内涵不谋而合。因此：“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可谓弟子矣；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可谓成人矣；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此三者足以敦薄俗，立懦夫，于今救世之急，未有过于是者也。恢之以子路之行，博之以十五儒，义稍广矣；语之以致良知，论稍精矣。”[10]
章太炎主张将子路的果敢实践与阳明学的内在觉悟相结合，既可以完善儒家思想在内外修养上的平衡，又能为当代社会提供应对道德危机的思想资源。真正的儒者既要如子路般在社会中践行道德，又需借助阳明学“致良知”达到更深层次的内省和超越，从而实现儒家理想的“成人”之境。同时章太炎又在《检论》中提到：“世有大儒，固举侠士而并包之。徒以感慨奋厉，矜一节以自雄，其称名有异于儒焉耳。”([5], p. 303)
在章太炎看来，大儒并不排斥游侠，而是能够接纳他们，将其果敢无畏的精神融入儒家的道义与责任之中，正如荀卿将平原君和信陵君视为辅佐与弼臣。章太炎在谈及侠者的特质时，则说：“是故行己则无忮求，用世则使民有勇，可以行三军。”([9], p. 110)这是说真正的侠者是能够激励和引导民众的力量，其中所包含的是“勇气”“勇为”等精神特质。而不是那些“矜一节以自雄”的游侠行为。他认为，游侠如果只凭借单一的节义来炫耀自己，而缺乏更高的道德追求与社会责任，则只是单纯的侠客。紧接着，他提到：“夫贤圣则有不得不成其名者矣。《儒行》十五，而题其一‘虽危，起居竟信其志’‘引重鼎不程其力’‘鸷虫攫搏不程勇’者。”([5], p. 304)
因此，可以看出章太炎所指的儒家精神，实质上是子路与王阳明学术中共通的“儒侠”精神。即是身处危险之中，仍然能坚守志向，同时还具备敢于承担责任的勇气。他认为，儒家精神的核心在于“知行合一”，而“儒侠”精神正是这一核心思想在实践中的生动体现。具体来说，“儒侠”精神在于儒者在面对社会的危难时，依旧保持坚定的理想信念，既不被外界的压力和诱惑所动摇，也不因个人得失而放弃责任。这种精神与儒家“知行合一”的核心理念密切相关，即知与行必须统一，真正的知识应当通过行动来验证和实现。
总的来说，在章太炎的视角中，“儒侠”精神是对儒家传统的一种重新诠释。它不仅仅局限于个人的修养提升，更注重如何在历史和社会的重大关头发挥实际作用，体现出真正的道德勇气与责任担当。他将阳明学与游侠精神相结合，赋予了儒学更多的实践内涵和时代意义。而这种角色的实现应当相子路和王阳明那样，既需要儒家的礼教约束和道德教化，也需要游侠精神所体现出的果敢和行动力。
4. 结语
总结而言，章太炎在中国思想史上所占的位置，始终处于一种交界的张力之中。在其对儒学的批判与重构之中，“儒侠”一词呈现出高度的理论凝聚力与时代针对性。通过对王阳明“知行合一”思想的再阐释，对子路道德实践的深度回溯，章太炎成功提出了一种兼具伦理修养与现实担当的儒者人格模式。
从历史语境出发，章太炎所面临的问题并不止于哲学论辩，而直接指向社会秩序与道德权威的瓦解。他所思考的儒学形态，须在动荡不安的现实中具备回应危机的能力。这种能力既不来自抽象的心性之说，也不依赖空泛的经典诠释，而必须落实为行为选择、道德坚持与社会干预的综合合力。“儒侠”便是在这一背景下提出的观念模型，其背后包含章太炎对传统士人功能再定义的努力。在他看来，传统儒者的理想人格若缺乏面对现实困境的行动力量，其道德结构将丧失根基。游侠若无礼义之教与道德自律，其果敢行为亦难以持久。章太炎之所以强调儒者应具侠气，不在于礼让与武勇的表面结合，而在于行动动机与德性判断之间的紧密联系。一个真正的“儒侠”，并非为一时之节义所动，而是将修身、齐家、治国的理想内化为实践责任，并在现实压力下体现出坚定不移的道德意志。
围绕王阳明与其后学的思想实践，章太炎表达出清晰的分辨与取舍。他肯定“知行合一”所蕴含的主观能动性，也批评后学流于性灵之说、轻礼之弊。他指出，若儒学失去礼教之本，学术纵有声势，行为终归失范。若儒者不能约己以礼、应世以行，其“知”必无所归，其“行”亦将偏离道途。故而，他将子路与阳明并置，以示儒学不应拘泥于内在意识，而应在外在行为中体现真实价值。“儒侠”正是此种价值统一的观念体现，既需德性修养之积累，又需历史承担之勇毅。
然而，章太炎之“儒侠”观念亦存在值得进一步追问的问题，其融合儒家节义与游侠果敢的实践理想，是否仍未摆脱传统人格模型中对“刚勇”品格的过度依赖？在当代中国，面对不同于章太炎时代的制度环境与公共伦理，“儒侠”是否仍具有现实指导力？又或者，它是否只能作为一种文化象征而不再能提供可操作的范式？这些问题的提出，意味着对“儒侠”概念的理解，不能止步于其历史性诠释，更应转向其当代性意义的重估。在当下伦理多元、价值错位的社会情境中，如何激活“儒侠”所体现的道德勇气与行动意志，赋予其新的制度内涵与公共伦理价值，或许正是章太炎思想在当代延展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