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教养方式对青少年抑郁及自我伤害行为的双重影响

The Dual Impact of Parental Rearing Styles on Adolescent Depression and Self-Harm Behaviors

摘要: 青少年抑郁是一种严重的心理健康问题，自我伤害行为是全世界范围内严重的挑战。父母教养方式在其中扮演关键角色，积极的父母教养方式对青少年心理健康会有积极的影响，而消极的父母教养方式显著增加青少年抑郁风险及自我伤害行为发生率。本文通过系统回顾和整合国内外研究，对青少年抑郁及自我伤害行为与不同父母教养方式之间的关系进行综述，为后续研究青少年抑郁及自我伤害的相关影响因素，并为家庭干预提供参考：如优化父母教养行为、构建家校协同的心理危机预防体系等。

Abstract: Adolescent depression is a serious mental health issue, and self-harm behavior is a severe challenge worldwide. Parenting styles play a crucial role in this context. Positive parenting styles have a positive impact on adolescent mental health, while negative parenting styles significantly increase the risk of adolescent depression and the incidence of self-harm behavior. This article reviews and integrates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research to summari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dolescent depression and self-harm behavior and different parenting styles, providing references for subsequent studies on the relate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adolescent depression and self-harm, as well as for family intervention, such as optimizing parenting behaviors and building a home-school collaborative psychological crisis prevention system.

1. 引言

青少年抑郁症(Adolescents with Depression, AWD)是发生在青少年时期(12~18周岁)的抑郁症，据统计，AWD患病率为1.8%~7.8%，青春期中后期AWD的12个月患病率与成人接近，为4%~7.5% [1]。值得关注的是，青少年抑郁症患者自我伤害风险显著增高，自杀已成为我国青少年死亡的第二大死因[2] [3]。

在众多影响青少年心理健康的风险与保护因素中，家庭环境，尤其是父母教养方式，已被研究证实是影响青少年抑郁及自杀行为的关键因素[4] [5]。父母的教养方式是指父母在抚育子女中形成的一种稳定的行为模式和态度倾向[6]。父母教养方式有接纳与回应、要求与控制两个维度，分别指父母对子女表现出的关爱和支持、限制和监管程度。相关学者根据“要求”和“回应”两个维度进一步分为权威型教养、放任型教养、忽视型教养、专制型教养4种[7]。既往研究表明，不同的教养方式对青少年抑郁及自杀之间存在密切联系[8] [9]，本文通过综合近些年的文献，探讨不同的教养方式对青少年抑郁与自我伤害行为的独立及交互作用，为后续的研究提供参考。

2. 父母教养方式与青少年抑郁的相关性

2.1. 风险性教养方式

大量实证研究一致表明，消极的父母教养方式(如父母的拒绝否认、过度保护等行为)是青少年抑郁症的显著风险因素，其负面影响力往往大于积极教养方式所能提供的保护作用[10] [11]。这些风险性教养方式主要通过以下路径影响青少年心理健康：(1) 情感剥夺：当父母拒绝或否认青少年的感受与需求时，可能会使青少年产生强烈的被忽视感和不被理解，这不仅伤害其情感需求，更会削弱亲子间的信任与有效沟通渠道[12]。(2) 自主能力削弱：尤其是过度保护行为，尽管可能源于关爱，却实质上剥夺了青少年在挑战中学习和成长的机会。这种教养方式阻碍了青少年发展独立解决问题的技能、抗压能力以及在社交中的自信。这种长期的消极教养方式会增加青少年内心冲突和自我怀疑，增加青少年抑郁情绪的风险[13] [14]。(3) 自我价值亏损：长期暴露于消极教养模式中，青少年易经历持续的内心冲突(如渴望独立与依赖的矛盾)和自我价值感的贬损[15]。这种内在的混乱与否定性的自我认知，使得抑郁发生[16]。值得注意的是，父母的消极教养方式还可能直接延伸至不良的应对行为，如网络逃避。有研究[17] [18]表明，父母的消极教养方式(如冷漠、苛责)可能增加职中学生通过网络逃避现实的可能性，这种逃避行为阻碍了问题的积极解决以及有效沟通，可能导致抑郁发生。目前现有研究只是说明了消极的父母教养方式对青少年抑郁的不良影响，未给出具体的解决方法及验证，未来可以聚焦这一方面的研究。

2.2. 保护性教养方式

与风险性教养方式相比，积极、支持性的父母教养方式，特别是情感温暖和信任鼓励，是抵御抑郁情绪的关键保护性因素[19]。这些教养方式不仅能正向促进青少年的创造力等积极心理品质，更能显著降低青少年抑郁发生的风险并增强其心理韧性。大量研究[20] [21]一致表明，父母对子女持续表达关爱、接纳、理解和支持性回应的教养方式满足了青少年对安全感、归属感和积极关注的基本心理需求。情感温暖是建立安全型亲子依恋的基础[22]。青少年认为父母是他们的后盾，在遭遇挫折、压力或负面情绪时，能够向父母寻求安慰和支持，而非压抑或回避。这种开放的情绪表达与接纳环境，有效缓冲了压力源的影响，防止负面情绪的堆积，可能降低抑郁风险[23]。值得注意的是，现有相关研究较少，并不能十分肯定保护性的教养方式一定能降低青少年抑郁风险，未来可能还需要大量的研究来支持这一观点。且如何将这一保护性教养方式有效转化为面向家长的、可操作的教养技能培训项目，以在社区层面提升青少年心理健康防护水平，是重要的实践方向。

3. 从抑郁到自我伤害行为的传导路径

3.1. 抑郁作为核心中介变量

研究表明，抑郁情绪加剧自杀意念[24] [25]，抑郁在自我伤害意念的发展中起着核心作用，是产生自我伤害意念的重要风险因素，它会增加产生自杀意念的可能性[26] [27]。多项研究也通过结构方程模型(SEM)验证了抑郁在消极父母教养方式影响青少年自我伤害相关行为的路径中起到中介作用[28] [29]。从认知层面来看，抑郁状态下普遍存在的反刍思维(持续、被动地关注痛苦及其原因和后果)和认知窄化，会使青少年难以看到积极的解决方案或未来希望，这种认知模式显著放大了无望感。高反刍思维的抑郁个体，其抑郁转化为自杀意念的风险比低反刍思维者高出2.1倍[30]。不仅如此，在躯体层面，抑郁常伴随显著的躯体化症状，如慢性失眠、难以解释的身体疼痛、极度的疲惫感等。研究表明，抑郁通过诱发或加剧睡眠障碍，进一步增加了自杀的风险[31]。躯体痛苦与心理痛苦的叠加，使得青少年的耐受阈值大幅降低。此外，在社会功能层面，抑郁症状(如兴趣减退、精力不足、社交退缩、易怒等)会严重损害青少年的社会功能，导致学业表现下滑、同伴关系紧张或疏离、家庭冲突加剧[32]。社会功能的受损不仅削弱了青少年的社会支持系统，更会形成“功能受损–负面反馈–抑郁加剧”的恶性循环，最终可能会提高自我伤害风险。但是此类研究多为横断面研究，虽然能揭示变量之间的关联，但是难以确立确切的因果关系和时间顺序，此外研究的样本代表性可能受限，在未来的研究中，可以纵向研究和追踪，并考察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抑郁表现、自杀意念，并关注特定阶段的特点。

3.2. 教养方式对自我伤害行为的直接影响

多项研究表明，父母教养方式不仅通过抑郁等中介变量间接影响青少年自我伤害行为，还存在独立于抑郁的直接作用路径[32] [33]，严苛教养对自我伤害的直接预测效应甚至显著高于其对抑郁症状的作用[34]。这种直接影响源于消极教养方式本身对青少年生存价值感、情感安全感及应对资源的破坏，形成“教养行为–自我伤害风险”的直接关系。拒绝型教养(如言语贬低、情感排斥)的直接影响主要体现在对青少年基本心理需求的破坏上。这类教养方式直接侵蚀个体的生存价值感、情感安全感和应对资源，形成“教养行为–自我伤害风险”的关联[25]，尤其是从父亲那里接受的[35]。另一方面，严苛型教养(如过度控制、体罚、苛责)对自我伤害行为的直接影响则体现在神经行为学层面和社会心理层面[36] [37]。控制型教养通过剥夺青少年的自主选择权，引发强烈的心理对抗与窒息感，部分青少年会以自伤或自杀行为作为反抗控制、争夺自我主导权的极端方式[24]。未来的研究可以针对父亲教养开展研究，明确其独特性及作用机制，并探索符合本土文化的教养实践，也为家庭治疗的研究提供思路。

4. 保护性因素与干预启示

4.1. 积极教养的干预效能

积极教养以情感温暖与自主支持为核心维度，对青少年抑郁及自我伤害风险具有显著的保护作用。情感温暖体现为父母的情感支持、积极回应等行为，自主支持则表现为尊重青少年的决策权、鼓励其独立探索，二者共同构成缓冲心理危机的重要防线。李轶凡等[38] [39]基于跨文化数据的比较研究揭示，情感温暖能通过增强青少年的共情能力，间接减少其自我否定倾向；同时，情感温暖可直接满足青少年的归属需求，自主支持则能提升其自我效能感，二者协同作用，有效缓冲负性事件对青少年的心理冲击[40]。多项干预研究证实了积极教养的实践效能。针对父母开展的“温暖–自主支持”训练(如非暴力沟通技巧学习、决策协作模式培养等)，能使青少年抑郁发生率降低23%~37% [41] [42]，自我伤害意念风险下降1.5倍以上[25]。尤其在抑郁症青少年群体中，父母情感温暖水平每提升1个标准差，青少年自我伤害态度积极化的概率就会增加40% [43]，充分体现了积极教养对高风险群体的干预价值。从实践层面来看，短期家长培训即可有效改善父母的教养行为，且其对自杀行为的预防效果优于单纯的抑郁干预。不过，当前研究仍存在一定局限：一是长期效果尚不明确，多数干预追踪时间 ≤ 1年，缺乏对青少年成年期心理健康的长期评估；二是机制研究深度不足，对积极教养发挥作用的内在心理过程解析不够透彻；三是文化适应性有待加强，东亚文化中自主支持的内涵与西方存在差异，现有干预方案未充分实现本土化。未来研究可聚焦这些方向，进一步完善积极教养的干预体系，提升其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适用性与长效性。

4.2. 心理韧性的培养

初步研究表明，青少年心理韧性的培养并非单一因素作用的结果，而是通过“自我控制→希望感→自悯”的链式中介路径动态发展，这一路径是积极教养转化为心理韧性的关键机制[44] [45]，自我控制作为链式路径的起点，是心理韧性培养的基础能力。父母的情感支持通过满足基本心理需求，显著提升青少年的冲动抑制和目标坚持能力[46]。希望感在链式路径中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基于目标导向理论，具备良好自我控制能力的青少年，更易形成积极的目标导向思维，对未来发展产生可达成路径的认知[19]。当青少年具备一定希望感后，会更易接纳自身困境并产生关怀，从而阻断“自我攻击–绝望”的恶性循环[47]，自悯可解释父母温暖教养对心理韧性影响的42%变异量，充分体现了其在心理韧性培养中的重要作用[44]。这一链式中介模型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价值。理论上，它整合了有限资源模型、目标导向理论与积极心理学等多个理论，突破了单一中介研究的局限，清晰展现了心理韧性培养的动态过程与各因素的递进关系，实践中，基于该模型的模块化干预(如自我调节训练、希望增强疗法、自悯冥想)效果显著，能使青少年心理韧性水平提升32%~45%，且在留守儿童、职校生等高风险群体中效果尤为突出[45]。但现有研究的长期追踪数据不足，最长仅为2年，难以验证该链式路径对青少年成年期心理韧性的持续影响，未来的研究延长追踪周期，深入探究链式路径的长期效应。

4.3. 系统性干预策略

构建多层次的系统性干预策略，是将心理韧性培养机制转化为实践效能的关键，需整合家长教育、家校协同与文化适配等维度，形成全方位的保护网络[48] [49]。(1) 家长知识宣教：近年来，家庭教育已经成为备受关注的重点领域。但研究发现，中国父母普遍缺乏家庭教育的知识，许多家庭的教育理念观念陈旧落后、教养方式不科学[50]。研究[34] [51]表明，结构化的家长教育计划能显著改善父母的教养行为，通过如情感回应训练、自主支持技巧指导等帮助父母掌握“温暖–支持”型教养的具体方法。采用理论讲授结合情景模拟的混合模式，不仅能提升父母对积极教养的认知水平，更能通过行为训练固化教养技能。追踪数据显示，参与计划的父母在6个月后，情感支持行为频率提升40%以上，其子女的自我控制能力得分显著高于对照组。但是该计划的实施效果受家长参与度影响较大，如何通过激励机制提高持续参与率，仍是需要优化的重点。(2) 家校协同心理危机干预：旨在构建“预防–识别–干预”体系。家校协同需建立标准化的危机响应流程：学校定期开展心理筛查，识别高风险青少年并及时反馈给家长；家长需要配合学校提供家庭环境信息，共同制定个性化干预方案[52]，这种协同模式能有效弥补单一主体干预的局限性，例如在自我伤害风险评估中，结合学校的学业表现数据与家庭的情感互动记录，可使评估准确率提升35% [42]。同时，家校联合开展的心理韧性团体辅导(如亲子合作的希望感构建活动)，能同时激活家庭与学校的支持资源，使青少年的自悯水平提升28% [53]。但该模式对家校沟通机制要求较高，部分地区因家校信任度不足或沟通渠道不畅，导致协同效果不佳。(3) 文化适配与政策支持：在构建干预体系时，还需考虑文化背景与政策环境的适配性。对比东亚与西方教养模式可见，西方干预方案中强调的“个体自主”与东亚文化中“家庭集体主义”存在显著差异[39]。综上，构建多层次、系统化的干预策略，不仅有助于提升父母的教养能力，还能通过家校协同增强青少年的心理韧性，从而有效预防和减少青少年抑郁及自我伤害行为的发生。未来的研究需进一步完善各环节的机制来提升整体干预效果。

4.4. 本土化改造路径

现有研究证实，父母教养方式对青少年非自杀性自伤行为的影响存在文化差异性[54]。西方积极教养模式强调无条件积极关注与自主支持，但在中国文化语境下，需结合本土价值观进行适应性改造。本研究基于孝道、责任感、情境化自主等文化核心概念，提出以下差异化干预路径：(1) 传统孝道强调“顺从”，易被误解为对父母权威的无条件服从，可能与青少年自主需求冲突[55]，挖掘孝道的相互性，如情感联结、代际互助，替代单一权威性要求[39]。例如，通过孝道叙事活动，引导青少年理解父母的关爱动机，而非被动服从。(2) 冷漠忽视型教养的本质是亲子情感联结断裂，而中国文化中的“责任感”强调个体对家庭和社会的义务感[56]。研究表明，父母通过情境化责任赋予，如让青少年参与家庭决策、承担力所能及的家务等可提升其自我价值感[57]，根据青少年年龄与发展阶段，动态调整自主范围，如初中生可自主管理零花钱，高中生参与升学决策[41]，既培养自主能力，又强化对家庭责任的认同[40]。针对冷漠忽视型父母，从共同制定家庭规则开始[58]，逐步让青少年参与家庭事务管理，父母则通过肯定性反馈强化其责任意识，同时修复情感联结。综上，本土化改造需避免文化嫁接，未来研究也可进一步开发包含孝道实践频率、家庭责任参与度等维度的本土化评估工具，增强干预的精准性。

5. 总结与展望

现有的研究表明，父母教养方式通过认知、情绪、社会三条通路，交互作用于青少年的抑郁及自我伤害行为，形成复杂的影响网络。父母不同的教养方式，对孩子的心理健康有显著影响，抑郁是父母教养方式和自我伤害倾向之间的关键中介，情感温暖型教养是预防青少年抑郁及自我伤害行为的关键，因此，需要系统性整合资源，在个体层面青少年的培养心理韧性；在家庭层面，通过家长教育计划赋能父母的教养技能；在学校层面，构建家校协同的危机响应网络；在文化层面，发展适应本土文化的干预体系。但是现有关于父母教养方式与青少年心理健康关系的研究中，几乎为横断面设计，这类研究难以明确教养方式与心理结果之间的因果关联，且本土化深度不足西方心理学中的自主在我国文化背景下并不太适配，西方教养理论在本土化应用中也存在局限。在我国文化中，父母的介入行为常被视为责任的体现而非控制，这与孝道信念相关，这些不足都是在未来的研究中值得注意和进一步研究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