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所谓全球化，通常被视作全世界经济、政治、技术和文化的融合过程，也可说是这些模式或属性在全球范围移动的过程。全球化推倒国家疆界，使国与国之间相互依存，人类生活在全球规模的基础上发展[1]。
北京市海淀区，高校云集，名胜古迹众多。宇宙中心五道口、我国首个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圆明园、颐和园，清华大学及北京大学都汇聚于此。作为当今中国最富魅力、最具活力与创新精神的地区之一，海淀当之无愧是全球化浪潮的排头兵。
而清华大学及北京大学，作为国内顶级和世界著名高校，其校内的学术氛围与周边环境都是全球化进程中备受关注的对象。通过研究，发现两校周边的双语标牌极好地体现了北京多元文化的全球化与本土化、标准性与移动性，反映出官方语言标准和实践的衔接情况。
2. 全球化社会语言学
2.1. 全球化与本土化
在全球化的社会语言学新视野下，全球化与社会语言密切相关，而语言本身也内在于全球化的进程之中。而本土化则是个性和特色的代名词，在全球化背景下，以独特的表达方式反映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全球本土化”，顾名思义，就是试图突破全球化与本土化两极的局限，研究如何平衡全球标准与本土多样性之间的关系，以促进语言的可持续发展。
随着全球化进一步推动语言接触和多语社会的增加，其中也不可避免地会面对一些跨文化层面的问题。比如，双语路牌上的英译就恰是跨文化交际的直接体现。城市公共标识语的译者，基本为所在国的本地译者。因此，他们的翻译在一定程度上能反映出其民族与文化背景。比如，当他们在翻译“五道口”的时候，会把它音译成“Wudaokou”，而不是翻译成“5th Avenue”，这其中便体现了译者为了方便我国的读者及人民，因而在翻译过程中恪守本民族的语言传统。
然而，在全球化与去全球化(本土化)的进程中，二者处于互相竞争与互相妥协的过程。在全球化持续发展的趋势下，结合双语标牌现象，我们需要思考：二者是否达成了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平衡？若不平衡，究竟孰强孰弱？这种强弱关系又如何影响场所语言符号背后的移动潜势？
2.2. 超多元性
根据Vertovecs，“超多元性”就是“多元性中的多元性”，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难以预测的复杂性。简单来说，是指全球化时代的城市居民所掌握的语言远远多于任何时期[2]。
而造成社会语言文化复杂性的主要原因有以下两点：其一，新时代互联网大背景下，网络迅速融入人们的各类生活场景。新媒体的出现，也为居民接触多语环境提供了更为便利的媒介。其二，在全球化背景下，社会流动加快。新的语言选择、使用方式以及混合式语言生态，让人们逐渐脱离原本所属语言社区的固定关系，转而借助不同平台，寻找其他关系相对松散自由、却充满新鲜感与趣味的语言社区。
全球化背景下，无论是网络语言的跨文化传播、英语的国际化，还是外语专业的开设，都使许多人成为了多语人。这里的多语人并非指熟练掌握多门语言的人，而是指我们对母语以外语言的认知度，已远超以往任何时期。
因此，一些杂糅或零碎的语言成分，与本民族语言体系内的表达经过不规范组合，出现在了部分公共场合中。比如，在清华大学西门的公交站台附近，有一根立柱式双语指示路牌。其中，左边的标牌中，“清华大学西门”是音译成“QINGHUADAXUEXIMIEN”，没有间隔与大小写之分。而它的剩余部分“公共汽车站”却是英译的，“Bus Station”，符合英语的表达方式。而右边的标牌，“清华大学西门”，却是采用了汉译英中的直译，且完全符合英语的语法规则(见图1)。
Figure 1. Near west gate of Tsinghua University
图1. 清华大学西门附近
在双语标牌的翻译中，它不是传统的语码转换或语码混合所能解释清楚的。因此，这里倾向于用“超多元性”对其进行概括。
2.3. 标准性
在当今的多语社会中，需要在交流中去构建一套双方都认可的潜在规则，即标准性。否则，在日常的生活中，尤其是面向公众的语言符号中，会造成一些不必要的交流障碍。
在北京市标准化管理信息平台发布的《DB11T 334.1-2023公共场所中文标识英文译写规范第1部分：交通发布稿》和北京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发布的《DB11T 334-2020公共场所中文标识英文译写规范通则——发布稿》中[3]，对北京市内的公共场所中文标识译写要求和方法进行了规定。这不仅为规范的公共标识语构建了一套完整的体系，还为城市公共区域双语建设提供了标准化说明。
然而，在清北周边的部分双语标牌中，依然存在不合规范的情况。例如，对于“清华东路”的英译，在相近仅100米的距离中，竟存在如下三种情况，与北京市相关发文中提到的“同一场所中的词语选用和拼写方法应保持一致”不符。
在图2中，以“清华”和“东路”为两个组别，分别对其使用汉语拼音的音译，并在两者间加上空格。在图3中，该标牌打破图2中的分组方式，以一个字为一组，并在字字之间加上空格进行音译。在图4中，采取了汉拼与英译相结合的方式，将其分成三组，“清华”“东”“路”，并在其间加上空格。根据北京市公共场所中文标识英文译写相关发文，仅有图4中的英文译写符合其标准。
Figure 2. South gate of Bei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图2. 北京林业大学南门
Figure 3. Northeast exit of Qinghua Donglu Xikou Station
图3. 清华东路西口地铁站东北口
Figure 4. South second gate of Bei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图4. 北京林业大学南二门
有基于此，我们发现中国人的英语使用产生了各种新的语言变体，如“中式英语”、语码混合、语言或语用错误。所幸，政府和社会正在做出努力使公共语言环境“优化、净化、国际化”。
2.4. 移动性
如今，社会语言学者正面临着全球化进程中新的挑战：如何在以“移动”为常态的言语社会中进行研究？显然，对于静态且熟悉的言语社会的研究方法不再适用于此，全球化的社会语言学必须是有关移动性的社会语言学，以此我们需要寻找新的相关课题：语言的移动潜势和移动的人、移动的语言。
在研究双语标牌时，我们会关注到不同的语言符号，比如汉语拼音与英译书写在具体的语言环境下哪一种移动潜势更强？我们也会关注到移动的人观看这些标牌时的内心想法，比如清北高校内的师生、周边学校的师生以及校内外的外国友人，他们看到这些标牌时是否会因其语言文化背景不同而产生不同的观点？这些背后涉及到的人物心理反应和语言移动潜势的强弱，都有待诸位学者的深度研究。
3. 清北附近语言景观的总体面貌
3.1. 背景与场合(Setting & Scene)
在背景与场合方面，语言景观指的是标牌放置的即时语境，常被用做背景考虑[4]。本研究于2025年1月进行，以清华东路、清华西路、清华南路、成府路、双清路、中关村东路、中关村北大街与北四环西路等清北周边的88处双语标牌进行拍摄。
3.2. 规约(Norms)
2001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正式施行，这是我国第一部关于语言文字方面的专门法律，至今仍对各领域的语言文字使用起到法律约束与规范作用[5]。除此之外，北京市也颁布相关文件针对公共场所中文标识英文译写进行规范。以此北京市海淀区，尤以清北周边为例，作为我国高等教育有序高效开展的领头羊，需严格遵循相关法律及规定。
3.3. 体裁(Genre)
在体裁方面语言景观对不同类型的语言标牌进行分类，如方向指示牌、店铺门头招牌、车辆广告、会务手册、旅游宣传册等。本研究主要针对公共场所的方向指示牌进行分析，同时考察对于同一场所的英文书写是否具有一致性。
3.4. 基调(Key)
在调查清北周边的方向指示牌时，发现多以双语出现，体现了北京市积极融入全球化的特征。在本次研究的88个公共标识语中，也有部分单语标牌，比如图5中的“东升乡路口”“学院路”“中关村北大街”与“北四环保福寺桥”等。
Figure 5. In the vicinity of Tsinghua University East Gate
图5. 清华大学东门附近
Table 1. Code-mixing patterns
表1. 语码组合
语码数量 |
语码搭配模式 |
出现频次 |
比例/% |
单语语码 |
纯中文 |
4 |
4.54% |
双语语码 |
中文 + 拼音 中文 + 英文 |
24 60 |
27.27% 68.18% |
通过对语码数据的整理，发现清北周边以“中文 + 英文”的双语语码使用频率最高。在收集到的所有标牌中，按语码组合的频次多寡依次为中文+英文、中文 + 拼音与纯中文(见表1)。体现了以清北高校为中心的周边公共标识语建设对积极融入全球化与国际化大趋势的重视程度之高。
3.5. 行为顺序(Act Sequences)
在行为顺序方面，本文主要讨论该区域语码的选择取向，以及不同语码的使用规模等情况。以语言的凸显程度为基础，观察不同语种的权势关系。从语言学角度分析权势，能明确该语种在具体环境下是强势还是弱势，进而发掘语言的凸显性。
3.5.1. 语码取向
语码取向指在双语或多语环境里，某种语言于何种情境下凸显主导地位，进而体现其在该区域较强权势的特性。Scollon在讨论标牌上的语码取向时曾指出，上下排列时，上方的语言是优先语言。而在收集到的88个双语标牌中，都是以中文在上，英文在下的方式排列[6]。由此可见，在凸显程度排序中，清北周边的第一优势语码为汉语，第二优势语码为英语。
3.5.2. 语码大小
标牌上语码的大小凸显性越强，语言群体地位越显著。政府提倡标牌文本尽量以使用本国官方语言为主导，其次是全球通用语言英语。通过研究可知，无论是翻译失范性较高的白底及绿底标牌，还是严格遵循相关翻译文件规定的蓝底标牌，其中文的字体大小都远大于英文的字体大小(如图6所示)。这种统一的标牌呈现方式更能反应对本国的文化认同，凸显汉语的地位。
Figure 6. 400 m from Peking University East Gate Station
图6. 距北京大学东门站400米处
3.6. 媒介(Instrumentalities)
对媒介的考量，尤其聚焦于语言符号层面，这能反映出语言群体的偏好。在本研究的88处标识语中，27.27%为“中文 + 拼音”的单语语码形式；68.18%的“中文 + 英文”标识语中，英文部分亦包含汉语拼音成分，既体现为对我国特色地方专名的直接音译，也体现为对站台名称的英译，其中部分采用汉语拼音转写。
由此可见，清北周边的双语标识语大多兼具尊重我国本土文化与遵循英语表达习惯的特性。既向移动的人群体展示了中国文化的魅力，又体现了该地区积极融入全球化的意愿。
3.7. 参与者(Participants)
在参与者方面，语言景观注重考量“创作者”与“读者”的互动关系。尚国文认为，语言景观可依据“创作者”的身份划分为“官方标牌”和“私人标牌”两类[7]。但在本研究中，所有标牌均由官方相关部门负责制作与管理。因此，本研究倾向于从“官方”层次对其进行分类，即“大官方”与“小官方”。
毋庸置疑，各街道上方带有东南西北四个方向的指路牌，在众多标识牌中面积最大、最为醒目，便于读者获取信息，且其英文译写最符合相关规定的范式，推测应由级别更高的部门负责制作。而街道两旁的白底及绿底道路指示牌，面积较小，设立高度相对较低，受读者的关注度也相对较低，且英文译写存在失范及不统一的现象，推测应由级别较低的部门负责制作。
3.8. 目的(Ends)
根据语言景观的相关内容及功能，可将其分为以下九类：路标指示类、景区宣传类、物景名称介绍类、游客提醒类、商业宣传类、书法艺术类、公共宣传类、服务设施设备介绍类和其他类[8]。在本研究中，主要考量清北周边的路标指示类标牌。调查的公共标识语都较好地体现了其路标指示功能，如标牌会附上与目的地的相应距离，随着距离目的地渐近而递减。与此同时，无论是处于显眼位置的大标牌还是道路两侧的小标牌，都会提供方向，与北方城市居民习惯于以具体方向指示的语言习惯相符。
4. 公示语语言景观英译现状
北京市海淀区作为全国高等教育的排头兵，历史文化悠久，自然风光秀丽，吸引了大批国内外优秀人才和游客。然而，在顺应全球化浪潮、积极打造公共区域双语标牌的过程中，其部分标识语的英译仍存在问题，这种语言层面的不规范现象，对城市文化建设产生了不利影响。
4.1. 译名不统一
译名不统一，指同一场所名称存在多种翻译版本。其主要表现为四种情况：一是同一地名的标识牌同时存在汉语拼音与英文翻译两种形式，二是同一汉语词语对应多个英文版本，三是英文大小写不统一，四是空格使用形式不同。因最后一种情况在前文已有体现，故下文主要分析前三种。
“清华大学”在指地方时以邮政式拼音为标准，译为“Tsinghua University”而在指道路名称时，采用现代汉语拼音，译为“Qinghua”。尽管这种区别在北京市怀柔区政府外事侨务办公室发布的《公共场所双语标识英文译法道路交通译法原则》中得到了认可，但倘若它们同时出现在同一块道路指示牌上，仍会让读者感到困惑[9]。
从图1中可知，“清华大学西门”作为地名，译为了“West Gate of Tsinghua University”。而图2中的“清华东路”作为道路名称，则译为“QINGHUA DONGLU”。然而我们可以注意到，此处“清华东路”的翻译采取了拼音的形式，或许因其仅在街道一侧出现，以使读者对其的关注度相对较低，它没有按照相关文件将“东路”按照英文用语翻译成“East Rd”同时，这种规则在清华西路与清华南路中也可窥见一二。
Figure 7. Green-background signboard on Qinghua South Road
图7. 清华南路绿底标牌
Figure 8. Blue-background signboard on Qinghua South Road
图8. 清华南路蓝底标牌
Figure 9. White-background and Blue-background signboard on Qinghua West Road
图9. 清华西路白底标牌及蓝底标牌
根据图7~9三图可知，尽管在对于“清华”的译法遵循了道路以现代汉语拼音音译的形式，但更为官方的蓝底标牌与白底及绿底标牌在对于“方位词 + 路”的译法上仍然存在差异，出现这种问题的原因之一是不同部门之间没有协调好，他们对于公示语的英译没有达成共识；译者和标牌的制作时间的差异是造成同一个场所的英译不一致的另外一个原因，根据公示语翻译的统一性原则，同一个公示语的英译应保持相同。
除此之外，在图10中，对“中关村站”的翻译中，共有三种译法。一种是“ZHONGGUANCUN Subway Station”，另一种是“ZHONGGUANCUN Station”，还有一种是“Zhongguancun Station”。可见在对其的翻译中，既存在大小写的差异，又存在对于地铁站是译为“Subway Station”还是“Station”的区别。在《公共场所双语标识英文译法道路交通译法原则》中，该文件明确规定了地铁站名采用地名汉语拼音 + Station标注。
Figure 10. Northwest exit of Zhongguancun Station
图10. 中关村站西北口
而对于“北京大学东门站”也存在两种不同的译法，一种是图6的“Peking Univ. East Gate Station”，另一种是图11中的“East Gate of Peking University Subway Station”。且先不论对于地铁站的译法是否合乎规范，但就从语序来看，笔者认为前者可以翻译成北京大学东门站，而后者可以翻译成北京大学地铁站的东门？倘若这种理解下的翻译合理，那么当外国友人在看到这两类翻译时是否会因此迷惑，这里究竟是北京大学东边门的地铁站，还是北京大学地铁站这个站的东门出入口？
4.2. 逻辑不合理
在北京大学东门站的标识中，有一处双语标牌值得关注。在图11中，“西南口”被译为“South-West Entrance”。如果该出口仅设下行的单向扶梯，而没有楼梯或上行扶梯，那么这一译法是合理的。然而，该出口实际上设有下行扶梯、上行扶梯和楼梯三种通行方式，这使得“South-West Entrance”(西南入口)的译法在逻辑上值得商榷。
除此之外，若因标识牌设于车流及人流顺行一侧，便认为多数人会顺向从此进入，进而将其定义为“入口”。但若考虑到部分人群从地铁站内驶出并以此为出口，随后调整方向，或向北进入北大东门，或向南前往北大东南门和南门，则“顺流”的界定便失去逻辑合理性。另外，“Entrance”的表述在中关村站亦有体现(见图11)。
Figure 11. Southwest exit of Peking University East Gate Station
图11. 北京大学东门站西南口
然而，本研究发现，图12中清华东路西口站的出入口翻译与上述情况存在差异。该标识不仅未在中文层面简单采用“方位词 + 口”的模糊表述，还直接对应译为“Exit”；这种单一化处理可能导致中外人士产生误解，即认为此处仅为出口而非入口。事实上，该出入口与北京大学东门站西南口一致，均配备多种上下通行设施，兼具进出功能。
Figure 12. Northeast exit of Qinghuadonglu Xikou Station
图12. 清华东路西口站东北出口
根据相关文件规定，地铁的进出口需译为“方向 + Exit”，尽管大家对其的第一反应是出口，但在此用它“通道”的这一语义更为合适。以此上述可能给读者带来的误解和疑惑都可就此解决，清北周边双语标牌的建设也能更具逻辑合理性与规范性。
5. 结论
全球化的核心是移动，因而全球化的社会语言学是移动的社会语言学。在全球化进程中，双语标牌不再仅仅是用于道路指示的路标牌，而是体现一个区域文明程度，连接本国与世界的重要桥梁。以此保持特有的民族特色，并兼具严格遵循英文译写规范的意识与能力，是深度融入全球化浪潮中不可或缺的部分。语言景观亦不是简单的、静态的语言现象，而是一个管理机构、读者、标牌制作者、所有者多方互动的话语过程。
在当今的社会，双语与多语的世界社交圈已蔚然成风。因此，我们需要构建规范与和谐的语言生态环境，不断提升文化软实力，积极助力城市语言面貌改善，塑造城市人文魅力，推动我国城市全球化建设不断迈向高质量、谱写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