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在数字经济浪潮下,全球企业正经历一场以数字技术为核心的全方位变革。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等技术的深度渗透,不仅重构了生产、运营与服务模式,更推动企业竞争边界从“效率争夺”向“价值创造”拓展。然而,在全方位变革的过程中,企业也面临着公共卫生事件、消费者需求迭代以及生态环境约束等多重挑战,使得“如何在动荡中存活并持续创造价值”成为企业管理者的核心命题。在此背景下,社会责任履行被重新确立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要素。
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社会责任的关系也引起了学界的广泛讨论。总体来看,现有研究主要聚焦于“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社会责任实践的驱动机制”和“企业社会责任对数字化转型的反作用”两个议题。其中,前者主要关注数字化技术如何从资源、能力或流程层面推动企业社会责任实践的创新与升级;后者不仅关注技术到企业社会责任的单向影响,还讨论企业社会责任如何通过社会资本积累、合法性提升或资源获取反哺数字化转型,形成双向互动。尽管现有研究已取得丰富成果,但现有研究多基于西方企业数据,在新兴经济体背景下的适用性尚未得到充分验证。因此深入探讨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对企业的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事实上,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对企业的促进作用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热点话题,但并未取得一致的研究结论。部分学者指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可能会占用企业有限的财务和人力资源,减少对研发和数字化技术的投入,导致企业技术创新优先级下降。也有部分学者指出,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有助于提升企业的社会声誉和品牌价值,进一步增强消费者的品牌忠诚度,促进高素质人才向企业聚集,还能够驱动企业构建创新驱动发展模式,在技术创新与管理优化的双重路径下提升资源配置效率,进而实现运营成本的结构性降低[1]。
基于上述分析,文章尝试以组织韧性为切入点,来检验履行社会责任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作用。其原因在于,组织韧性是衡量企业抗风险能力与长期生命力的核心指标,是企业社会责任实践与数字化转型需求之间的交汇点。对组织韧性的研究可以较好地回答履行社会责任在企业数字化转型中的作用。
相较于已有研究,文章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第一,文章为研究企业社会责任履行与数字化转型的关系提供了新的切入点。现有研究大多从驱动关系、交互效应和情景化三方面直接探讨企业数字化转型与社会责任履行之间的关系,但多基于欧美企业,在中国本土化研究不足。文章则从组织韧性的间接视角,为履行社会责任有益于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第二,文章拓展了组织韧性的前因研究。传统的人性研究多关注于危机应对,本文从预防性韧性角度出发,证明企业数字化转型和社会责任履行能提前增强组织韧性。
2. 理论分析与假设研究
组织韧性通常指系统与组织在遭遇颠覆性冲击时维持持续运营的能力,涵盖组织在预测、规避、应对各类环境冲击与危机时的潜在能力,其本质是一种静态的能力和动态的过程[2]。在总体上被归纳为承受各种冲击并能从中复原的能力。组织韧性是企业应对不确定性、适应变化并从中恢复甚至升级的核心能力。其在当今时代重要性愈发凸显,探讨组织韧性的促进因素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关注。
数字化转型是指企业借助新一代数字技术推动业务升级,促进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最终实现生产效率提升与管理创新的过程[3]。自2023年财政部加大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专项补贴,获得补贴的企业后续数字化投入平均增长2.3倍,形成“政府补贴 + 企业配套”的杠杆效应。其产生的积极影响推动了学界对数字化转型与组织韧性之间关系的广泛关注。
总的来看,数字化转型通过数字技术增强了企业应对外来冲击的承受能力和复原能力。其一,数字技术提升了企业信息的透明度和可追溯性,使企业能够更加了解企业的运营情况和隐藏风险点,及时识别和处理风险,从而提升企业应对外来冲击的承受能力。具体而言,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所包含的数据分析能力和信息处理能力能够帮助企业快速识别风险和隐藏风险,并对相应风险做出决策和预案,从而提升企业应对外来冲击的承受能力。其二,数字技术提升了企业的创新能力,使企业增强核心竞争力和面临危机时的复原能力。具体而言,数字技术使企业的创新驱动方式从传统的经验驱动向数据驱动转变。数据驱动创新提高了企业研发的准确性并维持企业的独特性[4],增强了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和复原能力。同时,企业的创新可以推动企业开拓新的市场,增加企业市场的多元化,降低企业单一市场所带来的风险。基于上述分析,文章提出研究假设H1:
假设H1:数字化转型对组织韧性具有促进作用。
企业社会责任是指企业在行为与政策制订中兼顾利益相关方诉求,并遵循经济、社会与环境三重底线要求的企业实践。企业社会责任的积极履行提高了企业的外部形象,从而增强了资本市场的信心,提高企业面对外来风险的承受能力。但同时也会消耗企业大量的人力资源和资金,可能会抢占企业生产和创新的资源[3]。据此,文章认为,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组织韧性”之间的关系存在“促进”和“抑制”两种可能:
从“促进”视角来看,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有助于增强资本市场对企业的信心。企业通过履行社会责任可以提高企业的外部形象,获得社会的认可,从而增强资本市场对企业的信心。社会责任的履行还可以为企业带来优惠的税收政策和政策支持,进一步鼓励企业进行创新和数字化转型,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增强企业的组织韧性。同时资本市场企业信心的增强有助于企业在面对未知风险时能获取更多的信任,从而有更多的可利用资源和可利用资金来抵御风险,增强了企业的抗风险能力。因此,通过提高企业的声誉,社会责任的履行能够推动实现对企业组织韧性的促进作用。
从“抑制”视角来看,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可能会挤占企业本该运用于技术创新和数字化转型方面的资源。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可能占用企业有限的财务和人力资源,导致企业会减少对技术创新和数字化技术的投入。例如,企业开展公益捐赠会导致企业的资金和物资的减少,在短期之内企业会减少其他方面的投入,从而保证企业的现金流健康。在资源约束下,企业可能被迫在社会责任与技术投资之间权衡,导致技术创新优先级下降。另一方面,企业对社会责任的过度关注可能会导致管理层对技术创新和数字化转型的注意力分散,抑制企业技术创新。同时企业过度重视社会责任,可能会选择运用成熟但低效率的技术,而非创新新技术。例如,生产企业可能会为了社会责任而选择环保但低效的生产设备而不选择自己耗费资源去研发新的高效的生产设备。
因此,基于上述分析,文章提出如下两个研究假设:
假说H2A: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组织韧性”的关系具有“促进”作用。
假说H2B: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数字化转型–技术创新绩效”的关系具有“抑制”作用。
3. 研究设计
3.1. 样本选取
文章以2011~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根据研究惯例,文章剔除了金融保险行业企业以及存在关键变量缺失的样本。同时,为控制极端值对估计结果的影响,文章对所有连续变量在1%和99%分位数处进行了缩尾处理。经处理,最终得到了21,345个企业的年样本。所有统计分析均使用Stata 13.0软件完成。
3.2. 变量定义
1) 企业社会责任
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文章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衡量参考陈玉芬等(2020) [5]和孙伟艳等(2023) [6]的研究,采用和讯网企业社会评级作为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代理变量。和讯网企业社会评级得分越高,则表明企业的社会责任履行情况越好。
2) 企业数字化转型
企业数字化转型(Digital Transformation)。文章参考王倩(2023) [7]的研究方法,通过Python网络爬虫文本挖掘技术,对上市公司年报中与数字转型相关关键词进行词频统计,最终以得到的词频总数作为企业数字化转型强度的代理变量。在关键词选取方面,本文依据吴非等(2021) [8]的分类标准,从人工智能技术、大数据技术、云计算技术、区块链技术以及数字技术应用等五个维度构建关键词库。数字化转型词频总数越高,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程度越深。为控制极端值的影响,本文对该变量进行了对数化处理。
3) 企业组织韧性
企业组织韧性(organizational resilience)。文章参考王国红等(2023) [9]和吴晓波等(2022) [10]的研究方法,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将多维指标降维处理为0~100分的标准化组织韧性得分,以组织韧性得分来表征企业的组织韧性。企业组织韧性得分越高表明其组织韧性越强。
4) 控制变量
借鉴现有研究,文章控制了企业属性(SOE)、企业年龄(AGE)、资产负债率(LEVEL)、净资产收益率(ROE)和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SHRCR1)等对企业组织韧性具有重要影响的企业特征变量。
3.3. 模型设计
本研究采用两阶段模型检验企业社会责任对“数字化转型–组织韧性”关系的调节效应,具体模型构建如下。
第一阶段,基础模型。验证数字化转型对组织韧性的直接影响。
(1)
其中,被解释变量LNRELI表示企业在t + 1期的组织韧性得分;核心解释变量INDT表示企业数字化转型水平(基于年报关键词词频的对数值);Control包含企业年龄、资产负债率等特征变量及行业、年份固定效应。理论预期
系数显著为正,表明数字化转型能促进企业的组织韧性。
第二阶段,调节效应模型。引入CSR调节变量。
(2)
关键交互项INDT × CSR用于捕捉企业社会责任对主效应的调节作用。理论预期存在两种可能:若
显著为正,表明CSR强化数字化转型的组织韧性提高效应;若显著为负,则反映CSR可能挤占组织韧性资源产生替代效应。模型同时控制CSR主效应(
)以区分纯调节作用。
4. 实证检验
4.1. 描述性统计
表1展示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1,从表中可以看出,LNRELI的最大值为4.486、最小值为1.039、均值为3.222,表明样本企业的组织韧性整体处于中等偏上水平。但离散程度较大,不同企业的组织韧性存在显著差异。同时其最小值与最大值的跨度较大,进一步印证企业间组织韧性水平的不均衡性;INDT的最大值为6.071、最小值为0、均值为1.030,表明样本企业数字化水平整体较低,企业间数字化进程差异极大,部分企业数字化投入或产出指标为零,可能为系统开展数字化转型。CSR的最大值为74.410、最小值为−3.570、均值为24.002,表明样本企业社会责任整体处于中等水平,但企业间社会责任实践差异巨大。其他的控制变量均在合理范围之内。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the main variables
表1.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符号 |
样本量 |
均值 |
标准差 |
最小值 |
最大值 |
LNRELI |
21345 |
3.222 |
1.135 |
1.039 |
4.486 |
INDT |
21345 |
1.030 |
1.310 |
0.000 |
6.071 |
CSR |
21345 |
24.002 |
16.160 |
−3.570 |
74.410 |
AGE |
21345 |
17.839 |
5.407 |
6.000 |
31.000 |
SOE |
21345 |
0.452 |
0.498 |
0.000 |
1.000 |
LEVEL |
21345 |
0.450 |
0.202 |
0.063 |
0.891 |
ROE |
21345 |
0.050 |
0.153 |
−0.913 |
0.321 |
SHRCR1 |
21345 |
0.349 |
0.148 |
0.094 |
0.748 |
4.2. 基准回归
表2展示了基础模型的估计结果,验证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组织韧性的直接影响。通过图中结果可以看出,核心解释变量INDT在1%水平上三种情况均显著为正。其表明企业数字化水平每提升1个对数单位,组织韧性平均提高约0.3%。初步印证了文章中提出的假设H1。尽管LNDT系数的绝对值较小,但结合表1中LNRELI的均值(3.22)和标准差(0.316)来看,企业组织韧性0.3%的提升具有显著性,这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组织韧性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Table 2. Benchmark regression: the impact of enterpris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n organizational resilience
表2. 基准回归: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组织韧性的影响
变量 |
(1) |
(2) |
(3) |
LNRELI |
LNRELI |
LNRELI |
INDT |
0.003*** |
0.003*** |
0.003*** |
(0.001) |
(0.001) |
(0.001) |
SOE |
|
0.020*** |
0.020*** |
|
(0.002) |
(0.002) |
AGE |
|
−0.001*** |
−0.001*** |
|
(0.000) |
(0.000) |
LEVEL |
|
0.053*** |
0.053*** |
|
(0.004) |
(0.004) |
ROE |
|
0.089*** |
0.089*** |
|
(0.006) |
(0.006) |
SHRCR1 |
|
0.070*** |
0.070*** |
|
(0.007) |
(0.007) |
年份效应 |
控制 |
控制 |
控制 |
行业效益 |
控制 |
控制 |
控制 |
Constant |
1.663*** |
1.602*** |
1.602*** |
(0.007) |
(0.008) |
(0.008) |
Observations |
21,345 |
21,345 |
21,345 |
R-squared |
0.988 |
0.989 |
0.989 |
r2_a |
0.988 |
0.989 |
0.989 |
注:*、*、***分别表示在10%、5%、1%水平上显著为正。
从其他控制变量来看,SOE系数为0.020***可以看出国企的组织韧性显著更强,可能是由于政策资源倾斜(数字化转型补贴)或者融资的便利性(低息贷款)等;AGE系数为−0.001***可以看出其呈现显著负向效应,即成立时间越长企业韧性越弱,可能是由于老牌企业层级僵化,数字化转型阻力较大;LEVEL和ROE系数均表示规模越大、盈利能力越强的企业组织韧性越高,企业有充足的资本和技术为企业应对冲击提供缓冲;SHRCR1系数为0.070***显示其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越高,企业组织韧性越强。上述其他控制变量的分析可以看出企业数字化转型可以促进企业组织韧性的提升,再次印证文章提出的假设H1。
表3进一步汇报了第二阶段调节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验证了社会责任履行对数字化转型与组织韧性关系的调节作用。从表中可以看出,在(1)中,INDT系数在1%水平上为0.002***,但在(2)中INDT系数提升至0.008***,较(1)提升了四倍,且显著性增强。这说明当纳入数字化转型与社会责任的交互作用后,数字化转型的独立效应被更清晰地识别,其对组织韧性地正向影响更为显著。总的来看,数字化转型能显著提升组织韧性,且这一效应在考虑社会责任调节作用后更为突出。这表明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数字化转型与组织韧性之间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印证了文章提出的假设H2A。
Table 3. Benchmark regression: digital transformation, social responsibility fulfillment, and organizational resilience
表3. 基准回归:企业数字化转型、社会责任履行与组织韧性
变量 |
(1) |
(2) |
LNRELI |
LNRELI |
INDT |
0.002*** |
0.008*** |
(0.001) |
(0.002) |
INDT × CSR |
|
−0.000*** |
|
(0.000) |
CSR |
0.001*** |
0.002*** |
(0.000) |
(0.000) |
其他控制变量 |
控制 |
控制 |
年份效应 |
控制 |
控制 |
行业效应 |
控制 |
控制 |
Constant |
1.579*** |
1.573*** |
(0.008) |
(0.008) |
Observations |
21,345 |
21,345 |
R-squared |
0.989 |
0.989 |
r2_a |
0.989 |
0.989 |
注:*、*、***分别表示在10%、5%、1%水平上显著为正。
4.3. 异质性分析
为了深入探究企业社会责任在“数字化转型–组织韧性”关系中的调节效应及其作用边界,文章基于企业异质性视角,从企业属性和地理区位两方面展开进一步分析。
1) 企业属性异质性分析
文章按照企业属性的不同,将企业分为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从表4的(1)和(2)两列中可以看出不同属性的企业INDT × CSR的估计系数均在1%水平上显著为负,且估计系数值差异不大。这表明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组织韧性”的调节作用在不同性质企业中均成立。
Table 4. Heterogeneity analysis
表4. 异质性分析
变量 |
(1) |
(2) |
(3) |
(4) |
非国有企业 |
国有企业 |
东部地区 |
中西部地区 |
INDT |
0.009*** |
0.004** |
0.009*** |
0.007*** |
(0.003) |
(0.002) |
(0.002) |
(0.002) |
INDT × CSR |
−0.000* |
−0.000** |
−0.000*** |
−0.000*** |
(0.000) |
(0.000) |
(0.000) |
(0.000) |
CSR |
0.002*** |
0.001*** |
0.002*** |
0.001*** |
(0.000) |
(0.000) |
(0.000) |
(0.000) |
其他控制变量 |
控制 |
控制 |
控制 |
控制 |
年份效应 |
控制 |
控制 |
控制 |
控制 |
行业效益 |
控制 |
控制 |
控制 |
控制 |
Constant |
1.590*** |
1.575*** |
1.567*** |
1.582*** |
(0.012) |
(0.011) |
(0.013) |
(0.009) |
Observations |
9654 |
11,691 |
13,821 |
7524 |
R-squared |
0.985 |
0.994 |
0.987 |
0.994 |
r2_a |
0.985 |
0.994 |
0.987 |
0.994 |
注:*、*、***分别表示在10%、5%、1%水平上显著为正。
2) 地理区位异质性分析
文章按照企业地理区位的不同,将企业分为东部地区企业和中西部地区企业。从表4的(3)和(4)两列中可以看出不同地区的企业INDT × CSR的估计系数均在1%水平上为负且高度显著,且估计系数无显著差异。可以表明,无论地理区域,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组织韧性”的调节作用均成立。
4.4. 稳健性检验
为进一步考察文章研究的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组织韧性直接影响给过的可靠性和稳健性,文章主要运用更换企业社会责任指标和更换估计模型两种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
1) 更换企业社会责任指标
更换CSR指标(从CSR01变为CSR02)后,INDT仅系数大小略有上升。这说明核心变量的经济效应在不同CSR度量方法下保持稳定,结果对指标调整不敏感。在交互项系数中,交互效应的精度更高,方向和显著性完全一致,说明交互效应的实质结论未因CSR指标调整而改变。这两者均表明CSR指标的计算方式不影响核心结论,核心结论保持高度稳健性。
2) 更换估计模型
在更换估计模型后,INDT和CSR的主效应以及交互效应的核心结论保持不变,且模型拟合度始终保持稳定。这表明模型设定变化未对结果产生实质影响。在表5中(5)和(6)两列未报告INDT × CSR交互项,但结合(2)和(6)两列的交互项结果可见无论采用何种模型,CSR与INDT的交互效应方向和显著性始终一致,进一步强化了结论的可靠性。
Table 5. Robustness test
表5. 稳健性检验
变量 |
(1) |
(2) |
(3) |
(4) |
(5) |
(6) |
LNRELI |
LNRELI |
MODEL |
SIGMA |
MODEL |
SIGMA |
INDT |
0.003*** |
0.005*** |
0.003*** |
|
0.008*** |
|
(0.001) |
(0.001) |
(0.001) |
|
(0.002) |
|
INDT × CSR 01 |
|
−0.009*** |
|
|
|
|
|
(0.002) |
|
|
|
|
CSR01 |
|
0.041*** |
|
|
|
|
|
(0.003) |
|
|
|
|
其他控制变量 |
控制 |
控制 |
控制 |
控制 |
控制 |
控制 |
年份效应 |
控制 |
控制 |
控制 |
控制 |
控制 |
控制 |
行业效益 |
控制 |
控制 |
控制 |
控制 |
控制 |
控制 |
INDT × CSR 02 |
|
|
|
|
−0.000*** |
|
|
|
|
|
(0.000) |
|
CSR |
|
|
|
|
0.002*** |
|
|
|
|
|
(0.000) |
|
Constant |
1.602*** |
1.601*** |
1.602*** |
0.120*** |
1.573*** |
0.119*** |
(0.008) |
(0.008) |
(0.008) |
(0.004) |
(0.008) |
(0.004) |
Observations |
21,345 |
21,345 |
21,345 |
21,345 |
21,345 |
21,345 |
R-squared |
0.989 |
0.989 |
|
|
|
|
r2_a |
0.989 |
0.989 |
. |
. |
. |
. |
注:*、*、***分别表示在10%、5%、1%水平上显著为正。
5. 研究结论与启示
在数字化浪潮席卷全球的当下,推进数字化转型已成为企业维系并强化竞争优势的关键路径。伴随数字化转型进程不断推进,企业社会责任已经成为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因素。在此背景下,企业如何在数字化转型的同时履行社会责任成为了社会各界广泛讨论的问题。文章以企业组织韧性为研究切入口,深入研究企业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履行社会责任是否能有效提升企业的竞争优势。
研究结果显示,企业在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履行社会责任能够提高企业的综合竞争力。具体表现为:社会责任履行越良好的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组织韧性的正向促进作用越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在新兴企业和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较高的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组织韧性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同时社会责任履行对数字化转型与组织韧性关系的正向促进作用在国有和非国有企业中普遍存在,且在中国的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均具有普适性。综合看来,企业在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同步履行社会责任有助于提升企业的综合竞争水平。
文章结论对企业和政府均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研究发现社会责任履行在企业数字化转型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基于此结论,对于企业的启示在于,企业在数字化转型发展的过程中应加强对社会责任履行的投入,以此来提高本企业的综合竞争力;对于政府而言,本文研究为政府制定相关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政策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依据与数据支撑。
NOTES
*通讯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