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中国数字经济规模持续扩张，2023年达到53.9万亿美元，比上年增长3.7万亿，占我国GDP比重42.8%1。在这一浪潮下，中国农业农村数字化转型加速推进，2023年农业生产信息化率达25%2。政策层面，《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明确提出“到2025年，初步形成一批具有创业孵化、技术创新和技能培训为一体的新农民新技术创业创新中心”，标志着数字经济已成为乡村振兴的核心引擎。2025年一号文件也提到“引导农民发展适合家庭经营的产业项目，因地制宜发展庭院经济、林下经济、民宿经济”，说明重视农民创业，以拓宽农民的增收渠道。
数字经济为农民创业带来三重变革机遇：① 生产要素重组：土地资源通过无人机测绘实现数字化管理，解决农村土地细碎化问题的成本降低；劳动力配置依托短视频平台突破时空限制，抖音“村播计划”带动人效提升。② 市场链接革新：直播电商重构农产品流通链条，购物农产品复购率上升，客单价提升。③ 风险管理升级：基于区块链的天气指数保险实现自动理赔，理赔周期缩短。
然而，技术红利与农民创业能力之间存在显著错位：① 技术适配困境：农业物联网设备因操作复杂遭闲置，适老性设计缺失导致设备使用率较低。② 制度供给滞后：部分县域尚未建立数据确权制度，涉农数据纠纷缺乏解决依据。③ 能力代际断层：农村老年群体日均触网时长显然比青年群体短，技能传递机制失效加剧数字鸿沟[1]。
本研究采用理论推演与案例解析相结合的方法，重点关注数字经济对农民创业要素的重构机制、技术适配的突破路径、制度创新的实现载体等核心内容。在此背景下，本研究聚焦核心问题：如何通过制度、技术与能力的协同创新，突破农民创业的数字壁垒？目前数字经济对农民创业的研究主要聚焦在实证研究，较少从理论、案例、路径层面去做梳理。张慧琴等(2025)从社会资本角度的机制作用表明，数字经济有助于农民创业[2]。田红宇等(2024)通过CFPS数据证明了发展数字经济对返乡农民创业起着正向促进作用，不仅是从返乡创业规模，还有创业质量层面[3]。王永芳(2024)通过2011~2019年30个省面板数据表明，农民创业在数字经济和乡村振兴中扮演着重要的中介作用[4]。
2. 理论分析
(一) 三维交互模型的理论基础
农民创业的数字转型需通过技术赋能层、制度适配层、能力构建层的协同作用实现。该框架的理论支撑如下：
1) 技术接受模型(TAM)的乡土化修正
Davis (1989)提出的技术接受模型强调“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易用性”是技术采纳的核心变量[5]。在农民创业场景中：感知有用性需关联实际经济效益。根据陈华帅、谢可琴(2024)对淘宝村的研究，农村电商发展显著提升农民收入：农村样本家庭收入增幅：地级市有淘宝村的农村家庭，人均纯收入比无淘宝村地区高13.5%。溢出效应：省内其他地区淘宝村数量每增加1单位，本地农村家庭收入增长0.47% [6]。感知易用性受文化认知制约。农业物联网设备因操作复杂遭闲置，而方言语音交互系统使老年农民操作效率提升3。
2) 资源拼凑理论的数字创新
Baker (2005)的资源拼凑理论指出创业者通过重组闲置资源创造价值[7]。数字经济赋予其新内涵：土地资源数字化。无人机测绘整合细碎农地，降低管理成本62%。搭载RTK定位的无人机可实现厘米级精度测绘(平面精度2~5 cm)，单次飞行完成500公顷测绘仅需5天，较传统方式缩短70%周期，直接降低人力与时间成本4；劳动力云端化：跨区域协作网络突破时空约束，如西么罗村农机合作社通过微信群统一调度200台农机，订单分配效率提升80%5。
3) 制度创业理论的协同机制
DiMaggio (1988)的制度创业理论强调政策创新重塑市场规则[8]。数据产权界定：40%县域缺乏数据确权制度，导致27%涉农数据纠纷无法可依6；普惠金融政策：区块链智能合约实现信贷自动化审批，获贷周期从45天缩短至72小时7。
(二) 三维交互模型的核心架构
1) 技术赋能层：生产要素数字化重构
土地要素：GIS技术将农田转化为可交易数据资产，陕西延安试点农地入市后亩均流转收益增长40%8。劳动力要素：快手“云用工”平台实现劳动力跨省配置，采摘需求匹配效率提升80%9。资本要素：山东寿光农产品电子仓单质押融资激活土地流动性，亩均收益增长40%10。
2) 制度适配层：降低交易成本的制度创新
数据产权制度：福建古田县建立菌菇数据资产入表机制，村集体持有51%数据股权，农民分红占比提高至35%11。平台监管规则：算法透明化要求电商平台公开流量分配逻辑，防止“大数据杀熟”12。风险对冲机制：天气指数保险自动理赔系统覆盖28省，灾害响应速度缩短至2小时13。
3) 能力构建层：代际数字鸿沟破解路径
青年农民：VR农技培训使技能达标率提升至80%，湖南汨罗职中开发的《智能农机操作》课程缩短学习周期50%14。老年农民：适老图标界面(ISO-45050认证)使操作错误率下降15。
(三) 交互效应机制
1) 技术–制度协同：中国信通院指出县域数字服务中心覆盖率每提升10%，创业率增长3.2%。
2) 能力–制度互补：西部政策补贴使技术适配效应强度显著高于东部16。
3) 技术–能力断层：老年农民日均触网时长仅18分钟，导致适老工具使用率不足40%17。
3. 数字经济重构农民创业范式
数字经济对农民创业的范式重构，本质上是农业文明与数字文明深度碰撞后形成的系统性变革。这场变革不仅重塑了土地、劳动力、资本等传统生产要素的形态，更通过技术赋能的底层逻辑重构了农业生产函数和社会协作关系，推动农民创业从资源依赖型向数据驱动型跃迁。
(一) 生产要素层面的变革
1) 在土地要素层面。物理空间的传统农地正经历着从实体资源向数字资产的质变。地理信息系统与区块链技术的结合，使得分散的农地产权信息得以整合为可追溯、可交易的数字凭证。这种数字化确权机制不仅解决了传统土地流转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更通过智能合约技术实现了跨区域、跨主体的自动化交易，极大降低了交易摩擦成本。例如，基于区块链的土地流转平台能够将土地经营权拆分为数字通证，农民可通过分布式账本实时查看流转状态，金融机构则依据链上数据进行风险评估，形成“数据确权–信用评估–价值流通”的闭环体系。这种变革打破了土地要素的物理边界限制，使得碎片化农地能够通过数据聚合形成规模效应，为小农户参与现代化农业分工创造了技术前提。
2) 劳动力要素层面。数字化转型则表现为实体劳作向云端协作的范式转换。短视频平台与直播电商构建的云端协作网络，正在重构“生产–流通–消费”的价值链体系。农民主播通过数字界面直接对接消费终端，将田间地头的生产场景转化为可交互的数字内容，实现了从“体力劳动者”向“数字内容创作者”的角色进化。这种转变不仅突破了传统农产品销售的时空限制，更通过粉丝经济效应形成了新型价值捕获机制。当农户通过直播展示柑橘种植过程时，消费者购买的已不仅是农产品本身，更包含对农耕文化的体验与情感共鸣。这种价值创造方式的转变，倒逼农民从单一生产者转型为集内容生产、品牌运营、客户服务于一体的复合型创业者，推动农业劳动力价值链条向微笑曲线两端延伸。
3) 资本要素的层面。变革集中体现为信用评估体系的范式革命。区块链驱动的智能普惠金融，通过将生产数据、交易流水等行为信息转化为可量化的信用资产，构建起去中心化的农村金融基础设施。传统信贷模式依赖抵押担保的评估逻辑被彻底颠覆，取而代之的是基于数据画像的动态信用评估机制。当茶农的采摘记录、加工数据、销售流水等全流程信息上链存证时，这些实时更新的数据流就构成了数字信用体系的基石，使得金融机构能够穿透传统风控盲区，为小微农业主体提供精准信贷服务[9]。这种变革不仅缓解了农村金融排斥问题，更通过数据资产的持续积累形成了正向循环——农民的数字足迹越丰富，其获取金融服务的可得性与适配性就越高，进而激励更多生产经营行为的数字化。
(二) 技术赋能层面
1) 风险管理机制的智能化转型。标志着农业经营从被动防御向主动对冲的范式跨越。气象大数据与市场价格波动模型的深度耦合，使得农业保险从传统的事后补偿转向事前预警与动态对冲。当物联网设备实时监测土壤墒情并上传云端时，人工智能算法能够结合历史气象数据预测干旱概率，自动触发指数保险的赔付条件。这种基于数据算法的风险定价机制，不仅提升了保险产品的精算精度，更通过智能合约的自动化执行消除了传统理赔流程中的道德风险与操作时滞。农户在获得风险保障的同时，其生产经营数据又反哺算法模型的迭代优化，形成“数据采集–模型训练–风险对冲”的增强回路，持续提升农业系统的风险抵御能力。
2) 组织形态的变革。呈现出去中心化与自治性增强的双重特征。以DAO(分布式自治组织)为代表的新型合作社，通过链上投票与智能合约分配机制，重构了农业生产的协作关系与利益分配模式[10]。在传统合作社中，决策权往往集中于少数核心成员，而DAO技术将生产计划、收益分配等关键事项编码为可验证的智能合约，每位农户通过数字身份参与链上治理。当脐橙种植户提议引进新品种时，分布式账本技术能够确保投票过程的透明可追溯，智能合约则根据预设规则自动执行资金筹措与收益分配。这种技术赋能的组织创新，不仅提高了集体决策效率，更通过算法中介消解了人情社会的治理掣肘，使小农户能够在保留产权独立性的前提下实现规模化协作。
(三) 农业生产函数层面
1) 更深层的变革发生在农业生产函数的重构层面。数字技术通过降低信息搜寻成本与合约执行成本，打破了传统农业的规模经济边界。科斯交易成本理论在数字农业中得到全新诠释：当遥感卫星实时监测作物长势、区块链确保订单履约、人工智能优化物流路径时，农户无需依赖实体组织扩张即可获得规模经济效应。这种“规模不经济”的突破催生了新型农业组织形态——众多小农户通过数字平台形成虚拟产业集群，既保持生产单元的灵活性，又通过数据共享获得协同效益。例如，分散的香菇种植户通过云端平台共享菌种培育数据、统一对接采购订单，在保持家庭经营自主性的同时，获得了媲美大型农业企业的议价能力与质量标准。
2) 这场范式变革也暴露出数字鸿沟与制度适配的深层张力。老年农民对工业符号的认知障碍、数据产权界定的制度滞后、算法黑箱导致的权益侵蚀等问题，构成了数字农业发展的现实挑战。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构建“技术–制度–能力”协同演化机制：既需要开发适农性数字界面降低技术使用门槛，又需通过数据信托等制度创新保障农民数字权益，更需建立代际技能传递体系培育数字新农人。只有当技术创新扎根乡土认知场景、制度设计匹配数字变革节奏、能力培育弥合代际数字鸿沟时，农民创业才能真正完成从生存型向发展型的范式跃迁。
数字经济的浪潮正在重绘农业文明的基因图谱。当土地变为数据资产、农民转型数字创客、合作社进化成自治组织时，这场变革已超越单纯的技术应用范畴，成为农业文明向数字文明演进的历史性跨越。其终极价值不在于技术本身的先进性，而在于通过要素重组与关系重构，释放被传统生产函数束缚的农业潜力，使最古老的产业在数字时代焕发新生机。
4. 核心挑战与理论归因
农民创业的数字化转型嵌入于技术革命与农业文明碰撞的历史进程，其结构性矛盾本质是工业逻辑与乡土秩序的系统性冲突。这种冲突不仅表现为工具应用的适配困境，更深刻植根于制度演进滞后、代际认知断裂及区域发展失衡的多维张力中，需通过理论透镜解析其生成逻辑与演化路径。
(一) 核心挑战
1) 技术适配困境：工具理性对农耕认知的局限
工业标准化的数字界面设计遵循效率至上原则，却忽视乡土社会基于经验积累的认知惯习。农民对技术的理解依赖具象化的自然符号(如节气、作物生长周期)，而工业图标(如齿轮、云存储)构成抽象的技术隐喻，形成符号系统的认知错位。这种错位在老年群体中尤为尖锐——其对触控交互的陌生感与图形符号的疏离感，叠加方言语音与机器指令的互译障碍，共同推高人机交互的认知负荷。更深层的矛盾在于技术惯习的冲突：农民的生产决策依赖长期积累的感性经验(如观云识天气、察叶判虫害)，而数字工具要求将经验转化为数据输入与模型运算，导致生产知识的表达权从田间地头让渡至算法黑箱。当无人机植保界面用雷达图替代“虫情轻重”的口头描述时，传统知识传承链被技术占领割裂，形成农民被迫接受异质认知体系却无力重构话语权。
2) 法律保障滞后：政策时滞与数字创新的速度悖论
数字技术的指数级迭代与制度设计的周期性调试形成结构性脱节。数据产权法律保障缺失即是典型症候：农民在电商平台的生产记录、土壤传感数据等数字足迹被平台企业无偿占有，转化为算法优化的训练资源，而农民对其衍生价值却丧失议价能力。这种“数据攫取”反映新生产要素确权机制与市场实践的断裂。更深层矛盾源于制度创业的路径依赖传统农业治理依赖土地权属、合作社章程等物理空间确权规则，而区块链智能合约、DAO组织等数字创新要求重构去中心化的权益分配逻辑。当链上合作社的收益分配代码与传统《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的登记要求冲突时，技术赋权反而因法律兼容性缺失陷入“合法性困境”。
3) 能力代际断层：数字资本分配的结构性失衡
老年农民与青年群体间的数字鸿沟本质是知识再生产体系的代际断裂。传统农耕社会通过家族长老的言传身教实现技能代际传递(如嫁接时机、灌溉节奏)，其权威建立在经验垄断基础上；而数字技术解构了经验的神秘性，青年通过短视频教程、VR模拟即可掌握精准农艺参数，导致传统权威让渡于数字赋权。这种权力转移在组织层面引发治理危机：老年农民依赖子女操作智能设备，家族议事规则被算法决策替代，乡土社会的差序格局遭受冲击。从布尔迪厄资本理论看，老年群体因“数字资本”匮乏被排斥于创业体系之外——其积累的土地资源、劳作技能等传统资本形态，在数据驱动的市场中价值大幅缩水。而青年群体凭借数字技术掌握能力(如直播引流、数据建模)，通过云端协作获取跨地域订单，重构农业价值链的分配优势。这种资本形态的代际分化，加速了创业主体从经验型农人向技术型创客的嬗变，也加剧老年群体的创业边缘化。
(二) 理论归因
1) 区域梯度扩散：技术赋能的马太效应与制度环境的调节失灵
东部地区凭借数字基建先发优势(如5G覆盖、云服务中心)形成技术集聚效应，而西部则陷入“低水平均衡陷阱”：政策补贴虽短期提升设备采购率，但因人力资本薄弱与制度环境缺陷，技术红利难以转化为创业效能[11]。东西部适老工具普及率差距大，反映技术扩散的空间不平等。其理论归因可追溯至制度环境的调节失效：东部县域政府通过“监管沙盒”机制为DAO合作社预留试错空间，而西部仍以传统农业产值考核数字项目，导致智能合约、数据质押等创新被行政流程扼杀。更关键的是社会资本网络的差异：东部农村通过商会、产业联盟形成技术互助网络，农户可快速获取数字技能外溢；而西部小农因信息隔离陷入“技术孤岛”。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在此得到印证：当正式制度(补贴政策)与非正式制度(乡土互助网络)无法协同演进时，技术移植必然遭遇组织排斥。
2) 理论整合：结构性矛盾的系统性关联
三重矛盾并非孤立存在，而是构成相互强化的“数字转型悖论链”。其中技术适配缺位加剧制度滞后：方言交互系统的缺失推高老年群体技术排斥率，削弱政策普及效果，迫使制度资源向青年倾斜，进一步拉大代际能力断层；制度真空诱发区域分化：数据产权界定缺失使西部农户在平台经济中处于议价劣势，技术红利被东部资本虹吸，强化区域发展失衡；代际断层反向制约技术进化：老年群体技术采纳率低迷导致适农性研发市场萎缩，企业转向高端设备开发，形成“技术供给错配–需求萎缩”的恶性循环。
5. 治理路径
(一) 政策设计的时空适配逻辑
破解上述矛盾需构建阶梯式政策干预链：
1) 短期干预聚焦技术可用性，推动农业设备通过适老性认证只是起点，更深层在于重构技术研发的文化基因。将方言语音交互(如西南官话的声调识别)、农耕符号界面(以稻穗替代云存储图标)、误操作容错机制嵌入工业设计标准，使数字工具从“技术异物”转化为“认知伴侣”。云南乡村开发的彝语语音控制系统证明，当技术语言与乡土语境融合，老年用户的操作意愿显著提升。
2) 中期改革需锚定产权制度破局。数据信托模式通过“村集体托管 + 农户股权化分红”机制，在保留农民数据控制权的同时实现要素市场化，浙江德清的实践表明其可平衡个体赋权与集体行动的矛盾。但需警惕信托机构的精英俘获风险，应引入链上投票决策与智能合约自动分配，确保收益回流至生产者。
3) 长期治理重在构建适应性制度生态。设立DAO合作社观察期(如两年内豁免工商登记)、要求平台公开算法排序权重、创建数字保险基金覆盖技术失败损失，本质是以制度弹性匹配技术不确定性。贵州将“数据收益权”从土地承包权剥离，允许务工农民保留虚拟产权的创新，正是对奥斯特罗姆多中心治理理论的呼应——通过赋权小农户自主制定规则，激发分布式制度的创新活力。
(二) 三元协同生态的构建逻辑
农民创业数字壁垒的突破，最终依赖文化基因–制度弹性–代际传递的深度协同：
1) 技术研发的文化嵌入需超越工具层面，进入意义系统重构。当江西古村落利用VR复原傩戏祭礼、当山东菜农用AR展示黄瓜生长周期，技术便成为乡土文化的转译媒介。这种“数字乡愁”不仅降低技术认知门槛，更通过情感共鸣激活创业的文化附加值，使农民从数据生产者进化为文化叙事者。
2) 制度设计的弹性空间体现为“监管沙盒”的智慧。为区块链农企设立试验性法律主体、允许地方政府动态调整数据分红比例，实则是以可控试错换取制度进化时间窗口。西藏农牧区的“冬虫夏草数字溯源沙盒”证明，弹性监管能加速技术从实验室走向田间地头。
3) 能力培育的代际传递关键在于重构知识权力结构。县数字中心开发方言版VR课程、村级导师实施“1带10”帮扶，本质是将青年群体的数字资本转化为老年农民的学习支架。更根本的是建立“反哺激励机制”——四川丑橘合作社将青年指导时长折算为数据贡献积分参与分红，使代际传递从道德义务升华为利益共同体。
农民创业的数字化转型，绝非简单复制工业社会的效率逻辑，而需在农耕文明与数字文明的碰撞中寻找辩证统一。当技术扎根乡土语境而“祛魅”(如锄头图标唤醒农耕记忆)、制度因包容试错而“去刚性”(如沙盒机制接纳链上合作社)、能力借代际反哺而“破断层”(如青年编码员与老农的经验互译)，农民创业方能跨越数字壁垒，从生存型挣扎走向创新型生长。这既是乡村振兴的内核驱动，也是数字时代对“人–技–制”和谐关系的深层叩问——当算法与稻浪共舞、代码与乡音共鸣，最古老的产业将在数字韧性中重获新生。
6. 结论
农民创业的数字化转型本质是农耕文明基因与数字技术逻辑的系统性碰撞，其核心矛盾在于技术革命的速度与制度演进惯性的深层张力。本研究提出的“农民创业数字韧性”框架(技术适配 × 制度响应 × 能力储备)，揭示了数字化转型并非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技术可用性、制度保障力与主体能动性三者非线性耦合的复杂过程。当工业标准化的数字界面遭遇乡土社会的经验认知，当区块链确权的效率优势遭遇产权制度的刚性约束，当青年群体的技术狂热遭遇老年农民的传统惯习，农民创业的数字化进程便陷入结构性困境。这一框架的理论价值在于突破传统线性归因范式，将技术排斥、制度滞后与能力断层视为相互强化的动态系统——技术适配缺位加剧老年群体的边缘化，制度真空诱发平台资本的数据攫取，代际断层反向制约技术迭代的适农性创新。
“制度时滞悖论”的发现进一步解构了这一系统的演化机制。政策制定周期的科层制惯性(调研–试点–推广的漫长链条)与数字技术的指数级迭代(算法模型、硬件设备的快速更替)形成速度断层，导致治理工具尚未生效即被技术革新架空。例如，数据产权法规的立法周期远长于区块链智能合约的商业化应用周期，当法律条文最终落地时，技术生态已演进至NFT确权、分布式存储等新范式，形成阿西莫格鲁所指的“制度漂移”——政策文本沦为技术革命浪潮中的“数字化石”。更深刻的冲突在于治理逻辑的范式错位：传统农业治理依赖物理空间的属地管辖(如土地权属登记)，而DAO合作社的链上自治、直播经济的平台算法、数据资产的跨境流动，均挑战着以行政区划为基石的监管体系，暴露韦伯式科层制与数字社会网络化治理的兼容困境。
方法论层面的突破在于双重视角的融合：一方面将技术接受模型(TAM)植入乡土认知场景，揭示“农耕符号–工业图标”的认知错位如何转化为技术排斥——农民对触控交互的疏离感本质是文化符号系统的翻译失败；另一方面以资源拼凑理论(Bricolage)解构数据要素整合机制，小农户通过直播带货、众筹认购等非正式创新，在制度夹缝中拼凑出“数据–市场–社交”的替代性创业路径，这种底层创新恰是数字韧性的微观基础。
NOTES
1数据来源与于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2024年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研究报告》
2同1。
3数据来源于https://news.qq.com/rain/a/20241027A071ON00。
4数据来源于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k5MDM3MDYzMA==&mid=2247484300&idx=1&sn=57068f01e763508350e2e2ae37cc6d70&chksm。
5数据来源于https://news.qq.com/rain/a/20250622A058RY00。
6数据来源于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3NzEzMDc1MQ==&mid=2650342453&idx=1&sn=2fc8bd9859dba5291f3022dd09884c0e&chksm。
7数据来源于https://jrj.wuhan.gov.cn/ztzl_57/xyrd/yxy/202501/t20250124_2525282.shtml。
8数据来源于https://www.xiancn.com/content/2024-09/27/content_6982453.htm。
9数据来源于https://www.geekpark.net/news/322416。
10数据来源于https://www.163.com/dy/article/J7SQHFTU0530WJIN.html?spss=dy_author。
11数据来源于https://www.ndwww.cn/xw/ndxw/2024/0129/280890.shtml。
12数据来源于https://www.gov.cn/zhengce/2022-12/19/content_5732695.htm。
13数据来源于http://m.ce.cn/bwzg/202505/26/t20250526_39364714.shtml。
14数据来源于https://www.803.com.cn/2025/03/24/991435425.html。
15数据来源于https://www.mca.gov.cn/n152/n166/c45520/content.html。
16数据来源于https://www.sohu.com/a/875459219_122019281。
17数据来源于https://www.farmer.com.cn/2024/02/06/9994658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