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地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衔接研究——基于耦合协调度模型

Research on the Transition from Poverty Alleviation to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Ethnic Regions—Based on a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Model

摘要: “十四五”时期是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关键时期。民族地区因其地理环境和自身发展的脆弱性，依然是实现有效衔接的短板。研究以民族八省区为研究对象，基于2015~2020年相关数据分别构建了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评价指标体系，之后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评价二者的衔接程度。结果表明，民族地区脱贫攻坚成效显著，乡村振兴还处于起步阶段，二者衔接属于初级协调水平且呈逐年上升趋势。因此，需要认识到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衔接的客观性和紧迫性，并针对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发展特征采取相应的措施，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衔接实践模式。

Abstract: The period of the 14th Five-Year Plan is crucial for achieving an effective transition from consolidating poverty alleviation achievements to rural revitalization. Due to their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and inherent developmental vulnerabilities, ethnic regions remain the weak link in realizing this effective transition. This study focuses on eight ethnic provinces and regions in China. Based on data from 2015 to 2020, it constructs separat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s for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then assesses the degree of their transition using a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model.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while poverty alleviation efforts in ethnic regions have achieved significant success, rural revitalization remains in its initial stages. The transition between the two is at a primary coordination level, showing an upward trend year by year. Therefore, it is essential to recognize the objectivity and urgency of transitioning from poverty alleviation to rural revitalization. Tailored measures should be adopted according to the economic and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ethnic regions to form a transition practice model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1. 引言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乡村要振兴，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是前提。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是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和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一环。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关于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意见》专项政策，明确了有效衔接的重点工作，成为二大战略实现有效衔接的实践指南和政策保障。2022年~2025，中央一号文件连续4年强调“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从防返贫到促进脱贫人口的持续增收，势必要经历一个“过渡期”，因此实现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仍是新时代“三农”工作的重要任务。

民族地区集发展基础薄弱区、生态功能区、革命老区于一体，在贫困区域和贫困深度上问题都比较严重，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任务艰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中明确提出“支持民族地区实现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1]，实现民族地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不断提高少数民族人口获得感、幸福感、荣誉感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应有之义。本文对民族地区的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进行耦合协调性测评，以期为民族地区实现有效衔接提供实践指导，推进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

2. 文献综述

2.1. 关于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衔接的研究

国内既有研究主要集中在实践路径和地域研究两方面。就实践路径而言，部分学者提出了系统衔接路径，认为首先要立足于“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妥善处理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关系[2]，避免各自为战；其次在借鉴脱贫攻坚经验的基础上协同推进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各方面的振兴，完善乡村振兴制度体系[3] [4]；最后发挥政策、社会、生态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衔接中的保障作用[5]。部分学者聚焦于细分领域，从产业兴旺[6] [7]、基层组织治理[8] [9]、农村电商[10]、普惠金融[11] [12]、高等教育[13]等方面提出了具体化的衔接路径。也有学者提出了机制衔接路径，认为实现脱贫攻坚向乡村振兴的有效过渡，必须增强政策的连续性，根据乡村实际情况设置过渡期，加强普惠政策设计，实现全面共享[14]，改变以往由政府主导的反贫困治理模式，积极动员社会各方力量参与治理，明确各主体的责任和地位，形成多元协同的参与机制[15]。此外，在国家制定的考核机制基础上，积极引入第三方和社会部门进行客观评估，并将考核结果与干部选拔、调动相联系[16]。

就研究地域而言，现有研究主要立足于深度贫困地区。武汉大学乡村振兴课题组运用贵州省实地调研数据进行分析，从防返贫、产业体系、人力资源开发、城镇化、数字乡村等方面提出具体衔接路径[17]；朱海波等通过对“三区三州”等原贫困地区调研，提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根本在产业，关键在人[18]；马仲荣从东乡县布楞沟村基层实践入手，提出民族地区有效衔接要坚持提升内生动力与外部帮扶相结合，深度挖掘乡土文化潜能[19]；章军杰围绕茶卡村“家庭旅社”的发展模式，强调贫困地区可以依托自身优势发展乡村集体经济，强化村民集体行动[20]。

2.2. 关于耦合协调度模型的研究

“耦合度”是一个物理概念，反映了两个或多个系统之间相互影响、作用的程度。随着交叉学科的兴起，耦合度不断完善并形成耦合协调模型，被广泛用于产业发展、乡村旅游、城市规划、生态环境等领域的研究，也有学者将耦合协调度模型用于贫困治理、乡村振兴等方面的研究。王克岭等以西南五省为研究对象，从脱贫成效和乡村振兴五大目标入手构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评价指标，发现西南五省虽然存在地域差异，但耦合协调度整体分析仍呈上升趋势[21]；廖文梅也构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评价体系，利用耦合协调模型分析江西省的衔接程度，提出产业兴旺是影响衔接的主要因素[22] [23]；高静等基于凉山彝族自治州调查数据，从发展能力、物质水平、收入水平、权益保障、心理健康六方面衡量脱贫攻坚水平[24]；郭俊华等基于2019年秦巴山区75个县(区)统计年鉴，从地方实际出发分别构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评价指标，发现不同地区衔接程度差异明显[25]。

综上所述，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探讨和耦合协调度模型的应用，为之后研究提供了有益借鉴，但也存在如下不足。第一，研究地域上，多为全国性的宏观研究或仅从单个案例出发进行探讨，以民族地区为研究对象的成果还比较少，代表性和整体性相对欠缺。第二，研究方法上，多为描述性的理论研究和案例研究，而从微观角度探究衔接程度、衔接路径的实证研究尚不多见。基于此，本文立足于民族八省区，通过构建民族地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度量民族地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发展水平以及两者的衔接程度，致力于为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下一步发展指明方向。

3. 研究设计

原深度贫困地区多为民族地区，这些地方贫困区域多，贫困程度深，贫困人口多，贫困问题复杂，是实现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重点区域。本文以民族八省区¹为研究对象，借鉴其他学者的研究，构建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评价指标体系，并利用熵权法计算出各个指标的贡献值。从时序和空间两方面对2015年~2020年民族地区脱贫攻坚、乡村振兴水平以及二者的衔接程度进行静态和动态评价。

3.1. 数据来源与指标体系

2015年，扶贫攻坚改为脱贫攻坚，意味着国家减贫事业发展到一个新阶段，因此本文的数据选取主要来源于2016年~2021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和各省份地方统计年鉴，运用公开统计数据有效保证了数据的客观性和真实性，部分缺失数据使用线性插值法补齐。

3.1.1. 脱贫攻坚的指标构建

本文以“两不愁、三保障”的具体内涵设置衡量指标。“两不愁”是脱贫攻坚的底线要求，通过2个指标衡量：① 吃、穿消费支出；② 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支出人数：是否做好易返贫人口的兜底保障工作是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重要举措。“三保障”是民族地区脱贫摘帽群众提高内生动力的重要条件，通过3个指标衡量：① 生均教育经费支出(地方农村初中)；② 平均每千农村人口村卫生室人员；③ 居住支出占消费支出比重，来分别衡量民族地区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安全的情况。

3.1.2. 乡村振兴的指标构建

(1) 产业兴旺指标：① 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它反映一定时期内农林牧渔业生产总规模和总成果，数值越大代表农业基础越雄厚；② 第二、三产业占比。数值越高代表该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越高，产业越繁荣；③ 农业机械总动力。该指标主要衡量了某地区农业机械化水平；④ 第一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增加值越高说明农业发展水平在不断提升优化。

(2) 生态宜居指标：① 农作物受灾面积。某地区农作物受灾面积越大，则该地区生态宜居水平越低；② 废水排放总量。数值越高，表示该地区污染较为严重，生态宜居水平较差；③ 自然保护区面积占辖区面积比重。占比越高说明该地区自然生态环境良好，适宜人们居住；④ 森林覆盖率。代表某地区的生态服务功能。

(3) 乡风文明指标：① 教育文化娱乐支出占消费支出比重。该指标越高，则表示该地区文教产业越繁荣，农村文化氛围越好；② 人均拥有公共图书馆藏量。可以用来表示地区公共服务水平和基础设施完善程度；③ 文盲人口占总1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该指标可以说明某地区人们的文化水平和教育水平。

(4) 治理有效指标：① 公共安全支出占GDP比重。该指标为某地区为公众进行生活、工作、学习等活动时提供安全、有序的外部环境所花费的支出与该地区的GDP之比；② 交通事故发生数。交通事故发生次数是衡量一个地区道路交通是否畅通、执法人员治理水平高低的重要指标，可以有效反映治理有效水平；③ 水土流失治理面积。数值越高，则表示该地区注重生态治理。

(5) 生活富裕指标：① 城乡居民收入之比。城乡收入比能有效反映出城乡收入差距，差距越大，说明农村生活水平还有待提高；② 城乡居民消费水平之比。居民的消费水平应与收入水平匹配，要结合消费水平之比来衡量农村居民生活水平；③ 恩格尔系数。这一指标可以用来反映某地区居民的生活富裕程度；④ 镇区及乡村消费品零售额占全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反映农村地区整体消费水平和消费特点。

3.2. 研究方法与模型测度

3.2.1. 熵值法

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作为两个独立的系统，对其耦合协调度分析首先要确定各项指标的权重。为有效克服权重确定存在的主观偏差，本文使用熵权法来确定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中各项指标的权重，具体步骤如下。

第一，无量纲化处理。由于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各项指标的数据差异较大且性质不一，包括16个正向指标，7个负向指标，因此要对指标进行归一化处理：

正向指标：${\alpha }_{ij}=\frac{X_{ij}-Min{X}_{ij}}{Max{X}_{ij}-Min{X}_{ij}}+0.01$

负向指标：${\alpha }_{ij}=\frac{Max{X}_{ij}-X_{ij}}{Max{X}_{ij}-Min{X}_{ij}}+0.01$

其中$X_{ij}$ 为原始数据，i代表指标，j代表区域，$Max{X}_{ij}$ 表示$X_{ij}$ 中的最大值，$Min{X}_{ij}$ 表示$X_{ij}$ 中的最小值，由于归一化后每列均会出现一个0值，影响权重的计算，所以在归一化后的指标值上增加0.01进行平移。

第二，确立指标权重。

(1) 计算j省(自治区)在i指标上所占的比重；${\beta }_{ij}={\alpha }_{ij}/{\displaystyle {\sum }_{j=1}^n{\alpha }_{ij}}$ ，其中n代表省(自治区)的数量，本文研究对象为民族八省区，所以n = 8。

(2) 计算第i项指标的熵值；${\lambda }_{ij}=-\frac{1}{\ln n}{\displaystyle {\sum }_{j=1}^n{\beta }_{ij}\ln {\beta }_{ij}}$ 。

(3) 计算$X_{ij}$ 的熵权，结果如表1所示；${\gamma }_{ij}=\frac{1-{\lambda }_{ij}}{{{\displaystyle \sum }}_{j=1}^n\left(1-{\lambda }_{ij}\right)}$ 。

第三，分别计算民族八省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发展水平。

j省(自治区)脱贫攻坚发展水平：$U_{pj}={\displaystyle {\sum }_{i=1}^5{\alpha }_{ij}\cdot {\gamma }_{ij}}$ 。

j省(自治区)乡村振兴发展水平：$U_{vj}={\displaystyle {\sum }_{i=1}^{18}{\alpha }_{ij}\cdot {\gamma }_{ij}}$ 。

Table 1. Indicator system and average weight for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表1. 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指标体系及平均权重

目标层	一级指标	权重及排名	二级指标	单位	权重	指标属性
脱贫攻坚	两不愁	36.02% (2)	吃、穿消费支出占总消费支出比重	%	16.05%	+
			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支出人数	万人	19.97%	+
	三保障	63.98% (1)	生均教育经费支出	元	15.97%	+
			平均每千农村人口村卫生室人员	人	37.17%	+
			居住支出占总消费支出比重	%	10.84%	+
乡村振兴	产业兴旺	25.68% (2)	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亿元	6.35%	+
			第二、三产业占比	%	6.98%	+
			农业机械总动力	万千瓦	6.88%	+
			第一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	%	5.47%	+
	生态宜居	26.00% (1)	农作物受灾面积	千公顷	2.63%	−
			污水排放情况	吨	3.78%	−
			自然保护区面积占辖区面积比重	%	11.41%	+
			森林覆盖率	%	8.17%	+
	乡风文明	10.54% (5)	教育文化娱乐支出占总消费支出比重	%	2.68%	+
			人均拥有公共图书馆藏量	册	5.51%	+
			文盲人口占总1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	%	2.35%	−
	治理有效	24.39% (3)	公共安全支出占GDP比重	%	12.55%	+
			交通事故发生数	起	3.23%	−
			水土流失治理面积	千公顷	8.61%	+
	生活富裕	13.39% (4)	城乡可支配收入比	%	3.89%	−
			城乡消费支出比	%	2.79%	−
			恩格尔系数	%	2.49%	−
			镇区及乡村消费品零售额占全社会 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	%	4.23%	+

3.2.2. 耦合协同度模型

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为了解二者的衔接程度，本文引入耦合指数，构建了民族地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耦合度模型：$C=\frac{\sqrt{U_p\ast U_v}}{\left(U_p+U_v\right)/2}$ ，其中，C表示民族地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交互作用的耦合度，$C\in \left[0,1\right]$ ，越接近1，耦合度越高。

但仅以耦合度C来衡量民族地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衔接程度也存在缺陷，当两者均处于较低的发展水平时，同样会出现较高的耦合性，给研究结果带来一定的误导。因此，为了更加精准地判定民族地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衔接程度，本文引入了协同度模型：$D=\sqrt{C\ast T}$ ，$T=e{U}_p+f{U}_v$ ，其中，D为民族地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耦合协调度，T为两大系统的综合发展水平，e、f为待定系数，表示两大系统的重要程度，且$e+f=1$ 。由于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对于民族地区乡村发展同等重要，所以假定$e=f=0.5$ 。在参考王克岭、廖文梅等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本主题对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进行适当调整，最终得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划分为等级(如表2)。

Table 2. Classification of coupling coordination levels

表2. 耦合协调等级划分

D	耦合协调度	D	耦合协调度	$U_p>U_v$	$U_p<U_v$
0 < D ≤ 0.1	极度失调	0.5 < D ≤ 0.6	勉强协调	乡村振兴滞后型	脱贫攻坚滞后型
0.1 < D ≤ 0.2	严重失调	0.6 < D ≤ 0.7	初级协调
0.2 < D ≤ 0.3	中度失调	0.7 < D ≤ 0.8	中级协调
0.3 < D ≤ 0.4	轻度失调	0.8 < D ≤ 0.9	良好协调
0.4 < D ≤ 0.5	濒临失调	0.9 < D ≤ 1	优质协调

4. 结果分析

4.1. 脱贫攻坚水平分析

2020年，民族地区3121万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民族区域自治地方420个国家级贫困县全部摘帽，与全国一道实现了全面小康。从图1中可以看出，2015年~2020年，民族八省区的脱贫攻坚指数虽出现波动情况，但从整体上看仍呈上升趋势，尤其在2015年11月国家发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以后，2016年~2017年脱贫攻坚水平(除西藏外)增幅明显加大。这说明国家采取的一系列脱贫攻坚的措施取得了良好成效，精准脱贫有效解决了民族地区较为复杂的深度贫困问题。脱贫攻坚水平排名依次为：西藏 > 内蒙古 > 新疆 > 云南 > 广西 > 青海 > 贵州 > 宁夏，其中，西藏位居脱贫指数第一名。西藏是全国唯一的省级集中连片贫困地区，深度贫困县44个，2015年底建档立卡贫困人口59万。面对如此严峻的脱贫环境，自治区开展了多层次、全方位的持续性脱贫攻坚，落实扶贫项目9272个，投入帮扶资金29.6亿元，最终实现62.8万贫困人口全部脱贫，74个县(区)全部摘帽。

结合表1与图2分析，在被选取的指标中，“平均每千农村人口村卫生室人员”这一指标所占的权重较大，说明对于民族地区来说，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对于衡量脱贫水平影响较大。民族地区地广人稀、经济条件有限，乡村卫生诊室的选址建立、床位数、卫生员人数配置、基本医疗的可及性等问题的处理和发展相对其他地区更加复杂，基本医疗的保障成为脱贫攻坚的重要内容。2020年西藏的平均每千农村人口村卫生室人员数为6.28，领先所有其他民族省区。因此，这可能是导致西藏自治区脱贫攻坚水平高的原因之一，相比之下，贵州省、宁夏回族自治区在这个指标的得分上相对较低，所以脱贫攻坚水平略低于西藏，可能是因为这两个省区的医疗卫生基础相对较好，存在一定的“追赶效应”。

Figure 1. Poverty alleviation level of each province and region in ethnic minority areas from 2015 to 2020

图1. 2015年~2020年民族地区各省区脱贫攻坚水平

Figure 2. Contribution values of poverty alleviation indicators for each province and region in ethnic minority areas

图2. 民族地区各省区脱贫攻坚指标贡献值

4.2. 乡村振兴水平分析

2020年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全部贫困群众脱贫摘帽，如何更好实现乡村振兴则成为备受关注的问题。从图3中可以看出民族八省区乡村振兴指数总体上呈现出缓慢波动上升趋势，除了云南、贵州、广西三省区自2018年之后有所下降。这可能是由于乡村振兴战略正式提出于2017年，民族各省区还处于探索阶段。此外，民族八省区各省份的乡村振兴指数之间并无太大差异。值得注意的是，民族八省区2017年~2018年乡村振兴水平均有了不同幅度的提升。这可能与2017年十九大报告中首次正式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有关。

Figure 3. Rural revitalization level of each province and region in ethnic minority areas from 2015 to 2020

图3. 2015年~2020年民族地区各省区乡村振兴水平

Figure 4. Contribution values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indicators in provinces and regions in ethnic minority areas

图4. 民族地区各省区乡村振兴指标贡献值

乡村振兴水平排名依次为：内蒙古 > 广西 > 宁夏 > 新疆 > 青海 > 西藏 > 云南 > 贵州，内蒙古乡村振兴指数居于首位。内蒙古自治区生态环境较为脆弱，是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近年来，该地针对生态环境、生物物种多样性保护出台了一系列法规公约，全面落实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理念，对辖区内水土流失问题进行有效治理。2021年内蒙古完成营造林725.8万亩，种草1667万亩，沙化土地治理530.3万亩，完成水土流失综合治理1198万亩，矿山地质环境修复232.4平方公里。贵州省乡村振兴指数均值则排在末位。通过各指标对比，发现贵州省二、三产业占比指数最低，可能由于龙头企业的缺乏导致贵州省乡村振兴水平提升缺乏引擎。青海省是民族八省区中乡村振兴指数增长速度最快的省份。青海省乡村振兴指数从0.435上涨到0.513，排名从2015年的第六位上升至2020年的第一位。结合表1和图4分析，在被选取的指标中，“自然保护区面积占辖区面积比重”这一指标所占的权重较大，说明这一指标对于测算民族八省区乡村振兴水平所占比重较高。而青海全省109处各级各类自然保护地共占辖区总面积比重为29.30%，在这一指标上遥遥领先其他民族地区。

4.3. 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水平分析

利用耦合协同模型分别计算2015~2020年民族地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度(如图5)，整体上各地区耦合协调呈波动上升趋势，但各地区发展不平衡。从时序上看，2015~2017年为高速增长阶段，耦合协调度指数与脱贫攻坚指数变化一致，这一时期“扶贫攻坚”改为“脱贫攻坚”，持续推进“五个一批”，做好“六个精准”，积极动员社会力量，形成了“五位一体”的大扶贫格局，脱贫攻坚发展迅速，进一步提高了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耦合协调水平。2018~2020为缓慢增长阶段，这一时期，重点在于精准解决脱贫攻坚中的“硬骨头”，发展速度较为缓慢，同时，乡村振兴也处于起步阶段，实现二者有效衔接还存在许多挑战。

Figure 5. Coupling and coordination degree of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ethnic minority areas from 2015 to 2020

图5. 2015~2020年民族地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度

为方便各地区对比，计算出民族地区2015~2020年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平均耦合协调度指数($\overline{D}$ )，在0.538~0.753，处于初级协调水平(如表3)，他由耦合度指数(C)和协调度指数(T)共同决定，其中C在0.934~1，属于高耦合水平，而T却在0.309~0.79，处于较低协调水平，因此两大系统耦合协调程度较弱，未来发展潜力巨大。从地域上看，排名依次是西藏 > 内蒙古 > 云南 > 广西 > 青海 > 新疆 > 贵州 > 宁夏，按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度等级可将民族八省区划分为三个区域。一是中级协调区域，仅包括西藏自治区，其耦合协调指数为0.753，等级为中级协调，是民族八省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水平最高的且唯一一个属于乡村振兴滞后型的区域。近几年西藏地区着眼于治边稳藏和扶贫开发大局，精准分类施策，为实现衔接打下了坚实基础，但在促进乡村振兴发展的过程中还应加快脚步。二是初级协调区域，按耦合协调等级依次是内蒙古、云南、广西、青海、新疆，耦合协调值在0.618~0.676，等级为初级协调，乡村振兴发展水平高于脱贫攻坚，属于脱贫攻坚滞后型，表明这些地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衔接还处于萌芽阶段，究其根源，2020年各省(自治区)还未出台有关有效衔接的专项政策，顶层设计的不足导致基层缺乏行动导向，多数干部容易将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割裂开来，缺乏二者有效衔接的长久之策。三是勉强协调地区，包括贵州和宁夏，耦合协调值分别是0.59和0.538，等级为勉强协调，耦合协调类型为脱贫攻坚滞后型。贵州省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均处于较低水平，但与初级协调的距离较小，需要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同时发力，尽快实现二者有效衔接。宁夏乡村振兴水平明显高于脱贫攻坚水平，也是耦合度最低的一个地域，表明该地对脱贫攻坚的关注不足，促进二者有效衔接的意识薄弱。

Table 3. Evaluation results of the linkage between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2020

表3. 2020年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衔接测评结果

省/自治区	Up	Uv	T	C	$\overline{D}$	耦合协调度等级	耦合协调类型
内蒙古	0.410	0.510	0.460	0.994	0.676	初级协调	脱贫攻坚滞后型
广西	0.333	0.485	0.409	0.982	0.634	初级协调	脱贫攻坚滞后型
宁夏	0.200	0.419	0.309	0.935	0.538	勉强协调	脱贫攻坚滞后型
新疆	0.350	0.418	0.384	0.996	0.618	初级协调	脱贫攻坚滞后型
青海	0.329	0.472	0.400	0.984	0.627	初级协调	脱贫攻坚滞后型
西藏	0.660	0.486	0.573	0.988	0.753	中级协调	乡村振兴滞后型
云南	0.340	0.479	0.409	0.986	0.635	初级协调	脱贫攻坚滞后型
贵州	0.298	0.407	0.353	0.988	0.590	勉强协调	脱贫攻坚滞后型
均值	0.365	0.459	0.412	0.982	0.634	初级协调	—

5. 结论与建议

总体而言，民族地区耦合协调度已有75%达到初级水平以上，且整体呈上升趋势，说明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已具备一定的基础，主要表现在：民族地区已基本实现“两不愁、三保障”；乡村振兴步伐不断加快，产业发展、公共服务水平提升、农户增收等方面取得巨大进展。但受限于民族地区地理位置、生态脆弱、人力资本不足以及民族习俗牵绊等，在后疫情时代中相对贫困的治理任务更加艰巨，同时乡村振兴还处于起步阶段，衔接的路径、机制还在进一步探索，实现有效衔接还面临诸多挑战，具体来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 许多干部群众无法意识到衔接“过渡期”的重要性，将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割裂开来，无法有效实现两个阶段的同频共振；(2) 民族地区制约衔接发展的因素各不相同，缺乏针对民族地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衔接的具有实践意义的制度分析、机制建构与政策设计；(3) 发展相对较弱的民族地区如何实现面对疫情常态化带来的经济风险，稳步推进乡村振兴。基于以上民族地区有效衔接过程中存在的一些挑战，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5.1. 增强脱贫成果与乡村振兴衔接的主观能动性

立足于中国国情和减贫发展历程，国家为脱贫县设立了五年“过渡期”，需要理清工作思路，提高对衔接的思想认识，认真抓好落实。首先要从政治高度来提高认识，民族地区作为扶贫开发的重点区域，支援的干部、人员缺乏持续扎根基层的主动性，造成人才衔接的“断层”问题，从领导干部到广大群众，都应意识到脱贫成果与乡村振兴衔接事关新发展格局，政治责任重，任务要求高，要把这项工作摆到应有的政治高度，要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意识融入乡村振兴的实践中。其次，从发展角度来提高认识，民族地区相对人口文化素质较低，在扶贫过程中更容易形成“懒人”效应，脱贫成果与乡村振兴的衔接从一定层面上是帮助农村脱贫地区的居民提升内生发展动力，广大脱贫人口要增强发展的“主人翁”意识，认识到实现有效衔接的重要性，为乡村振兴的发展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5.2. 形成具有地方特色的有效衔接实践模式

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都是为了共同富裕的实现，在走向共同富裕的道路上就要重点解决全国各地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而民族地区农村由于其特殊的客观发展条件，这种不平衡不充分的特征表现得尤为突出。虽然民族八省区农村贫困人口已全部脱贫，但是仍存在严重的返贫、致贫风险，要做好对易返贫、致贫人口的监测预警工作；帮助低收入人口提升内生动力，发展当地的特色产业来带动脱贫人口的增收；政府应加大财政支持力度，完善民族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加强民族地区基础教育的投入力度，做好控辍保学工作，提升公共服务水平；继续坚持和完善对口帮扶工作，做好当地扶贫开发的组织衔接和人才衔接，优化对口帮扶模式，持续为乡村振兴发力。民族八省区每一个地方都有自己独特的人文风俗，在衔接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主要矛盾也各不相同，要努力找准其薄弱环节，因地制宜，形成独具地方特色的衔接模式，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地区衔接话语体系。

5.3. 持续做好衔接配套工作，以县域经济发展为基础推动乡村振兴

充分认识民族地区县域经济发展对于乡村振兴的重要作用，通过经济的持续发展，缓解不断出现的相对贫困问题与返贫问题。一方面从区域性考虑，关注民族地区重点帮扶县的后续发展问题，做好政策衔接、配套工作，如衔接政策持续稳定适度向重点帮扶县倾斜；另一方面，总结脱贫攻坚中行之有效的工作机制和方法，将其运用到乡村振兴中，推动民族地区攻坚向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线。

基金项目

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之路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编号：21LLGLB093)。

NOTES

¹民族八省区即广西、宁夏、新疆、西藏、内蒙古5个民族自治区，以及云南、贵州、青海三个多民族省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