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加快推进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稳步释放人才红利，推动新时代人才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在高等教育走向普及化的新历史阶段，地方高校面临着如何在教育改革的浪潮中定位自己，以及如何有效响应国家的重大战略需求，进而为社会贡献更多人才红利的紧迫议题。本研究以马丁·特罗的高等教育发展阶段论(以下简称“特罗理论”)为框架，从毛入学率、观念、功能、学校类型与规模、领导与决策、学校行政领导与内部管理、入学与选拔、课程、教学形式与师生关系、学生的学习经历、学术标准等11个维度出发，结合张力、刘亚荣对这些维度的3类概括[1]，分别从基本形态、高校管理和教学组织3个方面，对普及化阶段地方高校人才红利的释放的现状和未来发展趋势进行深入分析，旨在探索地方高校人才红利的释放的发展现状及未来方向。
2. 普及化阶段高等教育的理论特征
马丁·特罗提出的高等教育发展的理论框架中，特罗从十一个维度对普及化下高等教育的形态加以论述。
第一个，高等教育的规模。特罗提出当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达到适龄人口的50%以上时[2]，高等教育便正式进入普及化阶段，并且会以高速发展的态势持续前进。第二个是高等教育观。特罗指出，随着教育机会的增加，高等教育逐渐成为有资格者的权利。第三个，高等教育的功能。在普及化阶段，高等教育的功能转变为培养人的社会适应能力以及造就适合现代社会的公民。第四个，高校的课程。在普及化阶段，课程之间的界限会逐渐模糊，固定的课程要求也会减少。第五个，教学形式与师生关系。在普及化阶段，高校教学借助现代信息技术变得更加多样化。同时，随着课程和教学方式的改变以及信息技术的应用，师生关系也会逐渐淡化。第六个，学生的学习经历。普及化阶段后，学生延迟入学或间断学习的情况逐渐增多，学习方式更多样化，学习路径更具灵活性。第七个，学校类型与规模。高校的类型从传统的单一全日制普通高校模式逐步扩展为全日制、部分时间制、远程教育、开放教育等多种办学形式。学生数量不再受限，高校与社会的边界也逐渐模糊，教育更加融入社会生活。第八个，领导与决策。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化，公众及利益相关者的参与度逐渐提高，决策过程更加开放和多元化。第九个，学术标准。在普及化阶段，高校的学术标准不再局限于单一的共同标准，而是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第十个，入学与选拔。进入大众化阶段后，非学术标准逐渐被引入。到了普及化阶段，个人意愿成为进入高校的主要驱动力，高等教育更加普及和开放。第十一个，学校行政领导与学校内部管理。在行政领导和内部管理方面，传统的学术人员及教授主导模式逐渐转变为管理专家、民主参与及校外人士共同参与的模式[3]。
马丁·特罗关于高等教育发展的11个维度是研究高等教育普及化的重要基础，并且参照张力、刘亚荣，这些维度被进一步细化为三个类别。根据“特罗理论”，高等教育普及化的特征可以归纳为表1所示的三大类别：宏观的基本形态、微观的高校管理和教学组织。其中，基本形态类维度主要从宏观层面把握高等教育系统的整体特征；高校管理类维度和教学组织类维度则聚焦于高等教育机构内部的微观层面。具体而言，基本形态类维度涵盖高等教育系统的类型、规模和功能，反映了高等教育的发展理念和观念转变。高校管理类维度则涉及高校内部的领导和管理体系，体现了管理方式和决策机制的变化。教学组织类维度则聚焦于不同类型院校的人才培养体系，包括学生特征与需求、入学与选拔、学习经历、质量标准、课程内容和教学形式，同时还反映了师生关系的变化[4]。
总体而言，“特罗理论”将高等教育规模的量变与系统的质变相结合，为考察中国高等教育在普及化阶段的实际发展状况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理论框架。
Table 1. Theoretical characteristics of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popularization stage
表1. 普及化阶段高等教育的理论特征
视角 |
分类 |
维度 |
特征 |
宏观 |
基本形态 |
高等教育毛入学率 |
50%以上 |
高等教育观念 |
接受高等教育逐渐被看作一种义务 |
高等教育功能 |
提高人们对迅速变化的社会的适应能力，为发达工业社会大多数人的生活做准备 |
院校类型与规模 |
多样化至没有共同的标准学生数无限制学校与社会间的界限逐渐消失 |
微观 |
高校管理 |
领导与决策 |
越来越多的公众介入了高等教育的领导与决策 |
行政领导与内部管理 |
聘用更多全职管理专家，从外部引入管理技术民主参与形式被引入高校的内部管理 |
教学组织 |
课程 |
模块化课程得以保留，但教学的结构逐渐解体课程之间的界限开始逐步瓦解，必修课程逐渐消失，学习与生活之间的界限被打破 |
教学形式与师生关系 |
现代教育技术广泛应用，教学形式多样师生关系淡化 |
学术标准 |
“价值增值”成为普及化标准 |
入学与选拔 |
对所有希望入学或有资格入学的人开放，强调不同阶层、种族的平等成就 |
学生的学习经历 |
多数学生具有就业经验，延迟入学现象较普遍“时学时辍”现象增多，正规教育与其他生活经历之间的界限日渐模糊 |
3. 高等教育普及化对人才红利释放的影响分析
3.1. 人才红利的理论内涵
学术界通常把体现在劳动年龄人口增长速度快、所占比重高的人口结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叫做第一次人口红利。按照多数预测，2013年我国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就停止增长，人口抚养比(即15岁以下和65岁以上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的比率)也停止下降了[5]。这意味着2013年之后，人口的年龄结构将不再对经济增长起到积极作用，即第一次人口红利将不会实现。然而，与劳动力质量和人才数量相关的人口因素仍能促进经济增长。随着第一次人口红利的消失，人才已成为保持可持续增长的重要因素。这就是“人才红利”，学术界也称之为第二次人口红利。
3.2. 高等教育普及化对人才红利释放的影响分析
高等教育普及化对促进人才红利的释放具有重要作用。本研究以普及化的十一个维度为基准，从概括的三大方面出发，分析高等教育普及化对人才红利释放的重要影响。
1) 基本形态分析
从高等教育规模扩张方面来说，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能够通过提高教育质量，促进人力资本积累，从而进一步释放人才红利。此外，高等教育毕业生数量的增加可以缓解就业市场的压力，并为社会提供更多的创新和管理人才。
从教育理念来说，普及化阶段的高等教育更加注重包容性和个性化，强调满足不同学生的需求，包括非传统学生群体(如成人教育、继续教育)的参与。这种变化使得高等教育不再局限于少数精英，而是面向更广泛的社会群体，从而扩大了人才培养的基数和多样性。
另外教育公平性方面，普及化阶段的高等教育更加关注弱势群体的教育机会，通过扩大覆盖面和优化资源配置，实现教育公平性目标。这不仅有助于缩小区域、城乡之间的教育差距，也为社会整体发展提供了更均衡的人力资本支持[6]。
2) 高校内部管理分析
一方面，随着公众参与度的提高，高等教育的治理模式也在发生变化。从精英主导到民主参与，大学治理逐渐向多元化和开放化方向发展。例如，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强调学术自治与科层管理并举的治理模式，并逐步走向全面治理。这种治理模式的转变，不仅提高了教育决策的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度，还增强了教育体系对社会需求的响应能力，从而更好地释放人才红利。
另一方面，学生参与高校民主管理能够培养其公民素养、决策能力和团队协作精神。例如，在事务管理中，学生通过实际参与，能够锻炼其组织协调能力、沟通能力以及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7]。这些素质和能力的提升，有助于学生在未来的职业生涯中更好地发挥潜力，从而释放更多的人才红利。
3) 教学组织分析
第一，在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课程改革是提升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手段。课程设置的合理与否、课程内容的质量以及实施的有效性直接关系到人才的质量。普及化阶段的课程改革需要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注重培养学生的多样化和个性化能力。例如，通过模块化课程设计，可以满足不同学生的需求，同时兼顾基础能力与职业能力的培养。这一改革不仅有助于全面提高学生的培养质量，也有助于更好地满足社会对高素质劳动者的需求。
第二，在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传统的以知识传授为主的教育模式逐渐向以能力培养和价值增值为核心转变。这种转变不仅体现在教育目标上，还反映在评价体系和人才培养模式的调整中。例如，职业教育领域引入增值评价，强调学生个体发展成果的测量，从而避免单一结果导向的弊端，推动教育公平和高质量发展。普适性的人才培养模式需要注重个体差异和价值增值，这与“增值评价”的理念密切相关[8]。增值评价不仅关注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进步，还强调其在社会、职业和情感等方面的全面发展。这种评价方式有助于提升教育质量，使学生更好地适应社会需求，从而释放人才红利。
4. 普及化阶段地方高校人才红利释放存在的问题
4.1. 从宏观的基本形态出发
最显著的是规模扩张带来的质量问题。学生人数的盲目增加，影响了高等教育的协调发展。高等教育总量受经济发展条件、基础教育发展水平、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和社会吸纳毕业生能力的制约。不考虑学校教育条件、师资力量和社会需求的过快发展是不可持续的，也是与科学发展观背道而驰的。班级规模的扩大、教师工作量的增加、学生学习和生活环境的恶化，都不同程度地影响了教育教学质量。因此，一般高等教育的数量应与经济和社会发展相适应，不能盲目追求高数量。另外，部分地方高校未能明确自身的办学定位，既想追求学术研究型大学的声誉，又试图满足区域经济发展的应用需求，结果是两者兼顾不足，特色不明显。这种模糊的定位导致了办学资源的浪费和人才培养质量的下降。
4.2. 从微观的高校管理出发
在中国，高等教育是公众最为关心的公共事业之一，之前“文革”结束后最先恢复的是高考，从此公众对高等教育改革的关注在进入大众化阶段之前，主要集中在高考改革、招生改革、学费改革、就业改革等方面。2000年以后，公众对高等教育的关注越来越广泛，包括高等教育质量、人才培养质量、教师绩效和科研质量、校长遴选等。一旦其中任何一个领域发生敏感事件，公众舆论都会做出强烈反应。然而，尽管公众对高等教育的热情很高，但公众参与大学管理的程度仍然很低。无论是企业、媒体、教育中介机构、校友还是普通公众，都未能找到参与大学管理的适当渠道或机制。因此，尽管我们正在进入全球治理的普遍化阶段，但大学继续将自己与外部利益相关者隔绝开来，这是自相矛盾的。
4.3. 从微观的教学组织出发
近年来，地方高校的专业设置主要依据教育部颁布的学科目录中的核心专业，目录中的专业大多是通用专业，没有考虑到地方高校的发展和服务面向。虽然高校在自设专业方面有了一定的余地，但地方高校却未能充分利用这一余地，高质量地做好自设专业的备案工作[9]。
此外，培养高素质的学术人员需要有合适的学术管理方式。然而，受教育水平和管理理论水平的影响，学术管理方式在一些高校还比较滞后，管理方式浮于表面。要注意的是，每个学生都是独一无二的，有不同的需求、节奏和学习方式。然而，由于职业教育的模式非常统一和僵化，中国许多高校缺乏个性化的学业指导，没有考虑到学生不同的学习需求。
5. 普及化阶段地方高校人才红利释放的对策研究
5.1. 区域发展，办出地方特色
地方院校和政府根据本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市场对人才的需求，建立地区性应用科学大学，确定专业设置。例如，农业较发达地区的地方院校应重点培养不同层次的农业技术人才，进行农业专业、课程和人才培养方式的改革。习近平总书记还要求加快培养现代服务业人才，深化文化艺术职业教育改革[10]。地方院校转型后可以开设这些手工艺和文化的专业，并将其纳入教学过程中。城市缺乏有文化、有能力、善于沟通的工作人员，院校可以依托当地实际情况，培养服务人员，这也是一个重要特点。学校是否是一流大学并不重要，只要能办出特色，当然就会有好的声誉，好的生源。
5.2. 政府引导社会大众参与大学治理
政府可以通过构建“三维互动”机制引导社会参与：在决策层面，要求公立高校理事会中社会人士比例不低于30%，例如浙江大学等“双一流”高校已率先建立企业家、校友代表参与的战略咨询委员会；在监督层面，上海交通大学等高校试点办学质量社会评价制度，引入第三方机构开展毕业生就业质量跟踪调查；在资源整合层面，深圳市政府主导的“高校-企业联合实验室计划”已撬动社会资本超50亿元。这种治理模式的创新使高校经费结构中社会投入占比从2015年的12.6%提升至2022年的19.3% [11]。
5.3. 优化课程结构和学业管理方式
为了实现这些目标，地方高校应加大课程改革与设计的力度。为此，必须着力做好以下几项工作。一是研究现代高校，特别是地方高校在课程设计方面的理念和成功经验；二是组织专家研究校级公共课程的设计和特点；三是结合学校所在地区的需要，开发校级特色课程，设计一套具有地区特色的教材。这些课程可以在学生学习后立即为地区经济和社会服务，成为真正有用的人才。
另外，高校要提高学术管理质量，必须积极寻求更有效的学术管理方法。首先，高校要从为国家和民族培养高素质人才的角度出发，全面抓好学业管理的基础管理工作，激励学生在学业发展目标的基础上真抓实干，确保学业发展质量，为学业贡献奠定基础。其次，高校应充分考虑学生的个性化需求，增强学生发展的内在动力。例如，应建立个性化的指导和咨询体系，帮助学生更好地规划自己的学习和发展；通过数据分析等手段，帮助发现学生的学习特点和问题，提供个性化的指导和资源建议。
6. 结语
本研究基于马丁·特罗高等教育发展阶段论的十一个维度及张莉、刘亚荣的三类概括(基本形态、高校管理、教学组织)，系统分析了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地方高校释放人才红利的核心问题：宏观层面存在规模扩张与质量保障失衡、办学定位趋同；管理层面社会参与机制缺位；教学层面课程同质化、学业管理僵化。针对上述问题，提出三方面对策：一是强化区域导向，立足地方需求办特色应用型大学；二是构建多元共治，通过制度设计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决策、监督与资源整合；三是深化教学改革，优化课程结构并建立个性化学业支持体系。
研究从理论维度与实践路径结合的角度，为地方高校推动人才培养从“量”的积累转向“质”的增值、实现人才红利有效释放提供了系统性解决方案，对促进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与区域人力资本升级具有现实意义。未来需进一步探索差异化实施路径及新技术赋能下的教育形态变革影响。
基金项目
湖北省教育厅2023年度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高等教育普及化时代地方高校“人才红利”释放的策略研究，项目编号23Y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