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水乡文化对越剧唱腔韵律的“塑造机制”——基于浙江民间音乐与戏曲旋律的共生关系分析
The “Shaping Mechanism” of Jiangnan Waterfront Culture on the Rhythm of Yueju Opera—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Symbiotic Relationship between Zhejiang Folk Music and Opera Melody
摘要: 为了探讨江南水乡文化对越剧唱腔韵律的塑造机制,并揭示浙江民间音乐与越剧旋律的共生关系,本文采用文献研究、音乐形态分析和案例研究等方法,对越剧唱腔的韵律特征及其文化背景进行系统考察。研究发现,越剧唱腔的婉转柔美、细腻流畅的韵律风格深受江南水乡文化的影响,尤其是浙江民间音乐中的山歌、小调、说唱等元素,为越剧提供了丰富的旋律素材和表现手法。同时,越剧在吸收民间音乐的基础上,通过艺术化加工和创新,形成了独特的唱腔体系,两者在长期互动中形成了紧密的共生关系。通过对经典唱段的分析,本文进一步揭示了江南水乡文化在越剧音乐中的具体体现,如方言音韵、节奏变化和情感表达方式等。研究认为,越剧唱腔的传承与发展不仅依赖于传统民间音乐的滋养,也需要在当代语境中探索新的表现形式。这一研究为理解越剧的艺术特色及其文化根基提供了理论依据,同时也对传统戏曲的现代传承与创新具有启示意义。
Abstract: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shaping mechanism of Jiangnan water town culture on the rhythm of Yueju opera singing and to reveal the symbiotic relationship between Zhejiang folk music and Yueju opera melodies, this paper adopts the methods of literature research, music morphology analysis and case study to systematically examine the rhythmic characteristics of Yueju opera singing and its cultural background. It is found that the gentle, soft, delicate and smooth rhythmic style of Yueju Opera’s singing is deeply influenced by the Jiangnan water town culture, especially the elements of Zhejiang folk music such as mountain songs, ditties and raps, which provide Yueju Opera with rich melodic materials and expressive methods. Meanwhile, on the basis of absorbing folk music, Yueju Opera has formed a unique singing system through artistic processing and innovation, and the two have formed a close symbiotic relationship through long-term interaction. By analysing the classic singing sections, this paper further reveals the specific embodiment of Jiangnan water town culture in Yueju Opera music, such as dialectal rhythms, rhythmic changes and emotional expression. The study concludes that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Yueju opera singing not only relies on the nourishment of traditional folk music, but also needs to explore new forms of expression in the contemporary context. This study provides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understanding the artistic characteristics of Yueju opera and its cultural roots, and also sheds light on the modern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of traditional opera.
文章引用:郑钧文. 江南水乡文化对越剧唱腔韵律的“塑造机制”——基于浙江民间音乐与戏曲旋律的共生关系分析[J]. 艺术研究快报, 2025, 14(3): 323-328. https://doi.org/10.12677/arl.2025.143050

1. 理论基础与概念界定

1.1. 江南水乡文化概述

江南水乡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极具地域特色的文化形态,主要分布于长江以南的太湖流域及周边地区,以浙江、江苏、上海等地为核心区域。这一文化体系以水为核心,依托纵横交错的河网、湖泊和湿地,形成了独特的生产生活方式和审美情趣[1]。水乡文化不仅体现在物质层面,如桥梁、民居、舟船等建筑景观[2],更渗透于精神层面,表现为柔美、婉约、细腻的艺术风格和崇尚自然、和谐共生的价值观念[3]

从文化特点来看,江南水乡文化最突出的表现是其“柔”与“润”的美学特质。这种美学追求反映在语言上表现为吴侬软语的绵柔,反映在建筑上体现为白墙黛瓦的素雅,反映在音乐上则形成了以婉转见长的旋律风格[4]。水乡文化还特别注重细节的精雕细琢,无论是服饰上的“裥上绣”工艺[5],还是园林中的一石一木,都讲究在细微处见功夫,这种审美取向对越剧唱腔的装饰性处理产生了直接影响。

对越剧艺术而言,江南水乡文化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水乡方言的语音特点塑造了越剧唱腔的基本韵律框架,使其呈现出特有的“糯”与“嗲”的韵味[6];民间音乐的旋律素材为越剧提供了丰富的音乐语汇,许多经典唱段都能找到民间小调的影子;水乡文化中含蓄内敛的情感表达方式,决定了越剧表演讲究“以情带声、声情并茂”的艺术追求[7]。这种文化基因的传承,使越剧即便在现代化进程中仍保持着鲜明的地域特色和文化辨识度[8]

值得注意的是,江南水乡文化并非静态不变,而是在历史长河中不断吸收融合外来元素。明清时期运河文化的交流[9],近现代上海都市文化的影响,都为水乡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这种开放包容的特性,也为越剧艺术的创新发展提供了文化土壤[10]。当代越剧在保持传统韵味的同时,积极借鉴其他艺术形式的表现手法,正是对水乡文化与时俱进特质的生动诠释[11]

1.2. 越剧唱腔韵律的基本概念

越剧唱腔韵律是越剧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体现了越剧音乐的独特魅力,也承载了江南水乡文化的深厚内涵。从基本概念来看,越剧唱腔韵律指的是越剧唱腔中节奏、音调、旋律等要素的组合方式及其表现形式。这些要素通过特定的音乐结构和情感表达,形成了越剧唱腔独特的韵律特征[1]。越剧唱腔韵律的形成与江南水乡文化的地理环境、人文传统以及音乐艺术的发展密不可分。

越剧唱腔韵律的基本概念可以从音乐学的角度进行分析。越剧唱腔的节奏多以轻快、流畅为主,这与江南水乡的地理环境密切相关。江南水乡以河流、湖泊、水道纵横交错为特点,这种地理环境孕育了江南人民细腻、柔美的性格,也影响了江南音乐的风格。越剧唱腔中的节奏和旋律往往表现出江南水乡的柔美与灵动,越剧唱腔中的“四工腔”“弦下调”等腔调,都体现了江南水乡文化的地域特色[12]

越剧唱腔韵律的结构特点也与江南水乡文化有着深刻的关联。江南水乡文化注重情感的表达和意境的营造,这种文化特质在越剧唱腔中得到了充分体现。越剧唱腔中常用“拖腔”“润腔”等技巧,通过延长音符或添加装饰音,增强了唱腔的抒情性和表现力。这种表现手法不仅丰富了越剧唱腔的音乐语言,也使其更贴近江南水乡人民的情感表达方式。

2. 历史溯源:浙江民间音乐与越剧的共生起源

2.1. 浙江民间音乐的源流

浙江民间音乐的源流可以追溯到古代的农耕文化与水乡生活。浙江地处江南水乡,水系发达,气候湿润,这种地理环境为民间音乐的形成提供了独特的文化土壤。早在古代,浙江地区的先民们便通过音乐来表达对自然的敬畏与生活的热爱。从考古发现中可以看出,浙江地区的音乐文化早在新石器时代便已萌芽,如良渚文化的乐器遗存便展现了早期音乐的雏形。

浙江民间音乐的发展与当地的农耕文化密不可分。在长期的农耕生活中,浙江人民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民间音乐形式,如山歌、小调、劳动号子等。这些音乐形式不仅反映了浙江人民的劳动生活,也体现了他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浙南地区的山歌以其悠扬婉转的旋律著称,而浙西地区的民间音乐则更多地融入了地方戏曲的元素。这些音乐形式在浙江民间音乐的传承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浙江民间音乐的源流可以概括为从古代农耕文化中萌芽,经过长期的发展与地域文化的融合,最终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民间音乐体系。这一过程不仅体现了浙江人民的智慧与创造力,也为越剧艺术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2. 浙江民间音乐与越剧的共生起源

越剧与浙江民间音乐的共生关系,就像水乡的河流与桥梁那样密不可分。要理解这种共生起源,首先要回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浙江乡村。那时候,田间地头的劳动号子、婚丧嫁娶的仪式歌谣,还有茶馆酒肆的说唱小调,构成了民间音乐的活态基因库。这些原生态的音乐形式,带着泥土的芬芳和生活的温度,为越剧的诞生提供了最原始的养分。

越剧最初从“落地唱书”发展而来,这种走街串巷的表演形式,直接吸收了浙江民间音乐的叙事方式和旋律特点。比如绍兴一带的“宣卷调”、杭嘉湖平原的“田山歌”,都被巧妙地融入早期越剧的唱腔中。艺人们将田间劳作的节奏感转化为舞台上的韵律,把水乡人特有的婉转语调升华为戏曲唱腔。这种转化不是简单的照搬,而是经过艺术提炼的创造性过程。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共生关系还体现在表演空间的转换上。民间音乐原本活跃于田间地头、市井街巷,而越剧将其搬上了正式的戏台。这种空间转换带来了表演形式的专业化,但依然保留着民间艺术的亲和力。比如越剧早期“小歌班”的表演,演员与观众的互动方式带着茶馆说唱的痕迹。就像水乡的建筑既讲究美学形式,又保持着实用功能一样,越剧的唱腔既有艺术高度,又从未脱离普通百姓的审美趣味[13]。这种“雅俗共赏”的特质,正是越剧能够历经百年而不衰的文化密码。

3. 共生关系分析:民间音乐与越剧唱腔的交互机制

3.1. 民间音乐元素在越剧唱腔中的体现

越剧唱腔的韵律之美,深深扎根于浙江民间音乐的沃土之中。翻开越剧的旋律谱系,民间音乐元素如同毛细血管般遍布其间,从调式结构到节奏处理,处处可见江南水乡的文化基因。以《梁山伯与祝英台》中的“十八相送”唱段为例,五声音阶的运用直接延续了浙江田歌的调式特征,这种舍弃半音的纯净音阶既保持了民歌的质朴感,又通过戏曲化的润腔处理增添了抒情性。

在节奏形态上,越剧创造性地吸收了浙江民间音乐的“散板”传统。如《红楼梦》中黛玉葬花的经典唱段,演唱者根据情感需要自由伸缩节奏的弹性处理方式,正是来源于水乡船歌的即兴节奏特征。装饰音的运用更显民间智慧的精髓。越剧演员在润腔时使用的颤音、滑音等技巧,脱胎于江南小调中的“打音”“擞音”技法。在表现哀婉情绪时,那种似断非断、欲说还休的喉腔颤动,恰似水乡妇女在河埠头浣衣时哼唱的劳动号子[10]。这种源自生活的音乐语汇经过艺术提炼,既保留了泥土气息,又升华为戏曲美学的精妙表达。器乐伴奏的共生关系同样值得关注。越剧主胡的演奏技法借鉴了浙江丝竹乐的“加花变奏”传统,在托腔保调时通过即兴装饰形成“你简我繁”的声部互动。打击乐器的运用则吸收了水乡庙会锣鼓的节奏型,如“急急风”锣鼓点的改编使用,既保持了民间锣鼓的热烈气氛,又符合戏曲舞台的程式规范。

这些音乐元素的转化并非简单复制,而是经历了“戏曲化”的创造性改造。民间音乐中原本用于协调劳动节奏的强拍重音,在越剧中转化为情感强调的支点;田歌里自由延展的旋律线条,被规整为符合板腔体结构的乐句模块。这种转化过程既保持着与民间母体的血脉联系,又发展出独立的戏曲音乐语法,最终形成“似曾相识却焕然一新”的艺术效果。水乡文化的柔性特质,正是通过这种音乐基因的传承与变异,持续滋养着越剧唱腔的韵律生命。

3.2. 民间音乐与越剧唱腔的互动关系

民间音乐与越剧唱腔的互动关系,本质上是一种文化基因的双向流动。浙江的田歌、号子、小调等民间音乐形式,像水乡的毛细血管一样,为越剧提供了最原始的韵律养分。越剧唱腔中常见的“流水板”“慢板”等节奏型,直接脱胎于江南劳动号子的节律模式。嵊州一带的采茶调,婉转的拖腔和细腻的装饰音,被越剧吸收后形成了标志性的“尹派”唱腔特色。这种吸收不是简单复制,而是经过戏曲化改造——民间音乐中散板式的自由节奏,被越剧规范为板眼分明的戏曲化表达。反过来,越剧的成熟唱腔也反哺了民间音乐的发展。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越剧《梁祝》中的“十八相送”唱段在民间广为流传,旋律被改编成多种版本的民间小调。

从艺术发展角度看,这种互动带来三重影响:它赋予越剧鲜明的地域标识。像《红楼梦》中“天上掉下个林妹妹”的唱段,前奏运用了嘉兴船歌的摇橹节奏[14],使观众一听便知是江南戏曲。促进了唱腔流派的多样化。不同流派对民间音乐的取舍各异:范派擅长融合杭嘉湖平原的田歌腔调,徐派则更多吸收宁波走书的说唱元素。这种共生关系推动越剧保持开放性。当代越剧《孔乙己》创新性地融入绍兴平湖调,证明传统互动模式仍在持续产出艺术价值。

值得注意的是,互动过程存在文化过滤机制。越剧对民间音乐的吸收具有选择性,通常剔除过于俚俗的衬词,保留符合戏曲美学的音调骨干。例如湖州琴书中的大量谐谑衬腔,在进入越剧时被简化为装饰性润腔。这种过滤既保护了戏曲的雅致品格,又避免了民间艺术的过度稀释,形成“和而不同”的共生状态。当下新媒体环境中,这种互动呈现新特征:B站上越剧UP主用电子音乐混搭传统唱腔,可视为数字时代对共生传统的新诠释。

4. 结论与展望

从历史溯源来看,浙江民间音乐与越剧的共生起源为越剧艺术奠定了深厚的文化根基。江南水乡的地理环境、生活方式以及民俗风情,都在越剧唱腔中得到了生动的体现。江南水乡的柔美与灵秀,通过越剧唱腔的婉转与细腻展现出来,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同时,越剧在发展过程中,也不断吸收和创新民间音乐元素,使其更加贴近民众生活,具有更强的艺术感染力。

在共生关系的分析中,民间音乐与越剧唱腔的交互机制进一步揭示了两者之间的紧密联系。民间音乐为越剧提供了丰富的旋律素材和节奏模式,而越剧则通过艺术加工和再创造,将民间音乐提升到更高的艺术层面。这种双向互动不仅丰富了越剧的艺术表现力,也推动了民间音乐的传承与发展。越剧经典唱段中对江南水乡文化元素的运用,既展现了江南水乡的独特魅力,也体现了越剧艺术的创新精神。

从当代价值与传承启示来看,越剧唱腔韵律的塑造机制为传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提供了重要借鉴。在现代社会,越剧艺术不仅承载着江南水乡文化的记忆,还具有重要的文化认同功能。同时,越剧的传承与发展也需要注重与民间音乐的互动,保持其文化根性和艺术活力。

展望未来,越剧艺术的发展需要在传承中不断创新。一方面,要深入挖掘江南水乡文化的深厚内涵,进一步提炼和升华越剧唱腔的韵律特征;另一方面,要积极探索与现代科技和艺术形式的结合,推动越剧艺术的跨界融合与创新发展,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参考文献

[1] 李嘉豪, 王世福, 陈慕婷, 等. “共生”视阈下线型水乡有机更新意图传导方法研究——以南沙“大稳-天益”水乡更新实践为例[J]. 南方建筑, 2023(9): 1-11.
[2] 何韶颖. 中外经典城市景观赏析[M]. 重庆: 重庆大学, 2023.
[3] Jian’ge, W. (2023) Cultural Ecology and Changes in 19th-20th Century Jiangnan Field Landscapes. Chinese Studies in History, 56, 262-277.
https://doi.org/10.1080/00094633.2023.2286887
[4] 莉郭, 英卓黄. 基于地域文化的建筑设计创新研究[J]. 工程管理, 2024, 5(4): 137-139.
[5] 陈研, 傅菊芬, 张竞琼. 江南水乡妇女作裙“裥上绣”技艺和艺术特征研究[J]. 丝绸, 2023, 60(6): 82-91.
[6] Huang, B.B. (2024) Research on Jiangnan Folk Music Elements in Contemporary Ethnic Instrumental Music. Development, 6, 62-70.
[7] 范元玲, 曾艳, 朱有晨, 等. 基于GIS与随机森林算法的湖北田歌孕育地理分布区域模型研究[J].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25, 61(3): 418-428.
[8] 陕朔. 游戏产业文化符号的全球化传播: 以《原神》为例探讨如何减少文化折扣[J]. 新闻传播科学, 2025, 13(3): 345-352.
[9] Li, L. (2023) 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d Diversity along the Grand Canal of China: A Case Study of Folk Songs in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Heritage Science, 11, Article No. 66.
https://doi.org/10.1186/s40494-023-00911-w
[10] 罗秀丽, 金晓斌, 刘笑杰, 等. 共生理论视角下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助推城市边缘区城乡融合机制与模式[J]. 自然资源学报, 2024, 39(5): 1053-1067.
[11] 黄泰, 卫嫚, 席建超. 长三角乡村旅游典型县新型城镇化与乡村共同富裕的共生演进的实证分析[J]. 经济地理, 2024, 44(6): 213-223.
[12] 黄健. 少数民族音乐元素在电影配乐中的应用[J]. 创业与革新, 2022, 5(4): 15-16.
[13] Ma, Z. and Liu, Z. (2024) Experience Design Assisted Healing and Therapeutic Design for Promoting Cultural Heritage: A Case of China Traditional Lingnan Water Village. In: Marcus, A., Rosenzweig, E.L. and Soares, M.M., Eds., Design, User Experience, and Usability, Springer, 86-104.
https://doi.org/10.1007/978-3-031-61356-2_6
[14] 高伟洁, 朱蓉菲. 基于慢城理念的历史文化名镇目的地形象优化研究——以朱仙镇为例[J].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23, 51(5): 8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