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从政策导向来看，我国乡村数智化建设已进入系统推进阶段，2024年《数字乡村建设指南2.0》提出“着力繁荣乡村数字文化”“发展乡村数字富民产业”，意味着政策重点从基础设施向文化、经济等深层次数字化转型延伸[1]。2025年《2025年数字乡村发展工作要点》进一步强调了“信息化驱动引领”的战略定位，推动“加快农村基础设施数智化改造”[2]，不仅勾勒出乡村新基建、新文化、新产业的数字化发展方向，更凸显数智化已成为乡村全面振兴战略实施的关键突破口和重要战略机遇期。
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关键靠人才，青年作为最有劳动力、最有创造力的群体，是数智时代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中坚力量和关键因素，鉴于此，本研究将以数智赋能乡村人才振兴为分析视角，积极探索数智时代下电商青年群体参与乡村全面振兴的意愿及数智时代青年群体参与乡村全面振兴的协同发展路径研究，试图把握数智时代电商青年参与乡村全面振兴的规律特征，为实践提供更有力的理论指引。
2. 电商青年参与乡村振兴的先行研究
乡村振兴战略被认为是解决新时期社会主义建设中矛盾的不可或缺的一环，对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有着重大意义。刘汉成的研究表明乡村全面振兴战略不仅能有效缓解国内市场的供需结构性矛盾，还能补齐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的短板[3]。同时有助于构建新型城乡工农关系，促进农民增收致富[4]。而对于乡村全面振兴战略的内涵，学界普遍认为推动乡村全面振兴战略实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必然选择，是城镇化与乡村发展的并驾齐驱的现代化之路[5]。
学者郝新军与沈朝阳在关于农村电商赋能乡村全面振兴研究中指出，电商对乡村全面振兴的赋能效果显著，但受限于产业规模、经营团体以及人才队伍，仍有很大改进空间[6]。而数字普惠的发展，可以帮助返乡创业或农民群体有效降低准入门槛，减少金融排斥，进而促进乡村全面振兴[7]。
而青年人返乡电商创业成为推动乡村产业振兴的重要力量。从不同研究视角来看，学者王昆和陈俊鹏主要从宏观和中观层面探讨了青年返乡电商创业的现实问题和对策，强调了技能培训、政策支持和产业环境改善的重要性[8] [9]。学者廉思、孙琪则从微观层面，以具体电商平台为例，深入分析了互联网平台如何通过技术和资源整合，赋予青年返乡创业的“生存技能包”，并增强其内生动力[8]。这一研究视角为理解青年返乡创业提供了新的维度，即平台经济在乡村振兴中的重要作用。研究表明，青年返乡电商创业不仅能够打破传统乡村产业发展的限制，还能通过数字化手段整合乡村资源，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助力小农户融入大市场。
尽管电商青年在乡村振兴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实践中仍面临诸多挑战，王昆等学者研究指出，青年返乡电商创业面临技能短板、竞争力不足、环境制约等挑战[10]。此外，王月等学者提及的资本逻辑、平台垄断等矛盾[11]，也构成了电商青年面临的困境，压缩青年电商的发展空间，使其难以获得公平的发展机会。
针对上述困境，学界提出了一系列具有针对性的解决方式，为推动电商青年更好地服务乡村振兴提供了思路。柯齐等学者建议，针对农村电商发展的区域差异，需针对性施策以推动农业现代化，强调了政策制定的区域适配性[12]。孙林辉等学者研究建议，电商青年需要根据消费者自我建构的类型，来优化直播的策略[13]，强调了电商运营需要提升市场竞争力等。
综上所述，当前研究仍存在学术空白，一方面，学界过往多聚焦于数字技术对乡村全面振兴的经济与文化赋能效应，以及青年领头人在其中发挥的先锋模范作用，却鲜少深入探讨青年群体在数智时代所具有的独特优势。另一方面，少有关注不同区域、不同类型的电商青年返乡参与乡村振兴中的差异化作用。
鉴于此，本研究聚焦于数智时代下电商青年群体的协同参与机制，旨在填补现有研究的不足，为乡村数字化转型的实践提供更具针对性、更有力的理论指引。
3. 研究设计
3.1. 资料收集
本研究主要探讨数智时代电商青年参与乡村全面振兴的路径探索。通过系统搜集和整理相关政策文件、学术期刊论文、智库研究报告以及统计数据等文献资料，深入了解数智时代背景下电商青年群体参与乡村全面振兴的理论基础和实践经验，明确电商青年参与乡村全面振兴的时代价值与现实意义。以期为激发电商青年群体投身乡村全面振兴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参考。
在本研究中，采用了深度访谈法探究电商青年参与乡村全面振兴的行为特征和路径选择。通过与返乡创业电商青年、直播带货的大学生村官、基层服务志愿者等进行深入对话，总结归纳数智时代电商青年群体参与乡村全面振兴面临的机遇挑战与困境障碍，挖掘电商青年参与乡村全面振兴的创新模式与典型经验。在访谈过程中，按照访谈对象姓名首字母和访谈日期进行编码，确保了数据的系统性和可追溯性，为研究提供了丰富的一手资料。
3.2. 研究对象与区域
本文所研究的对象为电商青年群体。青年作为一个多维度的社会概念，其界定标准在学界和政策领域存在一定差异。从政策层面来看，我国共青团将团员年龄限定为14~28周岁；而201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则明确青年范围为14~35周岁。而在学术研究领域，学者们对青年年龄界限的讨论更为多元。黄志坚基于社会认知视角，主张维持14~28周岁的传统界定；另有学者则提出，随着社会发展，青年期应当适当延长至14~35周岁，以更符合当代社会实际。而国际组织的界定标准更为宽泛，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将青年定义为16~45周岁，世界卫生组织(WHO)则界定为15~44周岁。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通过综合考量，将研究对象界定为18~45周岁的青年群体。在这个年龄段内，电商青年群体往往处于生理成熟，心智发育健全，思维活跃，创新能力较强，能够灵活使用智能设备，接受新鲜事物，并且是当前中国社会建设的主力军。这一界定也更有利于更全面涵盖乡村全面振兴实践中发挥重要作用的青年骨干和领军人才。
本研究选取江苏省、湖南省和贵州省作为重点走访调研区域，这三个省份在地理区位、经济发展水平和乡村全面振兴模式上形成了梯度差异，具有典型代表性。江苏省是一个东部沿海经济强省，数字经济发达、城乡融合程度高，苏州、南京等地的“数字乡村”建设和青年返乡创业实践为研究提供了先进样本；湖南省是中部崛起代表，凭借区域品牌和长株潭都市圈辐射，呈现出传统农业大省数字化转型的特色模式；贵州省作为西部省份，依托大数据产业优势，以数字经济赋能乡村全面振兴，打造独特路径。三省共同构成了从东部引领示范、中部特色发展到西部创新突破，反映了不同发展阶段、地域青年扎根乡村、服务乡村、参与乡村全面振兴的多元路径。
3.3. 抽样方法与抽样框设计
本次调查问卷通过客观与主观问题相结合的方式，力求获取全国各地青年参与乡村全面振兴的真实看法的一手数据资料。本次调查问卷采用电子问卷和线下实地调查相结合，线下为主的方式发放收集问卷。本研究采用网络调查抽样与线下实地结合方法，结合概率抽样与非概率抽样策略，选取江苏省、湖南省、贵州省，三个典型区域对参与乡村全面振兴的青年群体进行调研。在概率抽样方面，基于研究团队掌握的该地区参与乡村全面振兴青年及村落联系清单建立抽样框，通过问卷星平台实施调查，既发挥网络调查优势，又保证样本代表性；非概率抽样则采用自愿抽样和滚雪球抽样相结合的方式，在微信、小红书等社交平台发布问卷，并借助受访者社交网络进行扩散，同时运用技术手段过滤重复回答以确保数据质量。见表1。
Table 1. Sampling frame
表1. 抽样框
总体分层 |
一级单元抽样框 |
入样地区 |
二级单元抽样框 |
入样地区 |
三级单元抽样框 |
东部 |
东部所有省份 |
江苏省 |
江苏省所有城市 |
南京市 |
南京市全体电商青年 |
中部 |
中部所有省份 |
湖南省 |
湖南省所有城市 |
怀化市 |
怀化市全体电商青年 |
西部 |
西部所有省份 |
贵州省 |
贵州省所有城市 |
黔东南州 |
黔东南州全体电商青年 |
3.4. 预调查
本研究基于实证研究规范构建了覆盖问卷编制、调查执行、数据处理的质量管控体系，在正式调查实施前，本研究通过预抽样调查对方案进行检验，调查执行阶段进行入户访谈创新采用内置逻辑跳转与实时校验功能的题器，线上采用网络问卷，共发放107份问卷，共回收99份问卷，回收率为92.6%，其中有效问卷96份，有效率为89.7%。通过试调查发现，抽样方案、问卷结构和操作流程整体可行，但是在实际问卷发放过程中出现专业术语使用较多，导致部分题项存在理解歧义难以解读的问题，此外，反向表述题目缺乏标识，致使部分受访者作答方向与实际情况相反。针对上述问题，对问卷进行了系统性修订，采用通俗化表述替换专业术语，优化问题逻辑结构，增设反向题提示标识，并采用正反向题目交叉验证，确保调查工具与研究对象认知水平相匹配。
3.5. 正式调查
被测对象的选定采用整群抽样的方法，通过开展网络问卷的发放与实地纸质问卷入户调查结合的方式进行调研，见表2。
Table 2. Survey status table
表2. 调研情况表
调研方式 |
调研对象 |
调研时间 |
CAPI回收数 |
网络问卷数 |
有效问卷数 |
线下调查 |
江苏南京 |
1.20~1.25 |
600 |
/ |
1721 |
湖南怀化 |
1.28~2.5 |
600 |
/ |
贵州黔东南 |
2.5~2.10 |
600 |
/ |
网络问卷 |
/ |
3.10~3.20 |
/ |
417 |
328 |
合计 |
2217 |
2049 |
线下通过实地走访江苏、湖南、贵州等地的村落，发放并回收问卷，历时2个月共发出2217份问卷，其中有效问卷2049份，回收率92.4%，调查问卷开展结果良好，对调查结果运用SPSS24.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3.6. 分析处理方法
针对回收的数据，本研究运用统计分析软件SPSS 24.0等进行量化分析，为研究提供客观的数据支持，增强研究结论的说服力。使用α = 0.05作为显著性水平进行数据分析。具体如下：
① 使用描述性统计以获得电商青年人口社会学特征以及参与乡村振兴相关情况。② 采用相关分析以获取电商青年参与乡村振兴意愿与主要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③ 采用逻辑回归以预测电商青年参与乡村振兴意愿。
4. 研究结果
青年参与乡村全面振兴受到内部主观因素和外部客观因素的双重影响[14]。内外因素论强调，在分析问题时，必须同时关注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并坚持将两者相结合的分析视角。基于此，本研究从内外部因素交互视角出发，系统梳理和分析影响青年参与乡村全面振兴的具体因素。在探讨青年参与乡村全面振兴的影响因素时，本研究选取社会责任感、乡土情怀、公共精神作为内部动机的三个核心维度，选取家庭支持、政府支持和乡村支持作为外部影响因素。
在内部因素层面，计划行为理论强调，个人的行为受到其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的制约。社会责任感作为一种深层的态度变量，影响着青年对乡村全面振兴的态度和行为倾向。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可能驱使青年评估自己的行为对社区的影响，从而更倾向于参与有益于乡村发展的活动。根据自我决定理论，内在动机是推动个体行为的关键因素之一。乡土情怀深植于个体的情感记忆和文化认同中有利于激发青年的情感联系和对家乡的认同感，成为驱动青年参与乡村全面振兴的内在力量。社会交换理论指出，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互惠互利的交换过程。具有公共精神的青年更可能认识到，通过参与公共事务和贡献社区，他们能够获得社会认可、尊重和满足感。
在外部因素层面，社会支持理论强调，周围环境的支持对个体的心理健康和行为选择具有重要影响。家庭作为青年最直接的社会支持网络，其支持程度高低直接影响到青年参与乡村全面振兴的能力和意愿。家庭的理解、鼓励和物质帮助能够降低青年的参与障碍，增强他们的参与信心和动力。制度理论认为，制度环境对个体行为具有引导和约束作用。政府支持体现在政策制定、资源投入和激励机制等方面，为青年参与乡村全面振兴提供了制度保障和资源支持。政府的积极作为能够降低青年的参与成本，提高他们的参与收益，从而增强他们的参与意愿。推拉理论常用于解释人口迁移现象。乡村基础设施的改善可以视为一种强有力的“拉力”因素，它能够吸引青年人才留在或迁往乡村，投身于乡村建设，见图1。
Figure 1. Analysis of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young e-commerce participants’ participation in rural revitalization
图1. 电商青年参与乡村全面振兴影响因素归因
4.1. 描述统计结果
4.1.1. 基于描述性统计的电商青年群体特征分析
本研究通过人口社会学特征，年龄、性别、乡村全面振兴意愿等的描述性统计分析，系统刻画数智时代参与乡村全面振兴人才群体的整体结构特征，为后续研究提供基础数据支撑。见表3。
Table 3.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characteristics of young e-commerce groups
表3. 电商青年群体特征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
|
频率 |
百分比 |
性别 |
男 |
1213 |
59.3 |
|
女 |
836 |
40.8 |
|
合计 |
2049 |
100 |
居住地 |
城镇 |
1342 |
65.4 |
|
农村 |
708 |
34.6 |
|
合计 |
2049 |
100 |
民族 |
汉族 |
1845 |
90 |
|
少数民族 |
204 |
10 |
|
合计 |
2049 |
100 |
是否为中共党员 |
是 |
428 |
20.9 |
|
否 |
1621 |
79.1 |
|
合计 |
2049 |
100 |
本研究通过对2049名青年人才的调查，系统分析了参与乡村全面振兴群体的基本特征。从性别结构看，男性占显著优势(59.3%, n = 1213)，女性占比40.8% (n = 836)。居住地分布显示，城镇户籍人才占65.4% (n = 1342)，农村户籍占34.6% (n = 708)。民族构成以汉族为主(90%, n = 1845)，少数民族占比少(10%, n = 204)。政治面貌方面，中共党员占比20.9% (n = 428)，非党员占79.1% (n = 1621)。
“我听说政府有一些少数民族地区的支持政策，但说实话我知道的晚，还没完全利用起来。我觉得政府可以多给些资金和技术支持，让咱乡村的青年运用的更容易些。”(KYH20250222)“咱们村村委会的大学生村官，都不住在村里，在镇子里有房子，但是都是好人啊！有啥事儿发个微信就能反馈了。”(KF20250207)
研究发现当前乡村全面振兴青年人才队伍男性较多、城镇户籍居多、汉族占优势、党员比例相对较低。这些发现为制定人才政策提供了重要依据，特别是在优化性别结构、加强农村本地人才培养、提高少数民族参与度等方面具有指导意义。
4.1.2. 基于描述性统计的电商青年参与乡村全面振兴意愿现状分析
本研究聚焦电商青年参与乡村全面振兴意愿的分布规律，通过频次统计分析及可视化呈现，量化当前意愿强度及潜在趋势，为后续研究提供直观依据，见表4。
Table 4.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the analysis of young e-commerce participants’ willingness to participate in rural revitalization
表4. 电商青年参与乡村全面振兴意愿分析的描述性统计
名称 |
样本量 |
平均值 |
标准差 |
社会责任感 |
2049 |
14.059 |
4.077 |
乡土情怀 |
2049 |
14.038 |
3.924 |
公共精神 |
2049 |
14.083 |
3.93 |
家庭支持 |
2049 |
14.065 |
3.908 |
政府支持 |
2049 |
14.053 |
3.921 |
乡村支持 |
2049 |
14.003 |
4.047 |
乡村全面振兴意愿 |
2049 |
7.006 |
2.106 |
乡村振兴意愿平均值得分为7.006，标准差为2.106，说明青年参与乡村振兴意愿总体处于中等偏上水平，但个体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探索青年参与乡村振兴意愿差异的原因具有现实意义。在影响青年参与乡村振兴意愿的个体系统中，社会责任感、乡土情怀、公共精神、家庭支持、政府支持和乡村支持的得分均值得分分别为14.059、14.038、14.083、14.065、14.053、14.003，普遍较高，表明调查对象在这些方面的认同感较强。
“我从小在这里长大，其实一直的愿望就是能够学有所成，回到家乡做出贡献，可能有的人会说我好不容易考出大山，到那时又回到大山……但是我认为这一切都是值得的，我想要回馈这片生我养我的土地。”(CX20250307)“现在做电商进入门槛低，而且家里也支持我通过这样的方式挣钱，尤其是我们同村一起做，这样互相促进，有时候我流量少了，就会去朋友的运营那里曝光一下。”(PR20250318)
社会责任感、乡土情怀、公共精神、家庭支持、政府支持和乡村支持对电商青年参与乡村振兴具有显著的影响作用，乡土情怀深植于青年的情感记忆和文化认同之中。许多青年从小在乡村长大，对家乡有着深厚的情感纽带，正如受访者所述这种情感联系使他们愿意回到家乡，为家乡的发展贡献力量，家庭的理解、鼓励和物质也帮助降低青年参与过程中的障碍，增强其参与的信心和动力。
4.2. 相关分析结果
对社会责任感、乡土情怀、公共精神、家庭支持、政府支持、乡村支持和乡村振兴参与意愿进行相关性分析，结果见表5。
Table 5. Correlation analysis
表5. 相关性分析
|
社会责任 |
乡土情怀 |
公共精神 |
家庭支持 |
政府支持 |
乡村支持 |
参与意愿 |
社会责任 |
1 |
|
|
|
|
|
|
乡土情怀 |
0.827*** |
1 |
|
|
|
|
|
公共精神 |
0.824*** |
0.863*** |
1 |
|
|
|
|
家庭支持 |
0.835*** |
0.857*** |
0.861*** |
1 |
|
|
|
政府支持 |
0.834*** |
0.863*** |
0.865*** |
0.863*** |
1 |
|
|
乡村支持 |
0.806*** |
0.830*** |
0.828*** |
0.832*** |
0.827*** |
1 |
|
参与意愿 |
0.776*** |
0.804*** |
0.799*** |
0.808*** |
0.804*** |
0.781*** |
1 |
检验结果显示，部分变量存在显著统计学意义，乡村全面振兴意愿与社会责任感呈显著正相关(r = 0.776, p < 0.001)，表明青年人才的社会责任感越强，其参与乡村全面振兴的意愿越高。其次，乡土情怀(r = 0.804, p < 0.001)、公共精神(r = 0.799, p < 0.001)、家庭支持(r = 0.808, p < 0.001)、政府支持(r = 0.804, p < 0.001)以及乡村支持(r = 0.781, p < 0.001)均与乡村全面振兴意愿呈现高度正相关关系。这表明，被测对象的乡土情感越深厚、公共精神越突出、家庭和政府支持力度越大、乡村支持条件越完善，其参与乡村全面振兴的意愿就越强烈。整体来看，各变量间相关系数均超过0.7，显示出这些因素对激发乡村全面振兴意愿具有重要的协同促进作用。
“我在家乡做电商助农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响应国家政策，到祖国需要的地方去。如果不是在家乡开展电商工作，我想我也不会有这么大的流量让我们赚到钱，归根结底还是要感谢家乡的人、政府、政策。”(RK20250307)“在我们家已经有一条完整的产业链了，本身就是好东西，不愁卖不出，只是缺一个好路子，我在小红书上发一些吸引人眼球的帖子，真的很多人就能看见了并且下单，能够让更多人了解到我家的好产品，离不开所有人的支持。”(JY20250303)
综合来看，社会责任感和乡土情怀是青年参与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在动机，强烈的使命感和对家乡的深厚情感促使青年愿意回到乡村，为家乡的发展贡献力量，公共精神进一步强化了青年的参与意愿，使他们认识到乡村振兴不仅是个人的事业，更是对社会的贡献。青年通过社交媒体等现代技术手段，能够将乡村产业与更广阔的市场连接起来，实现资源的有效整合和价值的最大化。
4.3. 逻辑回归分析
在进行多元线性回归时，将社会责任、乡土情怀、公共精神、家庭支持、政府支持和乡村支持等6个变量作为自变量，将性别、年龄、居住地、民族、是否中共党员、个人月均收入作为控制变量，将乡村全面振兴意愿作为因变量纳入回归分析中，构建回归分析模型。
由表6可知，此模型的R2为0.730，调整后的R2为0.73，说明模型拟合度高，所以此次的运算结果是可以真实有效地反映出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情况。
Table 6.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table
表6. 逻辑回归分析表
变量名称 |
乡村全面振兴意愿 |
B |
t |
社会责任感 |
0.061*** |
4.82 |
乡土情怀 |
0.095*** |
6.35 |
公共精神 |
0.072*** |
4.80 |
家庭支持 |
0.105*** |
6.95 |
政府支持 |
0.084*** |
5.51 |
乡村支持 |
0.071*** |
5.63 |
控制变量 |
控制 |
|
cons |
0.614** |
2.46 |
N |
2049 |
|
R-Square |
0.730 |
|
Adj.R-Square |
0.73 |
|
注：1. *、**、***分别表示10%、5%、1%的显著性水平。
具体来看，在排除性别、年龄等控制变量的混杂干扰之后，社会责任感、乡土情怀、公共精神、家庭支持、政府支持和乡村支持的系数均为正，且都具有极高的显著性水平，说明这6个变量对被调查者的乡村全面振兴意愿具有明显的正向影响。社会责任感作为内在驱动力，是促进青年参与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心理基础。对乡村的归属感和对公共事务的参与意愿也是激发个体投身乡村全面振兴的关键因素。家庭成员的理解和帮助对于个体参与乡村全面振兴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政策环境和社会环境对于激发个体乡村全面振兴意愿具有重要作用。
伴随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与普及，越来越多的青年选择回归乡村，开展电商创业。一方面，他们嵌入乡土社会，挖掘与传承“乡土性”，另一方面借助数字平台，将“乡土性”与外部市场建立联系，实现了乡土资源向乡土经济的有效转化，开创了乡村电商创业的崭新局面。在电商创业的实践过程中，青年的返乡意愿与行动构成创业的充要条件，嵌入乡土社会是必要条件，数字技术的应用是充分条件。三者交织，共同孕育了乡村电商创业的繁荣景象。电商创业青年在推动产业发展的同时，还发挥着乡村产业的就业吸纳功能，通过嵌入当地劳动力市场，创造多元化就业机会，吸引并留住了那些难以进入城市劳动力市场的人员，优化了当地劳动力资源配置，有效缓解了劳动力市场分割的问题，平衡了农村劳动力的时间与空间配置，为乡村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注入了新活力。
5. 结论
5.1. 提升青年返乡参与乡村全面振兴的路径
在数智时代的背景下，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工具的使用，为参与乡村全面振兴的电商青年群体提供了机遇。青年能够运用自身所学所能，促进乡村全面振兴。但是技术赋能仅是基础条件，电商青年参与的可持续性更依赖于“自身动力–政府引导–乡村承载–家庭支持”的多元协同系统。构建的“四位一体”模型，可系统解释电商青年参与乡村全面振兴的内在动力机制。共同促进电商青年参与乡村全面振兴意愿的提升。
从青年自身的角度出发，电商青年群体对“乡村全面振兴战略”的政治认同转化为社会责任感，促使其能够响应国家的政策导向，担起乡村全面振兴的重任，这种责任自觉在“大学生村官”、“三支一扶”等政策实践中已得到验证。其次，许多返乡电商青年是从乡村中来，最终返回家乡建设而去，其独有的乡土情怀也在电商青年心埋下了参与乡村全面振兴的种子，代际传递的乡土情怀成为许多返乡青年的核心动机。此外，电商青年更加善于运用数智化工具，并应用到实际行动中来，通过技术赋能参与乡村全面振兴。
政府引导，政府通过政策政府通过创业补贴、税收减免等政策红利和数智化导向吸引青年返乡、吸引人才参与乡村全面振兴，过贷款贴息、技术培训等方式显著提升了电商青年留存率，加强人才队伍建设。
乡村承接更是组织保障与社会网络的支持，乡村的成熟组织体系能够有效降低电商青年的融入成本。此外，乡村的熟人社会属性能够提供情感支持，缓解青年的“再嵌入”焦虑，从而打造一支强有力数智化青年队伍。
家庭支持更是在经济缓冲、情感联结以及文化认同消解代际冲突这些方面发挥关键作用，在文化层面架起传统与现代的桥梁，通过代际交流促进传统乡村与数字技术的融合，进一步强化数智化网络的深度与广度。
5.2. 研究不足与展望
本文存在的不足之处有待进一步研究。首先，在样本选取方面，受限于偏远地区的基础设施条件和调研资源，样本覆盖的广度和代表性有待提升，特别是边疆地区、民族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的青年参与情况需要进一步补充调研；其次，研究方法的多样性有待加强，当前调研方式在数据深度和样本典型性方面存在优化空间，未来可采用横向对比的方式提升研究质量。
此外，数智时代发展前景尚没有完全凸显出来，基于以上局限，未来研究从三个维度重点突破：一是扩大样本范围，加强对边疆地区、民族地区和欠发达地区青年的调研力度，以获取更具代表性和全面性的数据，从而为研究提供更坚实的实证基础；二是丰富研究方法，综合运用多种研究手段，如深度访谈、案例分析、横向对比等，以增强数据的深度和样本的典型性，进一步提升研究的科学性和可靠性；三是关注数智时代的发展趋势，结合新兴技术对乡村全面振兴的影响，深入探讨数智技术在青年参与乡村建设中的作用机制和创新模式，为研究提供更具前瞻性的理论支持。通过多维度的协同创新，切实提升青年参与乡村全面振兴的质效，为全面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战略注入青春动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