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1980年，由George Lakoff & Mark Johnson在《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中首次提出“隐喻的概念”，指的是从一个概念域到另一个概念域的映射，是以源域的经验来理解目标域的经验，源域的部分特点被映射到目标域上。概念隐喻不仅作为一种词汇层面的修辞格，更是一种认知方式[1]。
从古至今，植物隐喻与文学作品有着不浅的缘分，这些花草树木被作者赋予了感情色彩和象征意义。如《汉广》中“南有乔木，不可休息”高大的树木渐长了男子的情思，一想到心上人难以追求，不免升起怅惘之情。《红楼梦》作为我国古典现实主义小说的巅峰之作，其中涉及在具体情节中，并起到刻画人物、表达情感、渲染环境等作用的植物有多达93种[2]。出现在太虚幻境中的花草，与角色人物的命运直接相关；贾府里栽种的植物也暗示了各角色的性格特点，甚至于诗词文赋里的花草在展示人物才情的同时，也暗含各自的家族命运。《红楼梦》将植物的特性映射到人物上来，赋予草木以生命和象征意义，增强了作品的感染力也延申了意境。
本文将选取《红楼梦》前八十回中暗含主要角色意象的植物为研究对象，对比分析杨宪益的A Dream of Red Mansions (以下简称杨译本)和戴维·霍克斯的The Story of the Stone (以下简称霍译本)，评析《红楼梦》中花草意象隐喻翻译的优劣得失。
2. 翻译过程在概念整合网络上的关联对应
认知语言学认为，“语言是人类认知活动的产物，而概念整合是人类的思维方式”[3]。在概念整合的视阈中，翻译的过程即是作为两个输入空间的源语文本空间和译者空间进行跨空间的部分映射。概念整合包含四个心智空间：输入空间I (Input Space I)、输入空间II (Input Space II)、类属空间(Generic Space)和合成空间(Blending Space)。“原文是作者将生活背景知识概念整合而成的作品，译文则是译者在对原文概念分解的基础上结合自身生活背景知识概念再整合的结果。因此，翻译就是译者识解原文进而产出译文的概念连续整合过程”[4]。
在概念整合理论框架下，翻译过程呈现为双阶段动态整合机制(如图1)。初始阶段，源语文本空间(原文空间)与译者空间作为两个输入源，译者需深度剖析作者创作意图、文本历史语境及认知架构进行概念分解，经过组合(composition)、完善(completion)、扩展(elaboration)的认知操作，确保译文与原文在认知逻辑上保持连贯一致，进而筛选契合源语认知框架的目标语表达，实现跨空间意义映射，达成输入空间与类属空间的最大程度叠合，完成对源语文本的初步解码与转化。此轮概念整合完成了译者对源语的识解。进入第二阶段，首轮整合形成的“源语合成空间”被重新界定为新的“原文空间”，与译者认知空间再度融合，通过循环往复的概念交互与认知优化，最终在目标语合成空间中生成具备创新性与完整性的“层创结构”，即最终译文成果，这一结构既承载源语核心意义，又适配目标语文化语境与语言规范。
Figure 1. The conceptual integration process in translation
图1. 翻译的概念整合过程
3. 《红楼梦》中“以花喻人”与概念整合的映射关系
“以花喻人”的艺术手法自《诗经》起便开创其先河，《国风·周南·桃天》：“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用来赞美新娘如盛开的桃花娇艳美丽。“人面桃花相映红……桃花依旧笑春风。”进一步将花喻上升到女儿命运，由花的含苞初放，到花的枯萎凋零，喻生命之演变。而《红楼梦》借隐喻以创造意境、诗化小说和衬托人物，人花交融，不落窠臼，新意迭出。
根据Lakoff和Johnson的观点，“隐喻是一个域与另一个域之间的常规联系，隐喻的动机存在于概念域的水平”[1]。他们指出，隐喻不仅是语言修辞手段，更是人类思维的基本模式，语言中的隐喻表达实为深层概念映射的外显形式。Lakoff提出的不变性原则强调，隐喻映射过程需维持源域的意象图式结构，并与目标域的内在逻辑兼容，即隐喻转换必须在保留源域结构特征的同时，契合目标域的认知框架。在隐喻的类型中，部分隐喻源于概念间的关联并非基于物理相似性，而是通过感知层面的相似特征建立联系，此类隐喻可称为“感知相似性隐喻”。以《红楼梦》为例，作者将林黛玉隐喻为“绛珠草”，并非因二者存在外形上的相似，而是借助文学设定中林黛玉前世“绛珠仙子”的身份，以及绛珠草“血泪凝珠”的意象，呼应其多愁善感、泪尽而逝的命运特质。这种通过文化背景与情感特质构建的隐喻关联，将角色的前世今生与文学意象深度绑定，正是感知相似性隐喻在文学创作中的典型应用。
在《红楼梦》中，曹雪芹运用“以花喻人”的隐喻手法，深刻呼应“千红一哭，万艳同悲”的悲剧基调，借“花落人亡”的意象勾勒出书中女性角色的命运轨迹，进而揭示人生如悲剧的宏大主题。这种独特的花喻意象之所以能跨越时代，在中国读者群体中引发共鸣，其根源在于深厚的中华文化土壤——以经典文学文本为依托，结合与植物紧密相连的民族文化记忆及历史语境。然而，由于不同国家间存在显著的文化隔阂，这一富含文化内涵的隐喻在翻译过程中面临重重挑战。如何在目标语言中精准再现“以花喻人”的概念隐喻，最大程度保留原著中女性形象的丰富意蕴，避免文化信息流失，成为红学翻译领域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
4. 案例分析
案例选取了《红楼梦》前八十回中暗含主要角色意象的植物，并对比分析杨宪益的A Dream of Red Mansions (以下简称杨译本)和戴维·霍克斯的The Story of the Stone (以下简称霍译本)的翻译，并将其分成两种概念整合类型：单域网络的概念整合、双域网络的概念整合。
4.1. 单域网络的概念整合
第一种情况为对应投射，即源语文本空间与译者空间在认知上存在某种对应关系，输入空间1的某些成分可触发输入空间2的对应成分。
第二种情况是，输入空间1的成分a在输入空间2没有对应成分。输入空间1的成分a与输入空间2中的某一成分虽然有相似的指称意义，但两者的意象图式和激活的认知框架大相径庭，在类属空间中不存在共享结构。在此情况下，输入空间1的成分a投射进整合空间，直接植入目的语内。[5]
1. 蘅芜满净院，萝薛助芬芳。(第十八回)
杨译：Alpinia fills the courtyard free from dust. By climbing fig its fragrance reinforced.
霍译：Fragrance of flower-drifts in these quiet confines, Mingles with headier scents of eglantines.
“衡芜君”“衡芜”是薛宝钗别号，“衡芜”本出自汉武帝与李夫人生离死别的悲剧故事，此处的“衡芜”暗含了宝钗以后将独守空房的悲惨命运。在《红楼梦》中，黛玉前身为绛珠仙草，宝钗则对应为凡间“衡芜香草”[6]。
在翻译诸如“蘅芜”“萝薜”这类具有独特文化内涵的词汇时，英语中往往难以找到完全对应的表达。从概念整合理论视角来看，这意味着源语(输入空间1)中的特定元素，在目标语(输入空间2)中缺乏匹配成分[7]。霍克斯将“衡芜”译为“flower”，这种处理方式仅捕捉到两者在指称层面的部分共性，却未能反映其深层意象图式与认知框架的显著差异，“flower”所唤起的意象远不及“衡芜”丰富，二者在类属空间中不存在实质共享结构，因此该译法不可避免地流于泛化。而杨宪益译本中采用“Alpinia”(山姜属)，从植物分类学角度看，与“衡芜”并非同类植物，显然无法精准传递原意。面对此类文化负载词，更为恰当的策略是将源语词汇直接引入目标语，并通过增译进行阐释。例如，可译为“Miwu, a kind of fragrant herb, which is often associated with marital separation”，其中“Miwu”即保留了“蘼芜”的语音形式，同时补充说明在古典诗词(如“上山采蘼芜，下山遇故夫”)中，该植物常与夫妻离散、闺阁哀怨等意象关联。这种译法能帮助不熟悉中国文化的读者理解其隐含意义，特别是与薛宝钗命运的深层关联，从而在目标语中激活与源语相近的认知框架和联想空间。
尽管将输入空间1中的元素a直接移植到目标语言中，可能会给目标语读者带来更高的理解门槛，需要他们投入更多精力去解读文本背后的深层含义；然而，从跨文化传播的视角审视，这种翻译策略完整保留了源语文本的文化符号与意象特质，使目标语受众得以领略源语文化的独特文学韵味。通过这种方式，不仅搭建起文化交流的桥梁，更在潜移默化中推动了不同文化间的碰撞与融合，对世界文化的多元发展具有深远意义。
第三种情况是，输入空间1中的成分a在输入空间2没有对应的成分，但a与输入空间2中的b所激活的认知框架相同或相似，触发的认知联想相似。这样，把输入空间2中的b投射进整合空间，将空间1中的a所触发的认知框架用目的语表达出来。[5]
第三种情况，可以通过例子加以说明：
2. 蘅芜满净院，萝薛助芬芳。(第十八回)
杨译：Alpinia fills the courtyard free from dust. By climbing fig its fragrance reinforced.
霍译：Fragrance of flower-drifts in these quiet confines, Mingles with headier scents of eglantines.
“萝薛”作为《红楼梦》中极具象征意义的意象，由藤萝和薛荔两种攀缘植物构成，不仅暗合薛宝钗的性格特质，更折射出其对命运的主动追求与不甘居人后的志向。在古诗传统中，萝薛常被用来隐喻依靠男性获得地位攀升的女性形象[8]，而衡芜苑内遍布的这类攀缘植物，正是宝钗渴望通过辅助夫君"扬名立身"以实现个人抱负的象征。
然而，由于英语缺乏与“萝薛”完全对应的文化符号，直译难以传递其深层内涵，因此译者需在译文中寻找能唤起相似认知联想的表达。杨宪益译本将“萝薛”译为“climbing fig”，精准捕捉了其“向上攀爬”的核心特征，不仅描绘出衡芜苑的清幽意境，更巧妙暗示了宝钗劝夫进取、谋求“青云直上”的性格底色，与源语意象所激活的认知框架高度契合。相比之下，霍克斯选用“eglantine”(野蔷薇)进行翻译，虽同为攀缘植物[9]，但该词更强调蔷薇的尖锐与美丽，这与宝钗表面圆融、实则锋芒暗藏的处世哲学不谋而合，正如脂砚斋评点中所述的“不亲不疏、不远不近”的待人之道[10]。尽管两种译法各有千秋，但从精准传递“萝薛”意象的核心象征意义来看，“climbing figs”在再现原作隐喻逻辑方面更胜一筹。
尽管此类翻译方法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满足基本的交际需求，但难以避免地存在固有缺陷。当源语输入空间中的特定文化或语义元素在目标语输入空间中缺乏对应参照时，若强行将目标语元素直接映射至整合空间，所构建的源语认知框架必然存在语义断层。这种翻译策略不仅导致原文意象的流失，削弱文本的艺术感染力，更使得译文读者无法领略源语文化的独特韵味，在无形中形成文化传播的屏障，阻碍了跨文化交流的深度与广度。
4.2. 双域网络的概念整合
双域型整合网络指源语文本空间和译者空间的组织框架均部分投射到目的语文本空间中，整合空间的组织框架包括来自两个不同的输入空间的部分结构。译文既保留了源语的语言形式，又可体现出源语语言形式所激活的认知框架及触发的认知联想。[5]
3. 只因西方灵河岸上三生石畔，有绛珠草株，时有赤瑕宫神瑛侍者，日夜以甘露灌溉，这绛珠草使得久延岁月。(第一回)
杨译：In the west,on the bank of the Sacred River, beside the Stone of Three Incarnations there grew a Vermilion Pearl Plant which was watered everyday with sweet dew by the attendant Shen Ying in the Palace of Red Jade.
霍译：But most of his time he spent west of Sunset Glow exploring the banks of the Magic River. There, by the Rock of Rebirth, he found the beautiful Crimson Pearl Flower, for which he conceived such a fancy that the took to watering her every day with sweet dew, thereby conferring on her the gift of life.
“绛珠草”的典故最早可追溯至《拾遗记》，其中记载薛灵芸与父母分别时泪洒衣襟，以玉壶承接的泪水化作红色，抵达京城时已凝结如血[11]。由此，“绛珠”从字面意义上被解读为红色泪珠，成为美人血泪的象征，后世更常用“红泪”指代身陷世俗困境、执着追求自由爱情的青年女性的悲痛泪水，这一意象也恰如其分地呼应了《红楼梦》“字字看来皆是血”的悲剧基调。在《红楼梦》的语境中，熟悉原著的读者都明白，绛珠草正是林黛玉的前世化身。然而，西方读者由于缺乏相应的文化背景知识，在理解这一意象时往往面临认知障碍。即便投入大量精力，也可能因缺乏必要的文化图式而难以把握其深层含义。
尽管霍克斯以“Crimson Pearl”精准捕捉到“绛珠”的奇幻色彩，借“crimson”的深红意象暗合血泪隐喻，呼应林黛玉泪尽而亡的宿命，但其选用的“flower”一词却因指向过泛而稍显缺憾——它仅笼统对应“花”的植物范畴，既未能区分“草(草本)与“花”(显花)在形态、属性上的本质差异，更淡化了“绛珠仙草”作为“灵草”的独特性(古典文学中“草”常与“仙草”“药草”相勾连，承载着更浓厚的神话意涵)。相较而言，“Herb”一词更贴合“草”的草本特质，其隐含的“具有特殊灵性的植物”意味，能更精准地传递“仙草”的神话属性，使这一意象的植物形态、文化象征与人物命运形成更严谨的呼应。并在此基础上，可进一步补充说明其与林黛玉的关联，即“the beautiful Crimson Pearl Herb, which was regarded as the incarnation of Lin Daiyu”，从而使西方读者能够建立起完整的认知框架。相比之下，杨宪益的译法“Vermilion Pearl Plant”虽然传达了“朱红”和“珍珠”的字面意义，但从植物学角度来看，“珍珠草”的自然特征与原文不符，未能准确传递出原著的悲剧色彩和文化内涵。尽管霍克斯的译法已经颇具匠心，但仍需通过改变词义补足文化背景，才能让西方读者真正理解绛珠草这一意象所承载的深层寓意。
4. 偏那薛蟠本是浮萍心性，今日爱东，明日爱西。(第九回)
杨译：But Hsueh Pan was as fickle as water-weed which drifts east today, west tomorrow.
霍译：Now Xue Pan was very inconstant in his affections, always blowing east one day and west the next.
“浮萍”是水面浮生植物，“浮萍”是一种漂浮于水面上的植物，无根无依，随波逐流，四处飘游。古人常用“浮萍”来代指那些萍踪无迹、居无定所的游子，也指人生命运起伏不定、辗转飘蓬。若此处直接进行直译，即强调所谓“忠实”，而忽视了其所激活的认知框架和触发的认知联想，那么将得到只是形式上“忠实”而内容上“死译”的译文。霍则仅仅用“inconstant”表现“多变”的性格，虽体现了薛蟠的性格，却失去了原文鲜活的形象表达，此时“浮萍”作为源语文本空间的内容a在译者空间中并未被激活，只有部分元素内容b被投射到译文空间，也未能激活译者空间的认知框架，从而使得目的语读者在无法透彻理解这部分的源语文本信息。而杨译的“as fickle as water-weed”，神形兼备，即保留了原文的形象又译出了其深层意蕴。用比喻的修辞点明“浮萍”的特性，点明喻体“浮萍”如“水草”般多变无常，正印证了薛蟠的为人三心二意，喜新厌旧，心若浮萍。该译文所呈现的语言形式不仅激活了译者空间的认知框架，同时触发了译者空间的认知联想，使得原文空间和译者空间的元素被共同投射到译文空间。这样为西方读者建立了一个便于理解的文化认知图式，帮助他们更容易地领略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从而促进语言交际的成功。
5. 探春笑道：“我就是‘秋霜居士’罢。宝玉道！居士主人到底不恰，且又累赘。这里梧桐芭蕉尽有或指梧桐芭蕉起个倒好。”探春笑道：“有了。我最喜芭蕉，就称‘蕉下客’罢。”(第三十七回)
杨译：“I’ll be Master of Autumn freshness,” said Tan chun. “There’s something unreal and awkward about and “scholar”, objected Bao yu, “With all master these wu-tung trees and plantains here, why not use them in your name?
霍译：I shall call myself “Autumn Studio” said Tan-chun. “That’s pretty unoriginal!” said Bao-yu, Can’t you do any better than that? You’ve got all those paulownias and plantain-trees around your place, can’t you make a name out of them?
探春志向高远，冷静干练，其阔朗的气度，正如秋空般高远，又如秋意般爽朗，照应了梧桐的秋日意象。梧桐在古代文化中被视作吉祥佳木，蕴含祥瑞之意，自古便有“栽桐引凤”的说法——“凤凰鸣矣……良禽择木而栖，凤非梧桐不落”。整个大观园中唯有秋爽斋栽种梧桐，此般安排正是暗喻才华出众的探春乃未来的“金凤凰”。
杨译本中将梧桐音译为wu-tung trees更为合理，尽管在西方传统里梧桐常与女性意象相关(如儿子参加母亲葬礼时会持梧桐木制成的哀悼杖)，但此处需通过增译手法补充该典故的文化渊源与象征意义；值得注意的是，西方语境中的“凤凰”具有涅槃重生的寓意[12]，这与原作者想传达的内涵有相通之处，借此激活两种文化空间中相似的认知框架，促使目标读者通过联想把握梧桐所承载的深层文化意蕴。由于第63回抽花名签时探春是“必得贵婿”[10]，以及“日边”“瑶池”“凤凰”等文本内后妃的象征，王妃说相对合理。所以，此处需标明梧桐蕴含的凤凰意象，寓意着探春未来将远嫁海疆成为“凤凰”的命运，即Wu-tung trees, where the phoenix is said to perch, symbolize Tan Chun’s promising fate。而霍译本中的paulownias意思为泡桐，泡桐多栽于山地、丘陵之上，显然与文中描写栽于庭院中的梧桐形象不相符，且在西方背景认知里的泡桐没有特殊寓意，故而杨译版本较为准确。鉴于东西方文化传统、历史沿革与社会环境的显著差异，双方在对客观事物的感知、理解上呈现出鲜明分歧，由此构建的文化认知模式也存在巨大分野。为跨越这一文化鸿沟，可通过深化源语文本所蕴含的文化元素与译者认知体系间的关联性，确保在翻译过程中，这些元素能以契合目标语读者文化认知框架的形式，在整合空间内重组并转化为译文。这种处理方式既维系了源语文本的意象内核，又以本土化的表达策略赋予其新的语言形态，从而有效消解文化差异带来的理解障碍，实现跨文化交际的顺畅传递。
6. 香菱便掣了一根并蒂花，题着“联春绕瑞”，那面写着一句诗，道是：连理枝头花正开。(第六十三回)
杨译：She drew a picture of two flowers on one stem with the motto “Double beauty linked with good fortune” and the line “Double flowers bloom on a single stem.”
霍译：The flower she drew was a purple skullcap with the caption “Three Springs’ Harbinger”.
“并蒂花”本是夫妻花，但香菱的花签上却是反话。在《红楼梦》里，香菱给薛蟠做妾，薛蟠待她却毫无情意。《红楼梦》中的并蒂花并不确指什么花，而是指两朵花长在一起，如并蒂芙蓉，恰和“连理枝头花正开”相对应，从莲花到菱花的意象变化，暗示了香菱被卖之前的小姐身份与被卖之后的奴婢身份即甄英莲(取意真应怜)到香菱的的两种命运变化[13]。
霍译本将它具象为“purple skullcap”(紫黄岑)，这种处理虽通过英语植物专名实现了对花卉属性的精准对应，但“skullcap”作为西方追悼会上象征慰藉的花卉(其词源拉丁语“scutella”意为“小盘”，形容花萼形状) [12]，与中文“并蒂花”所隐喻的“双生共运”文化意象存在认知鸿沟。此译法虽展现异化策略的文化移植意图，却未能直观传递香菱“根并荷花一茎香”所暗示的“出身书香却沦为妾奴”的双重命运[14]。相较之下，杨宪益译本采用“two flowers on one stem”的直译，虽保留了并蒂花的形态特征并暗合香菱两种身世，但其在概念整合过程中仅完成首轮“字面义 + 寓意”的源语合成，次轮映射时过度依赖目标语读者的认知图式，导致缺少文化注释的译文在跨文化解读中存在推理障碍。笔者建议采用“two flowers on one stem, a hint of Xiangling’s dual destinies”的增译策略，在保持杨氏直译框架的基础上，通过“hint”一词建立文化关联，既延续归化翻译的易读性，又通过注释补充“双花同茎”在中文语境中的象征意义，从而在概念整合的终级空间中实现文化意象的等效转换[15]。这种译法既避免霍译的文化隔膜，又弥补杨译的认知缺环，更贴合《红楼梦》植物隐喻系统的翻译需求。
据此可见，若两个输入空间呈现相异的组织架构，且整合空间仅沿袭其中某一空间的框架体系，此时单域型概念整合模式更具优势。该模式能够精准传递原文的核心概念，确保概念在跨语言转换中的连贯性与精确性，从而实现译文对原文的忠实再现。反之，当源语文本与译者的思维空间均部分投射至目的语文本时，双域型整合网络则成为处理文化差异的有效手段[16]。通过这一模式，译者得以深入剖析植物意象蕴含的深层文化内涵，使译文不仅契合目标语文化语境，更增强了文本的表现力与感染力。
5. 结语
本研究基于概念整合理论，选取《红楼梦》前八十回中的典型植物意象，对比分析霍克斯(David Hawkes)与杨宪益夫妇的英译策略。研究发现，霍译本倾向于诗学功能优先，常通过意象转换或创造性补偿再现原文意境，但部分植物特指性有所弱化；杨译本注重文化忠实性，多采用直译加注策略，虽保留植物意象的文化内涵，但存在目标语接受度不足的问题。
笔者认为，《红楼梦》植物意象的跨文化传递需兼顾三个维度：概念整合的认知合理性、文化内涵的可传递性以及诗学效果的等效性，该结论为古典文学隐喻意象的翻译研究提供了全新的分析范式。鉴于植物在不同文化体系中承载的象征意义存在显著差异，源语文本与目的语文本的植物意象常出现语义断层，致使隐喻内涵难以完整传递给目标读者，因此亟需借助灵活的概念隐喻翻译策略加以化解。由于个人学识与研究能力有限，本文在问题探讨的广度与深度上仍有欠缺，文中难免存在疏漏与不当之处，恳请学界同仁不吝指正，本人将在后续研究中持续完善与深化相关内容。
注 释
① 本文《红楼梦》诗词均出自曹雪芹. 红楼梦[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8. 文中不再一一注出。
② 本文《红楼梦》诗词霍克斯译文选自Cao Xueqin. The Story of the Stone [M]. Translated by David Hawkes. London: Penguin Books Limited, 1973.
③ 本文《红楼梦》诗词杨宪益译文选自Cao Xueqin.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M]. Translated by Yang Xiangyi and Gladys Yang.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2021. 文中不再一一注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