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当今世界是一个全球化逐渐发展的时代，世界各国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密切。对外传播在这一时代背景下显得尤为关键，而翻译对一个国家的对外传播有关键作用。如何将中国文化、中国政治经济制度和中国社会现状等完美呈现给世界各国是译者需要持续思考的问题。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会选取不同的翻译理论指导翻译过程，以使翻译达到自然地道的效果。
尤金·奈达提出的功能对等理论是译者频繁使用的翻译理论之一。这一理论指导了众多翻译实践，其价值值得肯定。这一理论能够使世界了解中国文化、中国政治经济制度和中国社会现状，激起目的与读者有与源语读者相似的阅读反应，帮助目的语读者获得与源语读者相似的文化感知。
尽管如此，作者认为该理论存在若干缺陷，例如没有考虑到不同语言背后的历史文化差异、译者主体性对翻译的影响，以及译文文学性的保留问题。
作者采用文献分析法，研读了五十余篇与功能对等理论相关的文献，包括硕士学位论文、博士学位论文及期刊文章。这些参考文献为作者撰写本文提供了灵感与方向，并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基于既往研究的经验，作者能够选取恰当的案例进行分析，从而为翻译从业者提供更具学术参考价值的内容。第二种方法为案例分析法。在反复研读部分包含源文本与目标文本的阅读材料后，论文作者更易于筛选出具有代表性的案例。作者选取了合适的案例，进而观察、分类并总结了功能对等理论在翻译实践应用中存在的不足。
2. 功能对等理论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和研究人员围绕尤金·奈达的功能对等理论展开研究。奈达是美国语言学领域的杰出学者，同时也是一名译者，在翻译理论方面颇有建树。他精通数门语言，在翻译研究领域发表了大量论著，并将功能对等的概念引入翻译研究，这一概念被国内外众多译者广泛应用于翻译研究领域。不可否认，该理论对翻译界产生了深远影响。
奈达在翻译理论中率先提出了形式对等与动态对等的概念。形式对等强调译文应尽可能贴近原文的语言结构和内容，尤其是在语言形式层面。随着时间推移，动态对等的理念不断发展，最终发展成为功能对等。奈达认为，“译文接受者和译文信息之间的关系，应该与原文接受者和原文信息之间的关系基本相同(奈达，1964) 。”他主张，翻译得成功与否取决于能否引发受众的等效反应。为实现这一目标，译者需满足四项基本要求：译文必须传达信息、传达原作的精神与风格、语言顺畅标准，并能引发读者的相似反应(奈达，1964) 。
此外，奈达强调，翻译是在译入语中找到与源语信息最贴切、自然的对等物，首先是就意义而言，其次是就风格而言(Nida & Taber, 1982: p. 12) [2]。这一原则突出强调了准确传达原文意义的重要性，指出译者同时需保留原文的真实性与意图。功能对等理论传入中国后，获得广泛的认可并成为学术研究的焦点。中国学术界、翻译从业者及理论家开始深入研究奈达的思想，将功能对等理论应用于翻译研究各领域。
正如谭载喜(1999)所指出的，翻译的终极目标是实现源语文本与目标语文本之间的对等[3]。然而，人们普遍认为，由于语言和文化体系的差异，两种语言之间不可能达到完全的对等。因此，译者应追求尽可能接近的对等。此外，译文应力求自然，避免过度直译或表达生硬，从而确保译文对目标受众而言通俗易懂，在将原作精髓有效适配目标语言和文化的同时，保留原作的核心要义。
上述内容表明，奈达极为重视读者的反应，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应将读者反应置于首要位置，但读者的反应受到源语文化与目标语文化之间的差异、读者自身受教育程度及译本话题了解程度及译者处理方式等多方面因素的综合影响，具有不确定性。译者基础且重要的任务即是准确传达源语意义，并实现源语与目标语在意义和形式上的功能对等。
3. 功能对等理论的局限性
奈达的功能对等理论虽然影响了整个翻译界，应用范围广泛，但它并非在所有语境下都有普适性。该理论未能充分考量历史文化背景、译者的主体性以及译文的文学性。
3.1. 历史文化背景
翻译在文化交流过程中有关键作用。翻译过程中，文化的解读同信息的传递同等重要。每个国家都有自身独特的文化，文化特征的差异往往会阻碍文化与文化之间的翻译。由于不同国家的风俗、传统、理念、信仰、价值观等千差万别，文化的传递极其复杂。并非原文中的每一个词都能在译入语中找到对应语，文化的缺失必然存在。诸多文化差异的存在必然会导致不同的读者反应。奈达的功能对等理论围绕语言与交际及读者反应角度出发，忽略了交际中文化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译语读者不可能像原文读者那样去理解、欣赏原文，因此很难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功能对等。
刘畅(2022)认为，奈达的功能对等理论主要聚焦于语言、交际和读者反应，却忽视了文化交流中固有的复杂性与多样性[4]。因此，目标语读者难以完全以源语读者的方式理解和欣赏源语文本，这使得实现功能对等成为翻译中的一大挑战。
在翻译西方谚语“Rome was not built in one day.”时，部分译者会译成“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从表面看这一翻译版本并无不妥，根据奈达的功能对等理论，读者的反应也是相似的。但这句前者是从历史的形成与发展角度出发，描述的是罗马帝国建立的过程，突出了创建帝国的艰辛与曲折，而后者则是一种自然现象，是人们根据自己的体验对自然现象做出的总结。所以西方读者和中国读者分别读到这两句话的时候，大脑做出的反应不能完全相同，他们会根据各自对历史、自然的了解做出各自不同的反应。
古代中国人信奉佛教、道教和儒教等宗教，各种宗教教条对古代中国人影响极大。而西方人多信奉基督教，他们认为所有事物包括人类都是由上帝创造出来的。在这种文化差异的背景下，霍克斯将“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翻译成了“Man proposes, God disposes”。该翻译从语言结构以及读者的理解上都是符合奈达的功能对等理论的要求的，但从用词上看，“天”在中文语境中指的是“上天”，是佛教里的概念。而霍克斯英译后选用的“God”是基督教概念中的“上帝”。这样一来，文本的受众由信佛的人变成了信基督教的人了。在读者头脑中形成的概念是完全不同的，由此生发出的反应也必然有差异。
3.2. 译者主体性
译者能够赋予译文生命力。奈达认为，“翻译是在目标语中用最切近、最自然的对等语再现源语信息，首先是就意义而言，其次是就风格而言”。奈达并未意识到翻译的本质并非单纯的语言转换，而是以语言形式为基础的跨文化交流。文化语义的传递离不开译者的综合能力。译者的综合能力包括了译者的文化素养、文化态度、翻译目的、翻译知识及审美趣味等。以上因素均会影响译文质量。因此，翻译并非纯粹客观的语言转换过程，而是“译者发挥主观能动性再现原文的综合过程”(冯慧哲，2016) [5]。译者需要进行缜密的思维活动，发挥主观能动性，运用创造性的表达以尽可能达到最好的翻译效果。
译者主体性在翻译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He was the black sheep of the family”既可译为“他是家里的害群之马”，也可译为“他是家族中的败类”。“black sheep”是一个英文中常见的搭配，字面意思是“黑色的羊”，实际上指的是“a person who is different from the rest of their family or another group, and who is considered bad or embarrassing”。前以为译者采用“害群之马”这一在中文中常用的成语，与“black sheep”在文化和情感上都有相似之处。第二位译者采用了“家族中的败类”这一更为直接的表达，能够更加直接地传递出源语语言所携带的负面含义。由此可见，译者的选择反映了其主观层面对原文感情色彩及文化背景的理解，也反映了译者对目的语读者预期的判断。
3.3. 翻译的文学性
文学翻译不同于一般性文本的翻译，不但要传意，还要传形，更要传神。在文学翻译中，由于各国文学形式及文化背景的差异，达到对等是比较困难的。文学语言是文学作品的语言，是塑造文学形象，表达作品主题的工具，它与一般性语言有很大区别。有的读者很难完全理解文学文本的深层次含义，需要不断地揣摩与推测其含义。译者则更难在译文中传达出来文学文本的深层含义。另外有一些文学作品，意义晦涩，形象朦胧，其可译性极低，这种情况下实现对等则是难上加难。杨曼昕(2020)认为，如果译者按照功能对等理论的要求，在翻译过程中把读者对原文的理解放在第一位，可能会导致译文语言的简单化，甚至非文学化，丧失文本的艺术价值[6]。文学翻译本身的复杂性给翻译带来了难度。译者在处理文学作品的信息、句法、修辞以及风格等难以实现对等。从这个意义上讲，功能对等理论并不能完全满足文学翻译的要求。
莎士比亚的作品备受世界文学研究者的关注。梁实秋将“Shall I compare thee to a summer’s day? Thou art more lovely and more temperate”翻译为“我可能把你和夏天相比拟？你比夏天更可爱更温和”。这一翻译版本虽然能够准确传达出原文本所包含的信息，产生相似的读者反应，实现功能对等，但在文学性上有所缺失。源文本遵循了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韵律结构，即“ABAB CDCD EFEF GG”的韵脚排列，“day”和“thee”形成押韵，但译文中不存在押韵，失去了原文的韵律美；源文本节奏感很强，重音轻音交替出现，读起来朗朗上口，而译文中的节奏感大大减弱，没有了轻重音的交替；译文虽然保留了源文本的比较级，但中英语言结构的差异削弱了修辞的效果；受地理环境的影响，英国的夏天气候温和，与中国夏日的炎热截然不同，所以源文本把英国的夏日与可爱、温和的人相比是有共同点的，但翻译后换到中文语境下，读者很难将夏日与温和联系起来，在理解上就会产生偏颇，文学性大大削弱。
4. 结语
功能对等理论是奈达翻译理论的核心，有着坚实的理论框架和广泛的实践应用(王洁，2021) [7]。诸多翻译实践及翻译研究的成功凸显了该理论重要的实践价值与研究价值，为翻译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研究视角。翻译从业者在肯定该理论价值的同时也要意识到理论的局限性。
功能对等理论并非适用于所有类型的翻译，也非所有译者都必须遵循的原则。正如纽马克在对奈达理论的批判中所指出的，“对等只是一种理想目标”(张美芳，2005：p. 75) [8]。该理论未能充分考量某些因素，包括中西方文化差异、译者的主体性以及文学特质的保留。首先，固有的文化差异使得该理论所强调的完全一致的读者反应难以实现。其次，译者对原文的理解受自身知识视野、文化背景、情感色彩等主观因素影响，即便译文能够准确传递原文信息，也会因译者主体性的差异而呈现显著不同。再次，文学作品的语言因其独特的文学性而具有复杂性，其中的韵律、修辞、情感与象征意义难以通过翻译完整传递。在文学翻译中若单纯追求读者反应，难免会导致语言简化与文学特质的弱化，这不仅会降低文学作品的审美价值，还可能因文化差异引发误解。
基于上述分析，为增强该理论对翻译实践的指导价值，翻译从业者可以将功能对等理论与异化翻译策略相结合，在寻求相似读者反应的同时贴近源语，在不同类型文本翻译中适度发挥功能对等理论和异化策略，厘清二者在不同类型文本翻译中的主次之分，在保证忠实源文的前提下，实现源文本信息的创造性传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