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原发性肝癌(HCC)是全球范围内发病率和死亡率均位居前列的恶性肿瘤之一，严重威胁人类健康。在我国，由于乙型肝炎病毒的高感染率等因素，肝癌的疾病负担尤为沉重。选择最优的治疗策略对于改善患者的生存预后、提高生活质量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射频消融(RFA)、手术切除(LR)和肝动脉化疗栓塞术(TACE)是当前临床上治疗原发性肝癌，尤其是早中期肝癌的三种主要局部治疗手段。它们各自具有独特的适应症、技术特点、疗效以及伴随的风险。深入系统地对比分析这三种疗法的优劣、适应人群、并发症及长期生存结局，能为临床决策提供关键依据，实现治疗的个体化和精准化。本研究聚焦于此核心问题。文献资料来源于中国知网(CNKI)、万方数据等权威中文学术数据库，通过系统检索关键词“射频消融”、“手术切除”、“肝动脉化疗栓塞术”、“肝癌”、“对比”、“疗效”、“预后”、“复发”等进行搜集，并限定文献类型为期刊论文和学位论文。初步筛选后，共获得具有直接相关性的有效文献22篇，其中包括多篇高质量的Meta分析、大样本临床对比研究和详尽的综述，这些文献为本研究对比分析三种疗法的有效性、安全性及预后因素奠定了坚实的证据基础。
Abstract: Primary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HCC), one of the most prevalent malignant tumors globally in terms of both incidence and mortality, poses a significant threat to human health. In China, the disease burden of liver cancer is particularly heavy due to factors such as high hepatitis B virus infection rates. Selecting optimal treatment strategies is crucial for improving patient survival prognosis and quality of life. Radiofrequency ablation (RFA), liver surgical resection (LR), and transcatheter arterial chemoembolization (TACE) are currently the three main local treatment approaches for primary HCC, especially in early and intermediate stages of liver cancer. Each has unique indications, technical characteristics, therapeutic effects, and associated risks. A systematic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se three therapies’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target populations, complications, and long-term survival outcomes can provide critical evidence for clinical decision-making, enabling personalized and precise treatment.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is core issue. Literature sources include authoritative Chinese academic databases such as China National Knowledge Infrastructure (CNKI) and Wanfang Data. Through systematic searches using keywords like “radiofrequency ablation”, “surgical resection”, “transcatheter arterial chemoembolization”, “liver cancer”, “comparison”, “therapeutic efficacy”, “prognosis”, and “recurrence”, with the literature type restricted to journal articles and theses, we identified 22 relevant studies including high-quality Meta-analyses, large-scale clinical comparative studies, and detailed reviews. These studies form the solid evidential foundation for this study’s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efficacy, safety, and prognostic factors of the three therapies.
1. 射频消融(RFA)治疗肝癌的研究现状
射频消融作为一种微创、可重复的局部治疗技术，在肝癌治疗领域，特别是对于小肝癌和部分不耐受手术的患者中占据重要地位。近年来，围绕RFA的技术优化、疗效评估、并发症管理及复发预测等方面涌现出大量研究。
1.1. RFA的技术优化与疗效提升
彭梓婷和石统东(2024) [1]开展的超声造影引导RFA治疗肝癌疗效的Meta分析，综合多项研究数据，为超声造影在提高RFA精准性和疗效方面的价值提供了较高级别的循证医学证据，证实其能有效提升肿瘤的完全消融率。邹孟达和马宽生(2022) [2]从临床实践角度深入探讨“如何做好肝癌的射频消融术”，详细阐述了患者选择、影像引导(超声、CT等)、消融参数设定、布针策略、术中监护及术后评估等关键技术环节与操作要点，强调规范化操作是保障疗效和降低并发症的关键。
1.2. RFA的技术进展
在技术进展方面，储心昀等(2023) [3]综述了腹腔镜超声(LUS)引导下微波消融(MWA)在肝脏肿瘤治疗中的应用，指出LUS引导相较于经皮途径具有显示更清晰、可实时监测、能避免重要脏器损伤等优势，尤其适用于特殊位置(如邻近膈顶、胃肠、胆囊)或经皮路径困难的肿瘤，代表了微创消融技术的重要发展方向。
1.3. RFA术后的复发问题
RFA治疗后的复发问题仍是临床面临的重大挑战。李妹玲(2024) [4]通过Meta分析系统探究肝癌消融术后局部复发与早期复发的危险因素，识别出肿瘤大小(>3 cm)、肿瘤位置(邻近大血管或重要脏器)、消融边缘不足(<5 mm)、术前高水平甲胎蛋白(AFP)及肝硬化背景等是显著增加复发风险的关键因素，为术后密切监测和高危人群识别提供了重要参考。吴林鸿等(2022) [5]专门研究经皮RFA治疗肝癌术后复发的疗效及预后，表明对于复发病灶，再次RFA仍能取得一定的治疗效果，但需更严格的病例筛选和更完善的评估。
1.4. RFA术后的并发症管理
RFA术后并发症的管理同样受到关注。周艳磊等(2024) [6]重点观察并总结了RFA术后严重不良反应(如出血、肝功能急性损伤、邻近脏器损伤、感染、胸腔积液等)的护理要点，强调术前充分评估、术中严密监护和术后系统化护理对预防和及时处理严重并发症、保障患者安全至关重要。刘民强等(2022) [7]聚焦RFA术后中重度疼痛问题，经分析发现肿瘤位置深、消融范围大、手术时间长及患者焦虑程度高是术后发生中重度疼痛的独立危险因素，提示需优化围手术期镇痛方案并加强心理疏导。翁维艳等(2022) [8]探索局麻联合静脉全麻在超声引导下肝癌RFA术中的应用，认为该复合麻醉方式能提供更完善的镇痛镇静效果，提高患者术中舒适度和耐受性，同时保障必要的安全性。
2. 手术切除(LR)在肝癌治疗中的核心地位与对比研究
手术切除，尤其是解剖性肝切除，长期以来被视为可能治愈早期肝癌的首选方法。随着腹腔镜技术的飞速发展和普及，腹腔镜肝切除术(LLR)凭借其微创优势，在肝癌治疗中的地位日益提升，与RFA形成有力竞争。
2.1. LR与RFA的疗效对比
张小强等[9]直接比较经皮RFA与手术切除治疗直径 ≤ 3 cm原发性小肝癌的疗效，研究结果显示，尽管两种方法在总体生存率(OS)上可能相近，但在无瘤生存率(DFS)方面，手术切除组显著优于RFA组，提示手术切除在更有效控制肿瘤局部复发方面具有潜在优势。这一发现在张建平等[10]的研究中得到呼应，他们对比超声引导下经皮RFA与腹腔镜肝切除术(LLR)治疗小肝癌的效果，同样观察到LLR组术后复发率显著低于RFA组，进一步支持手术切除在降低肿瘤复发风险上的价值。
2.2. LR的长期预后及影响因素
董姝英等[11]的研究不仅对比了LLR与经皮RFA (PRFA)治疗原发性小肝癌的近期疗效(如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术后并发症发生率、住院天数)，还深入分析了两组患者的长期预后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LLR虽在手术创伤和近期恢复指标上可能不如PRFA微创(如手术时间更长、术中出血更多)，但在提供更长的无复发生存期(RFS)和总生存期(OS)方面展现优势；多因素分析进一步揭示肿瘤分化程度、微血管侵犯(MVI)及是否达到根治性切除是影响预后的关键因素。鲁晓政[12]在其硕士论文中专门对比研究了RFA与LLR治疗小肝癌的远期临床疗效，通过对长期随访数据(如3年、5年生存率)的分析，为LLR在提供更持久生存获益方面的优势提供了更长期的证据支持。谭海东等[13]的研究将焦点放在更小的肿瘤(直径 ≤ 2 cm单发肝癌)上，比较肝切除术(包括开放和腹腔镜)与RFA的预后，结论也倾向于肝切除术能为这类超早期小肝癌患者带来更好的生存预后。值得注意的是，曹俊秋[14]的硕士研究将对比对象扩展到符合米兰标准的复发肝癌患者，比较手术切除与RFA的疗效，结果表明对于复发性肝癌，若能进行根治性切除，手术切除仍可能提供优于RFA的生存结局，为复发性肝癌的治疗策略选择提供重要依据。
3. 肝动脉化疗栓塞术(TACE)及其联合治疗的角色
TACE作为中晚期肝癌的重要姑息性治疗手段，以及部分早期肝癌的辅助或桥接治疗，其作用不容忽视。
3.1. TACE单独治疗的疗效
单独应用时，卢传辉[15]较早对比了单纯TACE与经皮RFA (PRFA)治疗原发性肝癌的临床效果，结果显示，在近期肿瘤应答率方面，PRFA可能优于TACE。陈倩等[16]关注老年肝癌患者这一特殊群体，比较RFA与TACE治疗对肝血清学指标(如ALT、AST、TBIL等)的影响，发现TACE术后肝功能损伤通常较RFA更为显著，提示对于肝功能储备较差的老年患者，应用TACE需更加谨慎。
3.2. TACE联合治疗的探索
近年来，TACE联合其他局部治疗手段，特别是联合RFA，成为提升肝癌治疗效果的研究热点。徐杰[17]探讨了TACE联合RFA治疗肝细胞癌患者的临床效果，初步结果显示联合治疗在近期疗效(如肿瘤坏死率)方面可能优于单一治疗。刘明强[18]直接对比了RFA与TACE治疗复发性肝癌的效果，研究发现，RFA在控制复发病灶、改善患者生存方面可能优于单纯TACE。这一结论在苟豪贤等[19]开展的关于RFA与TACE治疗复发性肝癌效果的Meta分析中得到更高级别证据的支持，该分析综合多项研究数据，明确显示RFA在提高客观缓解率(ORR)、延长患者生存期(OS和PFS)方面均显著优于TACE。周翰宗等[20]的研究提供了联合治疗机制层面的证据，他们观察腹腔镜下RFA联合静脉化疗(实际常与TACE序贯或协同)对肝癌患者血清肿瘤标志物(如AFP、CA19-9)及预后的影响，发现联合治疗能更显著降低这些标志物水平，并改善患者生存期，提示联合治疗在系统控制和延缓肿瘤进展方面具有协同作用。更全面的比较来自唐伟桉[21]的硕士学位论文，该研究系统对比了单纯RFA、RFA联合TACE (TACE + RFA)和手术切除三种策略治疗小肝癌的疗效，结果显示，RFA联合TACE在生存获益上显著优于单纯RFA，且在某些情况下(如特定患者群体或肿瘤特征)可接近甚至媲美手术切除的疗效，凸显了联合治疗策略的巨大潜力。马国安[22]虽较早探讨了RFA与TACE在肝转移癌中的应用，但其关于两种方法特点(RFA局部毁损vs TACE区域控制)的阐述，对理解二者在原发性肝癌联合治疗中的互补性仍有参考意义。
4. 总结
4.1. 现有研究的特点与趋势
综上所述，现有关于射频消融(RFA)、手术切除(LR，尤其是腹腔镜LR)和肝动脉化疗栓塞术(TACE)治疗原发性肝癌的文献呈现出丰富且深入的研究图景，具有鲜明的特点与发展趋势。在研究特点方面，大量高质量对比研究(尤其是针对小肝癌)和不断增加的Meta分析为临床决策提供了日益坚实的证据基础，显著提升了证据级别。研究焦点高度集中于三种核心治疗方式的疗效对比(如总生存期OS、无瘤生存期DFS/RFS、复发率)、安全性(并发症种类与发生率)及影响预后的关键因素(肿瘤大小、数目、位置、血管侵犯、肝功能等)。值得注意的是，联合治疗策略(尤其是TACE + RFA)的探索成为近年来的重要趋势，多项研究表明其疗效显著优于单一手段，且可能接近手术切除的效果，为无法手术或追求更优疗效的患者提供了新方向。同时，微创化和精准化是技术发展的主旋律，腹腔镜肝切除术(LLR)的广泛应用以及各种影像引导技术(如超声造影、腹腔镜超声)支持的精准消融(RFA/MWA)，显著提升了治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在并发症管理方面，研究也更加系统化，涵盖了疼痛控制、肝功能保护、严重不良反应的预防与护理等环节。
4.2. 现有研究的不足与空白
然而，现有研究仍存在诸多不足和空白。首先，针对老年、肝功能Child-Pugh B级或临界、合并严重肝硬化等特殊脆弱人群的专门研究相对匮乏，而这部分患者的治疗选择尤为困难且关键。其次，大多数对比研究，特别是关于手术切除与消融的对比，随访时间仍不够长，缺乏10年乃至更长期的生存数据，难以全面评估不同疗法的终极疗效差异。第三，研究视角存在局限，对患者治疗后的生活质量(QoL)、功能恢复状态、治疗成本效益比(Cost-effectiveness)等关乎患者全面获益的维度关注度严重不足。第四，在联合治疗领域，对于不同联合模式(如TACE与RFA的时序安排：序贯还是同期？)、最佳适应人群、长期安全性以及与其他新兴疗法(如靶向、免疫)的联用探索仍处于初步阶段，缺乏高级别的优化研究。最后，尽管有研究(如李妹玲[4])探讨了复发风险因素，但能够前瞻性指导个体化治疗选择的预测模型或工具的研究和应用仍然稀缺。
4.3. 未来研究方向
基于现有研究的不足，未来的研究应重点关注以下方向：系统整合现有证据，特别关注最新高质量的Meta分析和长期随访研究，对RFA、LR (开放与腹腔镜)、TACE及TACE + RFA在治疗不同阶段(初治、复发)、不同特征(大小、位置、数目、肝功能)原发性肝癌中的疗效与安全性进行更为全面和更新的网状对比分析；重点聚焦特殊人群(老年、肝功能储备差)的治疗选择困境，深入分析现有数据，提出针对性的治疗建议；加强对患者报告结局(PROs)的重视，纳入与健康相关生活质量(HRQoL)相关的指标进行评价，以更全面地衡量不同治疗方式的整体价值；深入剖析影响不同治疗方式(尤其是手术切除与消融)预后的关键因素，探索构建个体化治疗选择的预测模型或决策辅助工具的可行性；对联合治疗(尤其是TACE + RFA)的现有证据进行系统梳理和评估，明确其最佳适应症、实施方案(时序、技术细节)以及相对于单一疗法的绝对优势人群，为临床推广提供更精细化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