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在全球化与多元文化碰撞的时代背景下，文学作品中的异国形象能映照出不同文化之间交流的状况，让我们从中了解到不同文化的特点、差异以及相互之间的影响。比较文学形象学理论强调，“形象”的认知功能处于“再现”与“想象”之间，即透过“异国形象”或“异国描述”所呈现出来的异国之各种内蕴，既非认识论意义上的“真实复制”，也非毫无根据的胡乱猜想[1]。瓦・拉斯普京作为当代俄罗斯文学的重要作家，1974年发表长篇小说《活下去，并且要记住》获1977年苏联国家奖金，1985年出版小说《火灾》于次年再次荣获苏联国家奖金，确立了其在俄罗斯文学中的重要地位，享誉世界文坛。2003年，拉斯普京发表其人生中最后一篇长篇小说——《伊万的女儿，伊万的母亲》，在中国反响深刻，并获得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和外国文学学会主办的第三届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奖。其作品《伊万的女儿，伊万的母亲》中对中国的书写，展现出作者基于俄罗斯文化与自我感受的中国想象。相较于其它俄罗斯作家，如托尔斯泰、冈察洛夫等通过实地访问或浓厚的兴趣和研究，构建起全面的中国图景，瓦・拉斯普京中国书写并未像他们那样，其笔下的中国素材更多是片段化的，如商品市场中的的吆喝买卖、三两朋友间的饭后闲聊等。正是在这些琐碎的细节中，展现了瓦・拉斯普京对中国的固有认知，同时也揭示了中俄文化交流中所存在的理解差异以及两国文化相互融合的趋势。比较文学形象学并不关注或追究这种塑造或描述的真实性和可靠性，并不在乎原型和重塑形象之间存在多大的差异，它所关心的是作家塑造异国、异族形象时的个体因素、社会因素和文化背景因素[2]。因此，本文将运用比较文学形象学的理论，从瓦拉斯普京作品中对中国人和中国物品的描绘这两个维度出发，分析这些形象的特征并总结影响其塑造的因素。
2. 书中的中国形象及构成特点
在跨文化研究领域中，文学作品中的异国形象往往折射出特定时代与社会语境下的认知与偏见。本书中所构建的中国形象呈现出鲜明的多元性特征：一方面，作者将中国描绘成一个有经济活力和吸引里的现代国家，将中国人描绘为既有智慧，又凭借灵活的思维能力和勤奋的品质在社会发展中创造价值的群体；另一方面，又将中国人描绘成精明的商业活动从事者，将中国物品刻画为“物美价廉质量欠佳”的刻板印象，这种矛盾性塑造既包含对中国创造力与劳动价值的认可，却也暗含俄罗斯文化视角下对中国产品的片面认知。
2.1. 中国“国家”形象
“在新时期里她拖着大行李箱乘火车乘飞机，跑中国跑韩国，还跑了一两趟土耳其，先给儿子买了一套房子，后来又给女儿买了一套，开始独自在一套宽敞的老式两居室房子里过上老爷般的生活。”[3] (p. 133)此处将中国与韩国、土耳其等国家并列提及，反映出当时的中国在国际上是一个具有一定经济活力和吸引力的国家，是人们愿意前往开展经济活动的地方。这从侧面反映出中国在新时期经济的发展，在国际经济交流中占据着一定的位置，吸引着国外民众前来，可能涉及贸易、旅游或其他经济相关活动。主人公频繁奔波于不同国家，“先给儿子买了一套房子，后来又给女儿买了一套”，说明她通过这种跨国的活动获得了一定的经济收益，能够改善家人的生活条件。她到中国来可能是参与了一些经济活动并从中获利，这也体现出当时人们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往来，而中国在其中是一个重要的参与对象，为人们提供了实现经济目标的机会。
2.2. 中国“人物”形象
在书中，中国人多次出现在经济领域的活动中，积极投身当地的商品交易。例如，书中提到，“父亲没什么资本，却占一半的股份，这时杰明可怜父亲，想出了一个主意：租一辆小货车让父亲开，为他和那些同他关系密切的中国市场附近的小商店运送批发的货物”[3] (p. 194)。这一描述展现出中国人在当地构建起了商业网络，与当地人形成了紧密的经济合作关系。“父亲”参与到和中国市场相关的商业活动里，租小货车为中国市场附近的小商店运送批发货物，这体现出中国人在当地商业体系中积极参与货物运输、贸易合作等活动，彰显了中国人在商业方面的活跃度以及对商业机会的敏锐把握。
从形象特质来看，“把自己当成主人，意识到自己的力量与权利”的描述体现出中国人对权力的敏锐感知与主动利用的特点，他们虽然在异国生存与打拼，却并未因身处异乡而谨小慎微、谦卑退让，反而以主动的姿态看待世界，意识自身拥有超越他人的力量与权力，将个人意志置于命运的安排之上，试图在陌生环境中建立起有利于己的秩序。
此外，书中还赋予了中国人“狡猾”的特点，比如，文中描述“中国人比较狡猾”[3] (p. 87)，“白天他来到卖‘殖民地’商品的市场，站在一边，带着奇特的表情久久地观察着微笑的中国人和阴沉的高加索人。他们已经张开了一个蛛网，当地的老实人非常轻易、非常愚蠢地就陷进去了”[3] (p. 186)。然而，这种描述是一种的文化误读与偏见投射，本质上体现的是作者因文化隔阂与主观臆断，将中国人在异乡谋求，生存发展时展现出的坚韧、智慧与策略性，事实上，作者笔下所谓的“狡猾”，或许是中国商人在复杂商业环境中展现出的生存智慧与策略能力。
2.3. 中国“物品”形象
在书中的多个场景里，都体现出中国商品在当地市场有着一定的流通性。例如，“那个高加索人得知她们是售货员，没货可卖，正在找工作，就建议她们去找他的表兄弟，那个表兄弟正在找她们这样的人，因为他急着出手一大批中国货”[3] (p. 15)，这表明中国货在当地存在市场需求，中国人在当地商业活动中承担着货物提供者的角色，是商品贸易链条中的重要一环。
此外，中国商品凭借其价格优势和实用性，在当地市场占据了一定的份额。例如，“琳琅满目，价钱便宜的中国货大世界”同时也反映出中国商品丰富多样且价格亲民，满足了当地民众的日常需求，这体现出它们的实用价值。此外，文中“又短又薄，走风漏气的中国羽绒服”的描述将“中国制造”常与低质量相连接，文中提到的“琳琅满目，价钱便宜的中国货大世界”，虽然展现了商品的丰富多样，但作者特意用“破洞”形容衣服、用“嘶哑充血的细嗓子”描述推销玩具的场景，进一步强化了质量欠佳的印象。
除了展现出的实用价值的物品特质，中国物品还被赋予了文化符号的意义。绿茶作为中国的代表性饮品，在文中就不仅仅是一种普通饮品，更是中国文化的象征。在《伊万的女儿，伊万的母亲》出版期间，《新民晚报》中写道：俄罗斯人喜欢喝茶胜过喝咖啡，而且喜欢在饭后喝红茶加甜点，因此，最近台湾产的“乌龙茶”，成为最受俄罗斯人欢迎的圣品。且莫斯科最近还盛行“功夫茶”。要改变俄罗斯人喝红茶的传统习惯并不容易[4]。这都表明文化交流正改变俄罗斯人的茶饮习惯，中国茶文化在俄罗斯影响力渐大。
俄罗斯人喜爱饮茶，尤其钟情红茶，在俄语里红茶被称为“黑茶”。他们喝红茶时，习惯添加果酱、糖、柠檬片、炼乳或牛奶等，与中国人注重茶叶本身醇香甘甜的品茶方式不同。但书中写道“后来他们喝滚烫的绿茶，女主人的这种口味是从中国带回来的，任何其他口味的东西她已经瞧不上眼”[3] (p. 147)，这里描写女主人对中国绿茶喜爱的细节表明中国茶文化已渗透入她的生活，改变了她的口味偏好，暗示中国茶文化在俄罗斯社会的传播和盛行，并且她将中国的绿茶当作更高级别的饮品，也表突出中国文化的独特性和优越性，反映当时的社会心态。
3. 影响中国形象塑造的主要因素
3.1. 社会集体想象物的影响
一个作家(读者)对异国现实的感知与其隶属群体的集体想象总是密不可分的。一般说来，人们主要通过阅读作品或者其他传媒来了解和感知异国。即使有机会亲赴异国，作为社会中的人，他们与具体的社会、历史语境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自觉不自觉地都会在这种文化大背景中来读解异国[5]。
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中的“中国形象”，丰富多彩。普希金在《叶甫盖尼・奥涅金》中提及中国的青花瓷与茶炊；冈察洛夫在《巴拉达号三桅战舰》中用鲜活的语言描绘了中国人形形色色的日常生活画面。作家们从不同的认知角度进行了或者客观、或者臆想的描述，中国形象总体上是正面的，是勤劳、务实的国度，中国发明了纸张、丝绸、瓷器、火药、指南针等物质文化产物，为世界文明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中国人是善良的，朴实的，他们尊师敬长，热爱生活，热爱劳作，喜好干净整洁，鄙视粗俗礼之辈[6]。
到了二十世纪上半叶中苏两国基本保持友好关系，此时俄罗斯文学中有关中国的描写多为正面形象，很少看到负面评价。如西蒙诺夫《战斗着的中国》纪实性展现中国解放军解放战争中英勇无畏、纪律严明，刻画中共将领朴素形象及解放军带来新秩序；古米廖夫笔下中国形象多元，流露对中国文化历史的兴趣与肯定。他们力图呈现一个更为真实的中国形象，而这些作家笔下中国形象的共同点反映20世纪上半叶俄罗斯作家对中国现实的真实追求[7]。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也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的国际形象[8]。中国制造的以价格优势打开国际市场，上世纪90年代，俄罗斯远东地区的边境贸易中，大量中国轻工业品涌入，包括服装、玩具、日用品等，这些商品因物美价廉受到俄罗斯普通消费者欢迎。但是对于中国的矛盾态度在现实中也有迹可循，新形势下中俄经贸关系发展的一个特点是由于生产结构的调整和技术水平的提高需要相当长时期，短期内难以实现根本性转变，因此未来5~8年中俄两国商品贸易的品种结构难以发生实质性变化，仍然是：中方以劳动密集型商品与俄方的资源密集型产品的贸易[8]。
瓦拉斯普京《伊万的女儿，伊万的母亲》一书中，对中国形象的描述既包含历史文化记忆的延续，也融入了后苏联时代的社会语境与中俄关系的新变化。一方面，作品延续了俄罗斯文化传统中对中国人民“勤奋、聪明、精明”的认知，这种印象根植于中俄两国漫长的边境交往史与俄罗斯汉学传统。自18世纪比丘林等汉学家系统译介中国典籍以来，“勤劳智慧的东方民族”形象便逐渐沉淀为俄罗斯文化集体记忆的一部分；而近代边境贸易中，中国劳动者展现的生产能力与商业智慧，进一步强化了这一认知。另一方面，后苏联时代的地缘政治重构与社会转型困境，为中国形象注入了新的复杂意涵。在作品中，中国人一方面，他们被刻画为活跃的商业参与者，积极投身于当地的经济活动，展现出强大的商业活力与进取精神，这无疑具有积极意义；但另一方面，作品中又赋予了他们一些带有批判色彩的特质，从“出手一大批中国货”的商人，到掌控市场网络的“狡猾”角色，作者笔下的中国人成为了精明且带有威胁性的经济主体。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显示，2000年至2004年，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GDP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14.3%，仅次于美国的30.9%，排名第二。作者在书中将中国商人的商业智慧以一种归结为负面特质，折射出俄罗斯人和社会面对中国经济影响力扩张时的复杂心态。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经历经济衰退与身份认同危机，而中国快速崛起形成鲜明对比。在此背景下，作品中“狡黠、具有威胁性”的表述，本质上是俄罗斯社会焦虑情绪的投射。边境贸易摩擦、劳动力流动等现实问题，被文学话语放大为对中国“扩张性”的想象，折射出后苏联时代俄罗斯在经济竞争压力下的安全感缺失，以及对自身国际地位变迁的深刻焦虑。
这种矛盾性书写，既体现了历史认知的延续性，也揭示了现实语境对文学形象建构的重塑作用。
3.2. 观察者文化心理的表征分析
《伊万的女儿，伊万的母亲》的创作时期正值俄罗斯社会复杂的转型与恢复阶段，随着中俄文学交流的不断深入，瓦・拉斯普京对中国文学有了更多的接触和了解。作者在创作中提及和探讨中国文化元素，虽然文中没有直接描述中国人主动传播文化的行为，但文化元素已在悄然渗透，且与经济形象形成对照——中国文化的传播呈现出柔和的渗透姿态。女主人对中国绿茶的偏爱，象征着中国文化元素在俄罗斯日常生活中的浸润，暗示中国不仅是物质商品的输出者，更是文化价值的传播者。然而，作者没有深入叙述中国人主动传播文化的内容，文化传播的呈现多停留在表层，这反映出俄罗斯对中国文化认知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中国商品在当地市场的存在和流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力。这种物质性与象征性的交织的文化符号的出现，突破了单纯从物质层面描绘中国物品的局限，揭示出其在跨文化交流中所承载的深层意义。
作者对中国读者接受其作品的欣喜，以及对中俄文学交流的肯定，展现出友好的一面。瓦拉斯普京说道：“如今我的新书被推荐给中国读者，我自然感到高兴。让我更加感到高兴的是，该译本乃是世界上惟一的译本；正如汇集了我近年来的短篇小说的那本书，除去几个俄罗斯版本外，只在中国得到出版……”[3] (p1)。这表明中俄文学之间存在着相互欣赏和支持的关系。这种文学交流使得俄罗斯作家能够更深入地了解中国的文学创作理念、文化内涵和社会背景，从而在创作中能够以更客观、理性和友善的态度看待中国。
“那么究竟原因何在？中国同大家一样，甚至比大家更理智，更迅捷，但在文学上则按兵不动，读者在专注而微笑地读书，不必因羞怯和恐惧而移开视线。”[3] (p3)从这段文字对中国的描写中，可以读出作者认为中国在文学上“按兵不动”，读者能专注而微笑地读书，不必因羞怯和恐惧而移开视线，这暗示了中国文学有着一种平和、纯粹的特质，让读者能够在阅读中获得宁静与享受。同时，作者提到中国“从正面拒绝接受文明世界那种喧嚣的而怪异的文化”，表明作者赞赏中国对自身文化的坚守和对不良文化的抵制，认为中国在文化选择上有着理智和清醒的态度。作者设想如果中国近十三亿人中不少于十亿读者都能用“善良而纯洁的榜样，用悲悯和热爱劳动，用大自然之美和人的灵魂之美，用睿智而深刻的语言，用热爱自己土地和自己传统的榜样来教育”，那么中国文学将具有巨大的教育意义和价值。这体现了作者对中国文学所蕴含的美好品质和教育功能的高度认可，相信中国文学能够培养人们的美好品德，传递积极向上的价值观。
作者认为以中国文学为代表的这种充满美和教益的文化，如果能与俄罗斯尚未被恶掌控的数百万人以及西方一些得到拯救的人，还有伟大的东方和其他世界相结合，将会形成一个新的文明，一个坚决拒绝书籍中和所有其他艺术中恶的文明。这表明作者将中国文化视为构建新文明的重要力量，对中国文化在全球范围内推动文明进步寄予了厚望，认为中国文化所倡导的爱和美能够战胜强大的恶，为世界带来积极的改变。文中“倘若它得以实施，我会感到幸福。我准备尽力帮助其实施”[3] (p. 3)，表达了作者对中国文化所蕴含力量的向往和积极投身于传播中国文化、构建新文明的决心，进一步凸显了作者对中国文化价值的高度重视和对其在世界范围内发挥积极作用的热切期盼。
中国在经济、科技、文化等领域取得的巨大成就，也改变了俄罗斯注视者的态度。文中作者提到“不，不能说是沉睡——这是一个正在紧追美国的蓬勃发展的国家，那里有空前的建设高潮，有向宇宙的迈进，以及十三亿的人民。”[9] (p. 2)这显示出作者对中国发展成就的关注和认可。中国在航天领域的突破、经济的高速增长等成就，让俄罗斯社会对中国刮目相看，这种对中国实力的认可，使得俄罗斯文学作品中对中国的描绘不再仅仅局限于传统的、片面的形象，而是开始展现中国新时代的、更具创新视角的一面，体现出注视者态度的逐渐友善。本书作为拉斯普京的最后一篇小说，也是拉斯普京对中国书写的开始，这其中是否暗含了作者对中国在思想和态度上的转变？还有待更细致的考证和研究。
4. 结语
瓦・拉斯普京《伊万的女儿，伊万的母亲》里的中国形象呈现出立体多重的特点：中国人既是精明的经济参与者，又是潜在的文化盟友；中国物品既承载着实用价值，又蕴含着文化隐喻。这种形象的形成，是社会集体想象物在二十一世纪历史延续的部分构成、也是注视者在二十一世纪里文化视角的转变。而文学中这种对“他者”的复杂书写，恰恰为现实中的跨文化交流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认知范式——我们可从三个层面将文学启示转化为实践路径。
第一，以文学形象为参照，在现实交流中建立“双向解码”机制。小说中中国物品的实用价值与文化隐喻的双重性，提示我们在跨文化互动中，需避免对他者文化符号的单一解读。例如，在中俄经贸合作中，对于中国商品，既要看到其作为经济载体的实用属性，也应主动阐释背后的中国制造理念与文化内涵；同理，对待俄罗斯的文化产品，也需超越表面的艺术形式，理解其蕴含的历史情感与民族精神，通过这种双向的深度解读，减少因符号误读产生的认知偏差。
第二，将文学中异国形象的“立体性”转化为跨文化交流的“包容性”实践。小说中中国人既是经济参与者又是文化盟友的双重形象，反映出不同维度认知的共存。在当代交流中，可借鉴这种立体视角，推动多领域的融合互动。比如，在“一带一路”框架下的中俄合作项目中，不仅关注能源、基建等经济领域的合作成果，更要同步开展民间文化交流活动，如中俄地方文化节、青少年研学旅行等，让经济合作的“精明”与文化交流的“友好”相互印证，形成对彼此国家形象的完整认知，消解单一维度认知带来的偏见。
第三，以文学中的“认知转变”为契机，构建动态的文化认知更新机制。小说中中国形象所体现的社会集体想象物的延续与文化视角的转变，说明异国认知并非一成不变。在当代，可通过建立常态化的文化对话平台，如中俄学者联合研究项目、媒体互访计划等，及时捕捉并回应双方在文化认知上的新变化。当出现如文学作品中类似的认知偏差时，能通过学术研讨、媒体澄清等方式进行修正，使双方的文化认知始终与现实发展相契合，确保跨文化交流在准确认知的基础上持续推进，最终实现两国文化在互懂互信基础上的共同繁荣。
在全球化语境下，理解文学中的异国形象不仅是对他者的认知，更是对自我文化身份的反思，为我们提供了观察中俄跨文化交流中认知偏差与交融可能性的窗口，帮助推动两国实现文化互鉴与共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