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红色文化作为党的百年奋斗伟大实践中形成的宝贵精神财富，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习总书记谈到我们要用好红色资源，传承好红色基因，把红色江山世世代代传下去。2022年重庆发布《重庆市红色资源保护传承规定》，对红色文化资源起到重要支撑作用。在此背景下，语言景观作为社会语言学的前沿领域，为红色文化的解码提供了全新的视角。语言景观聚焦于公共空间中语言符号的呈现方式及其背后的社会意义。自Landry与Bourhis (1997)提出语言景观的经典定义以来，学界普遍认为其不仅是信息传递的载体，更是权势关系、身份认同与意识形态的映射[1]。语言景观通过标牌的语言选择、置放方式与符号设计，能够塑造场所情感，影响公众的认知与行为[2]。红色文化的传播与弘扬也日益借助语言景观这一形式，深入人心、润物无声。通过对红色文化元素在语言景观中的呈现方式进行系统研究，有助于增强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落地生根。
学者们过往已经从不同角度对语言景观进行了研究。例如，城市文明标牌通过倡导性话语与视觉符号，构建和谐有序的情感氛围[3]；旅游景区则借助多语标识与历史符号，传递国际化与地方化交织的文化认同[4]。这些研究揭示了语言景观在情感传递中的核心作用，即通过符号实践将抽象的社会价值观转化为可感知的情感体验。尽管语言景观的情感维度逐渐受到关注，但是现有研究仍存在两点局限：其一，重计量轻解读。研究者更多地倾向于阐述各类标牌的数量及占比情况，对其背后的文化缺乏深入分析。其二，对于语言景观的研究，我国学者对其的研究重点多集中于语言规范和外语使用错误等方面，对具有特殊历史文化意义的景观关注不足。红色文化景观(如革命遗址、纪念场馆)作为承载集体记忆与民族精神的重要场域，其语言标牌、纪念碑文与视觉符号构成独特的情感网络，亟待更多的探索。
本研究将聚焦于社会符号学理论，基于重庆歌乐山革命纪念馆，从元素的分布特点、情感信息的蕴含以及游客的情感认知态度三个维度对红色语言景观进行探讨。本研究不仅有助于深化对红色语言景观情感功能的理解，也为红色文化传播路径的优化提供理论支持。通过情感视角的切入，亦可丰富语言景观研究的内涵，拓展其在文化传播与认同建构中的应用价值。
2. 文献综述
“语言景观”这一术语最早由Landry和Bourhis在1997年提出，指的是在一定地理区域中，所有公共场所中语言符号(如标识、告示、广告、商铺牌匾等)的集合[5]。作为社会语言学、应用语言学与符号学等交叉研究的前沿领域，语言景观反映出语言使用的现状与格局，同时承载着文化传播、社会认同、政策导向等多重功能。随着全球化与城市化进程的推进，语言景观逐渐成为观察社会语言变迁与语言政策实施效果的重要窗口。研究者从不同视角对语言景观进行了多维度探讨，逐步形成了内容丰富、理论多元的研究体系。综观现有成果，学者们主要从以下五个主题对语言景观展开研究：英译问题、文化传播、语言经济学、语言规划以及多模态研究。
语言景观中的英译质量直接影响着城市国际形象与文化传播的效果。陈元飞(2019)通过大慈恩寺简介的翻译个案研究指出，景观翻译常以“减编增改”的策略重构译文，旨在实现高效的信息传达[6]。方佳(2015)调查了常州市道路名称的公共标识英译方式，发现其译法存在多样性，并建议采用双语注释增强历史与现代的文化呈现[7]。刘琳红等(2017)以南宁为例，分析公示语翻译中的不规范现象，倡导从交际翻译的角度提升语言准确性与可接受性[8]。陆松增(2018)聚焦广西左右江红色旅游景区，指出其英译在语法、标点及表达方面存在不足，强调应结合翻译原文内容，选择灵活多样的翻译策略以实现“信、达、雅”[9]。这类研究共同凸显了翻译在语言景观中的基础性作用，也揭示出当前翻译实践中仍待完善之处。
语言景观不仅具有信息功能，还肩负着文化教育与传播的重任。张艳翠(2019)明确指出语言景观在文化传承、教育与交流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建议开发其在汉语国际传播中的潜力[10]。吴佳静(2022)以杭州历史街区为例，通过问卷与访谈，分析留学生对语言景观的文化感知，提出语言景观与中文教学融合的文化传播路径[11]。赵振华(2022)研究恭城瑶族博物馆语言景观的译写问题，强调其对民族文化国际传播的积极意义[12]。这些研究均表明，语言景观作为文化符号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在跨文化传播中发挥桥梁作用，尤其适用于旅游区和教育场所的文化输出。
语言景观中的语言选择往往受经济利益驱动。尚国文(2016)以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为例，从“成本–效益”“工具理性”等角度解析官方与私人标牌语言选择的差异[13]。杜淑旗(2019)则在阳朔进行实证研究，提出语言景观作为视觉消费的一种，其建构反映了语言资源的投资与利用[14]。李双双(2020)通过北京旅游区的调研，指出私人标牌受经济动因驱使更偏向英语，而官方标牌强调政策导向[15]。以上研究从经济学角度为语言景观赋予新的解释框架，强调语言既是文化工具，也是一种具备市场价值的资源。
语言景观是语言政策实施的外化表现形式，也是语言管理效力的体现。张红军与吕明臣(2019)认为中小城镇语言景观应兼顾国家主导语言与地方特色，强调语言规划的战略意义[16]。孙悦(2020)通过对北京市典型街道的研究，运用三维空间理论揭示不同功能街区的语言选择规律[17]。郝力珠(2023)则以武汉历史文化街区为例，结合公众感知、政策解读和符号学分析，发现政策与实践间存在一定偏差[18]。三者均指出，有效的语言规划应在规范与多样、传统与现代、功能与美学之间寻找平衡点，以提升语言景观的公共价值与文化内涵。
多模态研究关注语言景观中除文字外的图像、色彩、布局等视觉要素。张景霓与王佳赫(2022)提出旅游语言景观具备文化性、地方性与现代性，应通过多模态设计激活文化表现力[19]。毛力群与朱赟昕(2020)对义乌淘宝村语言景观的模态过程、互动关系进行分析，拓展了语言景观在农村电商语境下的研究范畴[20]。赵学清与刘洁琳(2022)研究澳门的多语现象，指出其模态选择反映出身份认同与价值观[21]。多模态研究弥补了传统语言景观分析的单一性，更加真实、全面地展现了语言景观的社会意义与传播效果。
总体而言，当前语言景观研究已涵盖翻译策略、文化传播、经济动因、政策执行与多模态呈现等多个研究路径，逐步形成了多元理论支撑与实践探索并重的研究格局。研究者从语言规范、文化输出、符号功能、城市规划等角度出发，对语言景观在社会治理、国际传播与城市形象塑造中的作用给予了高度关注。然而，现有文献总体上仍存在一定的结构性偏向，即过于聚焦语言景观的功能性与制度性维度，较少深入探讨其所承载的情感意义与叙事价值。尤其在红色旅游语境下，语言景观作为承载国家记忆与集体情感的特殊媒介，其如何通过多模态符号构建历史氛围、唤起游客的情感共鸣与文化认同，尚缺乏系统化、经验性的研究支撑。更为突出的是，当前多数研究方法仍以描述性文本分析为主，缺乏跨层次、跨模态的理论整合与定量测量手段，未能有效建立“语言景观–情感信息–游客认知”之间的逻辑联动与数据支撑机制。因此，亟需引入如社会符号学、多模态话语分析等更具解释力的理论工具，并结合定量调查、视觉分析与用户研究等方法，以实现对语言景观情感机制的深层建构与多角度揭示。
本文基于社会符号学理论视角，选取重庆歌乐山革命纪念馆作为研究案例，结合视觉语法的核心分析要素，尝试从更具系统性与解释力的理论框架出发，对红色语言景观中的情感传递过程进行深入探究。视觉语法强调图像的布局、色彩、视线方向等视觉符号要素在意义构建中的作用，能够有效揭示视觉传播中的情感潜势与意识形态表达(Kress & van Leeuwen, 1996) [22]。研究在方法上采用定性走访与定量统计相结合的混合路径，通过实地考察、图像采集、语言符号解码与访谈数据分析，围绕景观元素的空间分布、视觉符号的情感蕴含以及游客情感反应三方面展开分析。尤其在分析过程中，注重对色彩配置、文字布局、图文关系等多模态元素的细致解读，以揭示语言景观如何在特定语境中引导情感感知与文化认同的形成。通过这一理论与方法的结合，本文力图回应红色语言景观研究中长期存在的理论运用不足与实证空缺问题，进一步推动语言景观研究向更加结构化、情感化与体验化的方向发展。
3. 方法论
3.1. 研究设计
本文基于社会符号学理论，以重庆歌乐山革命纪念馆为核心案例，采用混合式研究方法，从元素的分布特点、情感信息的蕴含以及游客的情感认知态度三个角度来探讨以下三个问题：
问题1：重庆歌乐山革命纪念馆红色语言景观呈现了哪些特点？
问题2：重庆歌乐山革命纪念馆红色语言景观传递了哪些情感？
问题3：游客对重庆歌乐山革命纪念馆红色语言景观的情感认知态度如何？
3.2. 受访者
本研究为确保研究结果的可靠性与数据来源的真实性，在遵循受访者知情同意原则的基础上，招募具有重庆歌乐山革命纪念馆参观经历的调研对象。研究样本共计20人，采用分层抽样方法形成均衡样本结构：外地游客与本地游客各10人。样本人口统计学特征呈现以下分布规律：性别维度女性占比70% (14人)，男性30% (6人)；年龄结构以青年群体为主，18~22岁占比达50% (10人)，25~35岁占40% (8人)，35岁以上占10% (2人)；教育程度方面，本科以下学历者占40% (8人)，本科学历者55% (11人)，研究生及以上学历者5% (1人)。该样本结构兼顾群体代表性与特征差异性，为研究提供多维度的分析基础。
3.3. 研究工具
随机访谈20名游客，访谈问题主要集中在几个关键领域：① 对景区内语言标牌数量、语种、信息种类的总体印象；② 语言标牌语种选择的态度如何；③ 游客参观时对语言标牌引发的情感反应。本研究严格遵循伦理规范，向参与者全面介绍了研究目的和流程，保证其匿名性和保密性，并告知他们可随时退出研究且不会受到任何影响。
3.4. 数据收集
本研究的数据收集分两个主要阶段进行，第一阶段通过实地考察采集的照片，然后进行信息分类。在第二阶段，研究深入探究了歌乐山革命纪念馆语言景观中人们对红色文化的看法。通过半结构化访谈，对10名本地游客和10名外地游客进行了调查，这些受访者是通过目的抽样法选取的，以确保涵盖不同类型游客群体。访谈过程中使用普通话或重庆方言进行。
3.5. 数据分析
本研究通过三层架构进行数据分析。首先，对收集到的图片进行了全面的分类整理，去除重复和质量不佳的图片，最终得到220张有用图片作为核心分析样本。其次，基于第一个研究问题的诉求，采用定量分析的方法，从语码组合和色彩搭配两个维度进行分析。随后，研究人员分析了这些图片蕴含的情感，以回应第二个研究问题。最后，针对第三个研究问题，对访谈数据进行了转录、编码分析，以呈现本研究的最终结论。通过层层递进的分析，定量与定性相结合，实现了对语言景观的多模态分析，确保了研究结论的理论严谨性和应用价值。
4. 研究结果
4.1. 语言标牌元素分布的特点
4.1.1. 语码组合
经数据分析整理发现，歌乐山革命纪念馆的语言标牌上选用了中文、英语、俄语、日语、韩语五种语言。其中单语标牌仅汉语，双语标牌采用中文 + 英语的形式，多语形式包括中英日韩和中英俄日韩两种组合形式。通过对语言景观中语种的数量分析，从表1中可以得出在歌乐山革命纪念馆的红色语言景观中，中文标牌占比55.45% (122次)，该数据表明在此语言景观中中文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符合区域语言政策及红色文化传播需求，展现了文化自信。其次是中文和英语的双语结合偏多，占比达39.55% (87次).凸显了国际化语境下英语作为辅助通用语的功能定位，是链接不同文化的重要桥梁，服务于跨文化交流与对外形象塑造。此外，多语组合整体占比仅5%，其中中文 + 英语 + 日语 + 韩语占0.45% (1次)，中文 + 英语 + 俄语 + 日语+ 韩语仅占4.55% (10次)。多语的低频出现可能受限于实际受众需求或空间信息承载能力，暗示超三语组合的应用场景高度特定化(如历史渊源)。
Table 1. Language combination
表1. 语码组合
语种选择 |
组合形式 |
次数 |
百分比 |
单语 |
中文 |
122 |
55.45% |
双语 |
中文 + 英语 |
87 |
39.55% |
多语 |
中文 + 英语 + 日语 + 韩语 |
1 |
0.45% |
中文 + 英语 + 俄语 + 日语 + 韩语 |
10 |
4.55% |
4.1.2. 坚韧不拔的传承与象征
语言标牌的呈现不仅涵盖信息方面，同时还有色彩的搭配。通过实地调研发现，该馆在色彩系统建构中展现出严谨的设计思维，如表2所示：展板主色系以象征革命热血的红色(占比49.3%)为核心，辅以沉稳的黄色(35.35%)与中性的灰色(10.23%)，构成层次分明的视觉场域。白色字体作为信息载体，通过与红色背景形成的高对比度组合，不仅满足国际无障碍设计标准(WCAG 2.0)的可读性要求，更在象征维度形成精妙互文——炽烈的红色蕴含着昂扬的斗志与不屈的精神，纵长路漫漫，亦勇往直前，总前途茫茫，亦不屈不挠。纯净的白色则隐喻着革命者的赤子之心，二者的碰撞既强化了空间叙事的情感张力，又通过色彩平衡避免了单一红色可能引发的视觉压迫。
Table 2. Colour combination
表2. 色彩搭配
颜色搭配 |
频率 |
百分比 |
白字 + 黄色展板 |
76 |
35.35% |
白字 + 红色展板 |
84 |
39.07% |
白字 + 灰色展板 |
22 |
10.23% |
金字 + 红色展板 |
22 |
10.23% |
其他组组合 |
11 |
5.12% |
4.2. 语言景观蕴含的情感信息
4.2.1. 坚韧不拔的传承与象征
红色语言景观传递了“坚韧不拔的传承”这一核心情感价值。该情感体现了革命者在逆境中不屈不挠、代代相承的精神力量，强调历史记忆与当代信念之间的情感连结。它不仅唤起观者对先烈坚守信仰的敬仰，也激发对革命精神延续的认同与责任感。从社会符号学视角看，情感的产生并非源于语言的直白表达，而是在多模态符号的协同作用下，通过空间配置、视觉隐喻和语义暗示建构意义。展牌的语言内容与自然环境的融合，构成了一个符号密集的情境系统，使抽象的精神价值转化为具体的情感体验。如图1所示，“石榴树”标牌以深棕色背景与白色字体形成鲜明对比，增强了信息的视觉表达力。文字中“心中泛起火焰，誓死不屈”的表述强化了情绪感召力，与背景中枯枝交错的石榴树自然形象并置，隐喻着生命虽残而精神不灭。通过图文并陈与自然象征的整合，观者在感知与联想中完成了对“坚韧不拔”精神的情感投射与价值认同。
4.2.2. 英勇无畏的信念与赓续
红色语言景观传递了“英勇无畏的信念”这一核心情感维度，强调革命者在极端困境下依然无惧牺牲、坚定信仰的精神力量。这一情感不仅唤起观者对历史英雄的敬意，也激发当代人面对压力与挑战时的价值认同与精神激励。从社会符号学视角看，图像与语言的协同构成了意义建构的多模态机制，视觉语法中的“信息焦点”“情感距离”与“象征物件”在情感唤起中起关键作用。如图2所示，“小萝卜头”雕像通过前倾双手、高举文具的姿态构建出主动献身与信念坚定的视觉语义；其胸前红领巾作为色彩焦点，与黑灰色调的雕像构成强烈对比，形成情绪张力。旁侧文字叙述其牺牲经过，配合图中所绘红蓝铅笔意象，强化了其短暂生命中所承载的理想主义象征。图文并置使观者在信息识别中完成从感知、情绪到价值认同的递进过程，实现“英勇无畏”精神在当代社会语境中的再现与传播。
Figure 1. Pomegranate tree
图1. 石榴树
Figure 2. Little Prisoner
图2. 小萝卜头
4.2.3. 忠贞不屈的精神与弘扬
红色语言景观传递了“忠贞不屈的精神”这一核心情感价值，强调在极端压迫与苦难中依然坚持理想、信仰不动摇的坚强意志。这种情感不仅再现了革命烈士不屈的生命态度，也在观者心中唤起了对信仰坚定、道义守护的深刻共鸣。基于视觉语法视角，忠贞精神的建构并非依赖单一语言符号的直接陈述，而是通过“信息结构”“视觉焦点”与“构图象征”等多模态手段形成情感意义的层层叠加与认知引导。如图3所示，江竹筠与马秀英的照片与纪实性文字并列陈设，形成图文互文关系；两位烈士的黑白肖像采用正面直视视角，凝视感构建出“召唤参与”的情感互动场，使观者在注视中完成心理上的“连接”。背景墙采用暗褐色调，配合悼念鲜花与静谧光影，营造出肃穆、深沉的氛围，加强了现场的情绪浓度。语言文字中对烈士受刑不屈的叙述，与照片中的坚毅神态相互强化，使忠贞情感在空间层面具象化表达。观者在阅读与凝视中逐步过渡到情感认同，实现从纪念对象到情感内化的转化过程。因此，该语言景观不仅是一段历史的纪实，更是通过多模态叙事完成对忠诚信仰的情感编码与代际弘扬。
4.2.4. 矢志不渝的信仰与传承
红色语言景观传递了“矢志不渝的信仰与传承”这一核心情感价值，强调在极端压迫下依然坚持信仰、表达理想的坚韧意志。这一情感不仅表现为对历史苦难的承载，更体现了革命者对信念的终极忠诚与精神抗争的诗性表达。在视觉语法框架下，情感传达并非依赖单一语言内容，而是通过色彩、排布、背景构图等多模态要素的综合调度，建构出沉静、深邃的视觉语境(Kress & van Leeuwen, 1996) [22]。如图4所示，白公馆墙面展出的一首革命者集体诗歌通过整齐对称的排版与橘红背景形成情绪张力，视觉焦点集中于“我们也有一面红旗”的反复强调，唤起观者对精神归属与牺牲价值的情感共鸣。字体采用
Figure 3. Exhibit of Jiang Zhuyun and Ma Xiuying
图3. 江竹筠与马秀英事迹展板
Figure 4. Creative works while in the prison
图4. 狱中创作
内发光式白字，在微弱光源中营造出肃穆而坚定的氛围，呈现出压抑中的理想火光。空间环境的静谧、光影的聚焦与语言的节奏共构出一个高度情感化的视觉场，使得“矢志不渝的信仰”不仅被认知，更被体验、被铭记。因此，红色语言景观中的诗性文本不仅是革命记忆的物质再现，更是情感能量的象征性释放与当代传承。
4.2.5. 无私奉献的情怀与传承
红色语言景观传递了“无私奉献的情怀”这一核心情感维度，强调革命烈士为国家与民族大义舍身成仁的崇高精神。这种情感不仅彰显了个体牺牲的历史意义，也在当下唤起观者对集体价值、责任担当与民族认同的深层共鸣。从社会符号学视角看，语言与图像的协同不仅具备信息传递功能，更通过视觉布局与空间互动引导情感态度的建构与内化。如图5所示，该烈士事迹墙采用竖向对称排列结构，纪念内容与烈士头像并列呈现，在构图上形成清晰的信息路径。烈士照片多为正面视角，营造出强烈的“凝视—回望”效果，使观者在注视中感受到生命的重量与牺牲的庄严。背景色调统一为深铜色，与浅灰人物图像形成对比，强化纪念氛围的肃穆感与历史厚重感。文字内容在简洁中凝练出烈士生平关键节点，将抽象的奉献精神具象为具体的历史故事，增强叙事的可信度与情感感染力。参观者在移动中逐步阅读、凝视、驻足，实现了从知觉激活到情感共鸣的渐进过程，完成对“无私奉献”情怀的认知内化与价值认同。因此，该类红色语言景观不仅记录历史事实，更在多模态情境中完成革命精神的象征建构与时代传承。
Figure 5. Biography of a revolutionary martyr
图5. 烈士简介
4.2.6. 继往开来的使命与担当
红色语言景观传递了“继往开来的使命与担当”这一现代转化后的情感价值，体现了革命精神如何在消费社会与公共空间中以更新颖、生活化的方式得以延续与传播。该情感不再局限于对历史的纪念，而是强调对红色文化在当下社会语境中创新表达与自觉传承的积极响应。从社会符号学角度看，视觉语法中的“象征组合”“色彩隐喻”与“文化编码”使得这种日常场景中的红色意象既具审美功能，又承载价值导向。如图6所示，这款文创冰淇淋将石榴意象与红岩精神结合，采用对称排布与果形浮雕设计，将传统视觉符号植入现代商品中。广告牌整体呈现粉色与红棕为主的温暖色调，搭配绿色与白色冰淇淋的视觉反差，营造出亲和、愉悦的情绪场，弱化了“红色”所带来的政治张力，增强了文化亲近感。广告文案中“红岩团结石榴”作为情感标签，既点明精神核心，也赋予产品叙事张力，使得消费者在日常消费中完成对红色文化的自发接触与认知重塑。因此，红色语言景观通过商业视觉表达的方式，拓展了其文化传播的边界，使革命精神在新时代中以更柔性、可感的方式持续影响公众认知，实现情感传承的日常化与生活化。
Figure 6. Museum souvenir ice cream
图6. 文创冰淇淋
4.3. 游客对红色语言景观的情感态度
4.3.1. 情感共鸣之崇敬感
游客而言，红色语言景观在情感反应中起积极作用，能够激发他们对先辈的敬仰之情。当游客置身于红色景区，看到那些充满力量与情感的红色标语、碑文等语言景观时，内心深处往往会被激起强烈的波澜，从而自然而然地萌发出对先辈们的敬仰之情。这种由红色语言景观引发的情感共鸣，使得游客们更加深刻地体会到先辈们伟大精神的内涵，进而对先辈们产生一种由衷的崇敬与敬仰。例如当访谈者1谈到自己在看见这些语言景观时内心的感受与共鸣，同时也表露出对革命先烈的崇敬之情。
“红色语言景观是一部镌刻在砖石与空气间的‘无声史书’，其文字符号既是历史现场的原生印记，也是后人解码革命精神的密码。这些语言以极强的在场感与感染力，在时空交错中构建起压迫与抗争、苦难与信仰的对话场域，让我感到无比的崇敬。”(访谈者1：女性19岁学生)
4.3.2. 情感共鸣之认同感
游客而言，红色语言景观不仅是信息的传递者，更是红色文化的传播者，能够有效地激发参观者对革命历史的认同感。游客通过参观烈士墓园，不仅可以直观地感受烈士事迹，同时还会与这些语言景观产生强烈的情感共鸣。在参观过程中他们对历史的认同感油然而生，进而在参观过程中自然而然地加深对革命历史的理解与认同。例如访谈者2提到红色语言景观通过语言文字直接传递信息，讲述烈士的故事；雕塑和陈列文物则通过视觉符号和实物展示，增强了语言景观的感染力和说服力。观看语言景观时，内心无比感动，先烈的精神也深深地感染了她，提到了学习其精神，红色语言景观的影响是深远的。
“在这里，文字标牌清晰向我们展现了牺牲的革命先烈感人的故事，各类革命烈士雕塑和陈列文物也在无声的讲述着先烈们用生命捍卫祖国和人民，这让我非常感动，他们的精神也值得我们学习”(访谈者2：女性21岁学生)
4.3.3. 情感共鸣之启迪感
游客而言，语言景观是先烈精神的承载者，是家国情怀的启迪者。红色语言景观通过语言标牌进行的情感教育，在精神传承和文化认同方面具有显著的作用。红色语言景观通过其随处可见的语言标牌，将先烈的精神传递给每一个前来参观的人这些标牌所蕴含的情感教育，潜移默化中促进着精神传承和文化认同，让游客们在参观过程中逐渐领悟先烈精神的真谛，增强对国家和民族的认同感与归属感。例如访谈者3从两个方面提到了自己对于语言景观的情感反映：一是烈士书信展示通过具象化的文字表达，让他深刻理解了红色文化中的家国情怀；二是烈士事迹展示通过多模态的呈现方式，让他感受到先烈精神的伟大，激发了他对红色精神的传承意识。
“烈士书信展示旁的介绍牌，让我理解了红色文化中的家国情怀。烈士事迹展示区，先烈精神令人动容。”(访谈者3：男性20岁学生)
4.3.4. 情感共鸣之自豪感
游客而言，语言景观是红色文化与教育的结合者。红色，一种象征着革命与热血的颜色。红色语言景观通过色彩的运用，成功地将红色文化与教育目标相结合，这种独具匠心的色彩语言景观设计，不仅在视觉上极具吸引力，能够迅速抓住游客的注意力，更在情感上具有强大的感染力，能够触动游客的内心，同时在教育上展现出明确的引导性，帮助游客更好地理解和传承红色文化。例如访谈者4的提到，万花丛中看见一抹红色，是红色文化和教育相结合的具体呈现，当他看见这些红色语言景观时，内心只有满满的赞扬和自豪。
“几乎所有的标牌都带有红色，很明显表示的是红色精神，特别是红岩思政研学标牌，在一片绿色中特别显眼，深切的体会到红色文化与教育的结合，很赞！”(访谈者4：男性25学生)
4.3.5. 情感共鸣之归属感
游客而言，红色语言景观是历史的传承者。语言景观承载着英雄事迹，帮助游客更好的了解历史故事。它以文字、符号等形式承载着无数英雄的英勇事迹，为游客们打开了解历史的大门。当游客们认真阅览这些语言景观时，不仅能深入探究英雄们所创造的伟大功绩，还能将这些历史事迹铭记于心，成为一名历史传承的参与者，将英雄的故事和精神传递给更多的人，让红色历史在岁月长河中持续流淌。例如据访谈者5的描述，红色语言景观帮助游客建立起对历史的正确理解和认知。这种历史传承功能不仅让游客了解到革命先辈们的英勇事迹，还激发了他们对红色精神的传承意识，增强了游客对红色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看完这些牌牌上写的内容，他们简直太勇敢了，我们现在的好生活都是他们拼搏出来的，谢谢他们。”(访谈者5：女性44社会人员)
5. 结论
本研究以社会符号学理论为框架，聚焦重庆歌乐山革命纪念馆的语言景观，系统探讨了红色文化在公共空间中的情感传递机制。通过定量分析与质性访谈相结合的方法进行研究，研究发现：红色语言景观通过多模态符号(如语言选择、色彩搭配、历史叙事)构建了多层次的情感网络，具体表现为坚韧不拔的传承、英勇无畏的信念、忠贞不屈的精神等六大核心情感维度。语言标牌以中文为主导，辅以国际化语种，是语言景观的象征功能的体现[23]，既彰显文化自信，又促进跨文化共鸣；色彩设计中红色与白色的象征性组合强化了革命精神的视觉感染力。游客访谈进一步证实，语言景观通过文字、图像与空间叙事的协同作用，显著激发了历史认同、崇敬之情与传承意识。这些发现深化了红色语言景观的情感功能认知，为红色文化传播提供了理论与实践启示。
尽管本研究取得了一定成果，但仍存在局限性。首先，样本量较小(20名受访者)且以青年群体为主，可能限制结论的普适性；其次，研究方法主要依赖静态图片分析与即时访谈，未能追踪游客长期情感变化或结合生理指标验证情感强度；最后，研究范围局限于单一纪念馆，缺乏对不同地域、类型红色景点的横向对比。未来研究可从以下方向拓展：其一，扩大样本规模并纳入多元群体(如不同年龄、文化背景游客)，结合眼动追踪或情感计算技术，量化语言景观的视觉焦点与情感反应关联；其二，开展跨区域比较研究，分析不同红色景区语言景观的情感传递共性与差异。通过多维度的深化与创新，红色语言景观研究将更全面地服务于文化传承与民族认同构建。
致 谢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首先，衷心地感谢我的老师，王晓晨老师，感谢他在写作过程中给予我悉心指导。其次，感谢所有的访谈者，感谢他们毫无保留的分享了自己的经历和感悟。最后，感谢所有为本研究提供支持和帮助的人。
附 录
游客对红色语言景观的看法访谈提纲：
1) 您为什么会来参观歌乐山革命纪念馆呢？
2) 您平时参观红色旅游景点的频率大概是？
3) 您会说几种语言/您能看懂几种语言，分别是是什么？
4) 您觉得该馆的语言标牌设计如何？例如字体、颜色、语言选择等。
5) 景区内有您觉得印象深刻的地方吗？能否分享一下您的想法？
6) 对于这些语言景观，您的感受如何？
7) 您觉得这些语言标牌传递出了哪些情感(敬佩、缅怀等)？
8) 您是否觉得某些标牌的位置特别合适，能够增强您的情感体验？请举例说明。
9) 您是否觉得某些标牌通过文字或视觉符号，让您对红色文化有更深刻的理解和认同？请举例说明。
10) 您是否觉得某些标牌激发的情感共鸣在您离开场馆后仍然持续？这种影响如何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