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参考文学和语言学领域对作家风格和社会语言风格的传统研究，Baker (2000)开创性地提出了基于语料库的译者风格研究方法[1]。译者风格研究要对比不同译者的语言习惯特征，并描写其偏好的或反复出现的语言形式。文学作品中，指示词的转换可以定位不同的叙述视角，是作者常用来操纵文本的一种非常有效的叙述手段。Stockwell (2019)认为，指示可以把语义锚定在某种语境下，对基于具身认知观的认知文体理论来说，指示是核心概念[2]。他把指示划分为感知指示、空间指示、时间指示、关系指示、语篇指示以及复合指示，并把“指示转换理论”(Deictic Shift Theory/DST)拓展到了以上六个维度。指示转换会造成叙述视角在文本不同指示中心(deictic centre)发生推进(push)或出离(pop)。
英语的属格结构和汉语“的”字结构都扮演着表达所有关系的角色。中文表达所有关系的“的”字短语转换为英文时，通常需要在两种形式之间做出选择：s-genitive和of-genitive，它们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一种交替关系。汉语中用于表达所属关系的“的”字结构虽然在功能上与英语的属格结构相似，但在语法形式上，汉语“的”字结构并不存在一个与英语的s属格和of属格一样能形成直接交替关系的结构。但二者完全可以进行比较，这不仅因为of译成中文时往往带有“关于……的”的意思，汉语虚词“的”在的字短语中的意思完全可能是前面的名词或代词省略了介词的意思，由于汉语重意合，讲话者讲的“我的照片”时，他要表达的其实是“跟我有关的，或者关于我的照片”之意；从深层次讲，介词of和助词“的”同为虚词，介词是英语与汉语中除“动词的时、体、态、式”和“名词的性、格”以外的第三个最大的差异；而助词“的、地、得”是汉语中使用最多的虚词，也可以说是使用最灵活的虚词。英语介词灵活多变的语法功能，在汉语中，正是通过意合手段和结构助词的灵活使用，以及汉语的介词和状态词的配合等来加以弥补、对应。
目前研究主要是从语法和功能上进行英汉比较，但是通过平行语料且从视角概念化的理论视角来探讨英汉语属格使用差异的研究依然很少。余苏凌(1999)和肖有泉(2012)指出，英语中的“名词 + OF + 名词”结构和s属格结构以及汉语中“的”字的语法地位和功能同样复杂多样[3] [4]。许余龙(2015)则从句法可及性的角度对比分析了英汉属格的差异[5]。崔晶晶(2020)通过构建语料库，分析了中国英语学习者和本族语者在英语属格使用上的差异[6]。张翼(2019)在其研究中提出了基于“基线/加工”模式的构式交替解释，这一理论为认知语言学提供了新的视角，强调了语法知识的动态性，并与社会认知语言学和语用学研究相印证，突出了动态的语法和语义操作在语言使用中的作用[7]。
本文将在认知翻译学的视域下，融合多个认知学科分支的研究成果，由杨宪益、戴乃迭夫妇翻译的《鲁迅小说选》(Selected Stories of Lu Hsun)和威廉·莱尔(William Lyell)的《狂人日记及其他故事》(Diary of a Madman and Other Stories)英译作品为例，基于平行语料库探讨译者认知风格。鉴于译者认知风格涉及多样化的识解及其组合，具有多层次和多维度的属性，本文将聚焦视角化(perspectivisation)认知风格的探讨(谭业升，2012) [8]。具体来说，本文将尝试探索如何运用语料库数据揭示和确认译者在视角化维度上的独特认知风格。
2. 视角概念化与译者的认知风格
英语和汉语中，不同的语法结构形式象征着不同的语义建构特征，这些不同的语言建构特征与人们的心智经验有关，产生于不同的认知加工范式，有着具体的外部和内部动因。关于英语属格of-genitive和s-genitive及汉语“的”字结构的概念化对比研究能够对英语和汉语中的一些近义或同义表达形式的细微差异做出合理的解释。
我们需要在特定理论框架中审视某一语言微系统中的问题，分析和描述两种语言之间的差异，并试图理解和解释这种差异(许余龙，2009) [5]。英汉语概念化对比研究，是在认知语言学的概念化理论框架内。按照认知语言学的思想，语义即概念化，概念化是一种认知加工活动(Langacker, 1987; Croft & Cruse, 2004) [9] [10]。语言的概念化研究就是对一些语言现象相关的心智经验或活动的研究(牛保义，2009，2011；李香玲，2011) [11]-[13]。Tabakowska (2014: p. 103)认为，叙事学中的“聚焦”(focalisation)研究主要关注作者如何表达“视角”(point of view/POV)以及视角运用的过程，与认知语法中配置场景的视角化识解有相通之处[14]。视角概念化是概念化的一种方式，包括参照点选取、指示(deixis)和主/客观性概念化，涉及如何从特定的视角或立场来构建和理解语言中的信息(牛保义，2011) [12]。下面将以英汉语属的偏正结构为例来说明英汉语视角概念化的对比，结构上的差异反映了两种语言在概念化视角时的不同习惯：
(1a) the layout of wineshops/ the back of the jacket/the two rooms of the teahouse
(1b) 酒楼的布局/夹袄的背面/茶馆的两间屋子
这是英语和汉语里比较常见的偏正结构。英语常常是中心语(如“the layout”上例)在前，修饰成分(如上例“of wineshops”)在后，即先正后偏；而汉语刚好相反，先说修饰语(如上例“酒楼的”等)再说中心语(如上例“布局”等)，即先偏后正。从视角概念化来讲，这样的偏正结构都是采用“参照点–目标”视角概念化方式，即以“偏”成分为参照点，以“正”成分为目标。不同的是，(1a)这些英语偏正结构的概念化方式是从目标到参照点；(1b)这些对应的汉语偏正结构的概念化方式是从参照点到目标。
以“the layout of wineshops”和“酒楼的布局”为例，英汉语都是以“酒楼”来限定修饰“布局”的，二者语义上的差异就在于概念化的方式不同。“the layout”(目标)“of wineshops”(参照点)的语义概念化是从目标到参照点，“酒楼的”(参照点)“布局”(目标)的语义概念化是从参照点到目标。进一步对比，我们可以发现，(a)这样的英语偏正结构大都可以转换为“the wineshops’ layout/the jacket’s back/the teahouse’s two rooms”；而(b)对应的汉语偏正结构一般则不能这样转换，因为汉语里偏正结构总是先偏后正，不能反过来。因此，英语偏正结构的语义概念化也可以是从参照点到目标。
3. 研究设计
3.1. 研究问题
本研究尝试基于平行语料库的对比分析，以鲁迅作品为例，针对视角概念化的认知风格展开更深入的研究。首先通过真实语料分析，确认视角化风格紧密相关的关系指示用法，译者在译文中使用不同属格结构以重新设定视角的实例。然后，基于这些不同用法来探索关系指示用法的视角化效应和翻译认知风格。基于此，本研究旨在通过对比分析平行语料库中的英汉属格翻译的实例，深入探讨属格结构在两种语言中的转换情况和视角概念化的差异。具体来说，本研究拟回答以下两个问题：
(1) 不同译本相比，表示关系指示的属格结构使用情况是否存在差异？偏正结构中视角转换(从目标到参照点，或从参照点到目标)是如何体现的？
(2) 这些用法差异在小说叙述中具有何种视角概念化效应及体现何种认知风格？
3.2. 语料来源及数据分析步骤
笔者自建小型鲁迅小说中英文平行语料库，中文文本采用漓江出版社2005年出版的《鲁迅小说全编》，英文文本分别为：杨宪益、戴乃迭夫妇翻译的《鲁迅小说选》(Selected Stories of Lu Hsun)，由北京外文出版社1977年翻印(以下简称杨译)；威廉·莱尔(William Lyell)翻译的《狂人日记及其他故事》(Diary of a Madman and Other Stories)，由夏威夷大学出版社(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0出版(以下简称莱译)。
研究对象为两个译本中均出现的16篇小说，选取的16篇鲁迅小说为：《狂人日记》《孔乙己》《药》《明天》《一件小事》《风波》《故乡》《阿Q正传》《社戏》《祝福》《在酒楼上》《幸福的家庭》《肥皂》《离婚》《伤逝》《孤独者》。将这16篇小说的源语文本和两个目的语文本分别自建成3个小型语料库，然后分别将杨译和莱译转换成txt文本，使用Wordsmith 6软件对两个文本进行检索统计并相互参照对比，关注属格结构s-genitive和of-genitive的使用情况，进而对两个译本在语言使用和译者风格上的异同作出描述。
本研究试图采用双语平行语料库的分析模式探讨译者的认知风格，并按以下步骤分析数据并对结果进行阐释。分析步骤如下，首先，统计分析两英译语料库中的s-genitive和of-genitive的属格用法，通过混合效应逻辑斯蒂回归模型从而确认杨译和莱译的视角选择和个性化翻译特征。其次，基于样例，探讨译者s-genitive和of-genitive的属格指示的视角化效应及其认知风格差异。
尽管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两类属格结构是可互换使用的，但以下情况不可互换使用，故排除，不做分析。
(1) 任何名词后面跟属格但不跟明确所有物短语的结构，正如Kreyer (2003: p. 170)描述的不可互换的上下文：“独立属格”(Her memory is like an elephant’s)，(Quirk et al., 1985: p. 329)；“地点属格”(Let’s have dinner at Tiffany’s)，(Quirk et al., 1985: pp. 329-339)和“后属格”(a friend of Jim’s)，(Quirk et al., 1985: p. 331) [15] [16]。
(2) 有些情况下s-genitive和of-genitive已经固化，成为了一种习惯用法，而不需要用of属格来替代，如the University of Mississippi,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3) “描述性属格”更多是起到描述作用，而不是表达所有关系(Quirk et al., 1985: pp. 327-328)，如Murphy’s law, men’s suits, bird’s nest [16]。
(4) 表示度量，如a pound of flesh, fourteen days of rain。
本文标注了以下几个变量：writer、genitive_alternation、possessor_animacy、sibilant、possessor_length、possessum_length、subordinate_clause、log(word_count)和sentiment，并采用混合效应逻辑斯蒂回归模型进行数据分析，探讨这些变量如何影响不同属格结构的选择。该方法能够有效处理数据中的多层次结构，也能考虑随机效应，从而为研究提供更为全面和可靠的结果。
4. 研究结果
4.1. 数据分析
使用语料库研究软件Wordsmith 6，从16个共有故事的自建语料库中检索of-genitive和s-genitive结构并经过人工筛选，分别统计鲁迅小说杨译本和莱译本中s属格和of属格的频次，如表1所示。
Table 1. Usage statistics of genitive constructions in Yang’s and Lyell’s corpora
表1. 杨译语料库和莱译语料库的属格结构用法统计
翻译语料库 |
英文译作名称 |
s-genitive |
of-genitive |
总词数 |
杨译语料库 |
Selected Stories of Lu Hsun |
352 |
287 |
77,126 |
莱译语料库 |
Diary of a Madman and Other Stories |
379 |
444 |
100,405 |
在翻译共性研究中，多位研究者已发现译文冗余度增加的显化特征(Blum-Kulka, 1986；王克非，2003) [17] [18]。严苡丹和韩宁(2015)通过对鲁迅小说两个英译本的语料库研究，揭示了杨宪益和威廉·莱尔两位译者在词汇和句子层面的翻译风格，指出莱译本在词汇层面上表现出较高的冗余度，相比之下，杨译本在词汇和句式使用上更为简洁，更贴近汉语源语的意合特性和原文的洗炼含蓄风格[19]。在句子层面，杨译本的平均句长较短，更接近汉语源语的特点，如在翻译《祝福》中的一段时，杨译本仅用36词就将原文由多个小句组成的长句译成了四个短句，没有使用任何连接词语，保留了原文的简洁风格，为我们下面分析译者风格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Table 2. Coefficients of statistical models
表2. 统计模型系数表
Variables |
Estimate |
Std. Error |
z value |
Pr (>|z|) |
(Intercept) |
8.7960 |
0.7635 |
11.521 |
<2e−16*** |
possessor_animacy[T.inani] |
−2.9858 |
0.2202 |
−13.561 |
<2e−16*** |
sibilant[T.sib] |
−3.8846 |
0.5422 |
−7.164 |
7.83e−13*** |
possessor_length |
−0.3819 |
0.1347 |
−2.835 |
0.00458** |
possessum_length |
−3.2601 |
0.2097 |
−15.544 |
<2e−16*** |
subordinate_clause[T.l] |
0.3243 |
0.2469 |
1.314 |
0.18900 |
log(word_count) |
−0.3075 |
0.1970 |
−1.561 |
0.11857 |
sentiment |
−0.2045 |
0.4230 |
−0.484 |
0.62871 |
translator[T.Yang Xianyi] |
−0.1875 |
0.2138 |
−0.877 |
0.38055 |
***表示p < 0.001，**表示p < 0.01。
同时，本文进行了卡方独立性检验以评估杨译文本和莱译文本中s属格和of属格的使用是否存在显著差异，检验结果表明，两个文本在使用s属格和of属格的频次上没有显著差异，χ2 (1) = 0.1444816，p = 0.7038657。
通过混合效应逻辑斯蒂回归模型进一步分析两译者属格使用上的差异。如表2所示，translator[T.Yang Xianyi]的系数估计值为−0.1875，标准误为0.2138，z值为−0.877，对应的p值为0.38055，远大于0.05，这意味着在统计上我们不能拒绝零假设，即认为两位译者在属格结构的选择上没有显著差异。此外，translator[T.Yang Xianyi]的系数估计值为负，但因为p值不显著，我们不能断定杨宪益相对于William在属格结构选择上有显著不同的倾向。这个模型的结果显示，我们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两位译者在属格结构的选择上存在显著差异。可能原因是中国译者的英语水平接近于母语者，高水平的非母语译者能够很好地掌握目标语言的语法和用法，从而在翻译实践中与母语译者表现出相似的模式。
Table 3. Independent-samples t-test on sentiment scores of genitive constructions in Yang’s vs. Lyell’s corpora
表3. 杨译语料库和莱译语料库的属格结构情感分数独立样本t检验
译者 |
属格结构 |
平均情感分数(mean_sentiment) |
情感标准差(sd_sentiment) |
William |
of |
0.0134 |
0.271 |
William |
’s |
0.0390 |
0.239 |
Yang Xianyi |
of |
−0.0272 |
0.264 |
Yang Xianyi |
’s |
−0.0166 |
0.227 |
然而，我们发现两位译者在使用不同属格结构时，情感分数存在显著差异。如表3所示，使用of-genitive结构时，莱译的平均情感分数为0.0134，表明其翻译作品在使用此结构时整体情感偏中性。使用s-genitive结构时，情感分数略有提高，达到0.0390，表明他对这种结构的使用能够更有效地传达积极的情感色彩。相对而言，杨译在of-genitive结构的使用中，情感分数为−0.0272，翻译作品更倾向于负面情感表达。在使用s-genitive结构时，情感分数略微改善，达到−0.0166，但依然呈现负面情感倾向。
两位译者在属格结构共现的语境上展现出不同的情感取向。莱译的风格似乎更倾向于通过s-genitive结构传达积极情感，而杨译则在两种结构的使用中均展现出负面情感的倾向。这种差异可能源于两位译者对文本情感内涵的不同理解及其语言选择的偏好，不仅反映了两位译者在语言结构选择上的风格差异，也揭示了其在情感传递和读者体验方面的不同策略。莱译的风格更为乐观，倾向于使用能够传达积极情感的结构，采用了更多的美化和积极化策略，使得鲁迅的作品更容易为西方读者接受；而杨译则更注重文本的真实感，更忠实反映鲁迅的情感深度、复杂性和社会批判，导致情感表达偏向负面。
4.2. 关系指示用法的视角化效应翻译的独特认知风格
在认知语言学中，“视角概念化”(Perspective Conceptualization)通常是指人们在认知过程中如何从特定的视角或角度来构建和理解概念。这种视角可以是物理的、心理的、社会的或文化的。视角概念化强调了认知主体在理解和表达概念时的主观性和情境性。文本的真实感，更忠实反映鲁迅的情感深度、复杂性和社会批判，导致情感表达偏向负面。
“基线/加工”模式作为一种在语言系统和语言使用中广泛发挥作用的认知规律，应该能在构式框架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认知语言学的研究强调形义一体，形式层面的交替特点可以提示背后的概念语义操作(牛保义，2015) [20]。“基线/加工”模式通过调配认知主体的注意力，改变语法组构的凸显度，解释了构式交替的途径，提升了构式语法理论的解释力。第一条途径是将两种用法中的一种视为基线，通过注意力调配的加工操作实现交替。第二条途径是以共同的语义基础为基线，通过加工操作形成两种用法(张翼，2019) [7]。认知语法的行为链模型和调整凸显度的识解手段为我们的分析提供了基础。
英语的属格结构可以有两种编码方式，一种是领有者在前、领有对象在后的格式，另一种语序相反。如果我们将两种编码方式视为形义配对的构式，那么其中的关联可以通过加工操作调配注意力建构。就以例(2a)为代表的结构而言，认知语法认为其语义基础为参照点关系(Langacker, 1993) [21]。认知主体以领有者Madman为参照点，依据参照点关系提取领有对象。在领有关系概念化的过程中，领有者作为参照点，凸显度很高，但是这种凸显度会“转瞬即逝”，当参照点完成自己的使命(指引认知主体提取领有对象)之后，就会把凸显度让渡给领有对象(Langacker, 2008) [22]。我们可以将以参照点关系为概念基础的领有结构视为基线，通过加工操作调配注意力，实现与以例(2b)为代表的领有结构的交替。
(2a) 杨译：A Madman’s Diary
(2b) 莱译：Diary of a Madman
在认知语法看来，of的前后组构分别是射体和界标，of凸显了两者的内在关联，在典型情况下，射体是界标的组成部分。此种识解和编码的依据在于射体的凸显度高于界标，即特定组构的凸显度高于整体。中外翻译家在翻译鲁迅的《狂人日记》时，选择不同的英文标题“A Madman’s Diary”和“Diary of a Madman”，这反映了不同的视角和对作品的解读，也体现出译者的个人风格和文化背景。
(2a) 杨译：A Madman’s Diary这个标题将注意力直接引向了“madman”(狂人)这个概念，强调了日记作者的精神状态，即一个疯狂的人，读者可能会立即被这种对心理状态的强调所吸引，从而在阅读时更加关注日记中的非理性和混乱元素。这种翻译可能更强调“狂人”这一角色，将“madman”放在前面，可能意在突出日记作者的精神状态和其对整个故事的影响。这该法体现了译者对于鲁迅作品中批判性和讽刺性的理解，以及对于社会和人性深层次问题的探讨。将“Madman”作为焦点，也反映了译者想要强调的是一种主观视角，即通过一个“狂人”的视角来观察和反思现实。
(2b) 莱译：Diary of a Madman则将注意力更多地放在了“diary”(日记)这一文学形式和叙事方式上，强调了作品的体裁和记录性质，暗示了日记作为一种私人记录的自传性质和个人叙述的特点。读者可能会被引导去关注日记作为记录工具的功能，以及它如何反映作者的心理变化。William更倾向于通过日记这一形式来探索作者的心理状态和内心世界，以及日记作为一种文学载体所承载的情感和思想，体现了译者对于作品结构和叙事技巧的重视，以及对于日记在文学中所扮演角色的认识。
因此，在两类领有结构的交替中，认知主体可以将基于参照点关系的领有结构视为基线，通过注意力的调配展开加工，将基线中的凸显关系倒转。基线加工视角概念化强调的是如何通过语言来构建和呈现视角，以及如何通过语言选择来引导读者的注意力和认知。从基线加工视角概念化的角度来看，翻译中的选择反映了译者对于原文信息的理解和表达方式的差异。
再如(3a)杨译：“The eyes of the fish were white and hard...”暗示了一个从鱼的视角观察人类的过程。杨译使用“those people who want to eat human beings”来表达，杨译使用“human beings”时，更倾向于强调人类的普遍性，这种用法引导读者将注意力放在人类作为一个整体的行为和特性上。体现了译者倾向于保持原文的直接性和力量感，反映了一种更偏向于原文的忠实风格。相较于莱译的human flesh，杨译通过较为宽泛的human being来表达，强调了整体性和普遍性。
(3b) 莱译：“The fish’s eyes were white and hard...”这里使用了the fish’s eye，强调了鱼的眼睛作为观察者的角色，在暗示鱼的眼睛能够见证或揭示人类的某些行为或本质，使用“the mouths of those people who wanted to eat human flesh”来表达，human flesh比human beings更加具体，引导读者关注人类的身体和物质性，这种具体性增强了文本的感官冲击力和情感深度，体现了一种更偏向于对原文情感和细节的深入挖掘和再创造的风格。莱译通过使用属格和更具体的表达，强调了个体性和具体性。
两种翻译都在读者心中构建了一个认知框架，这个框架涉及到人类、鱼、观察和食物链等概念。通过这些分析点，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的翻译选择不仅仅是语言上的差异，它们还反映了译者对于原文的不同理解和解读，以及他们如何通过视角化来引导读者的注意力和认知过程。总的来说，这两种翻译方式都体现了译者对于原文的不同理解和表达策略，以及他们如何通过语言选择来构建视角和引导读者的认知过程。通过将鱼的眼睛与想要吃人的人进行比较，译者使用隐喻来表达某种深层次的社会或心理现象。例如“the eyes of the fish”隐喻对人类行为的冷漠或批判性观察，在情感上更加中立或客观，它没有明确表达鱼的眼睛对人类行为的反应或态度；“the fish’s eyes”则在隐喻上更加强调鱼的眼睛作为见证者的角色，暗示着对人类行为的见证或记录。
(3a) 杨译：The eyes of the fish were white and hard, and its mouth was open just like those people who want to eat human beings.
(3b) 莱译：The fish’s eyes were white and hard. Its mouth was wide open, just like the mouths of those people who wanted to eat human flesh.
牛保义(2011)认为英语中的偏正结构在语义概念化上通常遵循从目标到参照点的顺序，但也存在从参照点到目标的顺序[12]。相应地，汉语中“的”字结构的语义概念化则多是从参照点到目标的顺序。说明一种语言中的偏正结构，其语义概念化如果倾向于从目标到参照点，理论上可以转换为从参照点到目标的顺序；反之亦然。然而，这种视角转换的规则过于泛化，它可能仅适用于部分语言现象。对于英语的属格结构s-genitive和of-genitive，许多研究已经考虑了影响使用概率的各种因素，如领有者和领有对象的生命度、确定性、尾部摩擦音、长度、以及周围语境的词汇密度等(Dubois, 2023) [23]。视角的转换不仅受这些因素的影响，还受到其他诸多变量的制约。其中，生命度通常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当领有者是有生命的实体时，s-属格结构更为常见；而当领有者是无生命的实体时，则更倾向于使用of-结构(Rosenbach, 2014) [24]。
然而，实际语料库分析揭示了许多反例。即便领有者是人，我们发现在莱译和杨译文本中，仍然有大量使用of结构的例子。这表明，尽管生命度是一个关键因素，但视角的转换可能还受到其他未被充分考虑的语言内外因素的影响。因此，我们需要对这些规则进行更细致的分析，以更准确地理解偏正结构和属格结构在不同语境中的使用和转换。
我们发现领有者为有生命实体时，用of结构的情况莱译共出现了21次，占莱译文本of结构的4.5%，而杨译出现了26次，占杨译文本of结构的9.4%，可见杨译文本对of结构的倾向性更明显。例如，杨译文本中出现了the arrival of a visitor，将焦点放在了事件本身——访客的到来——而不是访客这个个体，强调了事件对周围环境和其他人(即孩子们)的影响和重要性，体现了一种以事件为中心的视角。
(4) 杨译：For with the arrival of a visitor from such a distance they got permission from their parents to do less work in order to play with me.
视角概念化认为，人们对概念的理解是主观的，受到个人经验、知识、情感和价值观的影响。视角概念化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随着情境的变化和认知主体的思考，视角可能会发生变化。视角概念化在认知语言学中的应用有助于揭示译者如何从不同的视角理解和使用语言，以及语言如何反映和塑造认知视角。通过研究视角概念化，可以更深入地理解语言、思维和文化之间的相互作用。
5. 结论与启示
研究发现，杨译风格倾向于强调原文的批判性和讽刺性，通过强调如“madman”和“human beings”等关键词来突出日记作者的精神状态和对人类行为的普遍性观察，保持原文的直接性和力量感，体现出对原文忠实的风格。而莱译则更注重深入挖掘和再创造原文的情感和细节，通过使用如“Diary of a Madman”和“human flesh”等表达来强调日记的体裁特点和个体性，揭示作者的心理变化和文本的感官冲击力，展现了对原文情感深度和细节的具体性探索。领有者为有生命实体时，译者使用of-genitive结构反映了译者在基于语境、个人风格、语言表现力和对原文的深入理解基础上而选择不同的属格结构，从而在翻译中实现特定的视角转换和认知凸显。此外，数据展示了莱译与杨译在不同属格结构使用上的情感分数差异，这种差异不仅影响了翻译作品的情感色彩，也揭示了译者在语言风格及情感表达上的个体差异。
然而，研究尚存在三方面局限：其一，语料范围过窄，仅涵盖鲁迅小说中的两个译本，未来可将蓝诗玲等更多译者的译文，甚至散文、杂文等不同体裁纳入分析，以验证结论的普适性；其二，变量控制不足，虽然发现生命度、情感倾向会影响属格选择，却尚未充分考察文化负载词、译者意识形态等潜在干扰因素，后续可结合批评话语分析(CDA)进一步厘清这些变量的作用；其三，认知证据单一，目前结论主要依赖文本分析，尚未直接观测译者和读者的认知加工过程，今后可引入眼动追踪或神经语言学实验，获取实时心理数据。总体而言，本研究为认知翻译学贡献了属格分析的实证样本，揭示了语法形式背后的概念化动因，后续工作需融合多模态与跨学科方法，深入探究语言、认知与文化在翻译中的互动机制，从而推动中国文学外译的理论创新与实践优化。本研究期望拓展属格结构英译研究及译者风格研究，对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外译研究有所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