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献给艾米丽的玫瑰》(A Rose for Emily)是美国作家威廉·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经典短篇小说杰作，以其复杂的叙事结构、深刻的心理描写及浓厚的哥特式南方文化色彩著称。在文学作品的跨文化传播中，译者风格作为关键要素深刻塑造着译作的接受效果与传播广度。目前，基于语料库的译者风格分析已成为翻译研究的热点领域，学者们已对众多文本的翻译差异进行了系统考察。然而，聚焦于《献给艾米丽的玫瑰》这一特定文本，基于语料库的汉译者风格对比研究尚显不足。
鉴于此，本研究旨在利用语料库语言学方法，对《献给艾米丽的玫瑰》的不同汉译本进行风格对比分析，选取叶紫与杨岂深两个具有代表性的中文译本作为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上将结合定量与定性分析，通过构建及分析双语平行语料库，对比两译本在语言特征层面的系统性差异。
本研究力图借此个案分析，为福克纳作品在汉语文化语境中的接受研究提供新的实证视角，同时为深化译者风格理论提供具体文本的实践支撑。
2. 文献综述
《献给艾米丽的玫瑰》是美国著名小说家威廉·福克纳的代表作之一，最初发表于1930年。该短篇小说描述了一位孤独的老妇人艾米丽·格雷森的悲剧人生，生动反映了20世纪初美国南方社会的变迁和陷落。福克纳以独特的叙事技巧和复杂的时间结构营造了一种充满神秘和哀愁的氛围，使作品成为其文学成就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经典作品在文学史和文化研究领域广受关注。
2.1. 关于《献给艾米丽的玫瑰》译本研究的概况
《献给艾米丽的玫瑰》的中文译本最早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初，由多位不同译者完成。最早的中文译本可追溯至1960年我国译者何欣的译本，而内地的中文首译本出自1979年杨岂深译者[1]。随后针对该小说的重译不胜枚举，202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又出版了李文俊等人的译本。何宇靖(2008)通过对福克纳《献给艾米丽的玫瑰》两个中译本的研究，旨在建构一个更科学的文体分析模式，寻找翻译文体损差可能发生之处，探究在何种程度上可以避免假象对等，以及在何种程度上能够实现功能对等[2]。余宗琛(2015)以操纵学派理论为基础，从意识形态因素和诗学因素两方面分析《献给艾米丽的玫瑰》一文[3]。通过本文，我们可以看到，当从文化、社会和历史等宏观的角度来研究，某些翻译现象能得到更加全面的解释，且翻译操纵理论研究有其现实意义，在英汉翻译中也能适用。姜柳丹和于金红(2016)则将《一朵红红的玫瑰》与《献给艾米丽的玫瑰》进行对比，研究玫瑰的象征意义，突出《献给艾米丽的玫瑰》的玫瑰与传统玫瑰象征意义的不同[4]。倪文君(2022)通过选取兰卡斯特汉语语料库为参照语料库，考察了杨岂深、杨瑞和何林、张和龙、叶紫等四个译本的特征，使用聚类分析发现：与原著相比，四个译本均存在风格变异，其中杨译本、张译本和叶译本与侦探小说最为相似，而杨何译本与科幻小说最为相似[1]。
2.2. 关于基于语料库的译者风格研究的概况
Baker教授(1999)开创了用语料库进行翻译研究的先河，认为译者风格是一种“指纹”，既包括语言特征，也包括非语言特征[5]。随后，国内的语料库译者风格研究呈现稳定型发展趋势，研究热点涵盖了翻译策略、语料库译者研究比较模式和多译本对比研究等内容[6]。刘泽权等(2011)对《红楼梦》四个中译本的一些词汇和句子层面的语内特征进行考察，探讨四译本风格上的异同[7]。张旭和黄川(2018)基于自建语料库对《动物农场》傅惟慈和荣如德两个中译本的译者风格进行对比研究，运用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研究方法，通过对两个中译本的标准类符形符比、词表、平均词长和形合度四个方面的基本特征进行数据统计和定量分析，从句子和词汇层面入手，呈现两位译者不同的翻译风格[8]。郭茜和梁满玲(2023)基于自建的《月亮和六便士》两译本英汉平行语料库，采用语料库研究方法从语言特征层面和非语言特征层面探究两个译者的译本风格，发现在语言特征层面，傅惟慈译本词汇丰富，词汇密度大于李继宏译本[9]。近年来，国内学者对该领域的关注度逐渐提升，研究成果也日趋丰富，但仍存在研究视角狭窄，量化指标单一和跨学科创新不足等问题[10]。
3. 语料与研究方法
3.1. 研究语料
本文的研究语料为杨岂深和叶紫的电子译本。其中，前者文本摘自2010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英美名篇选：杨岂深、杨自伍译文集》，后者文本摘自2017年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献给艾米丽的一朵玫瑰》叶紫译版本。语料剔除出版信息、目录、序言、后记等内容，只保留正文部分。
3.2. 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语料库方法展开研究，结合定量与定性分析。首先，将整理好的语料转化为TXT文件后使用CorpusWordParser进行中文译本的分词。其次，将处理后的文本导入AntConc和Lancsbox语料库工具，导出参数类形符比、词表、平均词长和平均句长等数据。最后，使用Lancsbox软件统计两译本的实词虚词使用情况，以测出形合度。数据表格处理均使用Excel。
4. 研究过程和分析
4.1. 词汇层面
4.1.1. 类符形符比
文章形符相当于我们通常所说的“词”，其中，形符数表示语料库中所有单词的总数。类符则是指不重复计算的形符数，也就是不同的词形总数。若两个语料库容量相当，可使用类符/形符比来比较他们的词汇丰富程度，比值越高表示用词越多样化、越丰富。如果两个语料库词汇数量相差较大，则也可以使用每千字的类符形符比即一般标准类符形符比来进行对比。标准类符形符比值越大，则说明语料库词汇变化越丰富；反之，则表示词汇范围较为单一，用词较为匮乏[8]。因两译本与原文的语料库规模相近，本文通过计算类符/形符比来衡量词汇丰富度，见表1。
Table 1. Type-token ratio
表1. 类符/形符比
|
福克纳原文 |
杨岂深译本 |
叶紫译本 |
类符 |
1073 |
1608 |
1820 |
形符 |
3765 |
3857 |
3823 |
类符/形符比 |
28.50% |
41.69% |
47.61% |
从表1中我们可以看出，杨岂深译本与叶紫译本具有较大的差异性，杨译本的形符比值与叶译本的形符比值相当，而叶译本的类符比值却高于杨译本。因此，在类符/形符比方面则是叶译本的比值更大。这说明叶译本词汇丰富度较高，用词种类更多，变化更大；而杨译本则更注重译文故事的含义传递，在词汇丰富程度上有所欠缺，但简洁明了又能使大众广为接受。由此看来，两位译者在翻译上风格差异较大。下面是一个例子，可以进行直观的对比：
原文：They were admitted by the old Negro into a dim hall from which a stairway mounted into still more shadow... When the Negro opened the blinds of one window, they could see that the leather was cracked;
叶紫译本：那位老迈的黑仆将代表们接进昏暗的前厅，再领着他们从前厅拾阶而上；光线变得愈发黯淡...男仆拉起一扇百叶窗后，只见皮革上已然皲裂满满。
杨岂深译本：那个上了年纪的黑人男仆把他们迎进阴暗的门厅，从那里再由楼梯上去，光线就更暗了……黑人打开了一扇百叶窗，这时，便可看出皮套子已经坼裂；
此段摘自原文第五段，是对艾米丽小姐房屋内部的描写。在这段描写中，我们可以看出：在选词造句方面，杨译本选用更多通俗易懂的词语，表述较为简单简洁；而叶译本的选词则更加灵活多样，运用较多修辞手法来展开描述。例如对于原文“the Negro”的翻译，叶紫将其翻译为“黑仆”，丰富了该词的含义，强调了该角色的地位作用；而杨岂深则将其直译为“黑人”，在前文说明该人身份为仆人后便统一简称为“黑人”，更加注重对原文的含义还原。对于“from which a stairway mounted into still more shadow”该句的翻译而言，叶紫选用“拾阶而上”“愈发黯淡”的表述，而杨岂深译为“再由楼梯上去”“光线就更暗了”；以及“the leather was cracked”的表述，叶紫译为“皮革上已然皲裂满满”，杨岂深译为“可看出皮套子已经坼裂”。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杨岂深的翻译更为简单易懂，倾向于直译；而叶紫的翻译辞藻华丽，词汇丰富度更高。
4.1.2. 词汇密度
词汇密度是评估文本信息含量的一个指标，它反映了实词(名词、动词、形容词等)与总词数的比值[11]。Biber等学者认为，实词包括名词、实义动词、形容词和副词四类[12]。在国内学界，实词通常指具有稳定词汇意义的词语，包括名词、动词、形容词和大多数副词；而功能词则指主要起语法功能作用的词语，如代词、介词、连词等[13]。但对于汉语实词与虚词的具体分类标准，学者们存在一些分歧，尤其是对副词和代词的归类。有些学者采用王力、吕叔湘和朱德熙的观点，将名词、动词、形容词归为实词，其他如副词、介词等归为虚词[14]。而有些则参照英语标准，将副词也视为实词。
本文的研究重点不在于汉语实词与虚词的分类标准，而是关注词汇密度对译文信息含量及难度的影响。因此，本文依据王力、吕叔湘和朱德熙的观点对译文的实词和虚词进行了统计分析，见表2；词汇密度见表3。
Table 2. Part-of-speech frequency
表2. 词类频次
词类 |
杨岂深译本 |
叶紫译本 |
原文 |
词类 |
杨岂深译本 |
叶紫译本 |
原文 |
动词 |
747 |
818 |
652 |
助词 |
302 |
270 |
280 |
名词 |
787 |
782 |
1002 |
连词 |
101 |
83 |
160 |
形容词 |
124 |
144 |
245 |
介词 |
168 |
150 |
473 |
|
|
|
|
副词 |
322 |
310 |
213 |
|
|
|
|
代词 |
417 |
310 |
356 |
|
|
|
|
数词 |
73 |
68 |
88 |
|
|
|
|
量词 |
135 |
106 |
0 |
Table 3. Lexical density
表3. 词汇密度
杨岂深译本 |
叶紫译本 |
原文 |
43% |
46% |
50% |
从表3词汇密度对照表中我们可以看到，叶译本的词汇密度比杨译本的要高，但两个译本的词汇密度均低于原文。这一发现与Baker和Laviosa提出的翻译共性假设中的“简化”假设是一致的[11] [15]。Baker观察到，英语译文的词汇密度明显低于英语原文，并推断这种有意或无意的做法使得译文更容易为读者理解[11]。同样，胡显耀也发现，英语文本被翻译为汉语后多有词汇密度下降的趋势[13]。
当一篇文章中实词所占比重较高时，其信息量通常更为密集；相应地，较高的实词占比也可能增加读者的认知负荷，从而提升阅读难度。据此可以认为，两个译本中词汇密度较高的叶译本阅读难度会更大，而词汇密度较低的杨译本阅读难度更小，更易于理解。但词汇密度高低仅仅反映了两个译本在词汇使用方面的差异，并不能直接等同于译文质量的高低。词汇密度只是一个客观的数据指标，不能作为评判译文水平的绝对标准。
另外，从表2的词类频次统计可见，杨译本中虚词(含代词)的比例显著高于叶译本。这与其源语英语作为“形合”语言的特征相符，即英语通常依赖显性的连接词和代词来构建语义关系。相比之下，汉语作为“意合”语言，则更倚重内在语义和语境进行隐性衔接。因此，杨岂深译本在虚词和代词上的高频使用，更贴近英语的形合特征，体现了其更强的源语导向性。以下两个例子可以反映该特征：
例1：
原文：“Do you suppose it's really so?” they said to one another. “Of course it is. What else could...” This behind their hands;
杨岂深译本：他们彼此说：“你当真认为是那么回事吗？”“当然是啰。还能是别的什么事？……”而这句话他们是用手捂住嘴轻轻地说的；
叶紫译本：人们交头接耳：“你觉得真是那么回事儿吗？”又捂嘴低语：“当然喽。还能是怎么……”；
在这段对话中我们可以看到，杨译本和叶译本对原文处理方式的不同。原文的“This behind their hands.”是指人们议论纷纷时，后面那句话是捂着嘴说的。杨译本采取与原文相同的方式将原文翻译为“这句话是他们用手捂住嘴轻轻地说的”，保留了代词this，并将这句话放在了对话之后；而叶译本则与原文不同，省略了代词，将其直接翻译为“又捂嘴低语”，并将这句话穿插在对话之中，符合人们的动作顺序，将画面更直观展现出来。
例2：
原文：When we next saw Miss Emily, she had grown fat and her hair was turning gray.
杨岂深译本：等到我们再见到埃米莉小姐时，她已经发胖了，头发也已灰白了。
叶紫译本：再见艾米丽小姐时，她已开始发胖，发间也银丝隐现。
在这句话的翻译中，杨译本同样选择了保留原文代词，将原文“When we next saw Miss Emily”的we翻译出来，译为“等到我们再见到埃米莉小姐时”；而叶译本则省去了代词，直接翻译为“再见艾米丽小姐时”。虽然叶译本省去了代词，但结合上下文看来，我们也能知道这里的主语是我们，代词的省略并不会影响我们对这句话的理解。但是从代词的保留和省略中我们可以看出，杨译本更加倾向于保留源语特点。
4.1.3. 平均词长
平均词长是指一段特定文本中词汇的平均长度，可以反映出该文本的词汇复杂度：平均词长越大，表明文本中长词占比越高，而长词通常涉及低频词、专业术语或复合结构等，会显著提升理解难度；反之，平均词长越小则说明文本词汇更基础，语言更加简洁易懂[16]。这一指标不仅能体现出译者用词方面的复杂程度，还可以反映出译者的用词习惯和个人风格。
以下是将两译本的文本进行分词后使用Wordsmith Tools4.0统计出的各词长占比，统计结果如表4：
Table 4. Word length proportion
表4. 词长占比
|
1字 |
2字 |
3字 |
4字 |
5字 |
6字 |
杨岂深译本 |
62.4% |
22.7% |
5.7% |
1.3% |
0.4% |
0.08% |
叶紫译本 |
65.2% |
21.4% |
4.5% |
1.5% |
0.4% |
0.09% |
从表4词长占比统计可以发现，两个译本中出现频率最高的是单音节、双音节和三音节的词汇。此外，也有少量的五音节和六音节词出现。这与直接音译原文中所含有的地名和人名有关。同时，两个译本在词汇长度上的差异并不显著，词长排在前两位的词汇，其频率之和均占据了译本总词数的80%以上。这表明，两位译者在词汇长度方面都尽可能地使用简短的词语，以使译本更加通俗易懂。
4.1.4. 高频词
在词频研究中，高频词的界定标准通常与语料规模密切相关。基于百万词级大型语料库的研究(如肖忠华等[17])普遍将词频高于0.1%的词汇视为高频词；而十万词级小型语料库的研究(如杨柳、朱安博等[18])则多采用词频高于1%作为阈值。由于本研究涉及的两个译本总词容均不足十万词，为保持标准一致性并适配小型语料特征，本文参考后者标准，将词频大于1%的词汇定义为高频词。为进一步聚焦核心高频词的分布，本文选取了出现频率最高的前十个词进行对比分析，并按照词频进行了降序排列，见表5。
Table 5. High-frequency vocabulary
表5. 高频词汇
|
杨岂深译本 |
频率 |
叶紫译本 |
频率 |
原文 |
频率 |
1 |
的 |
238 |
的 |
218 |
the |
235 |
2 |
她 |
121 |
她 |
83 |
a |
96 |
3 |
在 |
63 |
小姐 |
55 |
and |
96 |
4 |
我们 |
47 |
在 |
41 |
of |
95 |
5 |
是 |
36 |
也 |
29 |
to |
84 |
6 |
他们 |
35 |
是 |
28 |
in |
66 |
7 |
个 |
35 |
他 |
28 |
her |
59 |
8 |
小姐 |
32 |
我们 |
28 |
that |
53 |
9 |
他 |
30 |
那 |
25 |
was |
48 |
10 |
那 |
28 |
说 |
24 |
had |
46 |
通过对比两译本的高频词汇分布，本研究发现两译本存在以下两个不同点：其一，杨译本前三位高频词的使用频次均高于叶译本。这表明杨岂深更倾向于重复使用核心常用词，其译本阅读难度相对较低。其二，叶译本前十高频词中包含动词“说”，而杨译本前十高频词中未出现任何动词。这反映了叶紫更注重动作描述的显性化。
另外，尽管具体排序和频次存在差异，两译本前十高频词的重合度较高，且均以功能词(如介词、连词)为主。这一特征与原文高频词结构保持高度一致。由此可见，尽管两译本在实词选择上各有偏好，如叶紫强调动作描述，但译者整体仍受原文主题和语言结构的深层约束。功能词因其不可替代的语法衔接作用被保留，而实词差异则反映了译者的不同翻译策略。
4.2. 句子层面
4.2.1. 平均句长
平均句长是指文本中所有句子的平均长度。如果一篇文章的句子总数越少，那么平均句长就会越高。这意味着该文本中所使用的句式更为复杂，包含了更多长难句，也反映了该文本在句法结构上的成熟度和复杂程度较高[9]；反之，句子总数越多则平均句长会越低，该文本所使用的句式相对更为基础。
本文将使用句号(。)、问号(？)和感叹号(！)作为识别句子边界的标点分隔符。通过统计这些标点符号的出现，可以计算得出文本的平均句长，如表6。
Table 6. Average sentence length
表6. 平均句长
福克纳原文 |
杨岂深译本 |
叶紫译本 |
形符数 |
3765 |
形符数 |
3857 |
形符数 |
3823 |
句子总数 |
210 |
句子总数 |
201 |
句子总数 |
172 |
平均句长 |
17.9 |
平均句长 |
19.2 |
平均句长 |
22.2 |
从表6平均句长的数据中我们可以看出，杨译本的句子总数多于叶译本的句子总数，且两译本的平均句长均比原文平均句长要长。其中，杨译本的平均句长更接近原文本。这说明杨译本更倾向于使用短句结构，而叶译本更倾向于使用长句结构。这种差异反映了译者的不同翻译策略：杨岂深试图以清晰的短句再现原文风格，而叶紫则更注重原文意图的本土化。
下面是一个例子：
原文：“Just as if a man—any man—could keep a kitchen properly,”
杨岂深译本：“好像只要是一个男子，随便什么样的男子，都可以把厨房收拾得井井有条似的，”
叶紫译本：“就好像单凭一个男人，随便哪个男人，都能下得了厨房、对付得了油盐酱醋锅碗瓢盆似的。”
从上面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出，叶译本的句长要更长。在处理原文“could keep a kitchen properly”时，杨译本将其翻译为“可以把厨房收拾得井井有条”，而叶译本翻译为“能下得了厨房、对付得了油盐酱醋锅碗瓢盆似的”。杨译本句子长短方面更加还原原文且简洁易懂；而叶译本虽然句子更长，复杂程度较高，但引入厨房中的用品和厨具使这句话变得更加形象生动，并达到了原文的讽刺意图。
4.2.2. 形合度/逻辑显化
形合度这一概念是由胡显耀和曾佳提出的。他们将虚词在总词频中所占的比例称为形合度[14]。一般来说，汉语中的文章连接更多依赖于语义内部的联系，注重“意合”；而英语则更频繁使用关系词、连接词和介词等，属于形式化或形合度较高的语言。通常，将英文小说翻译成中译本时，句法显化程度可以通过形合度来反映。而在翻译策略上，倾向于“异化”的译文往往表现为形合度较高，倾向于“归化”的译文则表现得形合度更低[18]。
为了计算这两个译本的形合度，我们需要先对译本进行词性标注，统计虚词的数量，然后比较虚词在总词频中的占比，从而判断该译本是倾向于形合还是意合[14]。检索之后得到了这两个译本的形合度数据，见表7。另附各译本的连词数量和连词比例。
Table 7. Degree of hypotaxis
表7. 形合度
|
杨岂深译本 |
叶紫译本 |
形合度 |
47.8% |
42.7% |
连词数量 |
101 |
83 |
连词比例 |
3.2% |
2.7% |
通过检索和统计数据，我们可以从表7形合度对照表看出杨译本的形合度更高。这也反映了杨译本更倾向于异化翻译策略，与英语原文更为相似；而形合度较低的叶译本更倾向于归化翻译策略，更符合汉语的使用情况。以下是个例子：
原文：as if that quality of her father which had thwarted her woman's life so many times had been too virulent and too furious to die.
杨岂深译本：她父亲的性格三番五次地使她那作为女性的一生平添波折，而这种性格仿佛太恶毒，太狂暴，还不肯消失似的。
叶紫译本：仿佛来自于她父亲的那种魔咒，对其身为女性的一生百般阻挠的魔咒，过于恶毒、过于暴虐，死活不肯消失似的。
从这段描述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杨译本和叶译本翻译策略的不同。在对原文“quality of her father”的处理中，杨译本倾向于异化翻译策略，将其直译为“父亲的性格”，严格遵循原文的抽象性和病理隐喻，旨在保留西方文学中父权压迫源于个体心理特质的批判视角。但中文语境下“狂暴”多形容具体行为，与抽象的“性格”搭配略显生硬，可能会增加读者的理解门槛。相反，叶译文倾向使用归化翻译策略，试图使译文更加符合汉语的表达习惯。叶译文将此翻译为“父亲的魔咒”，将父权压迫具象化，同时以“百般阻挠”“死活不肯”等表达来强化情感，更易引发读者的共鸣。
5. 结论
通过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本研究对叶紫和杨岂深两位译者的翻译风格进行了对比。分析结果表明，二者在词汇选择、句式构建和策略倾向上均呈现出显著的差异。
在词汇层面，叶译本的类符/形符比值更高，词汇密度也更大，凸显了其词汇丰富、选词多样的特点，表明了译文在表达上更具丰富性和变化性。相比之下，杨译本不仅类符/形符比值相对较低，词汇密度也较小，且虚词和代词的比重明显更高。这些数值均表明杨译本词汇更趋于平实、常用且重复率高，语言更为简洁直白、通俗易懂。值得注意的是，两译本在词语长度选择上差异并不显著，均倾向于使用简短词汇以保持译文的通俗性。
在句法层面，叶译本的平均句长值明显高于杨译本，反映出其更倾向于使用结构相对复杂的长句。同时，其形合度较低的特征，意味着较少依赖显性连接词，更符合汉语习惯的意合表达方式。与之相反，杨译本的平均句长不仅较短，更接近原文的句长特征，且呈现出较高的形合度，说明其较多使用连接词语，句式结构上更贴近源语英语的显性衔接习惯。这种句式特点，结合其词汇特征，使得杨译本在整体上与英语原文的结构更接近。
这些风格差异也进一步揭示了两位译者在翻译策略选择上的不同。杨译本凭借其平实的词汇、简短的句式和高形合度，呈现出鲜明的异化翻译策略倾向，力求在结构和形式上贴近原文，呈现出接近原文形式且通俗易懂的特色。叶译本则因其华丽的辞藻、丰富的修辞、复杂的句式和低形合度，显著倾向于归化翻译策略，表达上更符合汉语的语言习惯和审美规范。相同的是，两译本的整体风格都不可避免地受到原文主题和语言深层结构的约束。
本研究通过语料库方法对译者风格进行的客观量化对比，有效避免了研究的主观性和随意性。希望该尝试能够为系统性地探索译者风格提供数据支持和初步框架，并助力此类研究的深入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