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唐诗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璀璨瑰宝，以其华丽的辞藻、丰厚的思想内涵成就了不朽的文学地位。在构成唐诗艺术魅力的诸多要素中，意象居于核心地位，堪称诗歌的灵魂。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自然意象在唐诗的意象体系中占据显著比重，诗人通过天文、地理、动植物等自然元素，不仅创造了生动的诗意空间，更将其转化为隐喻人生哲理与承载文化意蕴的核心载体。然而，由于这些意象的隐喻内涵深植于中华文化认知体系，在跨文化传递中常因认知差异导致映射断裂或隐喻意义流失。在认知语言学视角下，隐喻的本质是“源域”(如自然意象)向“目标域”(抽象情感/哲理)的概念映射活动。借助此视角，可以解析唐诗自然意象背后的概念映射机制，在翻译中精准捕捉隐喻之“意”，进而在目标语中构建等效认知映射，为破解唐诗英译的隐喻传递困境提供新路径。
2. 认知隐喻与意象翻译
2.1. 认知隐喻理论
在传统隐喻理论的框架内，隐喻是一种语言现象，以修辞格的表现方式用以对语言进行艺术性修饰。而Lakoff和Johnson将隐喻研究从语言层面拓展到思维层面，提出了认知隐喻理论。在其1980年合著发表的Metaphors We Live By一书中，他们把隐喻意义的建构过程视为两个概念域之间的映射过程，在映射的过程中，属于源域的概念被转移到目标域中，从而形成一种新的概念结构[1]。认知语言学提出隐喻是一种认知活动，源于人的身体经验，对我们认识世界有着潜在的、深刻的影响，在范畴化、概念结构和思维推理的形成过程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2]。换言之，隐喻是人类用其在某一领域的经验来说明和理解另一领域的经验的认知活动。在这个认知过程中，认知主体通过推理将一个概念域(源域)的特征映射到另一个概念域(目标域)，源域和目标域在互动的过程中达到了统一，目标域具备了某些源域相关的特征，由此便产生了隐喻义[3]。例如，在“时间就是金钱”这个隐喻中，源域是人们日常生活熟悉、具体且有形的概念“金钱”，人们借助对金钱的理解，将金钱的价值性和有限性等属性映射到“时间”这一目标域中，从而获得对时间的理解。源域和目标域之间的相似性是隐喻所形成的必要条件，但如何理解概念隐喻之间的映射不是依靠这种相似性，而是出自于人类的主观经验。
2.2. 诗歌意象与隐喻翻译
作为诗歌的灵魂，意象是诗歌创作中的核心要素，它是诗人通过语言创造出的、融合了主观情感与客观物象的具体形象。诗人的主观情志即“意”，客观的物质对象即“象”，“意”与“象”互感从而创造出具有字面意义和隐意的意象[4]。意象既是唐诗基础的审美单元，也是构筑中国精神的独特标识[5]。在诗歌翻译的复杂实践中，准确理解和传达原诗的深层意蕴是翻译的核心目标。由于诗歌语言具有凝练性、多义性和高度象征性，因此必须要穿透语言的表层，深入解读诗歌意象，挖掘诗文蕴含的深厚情感和思想内核。认知语言学认为人类通过具体的、身体经验性的意象图式来理解和建构抽象概念，意象正是这种深层认知活动的艺术化外显[6]。通过运用隐喻思维，诗人将抽象情感投射到具体物象上，创造出具有丰富联想空间的意象。认知隐喻视角揭示了意象的认知基础，对诗歌翻译十分重要，不仅可以帮助译者洞察诗歌意象背后的隐喻结构和情感逻辑，避免文化差异导致的意象误读，更能指导译者如何在目标语文化中寻找能激活相似身体经验和情感联想的对等表达策略，在译文中有效重构原诗的隐喻思维和诗意空间。
3. 唐诗自然意象的认知分类
在跨文化隐喻映射的构建过程中，中西方文化之间的差异性通常是影响映射重构的主要障碍。这种差异使得自然意象所承载的特定情感、哲理或文化联想，难以在英文读者的文化认知框架中被自动激活和准确理解。为了更系统地分析这种差异并指导翻译策略选择，以“文化认知可及性”为中心，重点关注目标读者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基于自身文化认知背景，理解和接受源意象所蕴含的隐喻意义，可以最大化译文的认知和审美效度，确保目标读者最大程度地接近源语读者体验到的隐喻意义和诗意美感，实现深刻的文化交流与艺术共鸣。依据此标准，可将唐诗中的自然意象划分为以下三类：
3.1. 高文化特异性意象
在唐诗丰富的自然意象中，一些意象的深层隐喻意义高度依赖于中国传统文化独有的认知脚本，与特定的历史典故、神话传说、哲学观念、宗教信仰或文学传统关联。由于英文读者普遍缺乏相应的文化认知图式，这类意象在跨文化转换中面临概念映射的根本性断层。这意味着，即使意象的字面意义可以被翻译，但其在中华文化中承载的特定情感或象征意义却难以被读者自动激活和解码，文化负载信息在跨越语言边界时存在严重的耗散。此类意象在唐诗中颇为常见，例如植物意象“茱萸”，在“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这句诗中，“茱萸”的深层内涵紧密绑定于重阳节插茱萸避灾的传统习俗。若缺乏对这一独特民俗的认知，诗句中蕴含的节日氛围及思亲之情将难以传递。再如“杜鹃”这一意象，源于古蜀国国王杜宇魂魄化为杜鹃鸟并啼血染红杜鹃花的悲情传说。不了解此典故，则难以深刻体会“其间旦暮闻何物？杜鹃啼血猿哀鸣”中的忧愁。
3.2. 中文化特异性意象
在构建跨文化概念映射时，如果目标读者基于共享的感官经验和物理世界认知，能够识别并部分理解某一意象的底层映射逻辑，但是由于文学传统、地理环境或集体情感模式的差异，源域与目标域之间的具体关联强度、情感指向或文化附加义在目标文化中存在偏移或损耗，则将此类意象归为具备中等文化特异性的自然意象。虽然目标读者对这类意象并非完全不能理解，但认知的偏移或文化的损耗会导致读者对意象所承载的独特情感强度或复杂文化寓意的感知不够完整精确或产生歧解。例如，在诗句“古道西风瘦马”中，“西风”与衰败、萧瑟、凄凉紧密相关，此种关联源于中国西北部大陆性气候下，秋冬之交的西风带来的寒冷干燥与万物凋零之景。但在西方文化中，“west wind”常被视为温暖、湿润、带来生机的春风，因此目标读者难以共鸣“西风”意象蕴含的衰飒悲凉感，甚至可能产生积极复苏的误读。
3.3. 低文化特异性意象
在唐诗的自然意象中，低文化特异性意象代表了一类广泛且认知障碍相对较小的范畴。这类意象的隐喻构建植根于人类共通的生理体验或普遍可观察的物理世界规律，核心意象物到抽象概念的映射关系在绝大多数文化认知系统中具有高度相似性或可通约性。因此，概念映射本身在跨文化传递中通常不存在根本性断裂或显著偏差。如“太阳”在中西方文化中都有喻指“光明”“希望”“权威”“力量”之意，基于光明、热量、周期性的映射高度普世。再如中西方对雪的白色、低温、覆盖性的物理属性存在认知共通，所以两种文化中都有对“雪”映射“纯洁”“寒冷”“净化”的相同认知关联。
4. 跨文化隐喻传递策略
4.1. 文化断裂下的映射重构
对于具备高文化特异性的自然意象，概念映射的构建难点在于源域与目标域之间的文化关联链条在目标文化认知系统中的断裂。译者作为源隐喻的识别者和新隐喻的构建者，面临的不仅是语言的转换，更是如何弥合这种由独特文化脚本造成的认知鸿沟，以实现文化负载信息的有效传递。此时译者可以借助释意译法，对诗歌中的自然意象进行诠释，直指其隐含的文化概念，重新建立起相应的文化关联链条，以化解目的语读者的理解障碍与认知负担。
例1. 刘郎已恨蓬山远，更隔蓬山一万重。
译文：Beyond my reach the far-off fairy mountains spread, But you’re still farther off than fairy mountains green. [7]
这句诗出自李商隐的《无题·来是空言去绝踪》，其意是“我像当年的刘郎一样，早就怨恨那蓬山遥远；而你去的地方，却还比蓬山更隔万重山”。诗中的“蓬山”表层指代东海仙境的空间距离，深层隐喻可望不可即的理想幻灭，诗人借用这一自然意象表达出诗中主角的爱情阻隔无从度越。然而，作为中国道教文化中的特有概念，中西方文化对“蓬莱”的认知存在较大差异。对此，许渊冲用“fairy mountain”进行了翻译，但“fairy”一词植根于凯尔特传说与格林童话，在西方文化中易诱发轻灵魔幻的联想，激活读者“仙境–美好归宿”的认知模型，不仅弱化了道教仙山的独特性，同时还因术语选择的不当导致了文化认知的错位，未能将道教求而不得的文化映射关系准确传达。鉴于此，可以采取音译加深度诠释的做法在保留意象的基础上对映射关系进行重构，将“蓬莱”一词直译为Penglai，并添加Sacred abode of Daoist transcendents in Eastern Sea, symbolizing an eternally unattainable ideal.的注解。针对高文化特异性意象，翻译的重点在于映射关系的认知框架搭建。通过深度的文化注释直接点明隐喻意义重构映射，不仅可以减轻读者的认知负担，还可以最大限度的再现原诗文意象的深层内涵。
4.2. 认知偏差下的映射调适
中文化特异性自然意象的翻译挑战，在于隐喻概念的部分认知可及性以及目标域的关联偏差。译者需敏锐识别这种偏差，并在策略上着重于关联的调适与强化，结合意象使用一定的补偿手段对映射关系进行校准，在目标语境中最大程度还原源意象的特定情感温度与文化深度。
例2. 不是花中偏爱菊，此花开尽更无花。
译文：Not that I favor partially the chrysanthemum, But it is the last flower after which none will bloom. [7]
该句诗出自元稹的《菊花》，诗意为“不是因为百花中偏爱菊花，只是因为菊花开过之后便不能看到更好的花了。”“菊花”自古以来就在中国文化中承载着深厚而独特的隐喻内涵，常与隐逸文化紧密绑定，如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在作者所处的中唐时代，朝政动荡加剧了文人的疏离感，此背景下，“菊花”意象所代表的持守道德节操、坚韧不屈的象征意义进一步得到了强化。而在西方主流文化中，菊花通常与死亡、哀悼、坟墓相关联，中西方对于这一意象的隐喻内涵存在显著的认知偏差甚至对立。针对这种意象存在但核心象征内涵存在重大偏差的情况，译者需要进行积极的映射调适，适当微调译文以引导读者向正确的文化情感联想靠近，校准认知偏差。在许渊冲的译本中，“菊”直译为“chrysanthemum”，并未体现“菊”作为隐逸精神与文化符号的核心隐喻。因此，建议进行合适微调，添加能暗示其文化象征的修饰语，如“steadfast chrysanthemum”或采用“chrysanthemum, emblem of noble solitude”的译法点明其作为“高贵隐逸”的象征。添加有效关键词可真实传递菊花所象征的坚韧不拔、坚守节操的精神内核，部分弥合“哀悼”的负面联想，引导读者理解其作为精神象征的价值。
4.3. 认知共通下的映射强化
当诗歌中的隐喻意象及其概念映射关系在目标语文化中具备高度同构的认知基础时，翻译的核心挑战便不在于进行根本性的意象转换或文化缺省补偿。此时，译者的关键任务在于如何激活并最大化目标读者的共通认知体验。此时，可以在保留原有意象及其核心映射逻辑的前提下，对其进行艺术化的强化处理，通过目标语自身的审美手段，放大源域与目标域之间的关联张力，从而使译文在目标语境中产生更强烈的概念共振与情感冲击力。
例3.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译文：Such kindness as young grass receives. From the warm sun can be repaid? [7]
这句诗出自孟郊的《游子吟》，诗文原意为“谁能说如小草嫩心一般微小的心意，能够报答得了春天三月的阳光呢？”作者在此构建了一组基于自然意象的极度悬殊的对比隐喻，用初生小草极其微弱的嫩心隐喻子女欲尽孝心的那份情感，虽然真挚却微不足道；以普照大地、滋养万物的春日阳光隐喻父母对子女广博深厚且无私的养育之恩。小草渺小、柔弱、依赖的特性，与春日阳光博大温暖、滋养万物的特性，是基于人类共通的感受阳光温暖、观察植物生长的生理体验和普遍的阳光孕育生命的自然规律。因此，从源域到目标域的概念映射关系在中西方文化认知系统中具有高度的可通约性，映射本身不存在根本性的文化断裂或显著偏差。因此在翻译时可以保留原有意象，并通过语言艺术手段强化对比关系和情感冲击力，从而达到强化映射关系的目的。许渊冲通过构建“young grass”与“the warm sun”的对比关系，巧妙地采用疑问句式“can be repaid?”最大化地激活并强化了源域与目标域之间的映射关系，使读者深刻感受到那份欲报难偿的伦理困境与情感张力。
4.4. 混合策略的应用
映射重构、调适与强化这三类策略，基于认知语言学和文化关联性分析，为唐诗自然意象的翻译提供了较为清晰的方法选择路径，并勾勒出不同文化认知情境下的优化方向。然而，诗歌文化本身具有高度的复杂性和动态性，在具体的翻译实践中，一首诗或单个意象所处的文化认知环境往往并非泾渭分明地属于上述三种典型状态之一，而是呈现出混合与渐变的特征。例如，当某个意象在目标文化中仅具备部分认知基础(如西方读者理解“杨柳”象征悲伤)，却承载着极其独特且深厚的情感文化内涵时(中国“折柳”送别的仪式感及“柳”与“留”的谐音文化)，单一应用“调适”或“重构”的手段稍显不足。此时，译者可以灵活进行策略组合，在直译为“willow”保留基础意象的同时，添加修饰语“grief-stricken”显现其哀伤基调，并辅以注释阐释“折柳”习俗的文化深意。
因此，重构、调适与强化的策略框架虽为翻译决策提供了有价值的理论基础和指导原则，但在实际应用中，译者必须认识到其相对性，并综合考量多重制约因素，如诗歌的具体体裁与风格、译者的个人风格与翻译观、文本的出版目的与目标读者群体，以及文本内部的语境和谐要求等，才能在复杂多变的翻译情境中做出最适切、有机统一的策略选择。
5. 总结
本研究以认知隐喻理论为框架，系统探讨了唐诗自然意象英译中的隐喻传递机制与文化障碍问题。作为诗人主观情思与客观物象的融合体，意象的深层隐喻意义根植于中华文化独特的认知体系。在跨文化传递过程中，因中西文化认知图式的差异，自然意象的隐喻内涵常面临流失、变形或误读的风险。因此，本文以“文化认知可及性”为分类标准，将自然意象的文化特异性划分为高、中、低三类并构建了差异化翻译策略。通过认知分类与策略适配，既精准传递了唐诗意象的隐喻精髓，又有效弥合了文化鸿沟，提升了译文的文化精准度与艺术感染力，为中华古典诗歌的跨文化传播提供了可操作的翻译范式。
NOTES
*通讯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