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价值观是个体态度、观念的深层结构，对个体感知世界的倾向以及自身行为方式的选择具有重要影响(杨宜音，1998)。Schwartz依据生理、人际和谐交往和社会性共同福祉三种基本需要，将价值观分为了自我导向、刺激、享乐主义、成就、权力、安全、传统、遵从、善意和普遍性10种具有普适意义且各自独立的价值观维度，且具有跨文化一致性(Schwartz & Bilsky, 1987)。实证研究证明个体价值观的形成过程会受到家庭、社会、学校及生物等因素的影响：例如，家庭结构变迁与环境迁移显著影响个体价值观的形成(Struch et al., 2002)，并伴随显著的代际价值观传递效应(Knafo & Schwartz, 2004)。青少年正处于由未成熟走向独立的时期，需要在探索和权衡不同价值观的过程中逐步构建自己的价值体系(杨茂庆，黄茂林，2025)。因此，从心理学视角探究青少年价值观的核心，对于优化价值观教育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父母对子女消极情绪回应方式，是指当孩子产生不愉悦的内心体验并伴随明显的外显行为时，家长在心理或行为上的应对方式(彭元菊，2021)。研究认为，父母对子女消极情绪的反应分为两个维度：支持性反应和非支持性反应。支持性反应包括情感关注、鼓励表达、问题解决三个方面；非支持性反应涉及惩罚和最小化反应两方面(Fabes et al., 2002)。相关研究也表明，家长对孩子消极情绪的回应，作为一种情绪社会化行为，会对子女的社交技能、情绪调节能力等社会化关系造成巨大影响(Hurrell et al., 2015; 李燕等，2010)。同时，Baumeister等人通过一项有关教养行为纵向研究发现：相较于父母的支持性反应，儿童青少年对非支持性反应的记忆更容易且更深刻，且在亲子关系层面，破坏性行为的负面影响显著超越建设性行为的积极效应(Baumeister et al., 2001)。此外，类似研究证明父母的情感温暖教养方式能够显著正向预测心理韧性，而情感拒绝则可能削弱心理韧性(Wagnild & Young, 1993)，情感温暖与情感关注相似，情感拒绝与最小化有共同之处。家庭微系统是青少年发展的重要港湾，父母是子女情绪表达的主要引导者，其对子女价值观形成的影响需被充分重视，并据此制定针对性的干预策略。
中学阶段是个体健全人格形塑的关键转折期，青少年身心正处于快速变化但尚未成熟的阶段，叠加在此阶段面临着更为复杂的学习与生活压力、困境及挫折，其心理健康易受到显著威胁。心理韧性是指个体在面对压力、危机等负性事件时仍能保持不断地成长时的一种心理复原力(Connor & Davidson, 2003)。Kalisch等人的研究认为心理韧性并非一种固定的个性特征，而是在面对困境时能够动态调整的心理过程，并强调了个体积极主动地适应(Kalisch et al., 2017)。Olsson及其团队关于心理韧性影响因素的综述中指出了三类主要影响因素，包括个人能力和人格特质、家庭支持系统以及社会支持网络(Klika & Herrenkohl, 2013)。也有研究证明了青少年心理韧性与父母情感温暖、有效的家庭沟通、父母支持和价值观的形塑显著相关(吴玉婷等，2024；徐明津，杨新国，2017；高英，2024)。此外，Kumpfer提出了心理韧性的个人–过程–环境模型(Kumpfer, 1999)，该模型包含三部分内容，分别为环境特征、个人特质、个体心理韧性的重组，以及调节个体和环境或个体和结果之间的动力机制，因此对个体心理韧性进行研究要注重个体–家庭–社会交互影响的系统发展观和生态发展观(马伟娜等，2008)，综合考虑多重因素提升青少年心理韧性水平，助力其健康成长。
综上，现有研究大多聚焦于探讨单一家庭内部因素与特质情感能力的关系，缺乏家庭因素结合孩子自身要素与价值观的子维度的联系的研究成果。网络分析是一种基于动态模型的可视化分析方法，可通过构建偏相关网络识别变量间特异性关联，并量化评估关键变量在网络中的核心作用强度。本研究采用此方法对青少年价值观各基本价值区与心理韧性和家庭内部因素进行横向研究，探讨父母支持性和非支持性两种不同的回应方式、心理韧性及价值观间的复杂关系，以期为青少年价值观培养提供具有参考意义的自我成长和家庭关系建议，进而促进青少年身心及行为的健康发展。
2. 方法与对象
2.1. 对象
选取四川省1所普通中学中共计1399名初中生作为被试，由负责老师利用线上问卷平台在学校机房统一施测。除去规律性作答、未完整作答的问卷数据清洗后，得到问卷1230份，有效回收率为87.9%。其中女生612人，男生618人，被试平均年龄(12.88 ± 0.50)岁。在调查前获得了参与者的学校、老师和监护人的知情同意。
2.2. 研究工具
2.2.1. 父母对青少年消极情绪的反应
采用Wang等人(2019)修订的父母回应青少年消极情绪量表(Wang et al., 2019)，该量表一共包含10个在青少年群体中最常见的容易诱发消极情绪的情境，每一种情境下都有五种反应方式。青少年需要就其父母做出每一种反应方式的可能性进行1~5点评分，这五种可能反应分别涉及四种反应策略：(1) 温暖/反应性(包含问题关注和情感关注的反应方式)；2) 鼓励表达；(3) 惩罚反应；(4) 最小化反应。借鉴McElwain等人(2007)的做法，将问题关注、情感关注和鼓励情绪表达合成父亲/母亲支持性反应，惩罚和最小化合成父亲/母亲非支持性反应(McElwain et al., 2007)。同类回应方式在父亲、母亲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78~0.88之间。因此，本研究将父亲和母亲支持性回应方式合并为父母支持性回应方式，并计算总均分。本研究中父母支持性回应方式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5，父母非支持性回应方式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1。
2.2.2. 价值观
本研究采用施瓦茨标准版价值观问卷(PVQ) (高志华等，2016)，包括自我导向、权力、普遍性、成就、安全、刺激、遵从、传统、享乐主义和善意10种价值观维度，共21个题目。各项目采用Likert 6点量表计分，从“完全不像我”到“非常像我”分别记1~6分，得分越高，表示与自身相似度更高。总量表在本研究中的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0.91，具有良好的信度。有研究(高志华等，2016)指出，由于PVQ各维度题项数仅有2~3项，因此存在内部一致性系数低于0.6，但与ESS使用该量表对欧洲国家测得的结果一致，因而PVQ-21中文版也具有有效信效度。
2.2.3. 心理韧性
本研究采用由Campbell-Sills等人简化的CD-RISC (Campbell‐Sills & Stein, 2007)测量青少年心理韧性。共10个条目，采用5点计分法，量表的总分越高，代表个体的心理韧性越强。本研究中的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0.91，表明信度良好。
2.3. 质量控制
选用信效度已得到检验的科学量表作为测量工具，并考虑参与者的年龄、文化程度等因素，以确保问题易于理解。收集到问卷数据后及时进行数据清洗和检查，剔除作答时间少于150 s的问卷，并根据IP、提交时间、学校、班级等信息确定重复个案并删除，删除填写不完整、重复作答或明显乱填的无效问卷。在调查前获得了参与者的学校、老师和监护人的知情同意。本研究根据《赫尔辛基宣言》进行，并经西南科技大学法学院学术委员会批准(批准编号：LL23001；批准日期：2023年4月5日)。
2.4. 数据处理
首先，本研究使用SPSS 27.0对所有数据进行了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以探索被试基本信息及人口统计学变量的作用。其次，本研究使用R 4.3.3对数据进行了网络分析，以探讨父母对子女消极情绪的回应方式与青少年心理韧性、价值观之间的网络结构关系。其中，网络分析的步骤遵循Epskamp等人于2018年发表的标准化指南，分析内容包括网络估计、可视化网络、中心性指标估计及网络准确性和稳定性估计(Epskamp & Fried, 2018)。
3. 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由于问卷中多数变量采取自我报告方式进行数据收集，有导致共同方法偏差的可能性，因此对本研究中所有变量采用Harman单因素检验法。分析结果显示，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包含16个，单一因子对总变异的最大解释量为30.48%，低于40%的临界值。因此，本研究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3.2. 研究变量及各维度间的相关性分析
对初中生10种价值观、父母对子女消极情绪的两种反应方式和心理韧性进行相关分析，结果显示，父母对子女消极情绪的两种应对方式(r支持性反应 = 0.11，p < 0.01；r非支持性反应 = 0.14，p < 0.01)、自我导向(r = 0.06, p < 0.05)价值观呈正相关，与权力(r = −0.07, p < 0.05)、普遍性(r = −0.06, p < 0.05)和享乐主义(r = −0.09, p < 0.01)三种价值观呈负相关。父母支持性回应方式与心理韧性(r = 0.48, p < 0.01)、普遍性价值观(r = 0.36, p < 0.01)呈正相关，父母非支持性回应方式与心理韧性(r = −0.21, p < 0.01)、普遍性价值观(r = −0.21, p < 0.01)呈负相关，详见表1。
Table 1. Pearson’s correlation of main variables (N = 1230)
表1. 主要变量的皮尔逊相关(N = 1230)
|
M |
SD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
10 |
11 |
12 |
13 |
1 心理韧性 |
35.42 |
7.44 |
1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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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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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积极反应 |
3.69 |
0.91 |
.48** |
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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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3 消极反应 |
1.92 |
0.75 |
−.21** |
−.38** |
1 |
|
|
|
|
|
|
|
|
|
|
4 自我导向 |
4.59 |
1.29 |
.31** |
.26** |
−.14** |
1 |
|
|
|
|
|
|
|
|
|
5 权力 |
3.90 |
1.47 |
−.15** |
−.11** |
.11** |
.26** |
1 |
|
|
|
|
|
|
|
|
6 普遍性 |
5.19 |
1.28 |
.33** |
.36** |
−.21** |
.58** |
.21** |
1 |
|
|
|
|
|
|
|
7 成就 |
4.79 |
1.45 |
.18** |
.22** |
−.11** |
.49** |
.45** |
.56** |
1 |
|
|
|
|
|
|
8 安全 |
4.89 |
1.45 |
.11** |
.22** |
−.13** |
.42** |
.35** |
.56** |
.55** |
1 |
|
|
|
|
|
9 刺激 |
4.55 |
1.43 |
.26** |
.26** |
−.12** |
.57** |
.29** |
.53** |
.48** |
.41** |
1 |
|
|
|
|
10 遵从 |
4.81 |
1.42 |
.27** |
.31** |
−.17** |
.43** |
.21** |
.65** |
.48** |
.55** |
.41** |
1 |
|
|
|
11 传统 |
4.16 |
1.30 |
.15** |
.13** |
−0.03 |
.34** |
.24** |
.49** |
.30** |
.42** |
.38** |
.50** |
1 |
|
|
12 享乐主义 |
4.73 |
1.46 |
.14** |
.20** |
−.06** |
.50** |
.36** |
.45** |
.49** |
.44** |
.50** |
.36** |
.34** |
1 |
|
13 善意 |
5.06 |
1.32 |
.26** |
.29** |
−.15** |
.53** |
.24** |
.69** |
.53** |
.52** |
.49** |
.56** |
.44** |
.47** |
1 |
注：*表示p < 0.05，**表示p < 0.01，***表示p < 0.001。
3.3. 网络分析
3.3.1. 网络估计
注：红线表示负相关，绿/黑线表示正相关。边线为节点维度间的偏相关，边线越粗，表明两节点间关联越强。
Figure 1. Glasso network and community diagrams of core variables and dimensions
图1. 核心研究变量及维度的Glasso网络图和社区图
本研究三变量的整体网络结构见图1 (左)。该正则化网络包含13个节点，得到78条边，其中61条边的权值非零，包含24条负边缘，37条正边缘，占可能存在连边数量的78%。
网络社区分析结果显示，青少年心理韧性与价值观、父母对其消极情绪的应对方式各节点间彼此成群，形成了2个社区(图1右)。其次，心理韧性与父母对子女消极情绪的回应方式的内部联系更为紧密。青少年的十种基本价值观网络的内部关联整体较强，但青少年价值观社区中除P1 (自我导向)和P3 (普遍性)关联较紧密(r = 0.58)，其他节点关联相对较弱。此外，两个社区之间的联系也较为紧密，整体网络结构中各维度节点之间相互影响。其中连接最紧密的是A1 (心理韧性)和B1 (支持性反应) (r = 0.48)、B1 (支持性反应)和P3 (普遍性) (r = 0.36)、A1 (心理韧性)和P3 (普遍性) (r = 0.33)、A1 (心理韧性)和P1 (自我导向) (r = 0.31)的直接联系也较为紧密。
3.3.2. 中心性分析
对每个节点的强度中心性及接近性的计算分析结果如图2显示：在生成的整体网络中，节点P3 (普遍性，Strength = 1.44)显示出最大的强度中心性，节点P4 (成就，Strength = 1.16)、P2 (权力，Strength = 1.07)和B1 (父母支持性反应，Strength = 1.03)次之。
注：中心性图描绘了各节点的紧密度中心性、强度中心性和预期影响中心性，分数越高表明该节点在网络中的影响力越大。
Figure 2. Centrality indicators of each node in the network
图2. 网络各节点中心性指标
3.3.3 网络稳定性及准确性分析检验
边缘权重自举程序结果如图3所示，网络估计中等准确的，边缘权重的95%置信区间之间存在部分的重叠。通过剔除案例自举法结果(图4)发现紧密度、预期影响、强度三个核心中心性指标的CS系数均为0.75，表明网络估计的稳定性检验结果良好。
注：红点表示样本值，黑点表示每个边权重的值，灰色区域表示95%置信区间。
Figure 3. Bootstrap confidence intervals for edge weights in the network
图3. 网络中边缘权重的自举置信区间
注：线代表原始样本中心性与子样本之间的平均关系。
Figure 4. Elimination case bootstrap stability test chart
图4. 剔除案例自举法稳定性检验图
4. 讨论
本研究采用网络分析的方法对父母对子女消极情绪的回应方式、心理韧性和价值观的关系进行分析。结果显示：父母对子女消极情绪的回应方式、心理韧性和价值观两两之间显著相关，且网络结构稳定。
整体样本网络分析发现，普遍性价值观(注重公平与平等)在网络中占据核心位置，即该节点在父母对子女消极情绪的回应方式–心理韧性–价值观网络中具有较紧密的连接，且能对网络中其他节点产生较强的影响。价值观是人们生活中的指导原则，是青少年进行行为选择以及评价他人和事件的准则。Otto等人研究发现，自我公正世界信念(相信世界上发生的事情对我来讲通常是公正的)通常与各种负面情绪呈显著负相关(Otto et al., 2006)。且研究证实，公平感的核心是“平等尊重”，而惩罚中的力量压制迫使青少年接受“强权即合理”，使其默认社会关系本质是支配而非合作(LaBass, 2016)，导致普遍性价值观停留表面化。这意味着当父母采用惩罚、最小化等非支持性回应策略时，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加剧青少年的负性情绪体验，进而对其普遍性价值观的形塑产生消极影响。此外，有研究已发现公正世界信念与生活满意度之间存在互为因果的互惠效应(Correia et al., 2009)，且生活满意度与心理韧性、父母的支持性反应(鼓励表达、情感关注、问题解决)和非支持反应(惩罚、最小化反应)之间存在密切联系(刘阳，2022；林婉纯，2025；王心茹，2025)，这与本研究的网络结构一致。
其次，父母对子女消极情绪的支持性反应相较于非支持性反应具有更强的中心性，对青少年价值观的构建以及心理韧性的培育具有更为强劲的影响力。这一现象或许可归因于，在整个关联网络所包含的10种价值观与心理韧性要素中，大部分属于积极的心理品质，这些积极品质更倾向于与同样积极的父母支持性反应建立直接且紧密的联结。其次，父母以支持性的方式回应青少年的消极情绪，包含了情感关注、问题解决和鼓励表达所带来的正向情绪以及促进消极情绪的表达。它之所以会对心理韧性水平提升起作用，原因之一在于，支持性回应方式会巩固甚至亲子依恋质量，而亲子依恋质量和心理韧性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郭晓婉等，2017)。此外，父母支持性回应方式可部分缓冲非支持性回应方式对青少年的消极影响(张文娟，商士杰，2023)，这也为内部网络的紧密性提供了验证。值得注意的是，支持性回应需避免“过度”倾向，当父母过度介入子女情绪时，可能会导致孩子在社交沟通方面出现困难，甚至增加问题行为(Castro et al., 2018)。其内在机制在于，过度支持剥夺了青少年通过独立应对挫折发展心理韧性的机会(Baumeister et al., 2001)，违背了心理韧性培养需“适度压力暴露”的原则。然而，尽管父母对子女消极情绪的非支持性反应(如惩罚、最小化)在整体网络中表现出最低的中心性强度与连接紧密度，但其潜在的破坏性影响仍不可忽视。实证研究证实，父母非支持性回应方式都和青少年病理性人格特质显著相关，即父母采用温暖回应的方式越少、采用惩罚的方式更频繁的家庭，青少年人格障碍风险越高(张文娟，商士杰，2023)，这表明非支持性回应对青少年身心健康的损害效应具有显著临床意义。但以往研究发现父母非支持性的回应方式对子女行为问题的作用要强于支持性回应方式(Johnson et al., 2017)，而价值观是行为的内在驱动力(曹正汉，2001)。一可能是因为本研究聚焦于整体网络的关系，与以往结果有一定偏差。二是消极互动模式比积极互动对儿童青少年发展的影响更具深度与系统性(Baumeister et al., 2001)。总而言之，当子女倾诉消极情绪时，父母应当平衡支持与引导，避免采用惩罚等非支持性回应策略，转而合理运用情感关注、问题解决等支持性方式促进其情绪社会化发展。此举不仅有助于提升心理韧性，更为安全价值观等核心品格的培养奠定基础。
心理韧性是连接父母消极情绪回应与价值观的重要节点，且与父母对子女消极情绪的两种回应方式形成了一个社区。大量研究证实，心理韧性与心理学领域中几乎所有的积极品质均有或多或少的关联，如自尊、自我效能、责任感、成就动机、积极行动、问题解决能力、人际沟通能力等(于肖楠，张建新，2005)。在本研究的网络结构中，成就价值观主要指能力、野心和社会认可，青少年的成就观以学业成就为主要表现，研究证实中学生心理韧性对学业成就影响很显著(胡婷婷，2013)，与本研究结果一致。此外，情绪的调节与适应性是评价心理韧性的重要指标(郭成等，2019)。有研究指出，个体从父母那里获得的情感认同会促进自身基本心理需要的满足，进一步推动个体朝着积极的方向发展(彭顺等，2021)，这与心理韧性内涵下主动适应的过程相符。同时，父母积极关注鼓励子女情感表达会增加孩子的家庭满意度，而青少年的家庭满意度越高，就更可能获得应对压力和发展自我的技能，从而提升心理韧性水平(Ye et al., 2023)。总之，父母对子女消极情绪的反应方式可反映出家庭的教养方式是否得当(冉娜娜，阳泽，2016)，对家庭氛围有着重要影响，并对子女情绪能力的发展、价值观的塑造和行为选择产生重要影响。
本研究以一份来自横断面网络分析的证据揭示了青少年价值观的现状和部分影响因素，并对父母对子女消极情绪的回应方式和青少年心理韧性、10种价值观维度的复杂交互联系进行探究，发现普遍性价值观、父母支持性回应和心理韧性在网络结构中的重要作用，为亲子关系的培养、青少年价值观的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同时，研究结果启示在培养青少年价值观时，需注重个体–家庭–社会交互影响的系统发展观。从亲子关系着手，改善亲子间沟通和情绪应对的方式，建立良好的亲子互动关系和和谐的家庭氛围，促进个体心理韧性水平的提升，为青少年安全、自我导向、成就等价值观的塑造提供一条精准有效的路径。
与此同时，本研究也存在一些局限：(1) 本研究仅通过自我报告收集数据，缺乏与其他客观视角的对比，可能忽视那些青少年未意识到或不愿意提及的因素。(2) 本研究未关注人口学因素在价值观网络中的作用，未来可考虑将学段、生源、性别等纳入考量。(3) 本研究为横向研究，无法准确推断出各维度间的因果关系和动态变化，后续可以进行纵向追踪来验证。
5. 结论
(1) 父母对子女消极情绪的回应方式与青少年心理韧性和价值观两两之间均呈显著相关关系，并存在一种稳定的网络结构关系。
(2) 普遍性处于整体网络的核心位置，且具有最高的紧密度和强度中心性，能够对网络中其他节点产生较强的影响。父母对子女消极情绪的支持性回应和心理韧性也在网络中具有重要作用。
基金项目
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资助项目青少年积极行为和问题行为的个体–家庭–民族文化影响机制(编号：S202410619065)。
NOTES
*通讯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