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英语教材是语言知识传递和文化价值形塑的双重载体，它在直接有效传达内容的同时也形塑了学生的思想与态度，形成共同的认知框架和社会规范，深刻反映着国家教育政策取向和时代精神变化。我国基础教育阶段，人教版初中教材以其权威性与广泛适用性可成为观察教育中文化定位发展与变化的一个典型标本。进入新世纪，随着素质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英语课程目标由工具性扩展到工具性与人文性并重，加之课程思政理念的提出，课本文化表征模式出现了重大变化。其中人名是隐性文化符号和意识形态载体，其分布特征和角色功能既为语言习得服务，又潜移默化地向学生传达价值取向，构建身份认同。
现有研究多聚焦共时维度上教材中的文化比例或话题分布，却较少系统追踪中国人名在历时维度上的演变轨迹。基于此，本研究以2001年、2012年及2024年三套人教版初中英语教材为语料，通过语料库工具Wmatrix量化分析高频中国人名的分布，结合批判性话语分析解读其中角色人名功能，以此管窥中国英语教育中文化定位的转变。
2. 文献综述
教材是经由官方组织、专人编写、国家审查等流程所产生的权威性学习材料，是教师组织教学活动、达成教学目标的基础资源。教材内容的选择与呈现隐含权力结构与文化领导权的博弈[1]。作为教材微观符号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人名超越基础身份标识功能，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是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和语言特征的综合体现，是文化承载者，反映了民族的文化、历史和心理特征[2] [3]。通过构建和标注语料库，研究者可以系统地提取和分析人名信息。潘威和徐娟在清代黄河问题研究中，研究者通过标注语料库中的人名、官职、时间三者的关联关系，获取了高频人物的信息，快速识别和分析历史人物的活动背景和关系[4]。王建华从文化学的角度对人名进行了系统研究，认为人名是文化的镜像，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5]。这些研究不仅揭示了人名的演变与内涵，还探讨了人名与语言、文化之间的联系。葛晓飞认为，对外汉语教材中的人名设计需兼顾语言价值与文化价值，但部分教材中的人物命名方式存在文化辨识度低、年龄与姓名不符等问题，与中国现实脱节，可能影响学习者对中国文化的真实认知[6]。
在国际视野下，针对教材中人名的研究也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M. Bobrova的研究指出，教材人名需兼顾规范性与教学适应性，规范用字标准，提高易读性[7]。崔春子的研究发现，人名在汉语教材中的使用与社会结构、政治情势和中日关系的变化密切相关[8]。俄语教材则普遍选择沿用经典人名，忽视当代昵称使用，脱离实际社交，出现历时性脱节现象[9]。这些研究为理解人名在不同文化和社会背景下的使用提供了重要视角。
以上内容显示，目前对教材中人名的研究聚焦共时分析，缺乏对教材版本更替中人名角色功能演变的系统追踪，且未揭示教材如何通过命名实践响应教育相关文件要求和课标的迭代。随着2022年新版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制定出台，最新发布的2024年版人教版初中英语教材是否能够实现新的课程标准所指向的目标，需要给予更多的跟进研究。本研究聚焦三套人教版教材的角色人名，结合语料库量化与文本分析，探究教材中中国人名的使用如何反映教育政策导向与文化定位的转变，为理解语言教育中的文化领导权让渡与重构提供微观证据。
3. 研究设计
人教版初中英语教材是目前学校采用最为广泛、最具代表性和权威性的通用教材。随着社会发展对英语教育要求的革新，新世纪以来的二十余年内，人民教育出版社共出版了4套初中英语教材，包括《九年义务教育三年制初级中学教科书英语》(2001)、《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英语(新目标) Go for it！》(2001)、《义务教育教科书英语Go for it！》(2012)以及《义务教育教科书英语》(2024)。其中，Go for it！(2001)存在语法知识编排混乱、忽视学生兴趣等问题。参照2011年版英语课程标准，Go for it！(2012)作为以此为基础修订的版本，在板块安排上针对前一版的使用问题进行了调整，但语篇内容变动有限。由于本研究聚焦于教材语篇内容的分析，不涉及板块编排，因此选取《九年义务教育三年制初级中学教科书英语》(2001)、《义务教育教科书英语Go for it！》(2012)以及《义务教育教科书英语》(2024)作为语料分析来源。2024版教材共五册，由于现未完全更新，本研究使用现已发布的两册七年级教材。
本研究整理的语料以输入性文本为主，包括教材中的课文、补充阅读材料、练习中的阅读段落、对话、独白等。使用Word、文本整理器等工具对三套教材中的上述研究语料进行整理，并保存为纯文本格式，命名为自建语料库Textbook (2001)，Textbook (2012)，Textbook (2024)。使用在线语料统计工具Wmatrix分析语料生成主要语义域和主题词列表[10]。通过将三个自建语料库文本上传后，Wmatrix分别对其进行语法标注和语义标注，选择与其内嵌America English 2006 (AmE 06)作为参照语料库进行对比，对其所构建的中国形象呈现特征进行研究。根据语义赋码在目标语料库和参照语料库中的使用频率生成关键主题语义域，并按照关键性排列[11]。总的语义赋码集合含21个语义域(A-Z)和232个子语义域。本文聚焦Z (Names and grammar)上位语义域下的Z1 (personal names)子语义域。
4. 讨论
初中生的认知发展尚未成熟，抽象思维有限，决定了教材需要长期依赖具象化叙事，因此教材在设计时更倾向于通过具体的人物和故事来传递语言知识和文化内容，从而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和记忆，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Z (Names and grammar)上位语义域下的Z1 (personal names)提取了教材中出现的所有人物名字，由于篇幅限制，本文只呈现前15个，如表1所示。将姓名进行分类统计，姓氏或全名为汉语拼音的记为中国人名，如Li Lei、Han Mei，典型西方名字或非汉语拼音姓氏记为外国人名，如Jim、Smith。为避免Wmatrix乱码识别错误，以及姓名单次出现干扰数据，统计仅保留频率不小于2的姓名。三套教材中中外人名统计对比如表2所示。
Table 1. High frequency names and frequencies in three sets of textbooks
表1. 三套教材中高频人名及频率
教材版本 |
人名及频率 |
Textbook (2001) |
Jim (9.6%), Li_lei (5.4%), Lucy (4.7%), Lily (4.7%), Ann (4.4%), David (4.3%), Han_Mei (3.9%), Lin_Tao (3.4%), Tom (3.0%), Kate (2.6%), Green (2.4%), Mike (1.9%), Bruce (1.7%), Jack (1.5%), Jeff (1.3%) |
Textbook (2012) |
Bob (4.9%), Mary (4.0%), Tom (3.8%), Peter (3.3%), Alice (3.1%), John (2.9%), Anna (2.8%), Linda (2.5%), Tina (2.5%), Jane (2.4%), Jack (2.0%), Jenny (2.0%), Sally (2.0%), Amy (1.9%), Cindy (1.9%) |
Textbook (2024) |
Peter (23.1%), Teng_Fei (10.5%), Emma (9.9%), Fu_Xing (7.0%), Helen (5.6%), Jane (4.5%), Tom (4.3%), Brown (4.1%), Ms_Gao (2.9%), Sam (2.7%), Chen_Jie (2.1%), Mr_Fu (2.1%), Han_Lin (2.1%), Anne (2.1%), Li_Meng (1.7%) |
Table 2. Statistical tables of Chinese and foreign names in three sets of textbooks
表2. 三套教材中中外人名统计表
教材版本 |
总有效人名数 |
中国人名 |
中国人名占比 |
外国人名 |
外国人名占比 |
Textbook (2001) |
178 |
61 |
34.3% |
117 |
65.7% |
Textbook (2012) |
148 |
25 |
16.9% |
123 |
83.1% |
Textbook (2024) |
34 |
12 |
35.3% |
22 |
64.7% |
通过量化分析2001年、2012年及2024年三套英语教材中的人名对比，能够探究中外文化表征的历时性演变。数据表明，三套教材中外国人名比例都远高于中国人名，但在中外人名比例上存在显著差异。2001年版教材中出现中国人名61个，占比34.3%，出现外国人名117个，占比为65.7%，暗示教材在文化呈现中可能倾向于更多使用外国人名，介绍外国文化，体现了一定的国际化倾向。而2012年版教材中，外国人名占比进一步上升至83.0%，中国人名仅占17.0%，呈现出明显的“去本土化”特征，显示教材可能更加强调国际视角，增加更多外国文化内容，采用更多的外国人名来增强学生的跨文化认知，反映了教育政策或社会文化的转变。下文将通过对比三套教材中中外文化内容占比进行验证。2024年版教材中，虽然外国人名占比依旧较高，但中国人名的比例反弹至35.3%，表明教材在平衡国际化和本土化之间做出调整，开始更多融入中国人物形象，尝试在全球化语境中增加本土文化的主体性。这一趋势与近年来“课程思政”理念下英语教育的文化定位调整相契合，即语言教学需兼顾跨文化能力培养与文化认同塑造。
通过分析教材中高频出现的中国人物角色形象，结合人物互动场景与语篇话题的考察，能够揭示教材所建构的中国初中学生典型形象，探讨其背后蕴含的教育意图。表1统计数据显示，2001年版教材中，中国人名Li Lei、Han Mei和Lin Tao的出现频率较为突出，分别占所有名字出现频次的5.4%、3.9%和3.4%，在人名频次排名中分别位列第二、第七和第八位。2012年版教材出现频率前15个的人名均为外国人名，这样的编排设计可能意在通过以外国人物为主体的日常交流场景和故事情节，更真实地还原英语国家的社会生活情境，为学生提供更为地道的语言输入。而2024年版教材前15个高频人名中，中国人名占比大幅提升至7个，回归本土化趋势显著，展现了新时期教材编写对中华文化认同与跨文化交际能力并重的教育理念。
4.1. 2001年版教材高频中国人名分析
英语教材中的人物形象，不仅是语言学习的载体，也是文化传承、价值观教育和时代精神的重要符号。2001年版教材中，中国人名Li Lei、Han Mei和Lin Tao共出现在94篇语篇中，除打招呼、等日常对话语篇外，教材多个语篇建构出典型的中国中学生形象。
在学习场景中，三人共同展现了勤奋好学、全面发展的中国学生形象。语篇涉及Li Lei在运动会中努力拼搏取得佳绩，尝试绘画创作并获得老师的鼓励，体现了对体育、美育等多方面综合素质的全面培养；Han Mei擅长计算机应用，能够用计算机进行绘画，还能用英语给美国的朋友写电子邮件，呼应了2001年前后基础教育信息化的发展趋势。教材出版同一时期，中国正在大力推进素质教育改革，强调从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型。教材中角色在科技应用、体育活动、艺术创新等多方面综合素质展示也响应了这一改革方向，体现了教材编写者对国家教育政策的话语实践。
在中外学生互动场景中，三人都展现了开放、包容、友好的态度，扮演了中外沟通桥梁和中华文化传播者角色。三人一同受邀在外国同学家中共进感恩节晚餐，谈论各自想要感恩的事物；Li Lei向外国朋友介绍发明于中国汉代的地动仪，谈论中美足球的规则差异；Lin Tao与外国朋友一同攀登峨眉山，又赴英国度过圣诞节，与朋友谈论装扮圣诞树等圣诞节习俗；Han Mei帮助外国朋友Lucy理解中秋节和吃月饼的习俗，并邀请Lucy一同庆中秋，又在博物馆向同学介绍古代酒器，展现丰富的历史知识储备。教材通过Li Lei、Han Mei和Lin Tao的跨文化互动，展示了中国学生对西方文化的适应能力和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体现了中国在全球化背景下开放国际交流的积极姿态，也折射出全球化初期文化自信建构的叙事需求。
在集体活动场景中，三人展现了中国学生的集体主义精神和高度社会责任感。Lin Tao偶遇交通事故时迅速组织同学分工合作，沉着冷静救助伤者，展现危机处理能力和领导能力；Li Lei在运动会中参加接力跑比赛中坚持到底，为团队胜利贡献力量；Han Mei在谈论家庭分工强调平等，传递集体主义观念。
然而，2001版教材的学生形象建构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教材倾向于塑造几乎无缺点、理想化的中国学生形象，虽然有助于传递积极向上的价值观，但也可能脱离学生的真实生活体验，导致学生对自身能力的过度怀疑或不切实际的期望。此外，教材中中外对话的模式较为单一，尤其有关中国文化的语篇常以“中国学生介绍，外国学生赞叹”的形式呈现，虽然有助于传递中国文化的魅力，但也略显程式化，缺乏场景交流中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过于理想化的场景设计可能会影响德育内容的现实迁移效果。
总的来说，2001年版教材通过典型角色Li Lei、Han Mei和Lin Tao建构了理想化的中国中学生角色形象，特征可概括为勤奋好学、全面发展、文化自信、集体至上和社会责任感强，反映了新世纪初期中国素质教育改革的方向和教育国际化诉求。
4.2. 2012年版教材高频中国人名分析
如表1所示，2012版教材中的前15个高频人名均为外国人名。教材出现最多的中国人名较少，具体可分为文化故事中的经典角色，如Yu Gong、Chang’e，以及普通的中学生角色，如Li Wen、Wang Ming等。
联系教材具体内容可知，Yu Gong集中出现于八年级下册第六单元中的三篇对话、阅读、语法填空练习语篇中，师生就愚公移山的故事发表自己的不同看法、学生Wang Ming课后复述愚公移山的故事并与朋友Ann分享，传达了坚韧不拔、持之以恒的愚公精神。Chang’e则在九年级教材第二单元中的阅读、排序练习语篇中出现。语篇讲述了嫦娥奔月的故事情节，解释了中秋节的来源和习俗，将中国传统家庭观念、奉献精神等核心思政元素有机地融入语言学习和文化介绍中，传递了中华民族重视家庭伦理、崇尚美德、珍视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旨在培养学生良好的品德修养和文化自信。
教材也构建了普通的中学生形象。九年级教材第四单元中的阅读语篇详细描述了Li Wen成长故事。Li Wen是一名典型的中国农村留守儿童，由于家庭结构变化而陷入情感与学业困境。他的转变和成功离不开父母沟通陪伴和教师的努力，使他重新开始理解爱、感受被认可，获得情感支持，最终实现学业、性格、社交等多方面的改变，成为了一个积极阳光、努力向上的青少年榜样。Li Wen的故事生动诠释了亲情陪伴、有效沟通、情感支持对于解决青少年成长问题的重要作用，同时也隐含了家校社协同育人的教育理念。Wang Ming的出现语篇则与Yu Gong高度重合，通过学习、讨论、传播愚公移山的故事，在教材中扮演了一个中华文化学习者、接受者和传播者的角色。两个人名所在的语篇内容深刻体现了英语课程和教材“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英语语言学习和叙事中，旨在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对家庭和社会的责任感、奋斗精神的认同以及基于对中华文化理解上的文化自信。
上述内容体现了2013版教材顺应了《义务教育英语课程标准(2011年版)》强调的文化意识培养目标，尝试超越纯工具性教学，呼应课标对于教材人文性要求。然而，2013版教材中的本土文化融入仍显不足，对于课标要求“加深中华文化理解”目标的实现不够显著。如表1、表2所示，2012版教材中中国人名占比大幅下降，且出现频率最高的前15个人名均为外国人名。教材中，高频外国人名如Bob、Mary等构成教材中现代日常生活场景中的主体，无形中将英语学习场景定位在西方文化语境中。学生在语言输入过程中长期接触西方名字，强化英语作为西方语言的文化属性，而中国人名则是占教材少数的传统文化内容和社会问题的载体，成为教材中的他者。例如，教材试图通过愚公、嫦娥等传递传统价值，但其叙事禁锢在纸面文字中，与占据主流语境的西方日常场景割裂，导致学生难以将传统美德迁移到现代身份认同中。中国人名仅作为文化标本或问题案例出现，教材中的中国元素需依附特定主题，缺乏对当代中国日常生活的普遍呈现。教材构建的常态语境以西方社会为主场，中国元素沦为文化他者参照物，暴露出教材中中华文化主体性缺失的问题。
4.3. 2024年版教材高频中国人名分析
由表1可知，2024年版教材七年级上下册出现的15个高频人名中，中国人名数量达7个。Teng Fei、Fu Xing、Chen Jie等7个中国人名共分布于36篇语篇中，其中作为核心话语主体的语篇有31篇。这些语篇围绕学生的日常生活展开，话题涵盖社交互动、学校生活、家庭关系、饮食文化、时间管理等方面。但由于初中七年级教材语言内容难度较低，当前语料尚未充分展现立体化的人物形象塑造特征。
但需要指出的是，2024版教材中的“Teng Fei”“Fu Xing”谐音腾飞、复兴，将政治隐喻暗含于教材中普通学生的姓名，蕴含着丰富意识形态与文化价值。Teng Fei、Fu Xing呼应了中国当代政治话语中的核心概念，即国家发展进步，不断迈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以角色命名渗透意识形态，将国家层面的宏大叙事转化为初中学生可感知的日常化符号。这种意识形态渗透模式弱化教材的说教色彩，呼应了《义务教育英语课程标准(2022年版)》“有机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课程思政要求。具体来看，教材通过角色的行为设计和语境创设，将符号隐喻转化为具体的教学活动。在七年级下册第八单元中，Teng Fei介绍中国寓言《塞翁失马》是自己最喜欢的故事，并与同伴Emma展开了对祸福相依的讨论。将中国经典寓言植入英语对话，其中Teng Fei扮演了中国传统哲学文化输出者的角色，Emma作为西方认知的代表人，理解并认同了故事内容，二者共同构建起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契合了新课标中“强化文化自信”“加深中华文化理解”的课程目标。七年级下册第六单元的对话中提及Fu Xing随班级参观污水处理厂，学习净化过程，并在与同伴的谈论中表达了自己的理解和感想。废水净化过程对应美丽中国建设中的污染防治任务，将宏观政策转化为学生可理解的具体技术流程。通过Fu Xing与同伴分享了实地参观和学习的经历，对话者Helen从认为获取净水容易转变到意识到过程艰难，将国家层面抽象的可持续发展战略转化为可感知的实践参与，用课本角色行为引导学生内化环保责任与国家认同、建立可持续发展观，暗示青少年也应负有生态文明建设的责任。
从历时角度来看，Teng Fei和Fu Xing的出现也反映出教材在角色命名方式上的转变，教材从单纯培养语言能力为目的转向语言能力培养与价值观塑造并重，教材中的人物不再仅仅充当语言工具，承担起价值载体的功能。2001版教材在编写说明中提到，教材编订以利于素质教育，促进中学生全面发展为目的。2012版教材进一步明确编写目的是“学会英语语言知识，发展语言运用能力，学会用英语表达思想、与人交流”。与编写目的相对应，2001版和2012版教材中的中国人名主要充当跨文化交际中的身份标识作用，其语音特征服务于语言训练目标，意识形态属性上无明显偏向。可见2001版和2012版教材主要强调语言能力的培养，人物的文化背景和身份并未成为教材内容的核心，而是更多地体现为工具性和功能性，服务于语言学习和跨文化交流的需求。而2024版教材则强调“体现时代特征”，增加了“涵养家国情怀，坚定文化自信”的编写目的，从而帮助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这一特点也体现在角色命名上。2024版教材中的Teng Fei和Fu Xing明确地承载了当代的政治理念，融合课程思政。学生在语言学习过程中内化国家话语，实现了新课标“强化文化自信”“推动文明互鉴”的双重目标，发挥英语课程中学生语言能力培养与价值观塑造的双重功能。从以往侧重于语言训练的角色命名方式，到直接使用人名符号来编码特定思想的命名策略，反映出我国外语教材在文化表征上从侧重模拟西方语境向兼顾构建本土文化叙事的重要转变，本质上是教材文化导向从侧重国际向兼顾本土。
5. 讨论
通过分析三套人教版初中英语教材中人名，可以揭示初中英语教材文化定位的三阶段演变轨迹，反映了教育政策导向与文化领导权的动态重构。2001版教材中的中国角色扮演着素质教育的理想化代言人。教材以Li Lei、Han Mei等本土角色为核心，塑造勤奋好学、文化自信、集体至上的中学生形象，通过跨文化互动传递开放包容的价值观，呼应素质教育改革诉求。2012版教材中，中国角色可视为西方中心主义下的他者，中国元素仅依附传统文化或社会问题，与主流西方日常生活场景割裂，导致中华文化主体性缺失。2024版教材中，中国角色则作为国家话语的符号载体，通过谐音符号将政治隐喻融入日常角色，将宏观政策转化为可感知的实践叙事，实现课程思政的有机渗透。
英语教材中人名的分布与历时功能演变本质上是教材文化导向在微观符号层面的反映。三版教材的变迁展现了人教版初中英语教材从国际化导向到显著侧重西方文化，最终迈向文化导向的重构，为核心素养时代的“课程思政”提供了具象化的实现路径。
致 谢
感谢为本研究提供帮助和支持的所有单位和组织。
基金项目
绍兴文理学院2025年研究生校级科研课题“语料库辅助的教材国家形象建构历时发展研究——以人教版初中英语教材为例”(课题编号：Y202404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