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四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当今时代，数字技术、数字经济是世界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先机，是新一轮国际竞争重点领域，我们一定要抓住先机、抢占未来发展制高点。当今世界交往以数字资本和数字形而上学作为两大支柱，数字资本是资本表层样态的时代改变，是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延续的新兴表现方式，数字形而上学以更迭迅速的互联网科学技术为基本特征，从云计算、大数据等到元宇宙、ChatGPT、DeepSeek等助推世界交往的“强制进步”。数字化成为人类共同体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进行交流、同化或排斥等必不可少的现代方式。现代社会人的生存状态也随之转变为数字化生存，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更多依靠的是邮件、WeChat、ins、Twitter等虚拟社交网络。交往不再是单纯的信息交换，交往与资本的媾和使得交往信息沦为交往流量的附庸。交往行为随之扭曲、变形，流量代替信息实质成为交往的主导力量，使得资本以更快速、更全面的方式渗透交往世界，人的自由和解放进程面临更大的挑战。
2. 澄清：数字化背景下马克思交往异化理论样态
数字化背景下交往形式的改变对交往主体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影响：第一，交往空间不受限制，网络代替地域上升为对交往主体的主要影响因素；第二，文字和语言等信息成为孤立的信息载体，交往主体之间的即时性(交流过程中人与人之间即时的沟通、表情、肢体动作等)受到信息载体的冲击；第三，交往主体出现实体与虚体的双重身份特征。所谓“虚体”，是指人在数字空间中被数据化、符号化后所呈现的一种非实体化的存在形式。它并非物理意义上的身体，而是通过平台、算法与数据交往所构建出的数字化身份或行为单元。交往主体发生的变化揭示了现代社会交往异化新的面貌，信息逐渐代替物成为新的“宗教”，交往异化进一步掩盖了人与人之间的真实社会关系。需要指出的是，数字资本主义时代改变的只是资本的表现样态，并没有消除资本的实质尤其是资本的异化面。我们今天仍然处在马克思所指明的时代，无论是在马克思的哲学批判或是政治经济学批判下，资本主义时代下的人都呈现出一种异化状态。扬弃异化尤其是交往异化是恢复人的主体性，实现人的解放的重要内容。
2.1. 交往异化作为劳动异化的补充和升华
首先，交往异化对人的“社会性本质”的回应。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的劳动异化理论，是学者理解马克思的“异化”概念或者“劳动”概念的主要抓手，相比之下而交往异化则没有获得同等程度的目光。尽管交往异化没有受到同等程度的重视，但是其本身有着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马克思关于交往异化的论述主要分布在《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一书中。马克思在分析交往以及交往异化时认为“人自身异化了以及这个异化的人的社会是一幅描绘他的现实的社会联系，描绘他的真正的类生活的讽刺画……”([1], p. 25)。进一步揭露出“国民经济学把社会交往的异化形式作为本质的和最初的形式、作为同人的本性相适应的形式确定下来了”(, p. 25)。如果说，劳动异化揭示了人的“劳动本质”的扭曲，那么交往异化侧重于人的“社会性本质”的扭曲。这正回应了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两个规定性：第一，劳动是人的本质；第二，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其次，交往异化是对劳动异化的补充和升华。结合《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异化劳动的第四个规定性——人与人之间相异化，即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资本家和资本家之间，工人与工人之间整个社会的异化，第四个规定性是前三规定性的总和。但马克思并没有在《手稿》中进一步阐释人与人之间相异化对于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重要性，这个任务是在《穆勒评注》中完成的。交往异化作为对劳动异化的补充和升华成为马克思思想的重要转折点。马克思的研究视角从人本主义的异化与剥削转变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关系演进[2]。
最后，交往异化实现了资本社会对人的异化的最大化。我们先从资本主义最庞大的堆积物商品讲起。马克思在《资本论》以商品作为始基范畴，为什么首先从商品入手？这样的写作意图在更前期的《第六章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文本中给出了解释[3]。马克思指出：“商品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元素，商品又是资本主义生产的产物，是资本在生产过程的终点上得以再现的形式”[4]。商品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物质交换的直接承载物，本身就以“商品拜物教”的形式掩盖了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关系，异化了人的本质。而世界历史的出现，交往活动的扩大化，则是这种异化的“幂次方”。商品交换的掩盖的异化行为在交往异化下呈现指数级的增长，理论和现实都证实了交往异化实现了资本社会对人的异化的最大化。
2.2. 交往异化对现代社会自我异化的回应
自我异化的命题在学术界的态度是二分的，有着鲜明的支持和反对的观点。日本的马克思主义者广松涉在其著作《物象化论的构图》中说明：“(马克思)已经不能采用主体的客体化和再主体化这样所谓‘主体–客体的辩证法’的理论，也就是主体的人的自我异化、自我获得这样的构图。这正是物象化论的构图确立在扬弃‘主体–客体’图式的地平上的原因之所在”[5]。广松涉认为马克思的自我异化思想与唯物史观是相排斥的，为了获得对社会历史关系的正确描述，马克思后期放弃了自我异化思想。国内学术界清华大学韩立新教授则认为马克思的自我异化思想与唯物史观相兼容而不是排斥。韩立新认为马克思自我异化的理论批判地继承了黑格尔“自我意识的自我异化”理论，通过分析物质生产劳动形成了“劳动的自我异化”理论[6]。目前自我异化的理论又重返广大学者的视线，韩炳哲在其多部著作中提到了自我剥削理论，即自我会为了维持自己的工作的稳定性而选择承担额外的工作，或者付出更多的努力来提升自己。这种自我剥削已经超过了他者剥削的范畴，形成了争议甚多的自我剥削或者自我异化现象。笔者综合劳动异化、交往异化对自我异化进行分析，认为现代社会的自我异化是当代异化逻辑的起点，也是异化逻辑的终点。
自我异化的逻辑可以归结为劳动异化的前三个规定性，自我异化是资产阶级市民社会中市民的产生原因，也是社会关系被进一步神秘化的结果。换言之，自我异化是现代社会的原因和目的。现代社会的自我异化表现为数字化生产与再生产加剧消解人的主体性，自我异化以“信息化–信息化”即“物化–物化”的升级形式进一步掩盖人格与人格之间的交换实质。现代社会的异化逻辑可以归结为：自我异化–劳动异化–交往异化–自我异化(加剧)。自我异化既是异化的起点，也是异化的终点，它在黑格尔描绘的螺旋式上升过程中完成一次又一次的质变。交往异化在社会关系整体的角度揭示物与物之间的关系取代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此，扬弃自我异化的实质和核心在于找到交往异化的破解路径，从而在社会总体的角度实现全体个人的解放。从这个意义上讲，交往异化需要对现代社会自我异化给予回应，也必须给予回应。
2.3. 交往异化与世界普遍交往的可能性
普遍交往是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社会特征的描述之一。考察人类社会交往的历史，可以形成“自然交往–异化交往–普遍交往”的交往历史。普遍交往是基于每个个体自由全面发展的基础上而形成的和谐有序的社会关系。目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成的所谓“世界交往”是建立在诸多剥削、压迫之下的不平等交往，背离了共产主义社会普遍交往的实质。但在资本主义的交往异化中蕴含着普遍交往的要素，数字生产力的发展为世界普遍交往提供了物质前提，尽管资本裹挟下的数字技术成为交往异化的主要成因。正如异化与扬弃异化走的是同一条道路，在辩证法“对立–差异–矛盾”的发展路线中，交往异化发展的顶峰亦即普遍交往的初生。这是世界普遍交往的可能性的内生前提，即从内打破的状态和结果。
但是我们不能坐等交往异化的自然消亡，还应考虑从外打破的积极力量。从外打破需要世界上所有的共产主义信仰者共同反抗目前社会的交往异化，尤其是工作中的交往异化现象。2024年12月，德国多处的大众汽车工厂爆发罢工运动，工人与管理层之间围绕裁员、降薪及工厂关闭计划的冲突进一步升级。这场由德国金属行业工会发起的行动，迅速蔓延至大众旗下多个工厂，引发行业广泛关注。资本和劳动之间矛盾愈发升级，资本要舍弃部分无产者才能实现增殖，无产者离开资本却无法生存。欧洲历来爆发的工人运动，或多或少都取得了部分成功，尽管不能从根本上消解劳资矛盾，却可以尽量改善劳动者的工作环境和生存条件。工人运动有着从外打破交往异化的可能性，如果工人运动的领导权掌握在有知识有实践经验的无产阶级手中，工人运动也许会变成另一种形式的现代形式的社会革命。
3. 反思：数字资本导向下的交往异化批判
从产业资本到金融资本再到数字资本，资本样态的变化并没有改变其追求剩余价值的实质，而是以一种更为隐秘的剥削方式获取当代劳工的剩余价值。数字资本的核心构成包括数据资源、算法模型和数字平台。其中，数据是基础，涵盖用户行为、交易记录、社会互动等多维度信息；算法则是对数据进行处理与分析的关键工具，通过优化决策逻辑提升效率与精准度；而数字平台则作为连接供需双方的桥梁，推动资源的整合与价值的创造。数字资本决定并推动着现代社会的交往方式、交往内容、交往价值的形成与发展。交往异化以更大的范围和更快的速度进行着，阻碍普遍交往时代的到来。
3.1. 经济交往异化：从物化到数字化的隐秘剥削升级
马克思在《穆勒评注》阐释的交往异化理论最终落脚点是物化，人和人的社会交往通过货币这一形式物化为了物与物之间的关系。“在不论对材料的私有性质即私有财产的特殊物质还是对私有者的特殊个性都完全无关紧要的货币中，表现出异化的物对人的全面统治。”([1], p. 29)如果说“异化”是马克思在哲学批判领域对黑格尔的继承和发展，“物化”则是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专属批判。资本主义生产制度下堆叠的巨大商品，一方面作为劳动者的能动产物，一方面以“独立客体”的外衣反制约劳动者的发展。这种反制约对人是全方位的，包括劳动者的本质力量劳动的物化、劳动者与劳动者之间的物化、劳动者与社会之间的物化，从三个方面形成交往异化网络，阻碍人的普遍交往的发展。因此，物在商品经济中的社会属性掩盖了其使用价值的自然属性，成为经济交往的统治力量。物化揭示了资本主义关系对个体以及整个社会整体的操控，个人从需要全面发展的个体物化为极致追求经济利益行为的单向度的人，这是人的主体性在经济交往异化中的丧失。整个社会文明物化为追求终极增殖利益的循环机器，最终会导致文明的衰落。
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来临，数字技术、数据因素成为交往行为的重要中介。数字技术不仅促进了资本积累，也导致人们陷入了数字物化中[7]。第一，数字或者数据成为一种新的“物”异化人们的交往方式，传统人与人之间的同时空交流逐渐被虚拟网络空间交流替代，交流过程“见物不见人”，是对人的主体在场性的进一步摧残。第二，数字劳动成为非传统劳动的主要形式，数字劳动对空间、时间的开拓，进一步压榨数字劳动者的生存时间，更多的剩余价值被资本家摄取。另外，许多平台用户的消费、搜索等行为成为资本市场免费的数据生产资料，资本家不用付出任何报酬便能操纵消费市场。第三，在全社会对数字技术的追崇下，数字或者数据成为新的拜物教，金融资本与数字技术的结合以强大渗透力席卷整个资本市场，社会财富被上层掌握数字资本权利的资本家尽数收割，社会贫富分化加剧，经济交往陷入更加不平等的分配模式中。由此，从物化到数字化的隐秘升级，进一步加深经济交往异化程度。
3.2. 政治交往异化：后政治时代的民主狂欢幻象
数字技术直接改变了人们日常生活的交往方式和交往行为，Twitter、Ins、Weibo等网络社交平台的出现使得世界居民在一个相对集中的平台进行意见输出与接收。社交媒体网络成为大众进行政治意见发表的一般性渠道，其传统的或者“正统”政治诉求表达渠道被统治阶级进一步私有化掌控。无论是国家内部间的政治交往，抑或是国家民族之间的政治交往，一方面是表达空间的扩大化，另一方面是真假信息的辨别难度升级，给政治交往带来更多空间的同时也带来更多难题。政治舆论战争在网络化时代加速升级，无数金钱操控的水军推手，正在建构虚假的政治民主表象。西方历来推崇的选举式民主，在网络世界愈发容易进行操控，金钱与数据的交换、数据与权力的交换，导致政治选举结果失去基本的公信力，西方民主政治的最后一块遮羞布也被粉碎。世界从传统政治哲学的框架中，逐渐走向后政治时代。针对此，齐泽克认为，“强调在面对新的问题时，需要摆脱意识形态的区分，用专家知识和自由协商来考察人民的需求和需要。”[8]这就是后政治时代的主要特点，也是政治交往异化的痛点。
当前以美国特朗普政府为代表的西方经济，折射出后政治时代“主体性不在场”的发展困境。特朗普政府试图回收制造业经济，以此恢复美国经济的繁荣时代。但人工智能、云计算的技术迭代，使得人头攒动的制造业工厂一去不复返，特朗普“逆全球化”政策只能是徒劳。劳动主体和经济主体的缺位，直接导致政治场域人的“主体性不在场”，人不被需要，“在后民主政治中，开发算法、采集数据的超级‘平台’，将会成为实际统治者”[9]。政治民主的主导者和参与者被算法权力逐渐替代，这种政治困境无法通过重返制造业繁荣时代去恢复，算法操纵的政治越智慧化和透明化，其实质越发空心化。因为技术迭代或是劳动主体性缺失，引起的直接的或者间接的政治交往异化，使得当前网络民主狂欢成为最后的政治黄昏。
3.3. 精神交往异化：从他者剥削到自我剥削
按照一般行文逻辑，此部分阐述的应是文化交往异化批判，但笔者从想要更加强调人的现代生存问题的角度定为精神交往异化，从而起到警醒的作用。马克思恩格斯构想的未来共产主义文明社会，是人人自由全面发展，特别是精神自由和幸福的社会。只有进入共产主义社会，才是人类从各种剥削中解放的社会，真正进入人类历史时代的社会。在外部的“物”的社会关系剥削下，当前社会演化出一种从外部剥削到内部自身剥削的状态，即在他者剥削的基础上累加自我剥削。按照韩炳哲学者的观点，自我剥削是一种出自主观意愿、对自己强加额外劳动或培训的行为，其目的是不被数字经济时代抛弃。部分学者不赞同自我剥削的存在，认为归根结底还是他者剥削的社会剥削范式。是因为这些学者没有看到他者剥削范式存在的局限，正如韩炳哲在其作品《倦怠社会》中阐释：“21世纪的社会不再是一个规训社会，而是功绩社会。其中的成员也不再是‘驯化的主体’，而是功绩主体。他们成为自身的雇主”[10]。韩炳哲的“自我剥削”理论改造了以黑格尔的主奴辩证法为内核的传统剥削理论模型[11]，在传统西方哲学的场域实现了现代突破，为“自我剥削”找到合理的理论依据并且最大程度批判了现实问题的存在。
他者剥削与自我剥削的双重枷锁，将劳动与资本的辩证关系张力推向极致，人的精神交往不仅同他人异化，同时也同自身存在对立。“功绩主义”“完美自我”倾轧太多个人本应的休闲时间，全部时间用来进行劳动以及自我提升，这样的结果是劳动本身也失去了意义。劳动的首要的任务是确立自己的本质力量，不自由的劳动无法展现自身的能动创造力，换言之，为了追求结果而进行的活动过程，现如今替代结果成为人的目的，那么这种活动本身也失去了原有的实践意义。精神交往异化所呈现的另一显著问题是他者的消失，在无限的劳动竞争以及资本竞争过程中，个人与他者之间的交流愈发减少，合理交往网络中的他者逐渐退场，只剩下孤立的个人承载社会性孤独。此种结果与马克思恩格斯构建的未来共产主义文明背道而驰，精神交往异化的世界无法成为人人和谐交往的载体。
4. 求解：交往异化的扬弃与交往合理化路径探索
数字资本导向下的交往异化的负面效应呈现为现代性生存危机，经济交往异化、政治交往异化和精神交往异化构成世界总体交往异化。从自我到他者再到社会，交往异化阻碍着人的自由发展以及社会的有序进步。因此，扬弃交往异化从而规范交往行为，为普遍交往开创道路迫在眉睫。国外数字资本主义学者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启迪。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构建了正常交往的合理形态，主体间性为我们提供了另一角度的思考问题的方式。同时，许多学者都提出了数据共享的理念，数据作为现代世界交往的重要中介，如何将它置于公共监督的范围内而确保不被资本寡头控制，这对我们的解放有着重要意义。中国式现代化将人的逻辑写进发展的道路上，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是“以人为本”的发展道路，只有将资本增殖逻辑限制在社会主义的范围内，就能将其文明面发展到最大化，同时将其异化面造成的伤害降到最低。这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显著优势。
4.1. 存在于哈贝马斯交往理性中的可能性
现代性困境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共同关注的问题，现代性困境包括了人的总体异化、资本的霸权统治、工具理性的膨胀等等，交往异化是现代性困境中无法忽视的重要实践问题。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中以哈贝马斯为主要代表主张重建交往理性，恢复交往秩序。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基于语言学基础规范，通过商谈伦理学创造一种理想的交往情景。在形而上学的层面，哈贝马斯确实提供了一种完美的交往假设情景，但当与实践联系在一起时，其交往理性无法回应现实问题，扭曲的人际关系和工具理性的价值导向让交往深陷异化的泥潭。其根本在于哈贝马斯预设了一个交往理性的存在，这个存在就如同康德构造的道德世界，因为过于充满道德理想色彩而无法实现。同时现代世界的复杂性和加速主义更加剧了实践的困难性。
尽管哈贝马斯的方案距离完全实现还有很远，但这并不阻碍我们能沿着他的道路继续进行交往理性的探索。哈贝马斯交往理性理论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哈贝马斯把交往者应承认、重视并遵守共同的社会规范，二是交往者能够选择恰当的语言进行以相互理解为目的的对话[12]。这二者都涉及了主体自身的能动性，共同的社会规范是需要公共决策决定，交往双方的对话选择取决于双方主体的教育程度、道德水平、自身特质等。从主体以及主体间性方面讲，交往理性意识的存在是非常重要的，即交往双方是在同一被启蒙的状态下进行商谈。同一世界、同一规范、同一理性构成了主体交往的前提基础，这是哈贝马斯交往理性构建交往合理化的重要可能性。
4.2. 通过共建共享数字世界规范资本逻辑
数字时代已经到来，加速主义使得世界以一种超乎想象的速度向前发展，我们身处在一个“某个数字APP今天如果不能获取大众信任并快速变现，明天就会被马上淘汰”的社会。数字资本逻辑下的交往异化固然使得交往行为扭曲、变态，但解决办法绝不是让我们抛弃数字资本带来的数字技术，返回到茹毛饮血的原始社会，这是一种浪漫主义的不切实际的幻想。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一方面说资本所创造的巨大财富是过去几个世纪都不可比拟的，其生产力极大地推动了历史车轮的前进。马克思另一方面也揭示了资本、私有制、雇佣劳动对人的异化、剥削行为，人被从神的宗教里送往了资本的宗教世界。资本的两面性要求我们必须正确地引导、规范资本的发展，使其朝着为人类谋幸福的方向前进。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只有共建共享数字世界才能让资本文明逻辑根本性压倒异化逻辑，实现合理化交往。
数字世界是一个极其提高人类生活质量的世界，通过数字技术缩短劳动时间进而让主体有更多自由时间进行有意义的创造活动。数字化时代每个人都被虚拟化为网络中的一个节点，虚体的交往代替实体的交往成为交往的主要形式，网络世界中创造的数据资源成了资本家争夺的对象，结合前文提到的三种数字劳动无偿为企业提供剩余价值，所以造成了更隐秘的剥削。南京大学蓝江教授在本体论上确立了数字资本的本体是一般数据，它是一个庞大的容纳了所有的数字信息的体系，数字世界的行为、过程和结果全部在一般数据这个体系中呈现。紧要的问题是“问题并不在于是否需要数字化，或者将数字化视为新的圈地运动。数字时代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指向的矛头也不是一般数据和虚体，而是这些少数几家公司对一般数据的垄断。”[13]基于此，我们要倡导共建共享数字世界，让一般数据成为人类共享的资源，打破数据垄断，通过一般数据的再利用破除资本逻辑的深层剥削。世界是一边在发展一边解决发展中的问题的，在共建共享数字世界中规范资本逻辑，从而实现合理化交往。
4.3. 中国式现代化是通往普遍交往的正确之路
马克思认为世界历史发展的终极目标就是形成普遍交往的状态。然而在现在资本逻辑为导向的现代社会，交往异化不可避免地扭曲了交往的真实内容和目的。西方现代化在面对交往异化及人的异化问题时，采取的是用物来统治人的方式，尽管有一些福利国家通过各种政策来减轻人的交往压力，但实质仍然是在剥削其剩余价值。中国式现代化面对交往异化的问题，倡导和谐有序的交往关系，通过真正实现人的交往需求，尊重人的交往逻辑来实现合理化的交往。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国家，理应有责任为扬弃交往异化作出理论回应和实践指导。在马克思交往理论的基础上，作出符合时代背景的创新，回应现代性生存问题尤其交往异化问题。中国式现代化克服了西方式现代化以资本无限增殖为目标的发展逻辑，也规避了苏联僵化的无视人的需求的社会制度模式，将资本与人的实际需要结合起来，最大程度实现生产力的提高，达到物质的极大丰裕，然后在发展过程中利用政府公共决策以及市场监管规避资本的无限增殖。
普遍交往的起点是现实的个人以及真正的社会生活。所谓现实的个人是将劳动作为自己的类本质，在发展自己的同时也奉献社会的具有道德的人。真正的社会生活脱离了资产阶级市民社会的逐利性和无趣性，社会生活是人与人之间生动连接的具体展开，包容人的个性并帮助人进行物质创造与精神创造。除此之外，普遍交往的实现还需要世界各个国家、民族站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角度进行和谐有序的交往，冷战、霸权、战争等严重阻碍了世界交往的进行。世界历史是由全人类共同创造，资本逻辑干预下的交往只是历史的一部分，异化和扬弃异化走的是同一条道路，中国式现代化必将创造普遍交往的美好未来。
5. 余论：如何把握未来普遍交往中的人工智能？
越来越多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冲击着现代网络世界，占据舆论热点的DeepSeek，等待爆发的Manus，人工智能从简单思考问题到提供解决方案，对人的智力的模仿越来越成熟和完善，未来的普遍交往必然有人工智能的深度参与。DeepSeek经过深度思考，可以综合资料中的材料给出最佳答案，Manus根据需求直接写出软件代码，未来还会有更多的类似工具出现。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中强调要拥抱未来产业发展，人工智能便是其中最具潜力的行业之一。当4G网络刚刚出现时，我们尚未想象到现如今如此发达的直播经济，以此类推，未来人工智能的发展又会引领怎样的经济现象和社会潮流？我们可以大胆想象。所以，如何更好地使用这类工具，避免被AI剥夺话语权，是我们要关心的首要问题。在现有的交往异化现象中，最为突出的矛盾是作为劳动主体的人在工作中，被异化为只是充当“手段”的客体。这不仅需要我们合理运用越来越智慧的人工智能，同时还要保持当代无产阶级清醒的思考头脑。未来的道路，需要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进行深度融合，无产阶级的良心会指引我们走向更美好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