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扶志教育以“知、情、意、行”为核心，旨在通过精神赋能破除精神贫困。然而其实践面临政策悬浮与课程评价脱节、资源协同乏力及家校支撑不足、乡村少年个体角色目标模糊与心理韧性脆弱等诸多挑战。破解这些困境需构建从国家、社会到乡村少年本身的全链条路径。
Abstract: Ambition Education is centered on the concepts of “Cognition, Emotion, Value and Behavior”, aiming to eliminate spiritual poverty through spiritual empowerment. However, its practice faces many challenges, such as the disconnection between policy suspension and curriculum evaluation, the lack of resource synergy and insufficient support from home and school, and the ambiguity of the individual role and goals of rural youths and their fragile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To solve these difficulties, it is necessary to build a whole chain of paths from the state, society to the rural youth themselves.
1. 引言
消除贫困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环节。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湖南湘西时首次提出“精准扶贫”[1]，这标志着我国扶贫工作进入精准施策新阶段。随着扶贫实践的深入，精神动力不足问题开始凸显。2015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正式提出“精神扶贫”，强调脱贫致富贵在立志，凝练出“扶贫必先扶志”的核心要义[2]。为系统推进扶志工作，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于2018年出台了《关于开展扶贫扶志行动的意见》，进一步强调了扶志工作的重要性[3]。202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做好2023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再次明确要求“把促进脱贫县加快发展作为主攻方向，更加注重扶志扶智”[4]，凸显了扶志工作在巩固脱贫成果、衔接乡村振兴中的持续价值。
乡村振兴战略下，乡村是国家教育发展的关键场域。乡村少年志向关系个人发展和乡村区域活力。因此，推进扶志教育，激发内生动力，对阻断贫困传递、实现个人价值、服务乡村发展意义重大。
2. 扶志教育的内涵
明晰扶志教育的内涵需溯源至其思想核心——“志”字。《说文解字》释义，“志，意也”[5]，其本义指向内心的目标追求，引申为意愿与志气。“志”作为中华文化独有的精神标识，其概念根植于源远流长的儒家哲学。其内涵并非单一的心理状态，而是涵盖认知、情感、意志与行动四个维度的有机统一体。孔子主张“士志于道”[6]，强调“志”是超越物质追求的价值方向；孟子提出“夫志，气之帅也”[7]，视“志”为统领个体情感与行为的精神主宰；荀子则阐明“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8]，点明了知识积累与实践对“志”的奠基作用。由此可见，“志”是知、情、意、行的综合体现。扶志教育意在激发此“志”，并将其核心行动聚焦于贫困群体的思维观念转型，通过斩断贫困文化根源，树立脱贫信心，激活内生动力[9]。
扶志教育的语境中，“志”即内生动力，扶志聚焦的是人的主观思想，提振的是人的精气神，能够让贫困户从思想上树立要脱贫、能脱贫的志气和信心[10]。因此，扶志教育的本质是一种旨在唤醒与强化乡村少年主体意识和内生动力的系统性教育实践。它区别于单纯的物质帮扶与知识灌输，而是聚焦于精神层面的塑造与赋能，帮助乡村少年从根本上摆脱因环境、资源、观念等因素造成的精神贫困。其根本目标是以科学的世界观、积极的人生观和正确的价值观为引领，帮助乡村少年在深入认识自我与社会的基础上，确立长远而明确的人生目标。内容上，扶志教育紧密围绕“知、情、意、行”四个维度展开，分别对应认知教育、情感教育、毅力教育和实践教育，形成一个层层递进、相互支撑的完整培育体系，确保立志有根、励志有方。方法上，则综合运用典范引领、定向辅导和主题讲演等多元化手段，将抽象的价值理念转化为具体可感的教育活动，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最终促使乡村少年从被动的受助者转变为主动的自我发展者，为实现个人价值与服务乡村发展奠定坚实的精神基础。
3. 乡村少年扶志教育的困境
乡村少年扶志教育的重要性虽获认同，但其系统性实践尚处于探索阶段，在从政策设计到个体发展的全链条中，仍面临深层次、多维度困境。这些困境环环相扣，共同制约着扶志教育目标的实现。
(一) 国家层面：政策设计与执行的“悬浮困境”
在国家层面，乡村少年扶志教育主要陷入政策设计与执行的“悬浮困境”。一则，理念融入表层化。扶志理念虽在各类政策文件中被反复强调，但其系统融入基础教育核心体系的进程依然迟缓。政策文本多停留于宏观、口号化的倡导，缺乏与具体课程标准、教材内容、教学方法和评价体系的深度融合，导致扶志教育在学校实践中常被视为“软任务”，理念与教学实践“两张皮”现象突出。二则，机制协同碎片化。扶志教育是涉及多部门协同的系统教育，但现有工作机制存在明显的部门协同壁垒。中央政策在向地方传导过程中，因缺乏有效的协同监督机制而效力逐级递减。加之现有教育扶贫机制仍过度侧重经济资助和硬件改善，忽视了对乡村少年精神成长与防返贫风险的联动监测，导致资源投放的精准度与长效性大打折扣。三则，评价监督虚置化。由于缺乏科学化、可操作的评价指标体系，扶志教育的成效难以被准确衡量。当前教育评价仍以升学率等显性指标为主，对乡村少年意志品质、社会责任感、心理韧性等隐性素养关注不足。这使得扶志工作成效无法得到有效反馈，政策的迭代优化也因此缺乏实证依据，削弱了其在巩固脱贫成果、服务国家战略中的应有作用。
(二) 社会场域：资源与环境的“现实困境”
在社会场域层面，乡村少年扶志教育面临着资源供给与育人环境的“现实困境”。其一，乡村资源配置的低效与错位。针对留守儿童、脱贫家庭等关键群体的精神成长需求识别不足，导致心理辅导、职业体验、榜样引领等扶志资源投放粗放，供需严重脱节。与此同时，基层组织动员能力不强，产教融合渠道不畅，面向乡土产业的职业教育体系不健全，制约了部分乡村少年向技术技能型人才转化的发展路径。其二，学校协同网络的薄弱与封闭。乡村学校普遍缺乏整合外部社会资源的能力，与企业、公益组织、高等院校的联动机制尚未有效建立，致使地方宝贵的民俗文化、红色资源、产业实践平台等未能有效转化为育人内容。校内课程体系与“双减”政策的衔接亦有不足，难以提供充足、高质量的补偿性与拓展性教育机会。数字化资源虽已引入，但在弥合城乡认知鸿沟、激发深层学习动机方面的作用尚未充分发挥。其三，教师与家庭支撑的双重乏力。乡村教师普遍面临跨学科教学、工作繁重、专业发展机会有限等多重压力，难以投入足够精力进行深度的精神引领和“全人生指导”。在家庭层面，部分家长受限于自身教育背景和观念，对子女的教育仍停留在满足基本生活需求层面，家庭教育理念滞后，对孩子的情感支持、价值引导和目标激励严重缺位，难以从根本上扭转贫困代际传递的认知。
(三) 乡村少年个体：认知与动力的“原生困境”
外部的结构性困境最终内化为乡村少年个体的认知与动力系统的“原生困境”。第一，角色认同模糊与目标感缺失。在传统与现代、乡村与城市的价值观念碰撞中，许多乡村少年对自身在家庭、学校、乡土社会中的多重角色定位感到迷茫，缺乏将个人发展与家庭责任、乡村未来相结合的意识，导致人生目标感不强，在提升自我认知、情感、意志和行动能力时路径不清。第二，乡土价值疏离与文化自信不足。在长期存在的“城市中心主义”话语影响下，一些乡村少年对本土文化、乡土价值产生疏离感甚至自卑感，本土奋斗榜样的感召力不足。其职业生涯规划也往往脱离乡土发展的实际需求，未能建立起成就自我与服务家乡相互促进的双向驱动机制。第三，心理韧性脆弱与应对策略缺乏。面对学业压力、家庭变故、人际冲突等挫折，部分乡村少年因缺乏有效的应对策略和稳固的社会支持网络，易产生习得性无助。加之传统节庆、农耕体验、邻里互助等蕴含在乡村生活中的“集体的欢腾”及其育人功能被逐渐削弱，导致乡村少年难以在文化浸润和集体生活中汲取精神力量，难以完成从物质脱贫到精神富足的跃迁。
4. 乡村少年扶志教育的提升路径
针对上述困境，必须打破“零敲碎打”的帮扶模式，构建一个贯通国家顶层设计、社会多方协同与个体主动发展的全链条、系统化扶志教育路径，确保扶志教育能够精准浥灌、落地生根，真正激活乡村少年的内生动力。
(一) 国家层面：优化顶层设计，夯实制度保障
推动扶志教育从理念走向实践，首要在于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与制度保障，为基层实践提供清晰的路线图和坚实的后盾。这要求各级政府强化其主导职能，构建一个从中央的理念引领、政策创设，到省级的统筹规划、资源转接，再到市级的信息整合、趋势分析，最终到县级的特色探索、在地化创新的高效联动链条。在此基础上，应创新教育扶贫机制，将精神成长、心理健康、职业规划等扶志核心内容全面纳入防返贫动态监测体系，实现对脱贫家庭、留守儿童等重点群体的精准画像与长效帮扶。为确保政策精准落地，国家需组织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多领域专家，清晰界定扶志教育的核心实施要素——以三观教育为引领，以“知、情、意、行”为培育内容，以多元方法为实施手段的教育体系，并据此构建责任主体明确、帮扶路径细化的实践框架，为地方工作提供规范指引。最后，为破解评价虚置困境，应研制一套科学、系统的扶志教育评价指标体系，将心理韧性、社会责任感、自我效能感等关键素养纳入评价范畴，并依托此标准建立由政府、学校、家庭、社区等多主体参与的长周期动态监督机制，以此评估成效、反馈问题，为政策持续优化和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提供坚实的数据支撑。
(二) 社会场域：整合多方资源，营造协同育人环境
在社会场域营造一个开放、协同、支持性的育人生态系统是扶志教育的关键。这需要从乡村、学校、教师、家庭四个维度系统推进，形成合力。在乡村层面，精准配置资源，优先满足留守儿童、困境儿童等关键群体的精神成长需求。强化基层党团组织建设，推广“党支部 + 返乡大学生 + 村内少年”等结对帮扶模式。并且积极探索建设面向地方特色产业的乡村产业学院或实践基地，深化产教融合，为未能升入普通高中的少年打通技术技能成才通道，拓宽其人生选择。在学校层面，打破封闭办学格局，主动整合外部社会力量，将地方的红色故事、优秀乡贤、企业实践基地等转化为课程资源。同时结合“双减”政策，开发梯度化、特色化校本课程，并通过数字化平台建立“云端课堂”，为乡村少年提供丰富的补偿性、拓展性发展机会。在教师层面，应将扶志教育系统融入日常教学，在语文、历史、道德与法治等课程中，结合教材内容，自然渗透榜样示范、家国情怀和奋斗精神教育。还需加强对教师“全人生指导”能力的培训，使其能通过组织文化活动、分享榜样故事、指导实用技能、关注学生情感健康等方式，成为乡村少年精神成长的陪伴者和引领者。作为扶志的起点和基石的家庭层面，则需更新教育观念，树牢教育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意识，即便条件有限也要全力支持子女学业。通过增加高质量亲子互动、建立正向反馈与鼓励机制，营造温暖和谐的家庭氛围，增强孩子的情感归属感与安全感。也要严慈相济，积极与学校配合，有意识地培养孩子的自我控制能力和抗挫折能力，引导其形成坚韧的意志品质。
(三) 乡村少年：激发内生动力，实现可持续发展
扶志教育的成效最终体现在乡村少年的自我驱动与可持续发展上，核心是引导其成为自身成长的主人。一则，明晰自我角色定位，提升行动能力。引导乡村少年主动加强自我认知，通过生涯规划教育、社会实践等方式，清晰定位自身在家庭、学校和乡村发展中的多重角色，将个人梦想与社会需求、国家发展相结合。通过设定明确、可达成的阶段性目标，在“实践–反思”中主动学习，在成功体验中积累自信，不断提升“知、情、意、行”四个层面的综合能力。二则，厚植乡土认同感，驱动自我价值回归。主动打破“城市优于乡村”的认知局限，通过组织乡土历史学习、寻访身边榜样等活动，帮助其深度挖掘家乡文化价值，建立牢固的文化自信和乡土认同感。在此基础上，引导其将这份情怀融入职业生涯规划，成为担当乡村发展使命的本土人才，实现服务家乡与成就自我的良性互动。三则，增强心理韧性，丰盈精神世界。系统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引导乡村少年主动学习挫折应对策略，并鼓励其构建稳固的同伴与亲友支持网络。更为重要的是引导其浸润于乡村优秀传统文化之中，在“集体的欢腾”中汲取精神养分，体验集体归属感，用乡土文化滋养心灵，实现从物质改善到精神富足的全面成长。
基金项目
云南省教育科学规划项目“集体记忆视域下乡村少年扶志教育研究”(项目编号：BC23020)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