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侨乡村落指的是存在人数众多的华侨及侨眷,且华侨与乡村聚落保持着密切的作用关系的乡村聚落[1]。近年来,泉州传统侨乡随着移民和侨眷的外迁、留守人口的老龄化,侨乡村落正在逐步呈现失血状态,丧失存续发展的活力。同时,伴随着乡村振兴的推进以及社会各界对侨乡文化资源的重视,泉州侨乡村落的保护与发展也逐渐成为重要的议题。侨乡村落的相关研究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并逐渐成为建筑学、社会学、地理学等学科关注的要内容。从研究内容来看,目前已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侨乡村落的宗族社会结构[2]-[4]、侨乡村落的历史文化遗产[5] [6]、侨乡民居区域分布特征[7]、侨乡村落的华侨民居特点[8]、侨乡村落的景观格局[9]等方面。从研究方法来看,目前已有研究以定性描述与分析为主,GIS空间分析法、空间句法等定量方法运用逐渐增多;从研究区域和空间尺度来看,目前已有研究以微观空间尺度为主,主要将某个侨乡村落作为主要研究对象,而较大空间尺度涉及相对较少,缺乏对侨乡村落的空间分布与发展形成因素的综合考量,尚未揭示侨村的空间布局规律。
泉州市域范围内地貌类型多样,以山地、丘陵为主,具备山海同构的特色地理空间环境;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泉州市的对外商贸联络频繁,乡村聚落在海内外华侨往来联系中产生变迁,乡村聚落依赖交通优势转变为侨村,具有独特的经济社会背景;同时,侨乡村落的空间分布不仅受地理因素和经济因素的影响,也受历史文明发展的影响。剖析侨乡村落在泉州市域内的空间分布特征,了解其分布规律与泉州地域环境、文化特色之间的联系,对泉州侨文化资源的保护与传承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然而,当前鲜有学者对泉州市域的侨乡村落进行系统分析和有效梳理。鉴于此,本研究选取国内的重要侨乡泉州,并以泉州整个市域作为研究区域,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借助计量地理方法和GIS空间技术对泉州市侨乡村落的空间分布进行分析,探讨侨村分布的类型、密度和均衡性,并参考多位学者[10]-[13]近年来关于村落空间分布影响因素研究的成果,共涵盖了地形地貌、交通、历史文化要素对侨乡村落空间分布的影响,进而揭示泉州市侨乡村落空间分异的一般性规律,以期为侨乡村落的系统性开发和保护提供参考依据。
2. 数据来源和研究方法
2.1. 数据来源
泉州市位于北纬24˚30′~25˚56′、东经117˚25′~119˚05′,陆域土地总面积11295.2 Km2 (不含金门县),地处福建省东南沿海,其独特的地理环境、发达的经济和浓厚的历史底蕴,为侨乡村落的存续提供了良好的基础。据2022年的统计数据表明,全球范围内,泉州籍的华侨华人广泛分布于130个国家和地区,人数高达948万,占据了福建省华侨总数的60%。泉州作为全国著名侨乡、福建省重点侨乡之一,拥有历史悠久的侨乡村落,具备科考价值。
本研究参考《福建华侨志》中的界定标准,将海外华侨人口占村落总人口20%以上,且有华侨建设行为的村落视为重点侨村。本研究的侨乡村落样本数据来源于各县市华侨志书和村志史籍,一是各县市华侨志明确列出的重点侨村名录,二是各村志中符合华侨人口占总人口比重20%以上的村落。通过整理校正以上数据,共获取泉州市域范围内729个重要侨乡村落样本。借助百度地图API拾取坐标系统获取侨乡村落地理坐标,运用ArcGIS Pro 构建泉州市域侨乡村落空间属性数据库,并绘制泉州市侨乡村落空间分布图(图1)。
注:该图基于自然资源部标准底图服务网站下载的审图号为GS (2019) 1822号的标准地图制作,底图无修改。下同。
Figure 1. Spatial distribution map of overseas Chinese villages in Quanzhou City
图1. 泉州市侨乡村落空间分布图
2.2. 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采用GIS空间分析法、地理集中指数及不平衡指数计算等研究方法。借助ArcGIS Pro中的平均最近邻工具和核密度分析工具,分析侨乡村落的空间分布类型和空间分布密度;运用地理集中指数、不平衡指数,量化侨乡村落的空间分布均衡程度;同时利用ArcGIS 10.0中的空间连接与邻域分析工具,分析传统村落与高程、海岸线、内河水系、陆路交通之间的空间关系。本研究过程中采用的衡量指标和计算方式如下(表1):
Table 1. Research metrics and calculation methods
表1. 研究采用衡量指标与计算方式
指数 |
模型 |
模型释义 |
地理意义 |
最邻近点指数 |
|
n为点数,区域的面积由A表示;
为实际最邻近距离,
为理论最邻近距离,
为最邻近点指数值。 |
点状要素在空间中主要呈现均匀、随机和集聚三种分布形态,通常利用最邻近点指数的计算结果来分析[14]。 |
不平衡指数 |
|
t为区县或乡镇的个数;
为区县或乡镇的侨村数量占整个泉州市侨乡村落数量的比重,依据从大到小的排序中第
位的累计百分比。 |
不平衡指数用于说明点要素在不同空间范围内的均衡
程度[15]。 |
地理集中指数 |
|
为地理集中指数,
为第
个区(县)、乡镇的侨乡村落数量,n为侨乡村落总数,t为区、县市行政区划总数。 |
地理集中指数是衡量研究对象集中程度的重要指标[16]。 |
3. 泉州市侨乡村落空间分布特征
3.1. 空间分布类型
泉州市现管辖4个市辖区、5个县以及3个县级市,其中丰泽区、鲤城区已高度城镇化,没有乡村居民点,同时金门县因特殊历史问题,难以获取数据,故本研究不将这三个区域纳入讨论,因此针对泉州市域内共9个辖区进行计算分析。运用ArcGIS Pro中的平均最近邻距离工具,对全市域729个侨乡村落进行分析,计算结果得出R = 0.78,这表示其实际最邻近距离小于理论最邻近距离,说明了泉州市域范围内的侨村空间分布呈现聚集型。进一步对区、县范围内的分布情况进行分析,运用ArcGIS Pro中的空间连接工具,链接各个侨乡村落的矢量点位数据和各市级行政区划图层,统计得出各个区或县市的范围内的侨村个数n (表2),并且依据上述方法计算各个市n个侨乡村落的最邻近点指数,来确定区、县市内部的空间分布类型,结果如表2所示,可以发现在研究区域的各个县市中,南安市的分布趋于均匀型,其他各县市都趋于集聚型。
Table 2. Analysis of spatial distribution types of overseas Chinese villages in various counties and cities
表2. 各县市侨乡村落空间分布类型分析
名称 |
数量ni (个) |
最邻近点指数R |
分布类型 |
洛江区 |
4 |
0.70 |
集聚型 |
泉港区 |
7 |
0.78 |
集聚型 |
惠安县 |
58 |
0.69 |
集聚型 |
晋江市 |
123 |
0.96 |
集聚型 |
续表
石狮市 |
22 |
0.92 |
集聚型 |
南安市 |
104 |
1.27 |
均匀型 |
安溪县 |
261 |
0.79 |
集聚型 |
永春县 |
124 |
0.69 |
集聚型 |
德化县 |
26 |
0.67 |
集聚型 |
3.2. 空间分布密度
本研究运用ArcGIS Pro软件中的核密度估计(Kernel Density)工具,对市域范围内共计729个侨乡村落进行分析,同时在制图上利用分级分色的表达,将颜色深浅与密度高低程度相结合,得到泉州市侨乡村落的空间分布密度格局图(图2)。由图2可见,泉州市侨乡村落呈现出“西部聚集、东部分散”的空间分布格局;在全市范围内,有多个明显的村落高密度聚集区域。其中,高密度聚集分布的空间位置依次为安溪县东南部、永春县东部、晋江市东南部、惠安县西南部、南安市北部;低密度聚集区分布的空间依次为德化县南部、洛江区西部、泉港区东部。从整体上来看,在西部内陆县市,即永春县、安溪县的侨村分布较为集中;在沿海县市,即泉州市区、晋江市、石狮市、惠安县、南安市多平原且城镇化水平较高,分布较为分散,多分布在县市的边缘地区,呈现明显的离心分布趋势。
Figure 2. Kernel density map of overseas Chinese villages distribution in Quanzhou City
图2. 泉州市侨乡村落分布核密度图
3.3. 空间分布均衡性
运用不平衡指数公式,在市县层级,t = 9,n = 729,可计算出泉州市县层级的侨乡村落的不平衡指数s = 0.56;在乡镇层级,h = 143,n = 729,可计算出泉州乡镇层级的侨乡村落的不平衡指数s = 0.29;表明无论是在县市层面还是乡镇层面,侨村的空间分布呈现不均匀分布的状态。
运用地理集中指数公式进行计算,在市县层级,地理集中指数G = 46.05,而
,
。在乡镇地理集中指数G = 14.53,而
,
。对比两个数值结果来看,泉州市侨乡村落在区或县市的地理集中指数大于在乡镇层级的地理集中指数,说明侨乡村落在县域分布比较集中,在乡镇分布比较分散(表3)。
Table 3. Spatial equilibrium indexes of overseas Chinese villages at various levels in Quanzhou City
表3. 泉州市各层级的侨村空间均衡指数
名称 |
县市 |
乡镇 |
数量n (个) |
729 |
729 |
行政区划h |
9 |
143 |
不平衡指数S |
0.56 |
0.52 |
地理集中指数G |
46.07 |
14.53 |
平均值
|
33.33 |
8.36 |
依据结果绘制的市县范围内的洛伦茨曲线(图3),曲线弯度较大,这也论证了泉州市的侨乡传统村落在市县空间分布的不均衡性,并且由于曲线的纵坐标表示从小到大排列的,各县市内的侨村占比的累计数值,所以可以看出侨乡村落主要分布在安溪县、永春县、晋江市和南安市,四个县市的侨乡村落总数已经超过整体侨村数量的80%。
Figure 3. Lorenz curve of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overseas Chinese villages in Quanzhou City
图3. 泉州市侨村空间分布洛伦茨曲线图
4. 泉州市侨乡村落空间分布的规律
4.1. 与高程的关系
地形地貌是影响侨乡村落空间分布的重要因素之一[3]。泉州市地貌类型复杂多样,由山地、丘陵和平原构成,市域总体地势呈现西北高东南低[17]。运用ArcGIS Pro对泉州侨乡村落点和泉州市12.5米精度的DEM数据进行叠加分析,并采用自然间断点法对高程值进行分类,绘制泉州市侨乡村落在不同高程下的分布图。统计发现高程小于100 m的平原地区,分布着296个侨乡村落,约占市域内侨乡村落总数的41%;在100 m~200 m的丘陵地区,分布着153个侨乡村落,约占总数的21%;而当高程大于200 m时,侨乡村落的数量减少,占总数的比重下降至38% (图4)。分析结果表明,平原地区的侨村数量和山地地区的侨村数量在市域范围内的占比接近持平,因此侨乡村落的空间分布与高程的关联性较低,侨乡村落的形成与发展不存在明显的地形地貌偏好,在平原和山地的分布较为均衡。
Figure 4. Schematic diagram of coupling between overseas Chinese villages and elevation in Quanzhou City
图4. 泉州市侨村与高程耦合示意图
4.2. 与海岸线的关系
海岸线在侨乡发展中占据至关重要的地位。根据史籍记载,以泉州湾、围头湾以及深沪湾为主构成的“三湾十二港”在泉州海上交通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在明清时期,政府虽然实施严厉的海禁政策,泉州沿海地区仍有民众私自出海谋生、贸易者,特别是围头湾与深沪湾的地理位置相对偏远,政府鞭长莫及,海岸线的优势凸显且影响较广,为人民私自出洋提供了自由的路径,因此本研究主要对海岸线与侨村的距离关系进行分析。在ArcGIS Pro中,借助ArcGIS Pro软件,利用Analyst Tools工具下的邻域分析,对729个侨村与海岸线的矢量数据进行近邻分析,利用自然断点法将其分类。同时,利用对侨村距离海岸线距离进行分级符号化处理,点数据的颜色用于表示距离海岸线的远近,不同颜色表示与海岸线的距离不同,色彩亮度越大则代表距离越小,如黄色表示离海岸线近,橙色和红色则距离海岸线远,统计结果如下图(图5),结果表明分布在海岸线5 km范围内的侨村共有89个,其中在沿海岸线的五个县市中,泉港区的侨村全都分布于海岸线5 km范围内,惠安县分布在缓冲区范围内的侨村占县域范围内侨村的20%,石狮市占比68%,晋江市占比50%。
Figure 5. Distribution map of proximity distance between overseas Chinese villages and the coastline
图5. 侨乡村落与海岸线邻近距离分布图
4.3. 与陆路古道的关系
作为一个地区发展的重要条件,交通条件是影响侨乡村落的空间分布的关键因素。泉州发达的水陆交通网络促进了华侨群体的出洋与返乡迁移行为,加深村落间的经济交流与文化传播,为侨乡村落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重要基础。因此,本研究重点探讨侨乡村落的分布与交通可达性的关系。
据《泉州华侨志》记载,泉州侨乡的成型于1840年至1949年,这一时期泉州地区尚未开始建设公路,由此可以推断,早期泉州华侨出洋及返乡建设主要依赖传统的古代道路运输。因而,本研究聚焦清代时期的泉州陆路交通线路,收集其交通节点、线路数据,探究泉州地区侨乡分布与陆路古道的关系。本研究依据《福建历史地图集》《福建古代陆路交通干线的开辟与变化》等史籍整理清代的主要交通线路,运用ArcGIS Pro软件平台,将清代古道进行线化,利用Analyst Tools工具下的邻域分析,对泉州侨村与清代古道进行近邻分析,并以自然间断点法进行分类,将距离的数值大小进行分级符号化处理,点数据的颜色用于表示距离清代古道的远近,不同颜色表示距离不同,色彩亮度越大则代表距离越小,如黄色表示最近距离,橙色和红色则表示距离古道较远(图6)。统计发现在距离古道5 km范围内,分布着293个侨乡村落,约占市域内侨乡村落总数的40.2%;在5 km~10 km范围内的侨村,约占总数的19.3%;而在距离古道20 km范围以外的侨村,约占市域侨乡村落总数的10.6%。由此可见,侨乡村落大多分布在古道可达性相对较高的地区,侨乡村落空间分布与陆路古道距离呈现出较强的负相关关系,即距离古道的数值越小,区域内分布的侨村越多。
Figure 6.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distance between overseas Chinese villages in Quanzhou and ancient roads of the Qing dynasty
图6. 泉州市侨村与清代古道距离示意图
4.4. 与内河水运的关系
据《泉州市志》记载,直至20世纪80年代,晋江东溪和西溪航线是泉州市域沿海地区与山区地区运输的主要纽带之一。本研究整理了各县县志记载的水运线路、古码头和渡口,探究泉州地区侨乡分布与内河水运的关系。运用ArcGIS Pro软件平台,将主要水运路线数字化,利用Analyst Tools工具下的邻域分析,同样通过对侨乡村落与水运线路进行邻近距离计算,并将结果通过自然断点法分类分级,将村落距离的近远与符号颜色相结合,获得侨乡村落与各交通要素的距离分级分布图(图7)。统计发现在距离内河水运5 km范围内,分布着267个侨乡村落,约占市域内侨乡村落总数的36.6%;在5 km~10 km范围内的侨村,约占总数的21.7%;而在距离古道20 km范围以外的侨村,约占市域侨乡村落总数的11.1%。由此可见,侨乡村落大多分布在内河水运距离较近、可达性相对较高的地区,侨乡村落空间分布与内河水运的距离呈现出较强的负相关关系,即距离内河水运的数值越小,区域内分布的侨村越多。
Figure 7. Graded distribution map of distances between overseas Chinese villages and various traffic elements
图7. 侨乡村落与各交通要素的距离分级分布图
5. 泉州市侨乡村落的分类
5.1. 类型划分的意义
交通区位是影响村落形态的重要因素之一。不同的交通条件会对村落的布局、建筑风格和居民生活方式产生深远影响[18]。因此,从交通区位的角度对侨乡村落进行划分,有助于更深入地理解村落形态形成的机制与规律。
其次,通过对不同类型侨乡村落的比较研究,可以揭示出各种交通区位条件下村落形态的差异与特点。例如,滨海型侨村可能因海洋资源的利用而形成独特的渔业文化和建筑风格;临路型侨村则可能因交通便利而发展成为商业贸易的中心;水陆混合型侨村则可能兼具上述两种类型的特征。这种比较分析有助于丰富我们对侨乡村落多样性的认识。
此外,从交通区位角度划分侨乡村落还有助于为村落的规划与发展提供科学依据。通过对不同类型村落的形态特点、功能需求和发展潜力的分析,可以制定出更加符合实际的规划策略和发展措施,促进村落的可持续发展。
最后,这种划分也有助于推动学科交叉与融合。村落形态类型的研究不仅涉及地理学、建筑学等领域,还与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密切相关。从交通区位角度进行研究,可以促进不同学科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共同推动侨乡村落研究的深入发展。
5.2. 基于交通优势的侨村类型划分
根据已有的研究发现,村落类型划分往往基于村落的地理分布、村落空间形态、经济发展类型等等进行划分[19]。在村落分类过程中,通常是基于特定需求选择一项或多项特征作为分类基础。其中,对于村落类型特征的研究,学者们往往结合地理空间位置与地形地貌特征进行区域划分,进而细化研究,这种方法尤其适用于大尺度研究和样本数量较多的情况,即针对特定区域内所有村落展开整体性特征分析[20]-[22]。因而,本文研究的泉州市域范围内的大量侨乡村落也采用区位划分的方式。
根据前文4.1的研究发现,地形地貌区位对侨乡村落的影响较小,侨乡村落布局的集聚与交通要素有所关联。同时结合历史背景来看,早期交通作为商品交换的先决条件,使得社会生产结构从自给自足向地区分工转变,随着交通网络的不断完善和拓展,不同村落间的经济交流与文化传播逐渐加深,这也在客观上促进了华侨群体的出洋与返乡迁移活动。这些迁移行为不仅丰富了侨乡村落的人口构成,也为其带来了独特的文化与经济特征。结合泉州侨乡村落的空间分布及演变规律,不难发现交通环境资源成为了侨乡村落得以存续的重要能量。实际上,侨乡村落是以一般村落为原型,因为人口迁移而产生历时性的村落形态分异。因而本研究认为侨乡村落的类型划分应该体现村落发展的动力因素。
Figure 8. Distribution map of types of overseas Chinese villages
图8. 侨乡村落类型分布图
基于以上背景,本研究侧重在泉州侨乡村落的研究中,以交通区位的影响作为观察点,依据侨乡村落和陆路交通、内河水路、海岸线的距离,来判断该村落的交通优势,从而划分村落。通过梳理相关学者的研究,发现其研究基本以5 km作为最近距离单位,探讨村落与交通线路的关系。本研究以此为依据,将交通要素5 km范围内的侨村定义为具有较大交通优势价值的村落,本研究将这些村落的空间分布进行汇总,将其定义为交通优势性侨村。首先提取每种要素5 km的邻近距离内的侨乡村落(如图8),其次将提取结果进行叠加,将邻近海岸线5 km范围内的村落定义为滨海型侨村,筛选距离水系5 km和古道5 km范围内的村落,并进行叠加分析,发现古道与水系的覆盖范围重叠,所以将邻近水运和陆路5 km范围内的村落定义为水陆混合型,将邻近陆路5 km范围内的村落定义为陆路型侨村。而不在交通要素邻近范围内的村落,因其存续原因较为繁杂,本研究对其暂不作讨论。
经过叠加分析,最终获得滨海型侨乡村落、临陆路型侨乡村落以及水陆混合型侨乡村落的分布图。(如图8)。其中滨海型侨村指的是村落由于天然的海岸优势,临接海门,距离海岸线5 km范围的侨乡村落,如晋江市临围头湾的塘东村、围头村,临安海港的肖下村;石狮市临蚶江港的蚶江村等等。临陆路型侨村指的是依赖陆路运输发展,距离海岸线5 km范围的侨乡村落;水陆混合型侨村指的是既靠近临近内河水系,同时也靠近陆路交通,同时处于水陆邻近5 km范围内的侨村,主要借助水系、内河渡口以及陆路双重资源优势,联系村落与海外沟通的村落。
6. 讨论
6.1. 空间分布格局的深层机制解析
泉州市侨乡村落“西部集聚、东部分散”的空间格局,是自然环境约束、历史移民路径与社会经济发展共同作用的结果。从地理基础来看,西部内陆以山地丘陵为主,相对封闭的地形使传统村落形态得以完整保留,宗族社会结构的稳定性为侨眷群体的聚居提供了社会基础。安溪县、永春县等西部县域的侨村集聚,与近代华侨出洋谋生、返乡置业的行为模式密切相关,早期华侨通过陆路古道和内河水运返乡后,往往选择在祖籍地周边扩建村落,形成血缘与地缘交织的聚居群落。
东部沿海地区的分散分布则受到城镇化进程的显著影响。晋江市、石狮市等沿海县市自改革开放后工业化快速推进,城镇用地扩张导致传统村落空间被分割,侨村的物理边界逐渐模糊。同时,沿海地区海上交通便利,华侨出洋路径多元且迁移范围更广,侨眷分布相对分散,难以形成高密度集聚。此外,东部沿海侨村的“离心分布”特征,也反映了留守侨眷多居住在城镇边缘区域,城镇化过程中乡村人口向城镇中心迁移的趋势。
6.2. 影响因素的交互作用分析
地形地貌对侨村分布的“弱关联性”具有特殊地理意义。与多数传统村落依赖平原地形不同,泉州侨村在山地与平原的均衡分布,体现了华侨群体对生存空间的主动选择——西部山区的侨村依托宗族势力防御匪患,东部平原的侨村则借助交通优势发展商贸,两者均形成了适应本地环境的生存策略。这种适应性选择使得地形不再是限制因素,反而通过与交通要素的结合,塑造了多样化的侨村分布形态。
交通要素的影响呈现“历史层积性”特征。清代陆路古道与内河水运构成的交通网络,奠定了侨村分布的基础框架,40.2%的侨村集中在古道5 km范围内,印证了传统交通对早期华侨迁移的决定性作用。而滨海型侨村的分布(如围头湾周边)则反映了海禁政策松动后,海上交通对侨村形成的补充作用。现代交通的发展并未完全颠覆这一格局,反而通过对传统线路的改造升级,强化了原有侨村的集聚趋势。
历史文化因素的隐性作用同样不可忽视。泉州作为海上丝绸之路起点,长期的对外交流形成了开放包容的地域文化,这种文化特质降低了华侨与本土社会的融合成本,使得侨村既能保持自身特色,又能嵌入地方发展体系。同时,宗族制度作为文化载体,通过祠堂、祖宅等物质空间的建设,维系了侨眷与村落的情感联系,间接促进了侨村的空间集聚。
6.3. 研究局限性与未来研究方向
本研究虽在泉州市侨乡村落空间分布及类型划分方面取得一定发现,但仍存在一定局限:数据精度上,侨乡村落的界定基于“海外华侨人口占村落总人口20%以上”的标准,部分村落因史籍记载缺失导致侨眷比例统计不够精确,可能造成样本偏差,且清代陆路古道与内河水运的数字化依赖历史地图还原,线路精度受原始资料限制;分析维度上,研究聚焦当前侨村空间分布特征,缺乏时间维度的动态演化分析,无法揭示不同历史时期侨村分布的变迁规律及驱动机制;影响因素考量上,仅归纳地形地貌、交通条件、历史文化三类因素,未深入探讨政策制度、经济转型等变量的作用,对分布机制的解释不够全面。
针对这些局限,未来研究可结合历史文献与遥感影像,重建不同时期侨村空间分布格局,分析其与重大历史事件的关联性以揭示演化阶段特征;通过田野调查对典型侨村进行深度研究,探究微观过程对宏观分布格局的影响,弥补定量分析不足;引入政策文本分析、社会网络分析等方法,量化侨务政策、侨资流动等因素的作用,构建更全面的解释框架;在现有交通区位分类基础上,结合经济功能、文化特征等维度,构建多尺度分类体系,为差异化保护策略提供依据,从而更深入地探索侨村作为“跨国社会空间”的本质特征,为侨乡文化保护与乡村振兴提供精准理论支撑。
7. 结论
基于GIS的空间计算,运用最邻近点指数法、核密度估计、不平衡指数、地理集中指数法、洛伦茨曲线法对泉州市侨乡村落的空间分布与影响因素进行深入分析,研究结论如下:
① 泉州市域的整体呈现不均匀分布的状态,各区、县层级的侨村空间分布类型为集聚型,空间分布格局上呈现出“西部集聚、东部分散”的特征,即西部内陆侨村的聚集现象比东部沿海侨村的聚集现象明显。在东部沿海县市,即泉州市区、晋江市、石狮市、惠安县、南安市多平原且城镇化水平较高,村落的分布较为分散,多分布在县市的边缘地区,呈现明显的离心分布趋势。西部山区县市,如安溪县、永春县、德化县的村落分布比较集中。
② 泉州市侨乡村落空间分布是地形地貌、交通可达性、历史文化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自然地理环境为侨乡村落的形成与保护提供了重要支撑,大致决定了侨乡村落的空间形态,对侨乡村落的空间分布格局有一定影响;在社会经济方面,水陆交通的发展是泉州侨乡村落形成及强盛的主要基础。历史文化也是侨乡村落在市域内分散分布的重要影响因素。
③ 泉州市侨乡村落主要分布在地势较为平坦、陆路古道及内河水运沿线、交通可达性较高的地区。其中,地势低缓地区有较多的侨乡村落分布,近64%的侨乡村落分布在高程小于200 m的平原、丘陵地区;侨乡村落具有临近交通线路分布的特点,近40%的侨乡村落分布在距离陆路古道、内河水运5 km范围内,且随着与陆路古道、内河水运的距离增大,侨乡村落的数量逐渐减少。
基金项目
福建省科学技术厅引导性项目(2021H0018)资助。
NOTES
*通讯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