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2025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民盟民进教育界委员时强调，要“把德育贯穿于智育、体育、美育、劳动教育全过程”[1]。这一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德育在教育体系中的先导地位，为应用型高校价值观培育指明了方向。然而，在全球化与信息化深度交融的时代背景下，应用型高校学生的价值观培育却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多元文化思潮的涌入与社会转型期的复杂环境，使学生极易陷入价值困惑。此外，应用型高校因侧重专业技能培养而忽视德育，难以满足学生全面发展的需求。鉴于此，作为塑造学生价值观的关键力量，德育赋能作用亟待强化，这就要求将“以人为本”“立德树人”“文化传承”的德育价值意蕴有机融入应用型高校学生价值观培育全过程，让教育真正成为塑造灵魂、启迪智慧、强健体魄、陶冶情操、锻造能力的生命实践，为党和国家培育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2. 何以必要：德育赋能应用型高校学生价值观培育的现实需要
强化应用型高校德育工作具有深刻的现实必要性与时代紧迫性。唯有筑牢德育根基，方能为培养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提供坚实保障，回应时代对高等教育的深层呼唤。
(一) 应对社会转型期多元价值冲击的必然要求
我国正处在经济体制深度变革、社会结构持续重塑、利益格局剧烈调整、思想观念多元激荡的社会转型关键期。全球化进程加速与信息化浪潮奔涌形成的双重驱动，使多元文化思潮加速涌入，不同价值观念在交流、碰撞与融合中，构筑起纷繁复杂的价值生态图景。西方多元化的价值思潮，依托互联网与社交媒体等新型传播媒介广泛扩散，与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形成观念对冲，对应用型高校学生的价值观塑造构成冲击与挑战。
从传播媒介特性审视，网络空间的开放性、匿名性与虚拟性，使价值观念的传播更具隐蔽性与迷惑性。短视频、网络直播等新兴媒介形态中，部分内容刻意宣扬极端个人主义，将个人利益置于集体与社会利益之上，放大自我中心意识而漠视社会责任；鼓吹消费主义，将物质财富占有与消费水准异化为人生价值的唯一标尺；甚至歪曲国家历史、诋毁民族精神、消解主流价值认同。应用型高校学生正处在价值观形成的“拔节孕穗期”，思维活跃、好奇心强且对新鲜事物接受度高，但社会阅历较浅、价值判断与辨析能力尚待提升，面对良莠不齐的网络信息时，极易受不良思潮误导，进而产生认知偏差与理解误区。
从社会现实维度剖析，社会转型期衍生的系列负面现象，包括个别领域存在的道德失范、诚信缺失、价值扭曲等，正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对主流价值的认同感与归属感。当学生在现实中目睹此类矛盾与冲突，若缺乏系统有效的德育引导，容易陷入价值困惑与迷茫，甚至滋生价值虚无主义倾向，严重削弱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信仰根基与践行动力。因此，强化德育工作，构建科学有效的价值引导机制，助力应用型高校学生在多元价值冲击中站稳立场、把准方向，已然成为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确保社会主义事业薪火相传的必然要求与紧迫任务。
(二) 破解应用型高校育人失衡问题的现实选择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2]，为高等教育发展锚定了方向。应用型高校以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为目标，以培养高素质应用型人才为核心办学定位，在我国高等教育体系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在教学实践中，部分应用型高校因育人理念偏差、育人体系不完善，出现了育人失衡现象，对学生的全面发展及价值观培育成效产生了消极影响。
在育人理念层面，部分应用型高校侧重专业技能培养，忽视了德育在人才培养体系中的引领作用。这种导向使学生在积累专业知识与技能的同时，思想道德修养、社会责任感、人文情怀等方面的培育相对滞后。从实际教学反馈看，部分学生虽具备扎实专业技术能力，却在团队协作中缺乏合作意识与奉献精神，难以有效处理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关系，这种能力结构失衡既限制了学生职业发展的深度与广度，也背离了高素质应用型人才的培养目标。
从育人体系构建视角考量，德育工作在课程设置、师资配备、评价机制等关键环节仍存在短板。其一，课程设置上，德育课程与专业课程缺乏有机融合与协同联动，未能充分挖掘专业课程中蕴含的德育元素；其二，师资配备上，德育师资队伍的数量与专业化程度，难以满足学生多样化、个性化的价值引导需求；其三，评价机制上，德育评价受科学主义影响，一味追求量化和精确性，导致德育评价更重视评价的工具性[3]，无法全面、客观、准确反映学生的价值观发展状况。因此，应用型高校亟须通过强化德育工作，对育人体系进行系统性重构与优化，破解育人失衡困境，实现价值引领与技能培养的深度融合、协同发展。
(三) 满足应用型高校学生成长发展的内在需求
应用型高校学生作为高等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鲜明的群体特质与独特的成长发展诉求。他们思维活跃、实践创新能力突出，对未来职业发展满怀憧憬，但面对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与日趋激烈的就业竞争，容易陷入价值困惑与心理焦虑，需要科学有效的德育引导，以实现个人成长与社会发展的有机统一。
从心理健康与人际交往层面审视，学生在校园生活与人际交往中，存在人际关系矛盾、学业压力过载、就业焦虑等现实问题。若缺乏及时有效的价值引导与心理调适，这些问题可能引发心理困扰，甚至演变为严重的心理疾病，对学生身心健康与全面发展造成损害。因此，亟须通过德育工作，以优秀文化传承与主流价值引领滋养精神世界，满足学生对文化认同与精神归属的深层需求；同时提升学生心理健康水平，培养社会责任感与人际交往能力，助力学生塑造积极乐观心态，实现终身发展与人格完善。
在个人价值实现维度，应用型高校学生普遍渴望在职业领域有所建树。然而，在追求职业目标的过程中，部分学生易受功利主义思潮裹挟，将薪资待遇、职位级别作为衡量成功的唯一标准，过度重视物质回报与个人利益，忽视了职业理想的坚守、职业道德的涵养及社会价值的创造。通过德育赋能，能够引导学生树立正确职业价值观，将个人发展融入国家战略需求与社会进步潮流，实现个人与社会的双向赋能、共同发展。
3. 何以可能：德育赋能应用型高校学生价值观培育的价值意蕴
如何将“以人为本”“立德树人”“文化传承”理念有机融入应用型高校学生价值观培育全过程，是教育领域需深入探索的重要课题。这既关乎教育本质的深层回归，也是意义深远的实践创新，其核心在于以三大理念为支撑，通过理念深度融合与实践创新突破传统模式，助力学生在塑造正确价值认知、主流价值意识内化与文化精神传承中实现全面发展。
(一) “以人为本”理念：塑造正确价值认知的逻辑起点
应用型高校学生作为知识技能与实践能力的双重承载者，其价值认知的建构质量不仅关乎个体生命潜能的释放，更决定着社会发展的精神向度。马克思指出，人的全面发展就是“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4]。“以人为本”理念作为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的当代彰显，其核心要义在于确认人的主体地位、尊重人的个性差异、追求人的全面发展，这为应用型高校德育工作提供了根本性的价值锚点。其一，从哲学本体论视角审视，人是具有主观能动性的实践主体，每个学生都是独特的价值载体，其思维方式、情感结构与价值诉求构成了教育活动的逻辑起点；其二，从教育本质的深层逻辑来看，“以人为本”理念重构了德育的目标维度与实践路径。教育的终极使命是培养“完整的人”，而完整的人格必然以正确的价值认知为核心支撑；其三，从时代发展的需求维度考量，“以人为本”理念更是应对复杂社会变革的必然选择。在全球化与信息化交织的时代背景下，技术伦理、生态责任、文化认同等新的价值命题不断涌现，对应用型高校学生的价值认知提出更高要求。因此，“以人为本”理念的价值意蕴在于打破传统德育的工具理性倾向，将学生从传统教学的被动定位中解放出来，确立其作为教育过程参与者、价值体系建构者的主体地位，使德育真正成为唤醒学生精神自觉、促进主体价值生成的过程。
(二) “立德树人”理念：构建主流价值意识的核心导向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立德树人在教育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旗帜鲜明地指出，“人才培养一定是育人和育才相统一的过程，而育人是本。人无德不立，育人的根本在于立德”[5]。“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深刻揭示了德育在人才培养体系中的灵魂地位，为应用型高校学生主流价值意识的构建提供了思想引领与行动指南。其一，从教育政策的顶层设计来看，“立德树人”理念明确了德育在高校教育中的优先地位，它要求教育者突破传统的知识传授模式，将价值塑造、人格培养贯穿于教育教学全过程，使主流价值意识不再是外在于学生的规范体系，而是内化为其精神世界的有机组成部分。其二，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在逻辑分析，“立德树人”理念的实践价值体现在将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的价值要求转化为贴近学生生活的教育内容，使主流价值意识不再是抽象的概念表述，而是渗透于专业学习、校园生活、社会实践中的生动体验。其三，从学生成长的心理机制来看，“立德树人”理念回应了青年在价值形成关键期的特殊需求，它既肯定个人奋斗的意义，又强调集体主义的重要性；既鼓励创新创造，又倡导责任担当。通过榜样示范、情感共鸣、理性思辨等方式，让学生在观察、体验、反思中形成对主流价值的自觉认同。当这些教育实践形成长效机制，主流价值意识就能在学生心中深深扎根，成为其面对各种价值选择时的“精神罗盘”，确保他们在未来的职业道路与人生旅程中，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行。
(三) “文化传承”理念：刻写优秀文化记忆的精神纽带
文化作为民族的血脉与精神的家园，承载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集体记忆与价值基因。“只有对自己文化有坚定的信心，才能获得坚持坚守的从容，鼓起奋发进取的勇气，焕发创新创造的活力”[6]。将“文化传承”理念融入应用型高校学生价值观培育，核心在于通过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深度诠释，为学生构建起连贯的文化认同谱系，在历史传承与时代创新中确立文化自信根基。其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传承意义体现在对学生人格修养与道德境界的提升。当学生在德育过程中接触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处世之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责任意识、“敬业乐群”的职业伦理时，传统文化不再是书本上的古老文字，而是转化为滋养心灵的精神养分。这种转化既能帮助学生在物质主义盛行的时代保持对精神境界的追求，更能够增强学生的民族自豪感，使他们在面对西方文化霸权时以更加自信的姿态传播中华文化。其二，革命文化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承载着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族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过程中形成的独特精神标识。革命文化中蕴含的红船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等，是培育学生理想信念与爱国情怀的生动教材。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则体现了时代精神的最新成果，如改革开放精神、脱贫攻坚精神、科技创新精神等，这些精神形态既是对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也是对革命文化的创新性发展，为学生提供了贴近时代的价值参照。当“文化传承”理念将这三种文化形态有机整合，就能形成从历史到现实、从传统到现代的完整文化谱系，使学生在文化浸润中理解中华民族的精神演变脉络，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
4. 如何着力：德育赋能应用型高校学生价值观培育的实践路向
德育赋能应用型高校学生价值观培育，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和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核心环节。针对当前应用型高校在价值观培育中所面临的现实挑战，必须精准把握德育赋能的实践逻辑，从多个维度寻求出价值观培育的新途径，以期推动价值教育入脑入心，助力学生筑牢正确价值观根基，为应用型人才成长提供坚实的价值支撑。
(一) 资源配置：凝聚学生认知共识的系统建构与协同机制
当前，通过优化德育资源配置构建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体系，成为凝聚学生价值认知共识的必然路径。资源配置的本质是对教育要素的重新整合与功能重构，其核心在于打破学科壁垒与藩篱，形成价值引导的协同效应，这意味着“协调各种教育因素，使之同向发挥作用”[7]。其一，从教育主体与核心载体维度看，教师作为价值传递的关键力量，其专业素养与道德示范力直接影响学生价值观的建构。教师应立足情境对学生进行道德教育，以情育德，以引领者和指导者的身份帮助学生从困惑走向清晰，从幼稚走向成熟。其二，课程体系作为价值渗透的主渠道，构建“核心课程 + 专业课程 + 通识课程”的立体化结构，能实现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的有机统一。以土木工程专业为例，教师在“结构力学”课程讲解梁的受力分析时，以桥梁施工为案例，让学生对比不同支撑方案的力学性能，分析某桥梁因偷工减料导致垮塌的事故，在计算弯矩、剪力中理解结构安全与生命责任的关联。设置乡村危桥改造设计项目，要求兼顾成本与耐久性，强化工程为民的理念，实现结构设计能力与社会责任感的协同培养。其三，校园文化与社会资源的整合是营造价值浸润环境的关键。通过打造特色文化品牌实现专业实践与价值教育的深度融合，同时构建校、企、社协同育人网络，能使学生在真实社会情境中深化对主流价值观的理解与认同，完成从认知共识到价值内化的跨越。
(二) 制度供给：激发学生情感共鸣的规范建构与动力机制
制度作为社会关系的规范化表达，在德育实践中承担着价值导向、行为约束与情感激发的多重功能。科学的德育制度设计能够提升价值观培育的整体效能，其核心在于将外在价值规范转化为学生的内在情感认同。其一，从目标引领维度来看，明确应用型高校学生价值观培育的阶段性目标与总体要求，并将其纳入人才培养顶层设计，是确保价值教育与专业教育同频共振的前提；其二，在评价保障维度方面，构建包含认知、情感、行为三个维度的评价指标体系。《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提出要“完善德育评价，根据学生不同阶段身心特点，科学设计各级各类教育德育目标要求，引导学生养成良好思想道德、心理素质和行为习惯”[8]，因此，采用多元化的德育评价方式，能为学生提供清晰的价值成长路径并激发其自我完善动力。其三，从驱动机制维度看，通过“约束——激励”双重机制的设计，既能以行为规范与奖惩制度建立明确的价值行为边界，又能通过多样化激励措施强化主流价值观的践行意愿；第四，完善家校合作制度，能整合家庭与学校教育资源，形成价值教育合力，增强学生的情感共鸣与价值认同。
(三) 效能提升：强化学生记忆共享的技术赋能与认知重构
在数字技术重塑教育生态的背景下，德育效能的提升需借助信息技术构建符合认知规律的价值传播体系。记忆共享本质是知识表征与情感体验的社会化建构过程，技术赋能与互动实践能显著增强价值观教育的感染力与持久性。其一，从技术平台与互动模式维度看，运用微信、微博、短视频等新媒体矩阵，可将抽象价值理念转化为可视化、故事化内容，同时通过互动活动构建多维互动空间，这种沉浸式传播模式能促进学生对价值观的深度理解与记忆固化；开展小组合作学习与实践活动，可通过群体互动实现价值认知的共建共享。其二，从记忆留存与传承机制维度看，建立学生个性化成长档案，能记录其价值认知发展轨迹，为精准化教育提供依据；构建学校层面的价值观培育记忆库，整合优秀德育案例与校园文化成果，可形成可传承、可复用的教育资源体系，实现价值教育的代际传承与持续优化，推动价值观从表层记忆向深层信念转化。
5. 局限性与展望
当前研究虽从资源配置、制度供给、效能提升三个维度构建了德育赋能应用型高校学生价值观培育的实践体系，但仍存在一定局限性：其一，理论层面，对“德育赋能”的内在机理阐释尚需深化，尤其在应用型高校学生职业发展需求与价值观培育的耦合机制上，缺乏微观层面的实证分析；其二，实践层面，资源整合的协同性仍受限于校际差异与区域发展不平衡，例如东部与西部应用型高校在社会资源对接、数字技术应用等方面存在显著差距，导致实践路径的普适性与针对性难以平衡；其三，评价维度，现有指标体系多侧重短期效果(如学生认知认同度)，对价值观培育的长效性追踪(如职业发展中的价值践行)缺乏系统设计。未来研究可从三方面深化：一是跨学科融合，构建“德育赋能——价值内化——行为外化”动态模型；二是推进区域协同，针对不同地区高校特色探索差异化路径，如西部依托地方红色与民族文化，东部聚焦数字技术与产业融合；三是完善长效评价，通过毕业生职业轨迹分析验证长期效应。同时，需探索人工智能、元宇宙等技术构建沉浸式德育场景的可能，兼顾技术创新与价值引领。
基金项目
本文系2024年国家社科基金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研究专项一般项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课“学思研践”教学模式研究》(项目编号：24VSZ101)；2023年南宁学院校级科研项目“广西优秀传统文化赋能应用型高校思政教育的路径研究”(项目编号：2023XJ26)；2024年南宁学院党建及思想政治理论与实践研究培育项目《广西红色文化与高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协同育人机制研究》阶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