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如今，学界愈加重视中国学术“走出去”与推崇中国学术外译，这确实是推动中国学术话语走向世界、扩大学术影响力的必要途径。辜正坤认为“中国近百年来的学术常常是由翻译家及翻译作品牵着鼻子在走”[1]。的确，如今我们能够看到诸多中国学术外译项目的遴选，以及在各国际核心期刊上频频出现我国学者的身影。尽管学术外译至关重要，但国外经典著作的汉译同样不应忽视。在将自身学术话语推向世界的同时，也应注意扩大和丰富自身话语体系，借鉴和吸收国外的优秀成果。从2020年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开始推出全新的“翻译研究经典著述汉译丛书”。《外语界》期刊评价道，“译丛将为国内翻译研究带来新的启示，促进国内外翻译研究学术成果的交流共享与融合创新。”“没有学术翻译，就没有人类知识体系的建构与传承；没有学术翻译，也就没有中华学术与世界学术的交流与碰撞”[2]。这种学术交流与碰撞显然对于我国学术话语体系的扩展起着促进作用。
经典著作始终是人们初入某个领域的重要学习资料，学者们需要在吸收前人学术成果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在语言学领域，经典著作多来自于一些语言学大师之手，如英国著名语义学家利奇(Leech)，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Saussure)，以及生成语言学创始人乔姆斯基(Chomsky)等。随着语言学的不断发展，研究视野的拓宽与跨学科研究的深入，认知语言学便是其中一个典型的代表领域。认知语言学将语言学与认知科学结合，催生出诸多优秀的科研成果，影响范围日益广阔。在认知语言学的迅猛发展中，认知语言学在中国实现了“本土化”，即王寅提出的“体认语言学”[3]，强调以身体经验和认知为出发点。此举无不说明了认知语言学在我国学术发展中的重要影响力。然而，大多数相关著作都以英语撰写的，一些学习者和部分学者在阅读英语著作时仍存在一定困难，需要通过翻译来帮助读者获取其中的知识。因此，翻译认知语言学的经典著作能够帮助我们追寻其根源，目前也有学者在此方面做出了重要努力[4]。同时，作为认知语言学的经典著作之一，Metaphors We Live By的汉译版本尚存不足，表现为术语专业性不强，语句过于生硬，以及硬译现象较为严重等。因此，再译Metaphors We Live By一书显得尤为关键。本文选取该书作为研究对象，以知识翻译学为理论框架，探讨学术汉译中地方性知识转化的困境，针对问题提出应对策略，助力全球知识共同体建设，促进文明对话与智慧共享。
2. 知识翻译学与学术汉译
翻译研究从语言学范式发展到“文化转向”，迎来如今的“知识转向”，翻译的本质属性越发明晰。2021年，杨枫首次在《知识翻译学宣言》一文中提出“知识翻译学”的概念，并做出了相关阐述。“知识是认识的客观结果，是人在生活实践中对世界的认知与经验，是一种信息工具”[5]。认识论的阐释揭示了知识在社会实践中的重要角色。翻译出现的解释一直停留在语言与文化的层面，用于解决语言障碍问题与文化交流问题。知识翻译学认为，翻译之所以出现，是因为人对知识的渴望，而翻译的目的则是知识的传播。
知识总是与语言、文化紧密关联着，知识以语言为载体，受文化影响，不断地在世界各地被选择、被加工、甚至被改造，传播各处。“知识翻译学聚焦地方性知识向世界性知识的生产变迁，把翻译置于不同知识共同体的历史视野和格局下考察，科学分析不同语言面对不同知识如何选择、加工、改造的实践和经验及其语言转换、概念生成等知识生产和传播的文化背景、社会条件和政治环境”[6]。知识翻译学将翻译视为地方性知识向世界性知识的生产变迁。翻译是使本地化知识地方化，使世界化知识地方化，知识相互转化，形成交流。
知识翻译学以真、善、美为科学方法指导，发展成对应的三个翻译原则，即“以真求知、以善立义、以美行文”。三个原则互相依存，是所有翻译生产的原则。“真”指译出真义以传达知识本质；“善”指顾及社会心理与使用者方便，帮助读者看本原；“美”指提倡以译入语审美为基准的美的表达[7]。这种中和翻译方法论，以知识再生产为中心，要求译者从事翻译活动必须以“真”为准绳，以“善”为约束，以“美”为目的[8]。“真”为求真，求得真义，以真义传递知识，“善”兼顾对读者和社会心理的考虑，从而达到省力(less efforts)的效果，“美”则从审美角度发挥利用语表达的美感。“这种方法论化解了翻译知识的悖论和张力。从这一点看，知识翻译学拓展了翻译知识的论域”[9]。
学术翻译的本质是知识传播。学术翻译的核心任务是克服语言障碍，推动全球研究者之间的知识共享，进而实现地方性知识向全球性知识的转变。这与知识翻译学的理念高度契合，知识翻译学在学术翻译中具有很强的指导性和适用性。已有研究表明，知识翻译学对学术翻译有重要的启示和指导意义[10] [11]。学术翻译尤其是认知语言学领域的翻译，对内容准确性的要求极高。对于不熟悉该领域的译者，在翻译该领域的专业概念与术语时时刻保持仔细、严谨的态度，积极查证。此外，科学信息更新迅速，专著的撰写与翻译之间的时间差可能导致信息理解不对等。针对具有一定英文阅读能力但对认知语言学了解不充分的读者，译者应将内容译得更为流畅、易懂。知识翻译学的“真、善、美”原则则为学术翻译提供了重要的指导作用。译者除了传达知识外，还需综合考虑知识的管理、利用以及再生产问题，重点关注知识的价值与应用场景。
3. Metaphors We Live By汉译中地方性知识转化的困境
3.1. 词汇层面
该学术著作的术语、人名、书名及学术用语等词汇层面的用语具有极高的专业性，其中一些术语乃是认知语言学独有的创新性概念，因而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难免存在着一定的转化困境。首先，部分术语在目标语中缺乏直接对应的表达方式，使得译者必须在直译、意译或释译之间做出权衡。其次，国内认知语言学界对某些术语的翻译尚未完全统一，增加了术语翻译的复杂性。最后，目标读者的学术背景各异，既需要确保译文的专业性，又要兼顾易理解性。因此，译者需要综合采用释译、意译、直译等多种翻译方法，并基于国内学术界已有的专业词汇体系，以实现地方性知识向世界性知识的有效转化。
3.2. 逻辑层面
学术著作的逻辑清晰，观点明确，阐述常围绕中心论点展开。对译者而言，这提出了在翻译中有效传递中心论点知识的挑战。译者在翻译时如何保留原文的逻辑结构和论证方式，确保译文能够准确传达原文的中心思想，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此外，如何在翻译过程中处理复杂的理论背景与学术依据，使地方性知识能够恰当地转化，同样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难题。译者在面对这些挑战时，如何能既保证译文连贯性，又传达原文的精髓，同时还要兼顾文化差异，使得目标读者理解并认同这些观点，也是一大困境。
3.3. 风格层面
语言风格也是学术翻译中的一项挑战。该专著中，语言风格相对通俗易懂，举例了诸多生活中的语言实例，帮助读者更好地吸收认知语言学的知识。然而，英语学术中的这种通俗易懂的语言风格与汉语学术的语言风格存在一定差异。我国学术界往往更倾向让文章具有一定的文采，通过语言的艺术吸引读者。这种情况下，译者将面临两难的选择：是忠实地保持原文的通俗易懂，还是尝试将译文进行适当的文采修饰以符合汉语学术的表达习惯呢？其实，译者应根据具体情况灵活处理。在某些情况下，保持原文的通俗易懂能使得译文更接近原著的风格与意图，帮助读者轻松获取知识。而有时，适度增加文采和词汇量，则能增强译文的吸引力与学术性，使得译文在国内学术界更具说服力。权衡好这些因素，译者便能在翻译过程中实现语言风格的最佳平衡，使读者更好地接受与认同译文传递的知识。
4. 应对策略
本节将具体阐述在解决汉译中的挑战时，如何依靠“真”“善”“美”三原则进行地方性知识的恰当转化，使译文传递的知识与原文欲传递的知识一致，促进读者对地方性知识的接受与认同。知识翻译学将地方性知识与世界性知识定义为：任何知识本质上都是以人类的经验、实验和实践活动产生的地方性知识，世界上不存在一开始就具有普遍性的科学知识，所谓知识的普遍性不过是知识的世界性理解、传递、使用和辩护[12]。地方性知识是与生俱来的，而世界性知识是后期通过加工、传播等方式才能实现的。地方性知识起源于某地，依靠当地的社会实践建构而成，遵循当地人的思维模式，或带有特定文化色彩，或是当地特有的阐述性话语。因此，本节以Metaphors We Live By为个案进行研究，探索学术汉译中地方性知识转化的翻译技巧，以期为此类翻译提供新的视角，起到参考和借鉴作用。
4.1. 世界性知识的复现
首先，在词汇层面上出现了大量与认知语言学有关的术语、人名、书名以及学术用语，此时译者必须以他者的地方性认知框架兼容目的语文化[8]。因此，要求译者遵循“真”的原则，即“以真求知”，尽可能充分地保持文本的他者特征。关键在于译者如何理解文本的词汇层面，积极寻求各种工具、收集各方资料。若汉语中已经存在的固有认知语言学学术话语，则说明地方性知识已经转化为世界性知识，在处理这类已经转化为世界性知识的地方性知识时，我们只需对其加以复现。若尚未有固定译法，因而要尽可能地保留文本的他者特征，传递原滋原味的知识，后经过译者加工、加以阐述要义，从而促使读者接受与认同，促进此类地方性知识融入世界性知识的范畴。
第一类词汇层面的地方性知识为术语、人名与书名，在此以术语的复现为例进行阐述。如今该书出版已有40余年，在认知语言学的不断发展中，许多外语能力强的中国学者也在不断从认知这一视角探究语言的奥秘，并在国内各知名期刊、出版社发表出版了诸多优异的成果，其中众多术语已被前辈学者译介过来并广泛接受，已经形成了世界性知识。例如，该书中的术语如“概念隐喻”(Conceptual Metaphor)、“源域”(Source Domain)、“目标域”(Target Domain)、“映射”(Mapping)等，均应采用国内广泛接受的译法，确保知识的求真。
在实际翻译中，组内对“gestalt”一词进行了讨论。有人认为应音译为“格式塔”，有人认为应意译为“完形”。经过查证，我们发现“格式塔”在英文中更多是作为首字母大写的一种修饰语成分，而在论文和专著中多用“完形”作为名词。刘宓庆先生在《翻译美学导论》中二级标题“有意义的完形”中使用了“完形”一词[13]。因此，本组最终选择“完形”作为该术语的翻译，以遵循“以真求知”的原则，实现地方性知识的转化，并使知识更易于传递和接受。
此外，还有些词汇看似术语，但实际上并非该领域所独有，而是更广泛的学术性用语。这些词汇的意思与日常用语有所不同，如“emergent”(浮现的)、“characterize”(描述)、“truth”(真)等。译者需阅读大量国内外认知语言学领域的文章和著作，复现这些知识，以实现“以真求知”的目标。例如，“truth”一词在2023年认知学领域学者周振忠的文章《真之多元论与真值条件多元论》中，应根据语境译为“真”，而非一贯使用的“真理”[14]。“emergent”一词在牛津字典中为“新兴的”。而经组内成员的文献查找，在刘正光与李雨晨编写的《认知语言学十讲》中发现其常用译法为“浮现的”[15]。根据“以真求知”原则，我们尝试打通的地方性知识向世界性知识的变迁通道能够更好地复现词汇层面的知识，帮助读者更好地接受与认同。
4.2. 地方性知识的嵌入
学术著作常有逻辑清晰、观点明确的特点，其阐述主要围绕中心论点展开，这要求译者在翻译时应有效传递中心论点的知识，遵守“善”的翻译原则。因此，译者在翻译时应注重保留原文的逻辑结构和论证方式，确保译文能够准确传达原文的中心思想。为实现地方性知识的恰当转化，译者在知识翻译学的指导下，可考虑采取以下策略。
在Metaphors We Live By中，原作者通过大量语言实例说明各隐喻概念在日常语言中的应用，如“happy is up, sad is down”(快乐是上，悲伤是下)。这些隐喻概念在英语和汉语中的表达偶尔会有所不同，因此在翻译时，译者需要特别注意这些文化差异。
首先，译者应严格按照原文的逻辑结构进行翻译，确保论述的连贯性。例如，原文按照“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结构展开论述时，译文尽可能地再现这一逻辑结构，以保证读者能够清晰理解原作者的逻辑思路。具体可见原文第4章“Orientational Metaphors”，原文描述不同方位隐喻的语言实例，旨在揭示其在语言与思维中的作用，译者应竭力保留这种逻辑推进的方式。
其次，为了帮助读者理解复杂的隐喻概念，译者可在必要时添加注释。例如，在解释隐喻概念“happy is up, sad is down”时，可以增加以下注释：
“注：在英语中，‘up’(上)常与积极情绪如快乐、兴奋等关联，而‘down’(下)则与消极情绪如悲伤、沮丧等关联。”
抑或，译者可通过理解不同文化中隐喻表达的差异，来避免读者对知识的错误接受。例如，在汉语中，也有类似的隐喻表达，如“心情高涨”(happy is up)和“心情低落”(sad is down)。在翻译时，可以在注释中说明这些汉语表达的相似性，避免读者误认为该著作原语为英文，应属英语独有。当然，加以注释也可能帮助读者更好地接受与认同这些隐喻概念，达到读者与作者的共鸣。例如，在翻译“happy is up, sad is down”时，译者可有以下处理方式：
原文：In English, happiness is associated with up, as in “I’m feeling up today,” while sadness is associated with down, as in “I’m feeling down.”
译文：在英语中，快乐与“上”相关联，如“我今天心情很好”(I’m feeling up today)，而悲伤与“下”相关联，如“我今天心情不好”(I’m feeling down) (注：在汉语中，也有类似的表达，如“心情高涨”和“心情低落”)。
这种方位隐喻在许多语言中或许有类似的表达，但也可能存在差异。为了避免读者将自己的文化观念带入并产生误解，可在句后进行标注，提醒读者这种文化是英文独有，还说是在描述世界文化的共性。这样的注释不仅能帮助读者理解隐喻的文化背景，还能提供更深入的理论依据，使读者更好地接受和理解这些概念，“以善立义”，促进地方性知识的恰当转化，以免读者难以分清知识的类型。由此，译者需要发挥其主动性，加以注释提醒读者，实现知识的有效传递。
通过这样的翻译和注释，译者不仅保留了原文的逻辑结构和论证方式，还通过解释和对比不同文化中的隐喻表达，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和接受这些隐喻概念。这种处理方式符合“善”的原则，顾及了读者的社会心理需求和理解方便，促进了地方性知识的恰当转化。
最后，在语言风格层面，该文本出现了诸多语言实例，在阐述逻辑层面时提到过这些语言实例，本节主要探讨如何实现语言实例中地方性知识的转化。
依据知识翻译学的三原则，可发现语言实例的内容，虽然存在着诸多英文独有的实例，本应原封不动地保留原文字形，但是考虑到有些知识的性质过去地方化，对于初学受众而言难以做到准确理解其中“真”义，哪怕是再简单的词汇，英文功夫比较深的人，也不得不查找词典，因此译者需要调动自身主动性，帮助读者先行理解，抓住原作者的“真”义，译出目的作者能够理解的世界性知识。采用“保留字形 + 括号注解”的翻译技巧则能有效处理此类英文独有的语言实例。
而括号内的注解需要遵循“美”的原则，充分考虑目的语文化的读者期待与知识世界性的根本旨归[8]。在充分考虑到目标读者的学习期待后，译者利用括号进行注解时，读者须获得对应认知语言学知识。因此，对注解将采取意译，以确保读者能够理解其“真”义，若读者需要体会原汁原味，前文已经保留英文原文，读者可从中感受异国情调，比如“Try to pack more thought into fewer words”与“You need to budget your time.”宜处理为“Try to pack more thought into fewer words (努力做到言简义丰)”与“You need to budget your time. (你需要精心安排你的时间)”。如此一来，地方性知识可得到恰当地转化，促进地方性知识向世界性知识的变迁，使得读者接受并认同这类地方性知识。
本书在语言风格层面还有一大特点便是通俗易懂的语言。英汉语学术语言的特点的确在语言风格上有一定差异，前者重简朴，知识密度集中，后者重文采，知识传递娓娓道来。根据“真”“善”“美”的原则，通俗易懂的语言需要进行一定的调整，既不能过于口语化，损失了学术性，又不能太深奥，与原文风格不一致，无法让读者感受原文作者为传达知识所做的良苦用心。比如，“they can get along perfectly well without metaphor”这句话，作者所用语言相对通俗，但译为“没有隐喻，一样过得很好”显然过于口语化，整体显得不像一本学术著作，倒是和日记一样缺少张力，而经过对地方性知识的转化，译为“他们完全可以在没有隐喻的情况下正常交流”。在此，我们增加一些知识，这些知识属于隐藏在字里行间的知识，我们部分知识的学术话语进行重构，将隐性信息显化，在保证“以真求知”的基础上，寻求学术话语表的共性，使得句子意思更加清晰，确保学术性，也使得读者对地方性知识更易接受与认同。
5. 结语
本文以Metaphors We Live By为个案研究，剖析了学术汉译中地方性知识转化的困境，并探讨了如何复现世界性知识(即已被广泛接受的地方性知识)以及嵌入地方性知识，以此作为应对策略。研究发现，对该著作的学术汉译中，地方性知识的转化在词汇选择、逻辑结构和语言风格等方面均面临挑战。通过借助“真”“善”“美”三原则，发现译者可以采用知识的复现、意译、“保留原文 + 注释”等翻译技巧，实现世界性知识的复现与地方性知识的嵌入，从而促进地方性知识的有效转化。
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从知识翻译学的视角，系统探讨了学术汉译中地方性知识转化的问题，尝试提出具体的翻译技巧，为学术汉译实践提供参考借鉴。然而，本文仍然存在着一定局限。首先，由于个案研究的本身限制，研究结论的普适性与推广性有待进一步验证，未来研究将选用不同学科领域的学术专著进行对比分析，以提升研究的普适性与推广性。其次，本文提出的翻译技巧大多基于文本分析，尚未通过实证研究(如目的语读者的接受度调查或翻译质量评估)进行验证，未来将结合实证调查，进一步探究这些技巧对目的语读者的接受情况。
即便研究存在一定局限，但本文的研究发现仍希望能为同类学术专著的汉译提供一定参考借鉴，并丰富国内关于学术文本汉译的研究领域。未来研究将在更广泛的学科和文本类型中验证相关翻译技巧，进一步推动学术汉译中地方性知识向世界性知识的转化。
说 明
本论文获奖：第十七届北京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研究生论坛二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