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淮南子》作为黄老道家集大成之作，是一本百科全书式的论著，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和学术价值。西汉初年，淮南王刘安聘炼丹家千人为宾客，撰《内篇》《外篇》《中篇》各二十一章，叙炼丹成金银之术，由于种种原因，《外篇》和《中篇》已经遗失，关于《内篇》作者在最后一章《要略》中说：“太祖以鸿烈言之”，故名《淮南鸿烈》，后人又称之为《淮南子》。它是模仿《吕氏春秋》所写，也是继其之后又一部集先秦诸子之大成的鸿篇巨著，现存全书共21篇，其中最后一篇是全书的梗概。每篇以两个汉字为标题，概括全文的主要思想。前几章以简明扼要的方式论述了世界和人类社会的本质，而后几章则讨论了如何将这些知识应用于解决各种实际问题，旨在涵盖有效治理国家的全部知识。从整体上看，这本书为帝王提供了有效的指导。但对于今天的学者来说，它更像是一部全面的哲学著作，它以道家思想为主，融合了儒、法、阴阳等家思想，囊括了天文、地理、神话故事、治国方略等诸多内容，为黄老道家之代表作，对后世研究秦汉时期文化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纽马克(Newmark)在1988年提出了“文化词汇”，并认为由于原语和译语文化之间的文化差异，它们产生了“翻译问题”。他认为一种语言中可以包含多种文化，这表明将文化词汇限制在一种语言系统的范围内并不是准确了解它们的正确方法。这也表明他对于一个文化词汇所涉及的文化和语言是否同源问题的关注。西班牙翻译学家哈维·弗朗哥·艾克西拉(Javier Franco Aixelá)在《翻译中的文化专有项》(1996年)中讨论了如何处理翻译中的文化问题，并由此提出了“文化专有项(CSI)”的概念。他将其视为从源文本中转移“语言表征参照”的结果，但在目标文化中却没有对应的参照，或者由于意识形态、地理等原因而有不同的参照。艾克西拉对文化专有项的定义为：“凡是译语文化中的一般读者或者任何当权者觉得在意识形态或者文化上不可理解或接受的，就是文化专有项”[1]。《淮南子》作为中国传统思想和文化的载体，其中包含了大量的文化专有项。
其中的文化专有项包括了中医文化、中国古代天文文化以及中国神话文化等等。张登本、黄作阵认为，《淮南子》成书早于《黄帝内经》，其中的养生思想为《黄帝内经》中医养生理论的建构奠定了基础。此外，《淮南子·天文训》保存了大量的天文学资料，是先秦、两汉第一部天书，完整记载了二十四节气、二十八星宿等内容，反映了当时天文学发展的水平，在中国天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页。把天文知识作为一个独立的部门，并把乐律和计量标准当作它的附庸，专立一章来叙述，《淮南子》是第一次，它影响到后来的《史记》《汉书》以及其它的各史。《淮南子》中的神话也是古代的文化瑰宝，记录了古代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活。这些神话在整个中国神话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它们不仅增添了文化内涵，而且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历史[2]。
《淮南子》作为黄老道家集大成之作，是一本百科全书式的论著，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和学术价值。然而在对外翻译传播和文化研究方面，《淮南子》与其他先秦著作相比较为滞后，它的诗译本在19世纪80年代和70年代相继出版，大多来自学者的研究成果。它的全英译本直到2010年才面世，分别是美国学者约翰梅杰(John S. Major)带领团队完成的《淮南子》以及中国学者翟江月和牟爱鹏合译出版的《淮南子：汉英对照》[3]。尽管国内外对淮南子的研究成果颇丰，但对其英译的研究却很少。本研究对《淮南子》以上两个典型译本中的文化专有项进行归类和梳理，分析其英译策略，并探讨中西译者群体译者行为的异同及其动因，为中国传统著作的对外译介和传播研究提供启示，有助于传播中国传统文化，促进中国与其他国家的文化交流。
2. 理论基础
学术界对传统翻译批评的认识主要建立在“文本批评视角”和“文化批评视角”两种视角上，这两种视角都被认为是片面的。相比之下，翻译行为批评似乎通过强调译者的积极作用来提供一种观点。着眼于他们对原文的意志操纵，并从翻译的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动态地评价翻译的质量。既要保持语言的真实性，又要传达习语表达的细微差别，这对文学作品的翻译提出了挑战。针对这一困境，周领顺提出了译者行为批评理论，该理论结合了制约译者方法论选择的翻译内外因素。内部翻译主要关注内部语言和文本。而译外则涉及外部因素，如环境、文学传统、社会和文化因素，因此可以被视为语言外的翻译。
周领顺的框架从翻译内和翻译外两个方面考察主体性的表现和行为，检验翻译中的忠实和翻译之外的理性成分，并有助于发现译者身份与翻译文本之间的相互作用。既从文本的角度考察翻译活动，也从更微观的角度考察译者在具体情境中的行为或表现，从而实现更全面、客观的翻译批评。译者行为批评将译者视为语言人和社会人的结合体。译者既要面对原文，也要面对社会，他们肩负着在原文和目标受众之间进行调解的任务，从而延伸了“求真–务实”的连续评价模式。该模型的核心是“译者不仅具有语言属性，而且具有社会属性”。“求真”是译者忠实于原文本质和语言本质的直观表现，是译者行为的根本出发点。“务实”指的是翻译的社会取向。
作为一名译者，其内在倾向是追求原文的“真实”，使译文尽可能地接近原文。然而，译者作为一个社会存在者的地位，受其所处的社会历史语境的影响，译者会追求一定程度的“务实”，“求真”与“务实”是相互制约的，在一定条件下，两者可以转换。研究译者行为，主要是分析同时具备语言性和社会性的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有意、无意或潜意识行为背后的动因，译者意志往往引导译者下意识地选择翻译技巧和方法，在忠实原文的“求真”与符合译语表达的“务实”这一连续统之间保持平衡。本文将基于此对于《淮南子》的不同译本的译者行为进行比较[4]。
3. 文化专有项英译策略对比分析
3.1. 《淮南子》的两个译本简介
《淮南子》是约翰·梅杰(John S. Major)、萨拉·奎恩(Sarah Queen)、安德鲁·迈耶(Andrew Meyer)、哈罗德·罗斯(Harold Roth)所著的第一部完整的英译本，2010年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这些译者都是中国古代经典的专家或学者，并在《淮南子》相关领域撰写了一些著作。他们熟悉中国古代文学、文化和哲学等等。其中，约翰·梅杰退休前是达特茅斯学院东亚史的专家，对于古代中国的思想颇有研究并造诣深厚。1973年，他将《淮南子》的第四章定为其在哈佛大学的博士论文的研究主题，研读并翻译了《淮南子》的第三章至第五章。在随后20年的时间里，他致力于研究中国古代的宇宙学及其相关的课题，著作颇丰。他把深奥、晦涩的中国古代天文学、占星学、宇宙学、神话学等相关知识翻译成英文，介绍给世界，为中国古代文明在当今的知识殿堂里谋得了应有的一席之地。在此基础上，译者承诺“翻译将尽可能完整和准确，解释好所有的中文词汇，无任何添加或漏译。”
同年，在大中华文库的资助下，中国翻译家翟江月、牟爱鹏完成了《淮南子》的英译，并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以汉英译本出版。这是国内学者第一次将《淮南子》这部古典巨著完整地翻译成英语，是国内学者主动选择来翻译的大胆尝试。但两个译本相比而言，由美国学者和翻译家约翰·梅杰(John S. Major)等人翻译和编辑的《淮南子》在西方更为被接受。
3.2. 《淮南子》中文化专有项英译策略对比分析
《淮南子》中丰富的文化专有项的翻译对于译者提出了很高要求，在不失原语境文化的基础上，用灵活多变的翻译策略来处理中国文化专有项的英译，才能准确表达原作者意图[5]。《淮南子》所选的两个译本一个由中国学者合译，一个由美国学者合译，译者群体有较大的区别，相应所采取的英译方法也有所区别，使得两译本对比研究极具学术意义。鉴于此，下面重点探讨《淮南子》中大量出现且具有代表性的文化专有项，将其分类为中医、天文和神话三大主要类别，将它们的语言英译策略进行对比分析。
3.2.1. 中医养生术语的英译
中医术语是中医理论和文化的凝练，中医翻译属于科技翻译范畴，涉及各类专业术语。术语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的转码过程中，一方面受语言内在本质属性和术语翻译规律的制约，另一方面深受社会文化外部因素的影响。在中医翻译中，由于英汉文化的差异，需要考虑到很多问题。有学者指出，在西方理解中医的最大障碍是中医文献中充斥着大量医学、哲学和文学信息的术语。面对中国传统古籍《淮南子》中的大量中医术语，两译本的处理方式各有特色[6]。
例1：是故达於道者，反於清净，究於物者，终於无爲以恬养性，以处神，则入与天门。
梅杰译本：
Therefore, those who break through to the way return to clarity and tranquility. Those who look deeply into things end up not acting on them.
If you use calmness to nourish your nature,
and use quietude to transfix your spirit, then you will enter the heavenly gateway.
翟译本：
Therefore, a man in possession of Tao will return to a quiet lifestyle, and a man having a thorough understanding of the myriad things will pursue non-interference. By tranquilly cultivating the mind and indifferently treating the spirit, man can enter the door of Heaven.
这一例子中词汇方面，“反於清净”中“清净”一词的翻译在梅杰的翻译中表现为“清明与宁静”，在翟的翻译中表现为“安静的生活方式”。首先，对于“清净”一词的理解，古今学者对“净”的注释总结如下：明代的王溥、朱东光、清代的张元济将其注释为“静”，当代学者张双棣认为“净”“静”是相同的。这表明“净”可以用作“静”。根据《牛津高级英汉大辞典》，“宁静”一词的英文解释是“宁静祥和”，如：宁静的景色，宁静的湖水。“安静”被解释为“发出非常小的噪音”，例如：她安静的声音。从以上的解释和例子可以看出，“tranquility”是指平静、安静，强调平静的状态，而“quiet”则侧重于无噪音的含义。在这里，“清净”表达了内心的平静，让一切顺其自然。因此，“宁静”基本可以表达原词的意思。在这个例子中，可以使用直译策略来翻译这一文化专有词，梅杰译本则是采用这一方式，将“清净”拆分翻译为“清澈”和“宁静”，与原文意义较为贴合一致；而翟江月则使用意译来翻译单词，将“清净”转化翻译为“安静”。相较而言，梅杰的翻译较为忠实原文，更加求真。
例2：夫孔窍者，精神之户牖也；而气志者，五藏之使候也。耳目淫于声色之乐……使耳目精明玄达而无诱慕，气志虚静恬愉而省嗜欲……
梅杰译本：
The apertures of perception [eyes and ears] are the portals of the Quintessential Spirit. The vital energy and attention are the emissaries and servants of the Five Orbs.
When the eyes and ears are enticed by the joys of sound and color, then the Five Orbs oscillate and are not stable.
If you make your ears and eyes totally clear and proudly penetrating and not enticed by external things,
If your vital energy and attention are empty, tranquil, still, and serene and you eliminate lusts and desires;
翟译本：
Apertures are windows and doors of the soul, and Qi and the will are at the service of the five internal organs. If the eyes and ears are addicted to decadent tunes and the beauty of pretty women, then the five internal organs will be seduced and therefore become abused.……. If man has excellent eyesight and hearing and is not tempted by other things, his Qi will remain empty, tranquil, pleased and therefore free from carnal desire.
在这一例句中，“精神”“气”“志”“五藏”都是能孕育生命的条件。在如何翻译方面，两位译者给出不同的翻译版本。为了探索哪个翻译版本更合适，需要对原文的具体语言背景和文化内涵进行分析和讨论。“五藏”中的“藏”与“脏”同义，根据张双棣的《淮南子校释》，“脏”的意思是指我们身体内部的器官，包括心、肝、脾、肺和肾，与《黄帝内经》中的“五神”概念对应，即“心藏神，肺藏魄，肝藏魂脾藏意，肾藏志”。它们为“五神”理论体系的构建奠定了基础。在《医学词典》中，“viscura”的意思是“内脏”(如心、肺、胃)。由此可见，“viscura”一词中包含“肠”，而“脏”一词中不包含“肠”。而且，中医中的“脏”一词不仅指西医的解剖器官，还指我们身体的功能单位。因此，西医的概念不能体现中医的文化内涵，梅杰将“五藏”翻译成“the Five Orbs”，这与中医的内涵明显相距甚远，只对应了字面含义，求真但是不够务实；而翟江月将其翻译为“the five internal organs”，借用了西医的概念，没有在文外注释。虽然她的翻译较为贴合原义，但还是略有出入，可能会误导不太了解中医的外国读者，如果加上详细的解释，则可以帮助西方读者充分掌握这个术语的含义，兼具求真和务实。
“气”和“志”都是中国经典的文化术语，它们在中医中有其特殊的意义，梅杰和翟江月将它们分别翻译为“vital energy”“attention”和“Qi”“the will”，以表达中医原意的文化内涵。梅杰译本对这两个字进行了解读后加以翻译，采用意译的方法，便于外国读者的理解，注重务实性；而翟江月则直接将“气”字音译，以保留其在中医中的特殊含义，偏向求真。但应该在文外添加一些注释，以补充特定语境中词语的文化内涵，减少翻译过程中语言和文化差异造成的损失。从整体上看，两个译本在不同文化专有项的翻译中，对于求真和务实的侧重各有不同，翟译的版本更贴合中医术语的原本含义，更求真。
3.2.2. 古代天文术语翻译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天文”和“人文”二词最早均出自于群书之首《易经》，如《易经·系辞上》中记载：“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高诱为《淮南子》天文训一章著题解：“文者，象也。天先垂文象，日月五星及彗字，皆五星，八风，二十八宿……谓以谴告一人。”由此可知，中国古代天文即天象，即“各种天体交错运行在天空中所呈现之景象”，古人通过观察天象变化占知人事吉凶。此外，古人观象授时，“观测并掌握日月星辰的位置运行规律，计量、安排年、月、日、时，春夏秋冬及二十四节气”。同时，刚柔(阴阳)交错变化，万物之形象而生生不息的自然现象及其规律也属于“天文”，是自然界事物的运行法则[7]。
例3：五星，八风，二十八宿……
梅杰译本：
There are five planets, eight winds, and twenty-eight lunar lodges.
翟译本：
It has Five Stars (referring to the earth’s five planets), twenty-eight constellations.
原句中，二十八星宿，是中国古代天文学家为观测日、月、五星运行而划分的二十八个星区，由东方青龙、南方朱雀、西方白虎、北方玄武各七宿组成。上古时代中国古人在靠近黄道面的一带仰望星空，将黄道附近的星象划分成若干个区域，称之为二十八宿，又将这二十八宿按方位分为东、南、西、北四宫，每宫七宿，分别将各宫所属七宿连缀想象为一种动物，以为是“天之四灵，以正四方”，这与西方文化中星座的区域划分不完全对应。对于此处，翟江月译为“constellations”，将西方的星座与中国古代天文的星宿直接对应，更符合目的语读者的文化背景，体现了翟译的务实性；而梅杰将其译为“lunar lodges”，直译出“宿”的意思，保留了中国古代天文的特征，突出了梅杰译本的求真性。
例4：天地以设，分而为阴阳，阳生于阴，阴生于阳。
梅杰译本：
When Heaven and Earth were founded, they divided to make yin and yang.
(Yang is born from yin; yin is born from yang)
翟译本：
After Heaven and Earth took shape, they generated Yin and Yang, Yang was derived from Yin, and Yin was derived from Yang.
在这句话的两个翻译版本中，翟和梅杰的译本都运用异化的策略和音译的方法将“阴阳”翻译成“Yin and Yang”，其中，梅杰在全书的附录处添加了注释。“阴阳”是《淮南子》相关宇宙学中最基本的两个范畴。在阴阳最早的用法中，这两字指的是山的阴凉和阳光的部分，后来开始表示气的两个基本极性。在《淮南子》的宇宙成因体系中，气最初是统一的、无差别的。随着现象世界的形成，气分化为阴阳两种模式。在阴的状态下，气是惰性的，暗的，冷的，柔软的，女性化的。在阳的状态下，气是动态的，明亮的，温暖的，坚硬的，阳刚的。没有有形的东西是完全由阴或阳构成的；所有的现象都包含阴和阳，所有的气永远在从一个极性到另一个极性的运动中，阴阳亲缘关系因此是宇宙共振操作的基本结构原则之一。西周的伯阳父在《国论》中首次使用“阴阳”来解释自然现象，认为地震的发生是因为潜伏在底部的阳不能出来，压迫它的阴不能蒸发。阴与阳相结合，产生世间万物。音译可以让外国读者直接接触感受中国文化，将阴和阳作为具有中国文化特征的专有名词，更具求真性。梅杰在音译之后加以注释，可以让外国读者更好地理解和接受，兼顾了务实性。
3.2.3. 中国神话术语的英译
在《牛津高级英汉词典》中，神话是指古代的故事，尤指用来解释或描述人类早期历史的故事；或者很多人相信的东西，但它并不存在或是错误的。神话在《淮南子》中大量出现，一般作为形象来呈现事实，推理事物，是传达和表达黄老思想哲学的手段。在翻译过程中，不同译者追溯神话原义并根据自身理解，采用不同的策略和手法来表现道家神话。
例5：赤螭、青虬游冀州。
梅杰译本：
Now a red chi dragon and a green qiu dragon were roaming around in Ji Province.
翟译本：
Chi Chi and Qing Qiu (referring to two dragons; one is in colour red and the other in colour green) soar over Ji Zhou.
对于赤螭和青虬这两个神话术语，翟译本采用了异化策略和音译加注释的方法，既保留了原本中国神话中的名词读音，又通过注释便于国外读者理解两个神话术语的含义，兼顾了求真务实；而梅杰译本采用了归化策略和意译加注释的方法，更偏向于务实。关于虬有两种说法。《广雅释鱼》中认为虬有角，但也有学者认为虬没有角。两位翻译分别解释了赤螭和青虬的类别和颜色。但梅杰的注解单独表明了青虬有角，更为准确。
例6：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姮娥窃以奔月。
梅杰译本：
Yi [the Archer] requested the elixir of immortality from the Queen Mother of the West. Heng E stole it [from him] and fled [with it] to the moon.
翟译本：
Yi stolen the pill ensuring immortality from the Queen Mother of the West (Xi Wang Mu), after Chang’E—Lord Yi’s wife pilfered and took the pill and then flew to the moon.
在这一例子中，两位译者运用异化策略和音译法翻译了“姮娥”。然而，翟译本将其翻译为“Chang’E”，而梅杰译本将其翻译为“Heng’E”。这一神话名词最早见于战国的《归藏》，记载嫦娥吃下长生不老药飞向月亮。“恒娥”是嫦娥的原名，为了避开汉文帝刘恒的名讳，改为“姮娥”。在《淮南子》中，作者使用了姮娥而不是嫦娥，因此，梅杰对“姮娥”的翻译比翟译本的翻译更准确。除此之外，两个译本都添加了注释，翟译本将“姮娥”一词进一步解释为“后羿之妻”，梅杰则在章末加上注释：“姮娥(又名嫦娥)是后羿之妻。直到今天，许多中国人仍在谈论她在月球上的生活”。二者的注释都有助于读者了解更多的背景知识，兼顾求真和务实。
4. 中西译者的文化专有项英译行为批评
西班牙翻译学家哈维·弗朗哥·艾克西拉首先提出了“文化专有项”的概念，为翻译界提供了一个更全面、更合适的定义。这个定义使得任何语言项都可以是文化专有项。换句话说，文化专有项本身并不存在，而是由于源文本中语言表征参考产生的冲突，当这些文化项被翻译到目的语时，会给普通读者或目的语文化中的主体带来意识形态或文化层面上的接受性问题。语际对话双方认为不言而喻的文化背景知识，往往是其他文化背景的读者理解无法理解的。文化专有项，尤其是诞生于特定民族的文化，体现了一个民族特定的文化传统、认知思维和核心价值观，表现出鲜明的文化异质性，从而给翻译实践带来巨大挑战。学者陈海燕总结了汉英翻译中的翻译难点和挑战。首先，由于汉语语境中一些核心文化特有的词汇具有丰富的文化意象、独特的内涵、深刻的联想，有时甚至具有多重含义，在英语中很难找到对应的词汇，这就要求译者充分理解该词汇的精神文化内涵，创造性地翻译该词汇。其次，在翻译中国文化中的哲学术语时，借用已有的英文对等词可能会导致中文词条失去其独特性，给西方读者造成错觉。关于文化专有项的英译，既要译出其意义，又要保留文化特征，兼顾风格再现。“求真”和“务实”构成的译者行为连续统对文化专有项的翻译具有较强的解释力[8]。
4.1. 文化专有项英译表达恰当，兼顾求真和务实
中西不同译者的两个译本中的中医文化专有项，主要采用意译，个别特殊名词采用音译，如翟译本中的“五藏”(the five internal organs)以及“经纪”(their own fixed rules)，都是在理解的基础上采用归化的策略，从读者文化角度解释文本中的中医特有术语，充分体现出对目的语读者的关照，但其在“气”(Qi)字的翻译中直接采用音译，保留了原本的文化，体现出语言求真度和效果务实度的高度融合。在天文术语翻译中，多采用直译的方式，比如梅杰译本中的“二十八”星宿(twenty-eight lunar lodges)，以及两个译本中的“阴阳”(Yin and Yang)，都是直接传递出具有异域特质的传统天文术语，达到语言层面上的“求真”，而目的语读者依然可通过具体语境揣测出译文的内涵，兼顾效果的务实度。在中国古代神话专有项的翻译中，特别是神话中的人名，两个译本多在音译基础上增补注释，解释其内涵，如翟译本中的“赤螭、青虬”(Chi Chi and Qing Qiu <referring to two dragons; one is in colour red and the other in colour green>)，以及梅杰译本中的“羿”(Yi <the Archer>)，保留了原本的文化内涵，但是又以注释的形式保障在目的语读者阅读效果的务实度，这种“文本求真度”抑或“效果务实度”的选择无疑是译者努力在原文和译文间、在作者和读者间平衡各种因素的结果。
4.2. 求真与务实兼顾的动因分析
译者行为批评关注译者的意志性、翻译的社会性和译文生存空间的复杂性，是“内部批评和外部批评有机结合的真正翻译批评”。在译者行为批评视域下，内部研究指的是对于文本求真度的研究，外部研究指的是文本之外的务实度的研究，《淮南子》两个译本中文化专有项的翻译正是翻译内和译外各种要素相互作用的结果[9]。
翻译内：翻译内部主要指的是译文与原文之间的关系，是语言转换和意义再现的问题。《淮南子》作为中国古代的著作，内含大量的中国古代特有词汇、习俗术语和文化背景信息，还受到历史时间、特定文化语境的影响。这些丰富的传统文化和历史背景在犹豫中没有对应的表达方式，这使得在对于文本的英译过程中，难以贴切完整地传达文化专有项的原本含义，从而也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文化信息的缺失。此外，著作当中还含有很多特定时代的传说和信仰词汇，这些专有词汇在翻译中很难还原，甚至很难直接让没有任何文化背景的目标语读者理解这些专有项的真正意义。中西译者尽量在可能的情况下直译原文或加以注释，来再现原文中的文化内涵，实现语言求真或文化求真。
翻译外：《淮南子》的英译受到译者的翻译目的、目的语读者的接受和译者身份等多重翻译外因素的影响，梅杰译本是由多位外国学者翻译，作为英语母语者，更擅长英文的表达以及关注英语读者的感受，对目的语读者的审美视野和阅读习惯相对而言比较了解，所以多加注释，但容易因为对于中国文化了解的缺失，而误解原文本的含义，从而误导了读者。翟译本是由两位中国读者合译，对于中国传统历史文化和语境较为了解，也更倾向于保留原文含义，但是对于目标读者的理解关注较为欠缺，在两个译本中，不管是直接保留原本读音，还是加以注释或者间接意译，都体现出译者对目的语读者的关照，对效果务实度的考量。
5. 结语
译者行为的差异性，皆源于译者身份、翻译态度和翻译目的等因素的差异，并最终表现为译文务实度的差异[10]。文化专有项的翻译要充分考虑文化的差异、历史因素以及语境的理解，从而采取适当的翻译策略，尽可能传达好中国古代传统典籍中所蕴含的真正含义。通过对《淮南子》两个译本文化专有项英译的考察，发现文化专有项与传统文化、历史典故等密切相关，由于语言文化的差异，对原文意义的全面求真难以实现，译者必须有所取舍。因此译者在很多时候只能意译原文中的文化专有项，或者采用音译加上注释的方法，以丰富目的语读者的文化体验，促进文学外译有效传播。两个译本的中西译者群体作为能动的个体，努力在“语言求真”与“效果务实”之间进行平衡以实践，为中国传统文化专有项外译提供了有益参考，说好中国故事，展现中国特色，促进传统文化走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