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红楼梦》作为中国古代文学的经典之作，生动地描绘了清朝贵族家庭的生活场景。书中对服饰的细致描写不仅是艺术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当时社会背景和文化习俗的生动反映。长期以来，中外学者对《红楼梦》中的服饰及其翻译进行了广泛研究。以中国知网(CNKI)收录为例，截止2025年7月25日，以《红楼梦》服饰为主题进行检索，相关研究文献达225篇，而以《红楼梦》服饰翻译为主题的研究文献也有59篇，且近年来增长趋势明显(见图1) [1]。尽管《红楼梦》服饰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仍有待进一步深化和拓展。王倩在《三十年来〈红楼梦〉服饰研究文献综述及前景展望》中指出，相对于《红楼梦》索隐、考证、文本细读而言，服饰研究相对不足，且所用理论和方法较为陈旧[2]。《红楼梦》服饰制作工艺是《红楼梦》服饰研究的重要基础，较少有研究关注到《红楼梦》服饰制作工艺词汇翻译。因而，对《红楼梦》服饰制作工艺词汇翻译的深入探讨可以推动《红楼梦》服饰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在《红楼梦》这部经典作品中，服饰制作工艺不仅是展示贵族生活奢华的重要方式，还承载着丰富
Figure 1. Search results for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costumes on CNKI
图1. CNKI《红楼梦》服饰检索结果
的文化内涵和社会意义。书中详细描述了各种服饰的制作工艺，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风俗和技术水平。然而，将这些丰富的服饰制作工艺词汇翻译成英语时，面临诸多挑战，尤其是在如何让目标语读者准确理解其背后文化意义方面。因此，本文将从文化适应性的角度出发，探讨《红楼梦》中服饰制作工艺词汇的可译性限度，并尝试寻找在忠实原文与适应目标文化之间实现平衡的有效途径。
2. 理论基础
2.1. 文化适应性
文化适应性(Cultural Adaptation)理论主要研究个体或群体在不同文化背景下如何调整自身的行为、态度和价值观，以更好地融入新环境。该理论涉及跨文化心理学、社会学、国际商务管理等多个学科，并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其重要性愈发显著。这一理论最初由John W. Berry及其同事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他们将个人或群体的文化适应分为四种主要类型：同化(Assimilation)，即放弃原有文化特征，完全融入新文化；分离(Separation)，即保持原有文化特征，拒绝融入新文化；融合(Integration)，即既保留原有文化特征，又接受新文化元素；边缘化(Marginalization)，即既不认同原有文化，也不认同新文化[3]。
2.2. 文化适应性与翻译
文化适应性与翻译之间存在着紧密而复杂的关系，特别是在文学作品的翻译中，文化适应性理论具有重要意义，它不仅为翻译实践提供了理论支持，还影响了翻译策略的选择。以下五点具体描述这种关系：
1) 文化适应是高质量翻译的基础：理解并适应目标文化是翻译的关键，成功的翻译不仅仅是词语的转换，更是意义、情感和文化内涵的有效传递。译者需具备深厚的文化背景知识，以有效传递意义和文化内涵。
2) 文化适应策略的应用：译者可根据同化、分离、融合、边缘化等策略选择合适的翻译方法，以适应不同文本类型。
3) 文化敏感度影响翻译决策：文化敏感度决定了如何处理带有文化色彩的元素，如俚语、习语等，需根据上下文和目标受众进行调整。
4) 文化适应有助于克服不可译性：通过文化适应方法，可找到接近的表达或解释，减少信息损失，如通过描述或创造新表达来传达相似概念。
5) 文化适应促进翻译创新：在尊重源文本的基础上，文化适应鼓励译者发挥创造力，采用贴近目标文化的表达方式，使译文既忠实又富有感染力。
2.3. 可译性限度
可译性限度问题是翻译研究中的核心议题之一，也是翻译理论中最具争议的话题之一。从古至今，国内外众多语言学家、翻译理论家和学者都对翻译的可译性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一种源语言或单位不能翻译成另一种语言或单位，实现不了使用两种不同语言的人群之间沟通或理解的，即为不可译性。”乔治·穆南(G. Mounin)在《翻译的理论问题》中指出，尽管翻译是可能的，语言之间也存在可译性，但这种可译性是有一定限度的[4]。可译性与不可译性并不是指两种语言和文化之间是否能够相互传译，而是涉及某些情感、艺术色彩和文化特色较为浓厚的作品在翻译过程中，由于语言差异所导致的译文确切性程度问题。
英国翻译理论家卡特福德(J. C. Catford)将不可译性划分为语言不可译性和文化不可译性两种类型。他认为，由语言本身差异导致的不可译性本质上是可克服的，只是人们尚未找到合适的表达方式。这种暂时的不可译性被称为“相对不可译性”。而由文化差异导致的不可译性则是真正的不可译性，被称为“绝对不可译性”[5]。
国内学者也早已关注到翻译中存在限度。语言学家赵元任曾提出翻译的忠实度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需根据具体情况灵活把握。钱钟书在《林纾的翻译》中指出“一国文字和另一国文字之间必然有距离，译者的理解和文风跟原作品的内容和形式之间也不会没有距离，而且译者的体会和他自己的表达能力之间还时常有距离。从一种文字出发，积寸累尺地度越那许多距离，安稳到达另一种文字里，这是很艰辛的历程。一路上颠顿风尘，遭遇风险，不免有所遗失或受些损伤。因此，译文总有失真和走样的地方，在意义或口吻上违背或不尽贴合原文。那就是‘讹’，西洋谚语所谓‘翻译者即反逆者’”[6]。
翻译活动的内在矛盾和复杂性，决定了可译性限度问题的必然存在。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文化适应性策略被广泛应用于翻译实践中，以确保译文在目标文化中具有可读性、可接受性和有效性。然而在实际翻译过程中，文化适应性与可译性的平衡是一个重要的挑战。例如，Xue Zhao和Junli Zhang在2025年的研究中指出，文化适应性在翻译文化遗产时尤为重要。他们认为，翻译文化遗产时，不仅要考虑语言的转换，还要考虑文化背景的差异，以确保目标读者能够准确理解原文的文化内涵[7]。
此外，Marta Bołtuć在2021年的研究中指出，文化适应性在翻译中的应用不仅限于语言层面，还涉及文化层面的调整。她强调，翻译者需要根据目标读者的文化背景，选择合适的翻译策略，以确保翻译效果的最大化[8]。
3. 研究设计
在所有的《红楼梦》[9]英译版本中，只有两个全译本(即杨宪益、戴乃迭译本A Dream of Red Mansions [10]和大卫·霍克思、约翰·闵福德译本The Story of the Stone [11]，下文中简称为杨译本和霍译本)，两个译本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与两个译本译者深厚的语言功底，及其对中国古代服饰文化的详尽了解是密不可分的。尽管如此，由于中西方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思维方式和语言表达方式的差异等导致这些充满深厚文化内涵的服饰制作工艺存在较高的可译性限度。两位译者都从文化适应性角度出发，分别采取了不同的翻译策略去解决不可译问题。文化适应性在其中除了影响翻译策略的选择，还直接影响目标读者的接受度。研究表明，不同译本的接受情况存在显著差异。如，霍克斯的译本因其优美的诗意和深度而受到一些读者的喜爱，但其复杂的语言和文化背景可能对不熟悉中国文化的读者造成理解上的困难。而杨宪益夫妇的译本则因其清晰易懂而更受普通读者欢迎，但可能牺牲了一些文化和诗意的细微之处[12]。
3.1. 《红楼梦》人物服饰制作工艺词汇的可译性限度
1) 语言障碍
《红楼梦》中使用的古汉语词汇和表达方式与现代汉语及外语存在显著差异。许多古代服饰术语在现代汉语中已不再使用，更难在其他语言中找到精准对应的词汇。这种语言上的隔阂为翻译带来了极大的挑战，译者往往需要在保留原文韵味与确保译文通顺易懂之间寻求平衡。
2) 文化背景差异
清代文化与现代西方文化间的巨大差异在服饰文化上表现得淋漓尽致。服饰不仅是身份地位的外在标识，更是文化传承的关键载体。例如，清代女性服饰制作融合了满汉文化精髓，在款式、材质、图案等方面展现了极高的工艺水平与独特的审美追求；而男性官员官服、顶戴花翎、靴子等的制作标准，更是承载着丰富的文化与象征意义。这些深厚的文化内涵在翻译过程中难以被完整传达，容易导致文化信息的丢失或误解。
3) 工艺技术的差异
清代服饰的制作工艺极为精湛，融合了满族和汉族的传统技艺。在材料选择、图案设计、刺绣技法等方面，清代服饰都有着独特的特点。《红楼梦》中提到的许多服饰制作手法，如绣花、编织、染色等，都是基于中国传统手工艺的。这些技术在其他文化中要么不存在，要么有不同的名称和技术细节。这种工艺技术上的差异进一步增加了翻译的难度，译者需要在传达技术细节的同时，还要考虑如何让目标语言的读者理解其背后的文化意义。
3.2. 翻译策略与方法
1) 分离策略——直译法
分离策略坚持保留原文化特征，翻译时倾向于直译。直译是将原文的词汇和结构直接转换为目标语言，力求保留原文的形式和风格。例如，在第三回中提到的“厚底大红靴”，杨译本将其译为“thick-soled scarlet shoes”。在第六回中，曹雪芹对王熙凤的服饰进行了生动的刻画，其中“桃红撒花袄”被译为“a peach-red flowered jacket”，类似的例子还有第八回中的“蜜合色棉袄”，译为“a honey-colored padded jacket”。
2) 同化策略——意译法
同化策略强调融入目标文化，翻译时可通过意译调整原文形式以符合目标文化习惯。意译侧重于传达原文的意义和情感，不拘泥于形式。在《红楼梦》服饰和配饰描写的翻译中，意译法使用频率非常高。例如，“金螭璎珞”的翻译中，“螭”是“古代传说中没有角的龙”，“璎珞”是“用珠玉穿成的戴在颈项上的装饰品”，杨译本将其译为“a golden torque in the likeness of a dragon”。类似的例子还有：“银红撒花半旧大袄”译为“coat of a flower pattern on a bright red ground was not new”。“玫瑰紫二色金银鼠比肩褂”译为“a rose-red sleeveless jacket lined with brown-and-snow-weasel fur”。“大红羽缎对襟褂子”译为“a crimson camlet cloak which buttoned in front”。“掐金挖云红香羊皮小靴”译为“red boots lined with lamb skin and with a gold-thread cloud-design applique”。
3) 融合策略——直译与意译结合
融合策略要求平衡两种文化，翻译需兼顾原文意义与目标文化可接受性，适当采用直译和意译相结合的方法，通过解释性注释或调整表达方式，可以更好地平衡文化传递和译文可读性。例如，“金丝绣花”可以直译为“gold thread embroidery”，同时在注释中解释其在中国传统工艺中的特殊地位。这种方法既保留了原文的精确性，又为读者提供了必要的文化背景信息。
4) 文化增补策略——增补法
在译文中增加额外的说明，可以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原文的背景和意义。例如，可以在译文中增加一段关于清代服饰文化的小知识，解释服饰的款式、材质、图案等背后的文化含义。这种方法有助于增强译文的文化深度，使读者能够更全面地理解原文的内涵。
在文化适应性翻译策略指导下，通过灵活运用直译、意译、直译与意译结合以及增补法，译者可以在忠实于原文的基础上，更好地适应目标文化的需求，使译文既准确又生动。
3.3. 案例分析
Example 1：(丫鬟)红绫袄青缎掐牙背心
杨译：a red silk coat and a blue satin sleeveless jacket with silk borders
霍译：a dress of red damask and a black silk sleeveless jacket which have scalloped borders of some material
“掐牙”是一种传统的中国服饰设计工艺，指在衣服花边的夹缝内镶入窄条的锦缎边线，这种工艺从古代一直流传至今。在翻译中，杨宪益采用了介词短语“with silk borders”，而霍克思则使用了定语从句“which have scalloped borders of some material”。杨译侧重于词性的转换，句式简洁明了，但对原文内容表达较为隐晦；霍译则侧重于语法结构，更充分地传达文本的深层含义，使读者更深入地理解文化内涵。然而，两位译者在处理这种服饰制作工艺翻译时，更多地采用了替代和解释，没有直接翻译该工艺本身。
Example 2：(王熙凤)缕金百蝶穿花大红洋缎窄褃袄
杨译：Her close-fitting red satin jacket was embroidered with gold butterflies and flowers.
霍译：Her dress had a fitted bodice and was made of dark red silk damask with a pattern of flowers and butterflies in raised gold thread.
“缕金”是一种窄片状真金线，是织锦所用材料，又称“片金”或“扁金”，此处指用金线织成。“百蝶穿花”是指用金线在大红软缎上或织或绣，形成图案生动有趣的纹样。“窄褃袄”则指紧身的棉袄。“褃”指衣缝，“窄褃”可以显示穿着者苗条的身姿。两译文均较好地将衣服的质地、图案以及紧身效果完美再现。对“缕金”和“百蝶穿花”工艺，杨译为“embroidered with gold butterflies and flowers”，霍克思注意到了这种独特的织法，巧用“in raised gold thread”，但并未挑明这独特的中华服饰传统工艺，没有将文化内涵融合在其中。
Example 3：(王熙凤)翡翠撒花洋绉裙
杨译：Her skirt of kingfisher-blue crepe was patterned with flowers.
霍译：Her under-skirt was of a turquoise-colored imported silk crêpe embroidered with flowers.
“撒花”在工艺上一般指的是一种特殊的刺绣或印花技术，通过散落式的图案来营造出自然、随意的效果。撒花是小碎花在自由随意中满地铺陈，不同于团花(floral medallion; rosette)。有学者认为，该图案暗示了王熙凤性格叛逆。杨译“patterned with flowers”与霍译“embroidered with flowers”，都忽略了“撒”字折射的深层喻义，若能补加“scattered”来修饰“flowers”，便于读者对于《红楼梦》作品中团花和撒花与人物性格塑造关系的理解和把握。
Example 4：(王熙凤)裙边系着豆绿宫绦、双鱼比目玫瑰佩；
杨译：She had double red jade pendants with pea-green tassels attached to her skirt.
霍译：省译
“豆绿宫绦”为豆绿色的穗饰，“双鱼比目玫瑰佩”为两件红玉挂坠。杨译省去了“双鱼比目玫瑰”这一比喻用法的翻译，着重指出其数量、颜色与材质(玉)，玉器和红色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都是十分典型的形象，从而视觉化地传达了源语文化。霍译对这两句采用了省译处理，霍的处理是文化传达的亏损。霍译或许考虑到后文主要都在描写不同部位的衣物，并且王熙凤装扮的尊贵已经有不少的体现，为了前后叙述不突兀、同时不增添理解负担，直接省去以降低西方读者的理解困难。但无论是杨译还是霍译，都没有译出原文中的工艺之精美。
Example 5：(贾宝玉)外罩石青起花八团倭缎排穗褂
杨译：Over this he wore a turquoise fringed coat of Japanese satin with a raised pattern of flowers in eight bunches.
霍译：Over this He wore a jacket of slate-blue Japanese silk damask with a raised pattern of large medallions.
贾宝玉穿的“石青起花八团倭缎排穗褂”，是清朝贵族的一种典型礼服，通常为圆领对襟袖端平齐褂，一般有长褂、短褂之分。杨译(coat，较长外套)和霍译(jacket，短款上衣)均采用同化策略，选择使用目标语言中贴近的概念词传达“外套”的意义并未传达出“褂”的礼服用途含义。这里的“褂”指罩在外面的长衣，文中的贾宝玉穿的应是长褂，若运用音译加注的方式，即译为“Gua—short Chinese-style unlined upper garment”，便能达成一箭双雕之效。不仅能够精确地勾勒出服装的具体样式，还能将中国文化特色原汁原味地展现给目标语读者，使读者在理解服饰特征的同时，领略到背后深厚的文化底蕴[13]。“起花八团”杨译本采用同化翻译策略，意译成“raised pattern of flowers in eight bunches (浮凸的八个花朵图案)”是不太准确的，原文的“起花”并非花朵，而是指在石青色的倭缎上缂丝或绣成的八个彩团的图案。据清末崇彝《道咸以来朝野杂记》记载，八团的位置是：“前后胸各一，左右角各一，前后襟各二”。因“八团”凸出衣面，故云“起花”[14]。杨译本没有采用文化增补策略用增补法传递出“八团”图案在服饰上的具体位置和“起花”的精致工艺；并且“起花八团”作为清代礼服装饰的深层文化背景及其象征的权力和身份的含义也未传递给西方文化读者。霍译本也是采用同化翻译策略和意译法将其处理为“a raised pattern of large medallions”(凸起的大圆形图案)，忽略了原文中“起”所包含的缂丝或刺绣制成的中国传统工艺价值。“起花”的彩团图案是清朝贵族礼服的特有图案，“凸起的大圆形图案”的翻译较为普通。此外，“八团”在原文中指的是八个彩团图案，有数量的确定性和布局的对称美，霍译本的省译导致信息丢失和失去美感。
4. 讨论
从上述案例可以看出，《红楼梦》服饰制作工艺词汇的可译性限度客观存在，杨译多用直译，力保原作的风貌；而霍译则多用意译，以英美文化习惯和说法替代。关键问题不是“直译”或“意译”，而是如何动态平衡——如韦努蒂主张的“阻抗式翻译”与“透明化翻译”的结合——突破可译性限制[15]。
从文化适应性角度，我们可以获得突破文化元素可译性限度的翻译策略启发。根据文化适应性理论中的不同策略(如同化、分离、融合等)，可以选择适合特定文本类型的翻译方法。例如，当遇到没有直接对应词的情况，可通过描述或创造新的表达来传达相似的概念。此外，增补策略也很重要，某些文化元素无法直接翻译时，可以通过添加注释、解释等方式进行补偿。
5. 结论
《红楼梦》中服饰制作工艺相关词汇的翻译面临诸多挑战，存在可译性限度。文化适应性在翻译过程中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成功的翻译不仅要精准传递信息，更要确保这些信息在目标文化中能够产生同等的接受度和影响力。因此，在文化适应性翻译策略指导下，运用直译法、意译法、直译与意译相结合以及增补法等，对《红楼梦》中服饰制作工艺相关词汇进行翻译，使其契合目标文化的特征与习惯，又保留源语文化特色，从而确保译文在目标文化中能够传达相同的意义并产生相似的效果。这样的翻译方式既能够忠实于原著，又能被目标文化的读者所理解与欣赏。
致 谢
在完成这篇《从文化适应性角度探讨“红楼梦”服饰制作工艺词汇的可译性限度》文章的过程中，我收获了宝贵的经验与支持，这些离不开在我身边给予我帮助和鼓励的人们。
首先，我要向我的导师刘晓康老师致以最深切的感谢。老师悉心又专业的指导点亮了我的学术探索道路。从选题到研究方法的选择，从文献的梳理到论文的撰写，老师都给予了我细致入微的关怀与专业的建议。其次，我要感谢我的同学。在学术的道路上，我们一起分享、一起探讨、一起争论、一起成长。每周一次的组会和交流，都让我受益匪浅。同时，我要感谢我工作的学校——云南林业职业技术学院。我能把学业和工作统筹好，这离不开学校的支持，学校始终是我能安心参与研究生学习的坚强后盾。最后，我要感谢我的家人。感谢你们一直以来的理解和支持，无论我面临多大的压力，你们总是无条件地支持我，给予我温暖和力量，能让我无后顾之忧、心无旁骛扑到学业上。在我感到疲惫时，是你们用鼓励的话语和更多的默默付出为我加油打气、舒缓压力。我会继续努力，不辜负你们的期望，用我的成就来回报你们的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