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文学翻译的本质困境，在于如何在跨越语言的藩篱后，依然能完整复现原作独有的艺术意境与“滋味”——这种难以言传的审美特质，正是文学性的核心。它深植于语言形式精妙的“陌生化”运用，凝结于具体可感的文学形象之中，是文学作品区别于其他文本的灵魂所在。文学形象的再生因此成为检验文学翻译成功与否的关键标尺。本研究聚焦中国古典文学巅峰之作《红楼梦》，以其丰富的人物形象与深邃的文学意蕴为理想文本，深入探讨文学性如何深入体现在每个文学形象的再生过程中。通过细致比读王际真与霍克斯两大经典英译本，重点考察两位译者如何在目标语语境中处理核心人物形象及其承载的文化心理与情感色彩，分析其遣词造句的匠心选择，观察他们面对原文文学性、文化内涵及读者期待等多重张力时，如何力求在英语土壤中“再生”原著的神韵与形象魅力，从而揭示文学翻译在传递文学性这一核心任务上所面临的复杂挑战及其可能的解决路径。笔者期望通过此次研究，能够进一步深化对于如何在目的语中有效再生文学形象以传递文学性的认识，并为未来英语文学作品的翻译实践提供一定的参考和价值。
2. 文学翻译的概念
关于文学翻译的概念，译界有诸多概括。茅盾先生提出，文学翻译的本质在于以另一种语言完整传达原作的艺术意境，使读者通过目的语获得与源语同等的启发、情感共鸣与审美体验。林语堂将文学翻译定义为“艺术”，强调其创造性；李健吾突出“再现”的核心地位；余光中视之为“有限的创作”，钱钟书则以“化境”为理想追求，主张翻译应消弭语言隔阂，实现艺术效果的自然传递。本雅明认为，文学的实质是信息之外的东西。文学作品的精髓是某种深不可测的、神秘的、“诗意的”东西；文学作品的实质，就是文学性或诗性[1]。这些理论的共同指向，在于文学翻译的核心任务——即艺术意境/效果/的再现。尽管译界对文学翻译的定义各异，但其共性都在于通过一种语言准确传达另一种语言的意义，并且同时传达出作者的所有意图、思想甚至手段。这些观点共同强调了文学翻译的复杂性和创造性，以及在语言转换中保留原作文学性的重要性。
3. 关于文学性
文学翻译的本质困境在于如何在另一种语言里复现原文独特的“滋味”，而这种“滋味”正是文学性的精髓所在。关于雅各布森和“文学性”起源的认识，现在流行的看法认为：“文学性”是雅各布森在《最新俄国诗歌》一文中探讨“文学科学”(наука о литературе)问题而杜撰的一个新词，用来指文学研究要想成为科学的前提条件，即作为文学研究的对象；同时该词被解释为“文学之所以为文学”的“本质特征”；在俄国形式主义那里“文学性”即文学的语言特征，亦即文学语言与日常语言的“区别性特征”[2]。其核心在于语言形式的“陌生化”(Defamiliarization)运用所创造的独特审美体验。俄国形式主义学者认为，日常语言因习惯化而变得自动化、透明化，失去了感知的新鲜感；文学语言则通过扭曲、变形、强化、组合等手段，使熟悉的语言变得“陌生”，从而延长感知过程，重新唤醒读者对世界和语言的敏锐感受。雅各布森指出，所谓文学性是指文学之所以成为文学的独特性质，文学性就是文学的性质和文学的趣味，它存在于文学语言的联系和构造之中。简言之，文学性即是语言自身被提升为“目的”而非仅仅作为“工具”时所展现的独特魅力。因此，文学性是文学作品区别于其他文本的核心特质，它具体体现为语言美感、结构精妙及情感思想深度的有机统一。
在理论发展维度，托多罗夫强调文学性是文本与读者互动生成的动态过程；纽马克则提出文学翻译需在“语义翻译”与“交际翻译”间寻求平衡，以保留原作审美特质。这些理论共同揭示了文学性的多维度特征及其在文学活动中的核心地位。事实上，文学性的实现离不开具体而细致的创作实践，以精微的文字艺术将抽象的理念转化成丰富的想象和生动的形象[3]。
在语言方面，文学性追求精妙绝伦的修辞，譬如北宋宋祁的“绿杨烟外晓寒轻，红杏枝头春意闹”。一个闹字仿佛使人看到春日红杏怒放盛开，如火如荼，如喷火蒸雾，写尽那一派盎然的春意，蓬勃的生机。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评到：“‘红杏枝头春意闹’，著一‘闹’字而境界全出。”只一“闹”字将文学形象的创造上升到了一个很高的境界。境界亦称意境，是文学形象创作的较高层次，所谓“境生象外”，创作者以具体意象为媒介(如王维的“空山新雨后”)，通过留白、暗示等手法，引导读者突破文本局限，进入更深层的想象空间。“对于文学性来说，气息是情感的灵魂，情调是情感的基调美，氛围是情感的气氛美，韵律是情感的音乐美，色泽是情感的绘画美，这一个‘灵魂’四种‘美’几乎囊括了文学性的全部。”[4]
4. 文学形象：文学性的核心载体
文学形象作为文学性的直观载体，在文学作品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文学形象的再生是检验文学性传递效果的关键。西方文学理论中的“image”一词脱胎于拉丁文“imago”，意为“影像”、“映像”，原指造型艺术上的视觉形象。文学理论则用它来表示文学形象(或文学意象)，即读者在阅读作品时心中所唤起的生动图画[5]。它们不仅是情节载体，更承载着深厚人生经验、思想情感，是文学魅力的源泉，也是文学性最直观、最可感的呈现形态。因此，文学性的基石必然是文学形象的忠实再现，若译者忽略或扼杀这些形象及其承载的审美文化价值，文学文本便会失去灵魂，沦为干瘪的信息承载物。翻译文学作品时，不仅要传达原文的字面意义，更要捕捉其神韵，情感以及文学美感。以许渊冲先生翻译的望岳为例：
O peak of peaks, how high it stands!
One boundless green over spreads two States.
A marvel done by Nature’s hands,
Over light and shade it dominates.
他在翻译这首诗时不仅仅是完成了字面的转换，原文的诗学功能，如韵律、节奏、意象和象征，在翻译中都得到了再现。通过采用英文中的头韵“peak of peaks”保留了原诗的韵律美。而“one boundless green over spreads two states”把“齐鲁青未了”中的地理概念转化成了视觉意象，让人直观感受到无边无际的绿色，犹如身临其境，于山顶俯瞰，一片青山正连绵不断的延伸到远方。在后一句翻译的处理上，许渊冲用“light and shade”替代了“阴阳”，若直译为“Yin and Yang divide dawn and dusk”，虽然忠实，却可能造成读者理解上障碍。这样适度归化的处理实则是以西方文化中更为熟悉的视觉隐喻出发，在新的语言里唤醒相似的审美体验与情感共鸣，实现了一种“文学形象的再生”。
文学形象是文学作品里用文字塑造出的艺术形象，具有典型性、象征性与审美性。俄国形式主义学者什克洛夫斯基的“陌生化”理论指出，文学形象打破日常感知惯性，使读者重新审视世界。杜迈克在《中国现当代小说英译的问题及本质》一文中指出，中国当代文学要想和世界文化进行有意义的对话，其本身应该是个性化的、富有想象力的、在艺术上超凡脱俗的作品，译者对于现当代中国小说的翻译，最终应该为推进这一目标而努力[6]。
《红楼梦》作为中国古典文学巅峰之作，其人物形象之丰富、文学意蕴之深邃，为翻译研究提供了理想文本。翻译能否真正传达原作的“滋味”与“陌生化”，能否成功“再生”承载着深厚情感与文化的文学形象？本研究通过细读并对比王际真与霍克斯的经典译本，观察两位译者如何在其译文中处理核心人物形象，分析他们面对原文丰富的文学性、复杂的文化内涵以及目标语读者期待等多重因素时，如何通过遣词造句的匠心选择力求在英语语境中“再生”原著的神韵与形象魅力。文学形象是文学性的核心寄托，本研究主要采用了文本细读和对比分析法，笔者期望通过此次研究，能够进一步增进对翻译中文学性和文学形象的认识，并为未来英语文学作品的翻译实践提供一定的参考和价值。
5. 案例分析
5.1. 文化意象的翻译得失
例1：来至荣府大门石狮子前只见簇簇轿马，刘姥姥便不敢过去，且掸了掸衣服，又教了板儿几句话，然后蹲到角门前。
王际真译：After waiting a while by one of the stone lions, she went timidly to the side gate and greeted in very humble terms the servants sitting around there.
霍克斯译：There, at each side of the stone lions which flanked the gates of the Rong Mansion, she saw a cluster of horses and palanquins. Not daring to go straight up, she first dusted down her clothes and rehearsed Ban-er’s little repertoire of phrases before sidling up to one of the side entrances.
中国古代府邸门前的一对狮子一直以来都是权力的象征，狮子被誉为“百兽之王”，被视为辟邪驱恶的吉祥物，并且是王权与胜利的化身。在古代，设置石狮子也有一定规矩。一般门东边的狮子为雄狮，俗称“狮子滚绣球”；门西边的为母狮，俗称“太狮少狮”，一雌一雄象征着阴阳平衡，并且与中国古代建筑所推崇的对称美学也息息相关。通过对王际真和霍克斯的两个翻译版本进行对比分析发现在关于“来至荣府大门石狮子前”的翻译上，王将其翻译成了“after waiting a while by one of the stone lines”，将其直接译为“one of the stone lines”。没有将一对石狮子译出来，既未能传达石狮子的建制特征，也削弱了荣国府作为贵族府邸的威仪感。信息感不足则文学形象性也不够。相较而言霍的译文则很好地处理了这一点，通过“at each side”和“flanked”等词语的精确运用，既保持了建筑美学的对称性特征，又完整传递了石狮子作为权力象征的文化意蕴。
5.2. 人物塑造的文学性再现
例1：刘姥姥便不敢过去，且掸了掸衣服，又教了板儿几句话，然后蹲到角门前。
王际真译：Having dusted off her clothes and given Ban er fresh instructions, she timidly approached the side entrance where some arrogant, corpulent servants were sunning themselves on long benches, engaged in a lively discussion.
霍克斯译：Not daring to go straight up, she first dusted down her clothes and rehearsed Ban-er’s little repertoire of phrases before sidling up to one of the side entrances.
在“刘姥姥又教了板儿几句话”的翻译处理上，霍克斯选用“rehearsed”一词颇具匠心。该词不仅准确表达了“再次教导”的字面意义，更通过“排练、演练”的隐含意义，暗示了刘姥姥所教内容实为事先准备好的说辞，将其又演练了一遍，生动刻画了这位乡村老妇谨小慎微的心理状态。这种文学性的处理方式，较之王际真直白的“taught”更具文本深度和人物塑造力，文学性更强。
例2：刘姥姥听了谢过，遂携了板儿，绕到后门上。
王：Liu Lao-Lao thanked the man and made her way with Pan-er to the back gate.
霍：Grannie Liu thanked him and trotted off with little Ban-er all the way round to the rear entrance.
人物形象塑造也是文学形象性的体现之一。霍克斯在这句话的翻译中增译了“trotted off”一词，一位老妇小跑的样子在文字里浮现出来。“Trot off”意思是小跑着离开，在原文本曹雪芹笔下的刘姥姥形象的基础上，这里霍克斯增译“Trotted off”这一词，通过动态化描写妇人形态增强了形象的可感性，使得刘姥姥的形象更加立体饱满。
5.3. 作品意蕴的艺术性传递
例1：周瑞家的认了半日，方笑道：“刘姥姥你好呀！你说说，能几年，我就忘了。请家里来坐罢。”
王际真译：When Chou Jui’s wife finally recognized her caller, she said, “So it is you, Liu Lao-Lao. I am sorry I did not recognize you immediately. It is so long since we saw each other. please come in”
霍克斯译：“How are you, my dear?” said Grannie Liu, advancing with a smile. Zhou Rui’s wife scrutinized her questioningly for some moments before finally recognizing her. “Why, it is Grannie Liu! How are you? It’s so many years since I saw you last, I’d forgotten all about you! Come in and sit down!”
王际真翻译的版本里面对于“认了半日”的处理，他将其翻译成了“recognized”，保留原文中性色彩，而霍克斯则将其翻译成了“scrutinized”，“recognize”本意是辨别的意思，在这里用“scrutinize”一词更有质问怀疑以及审视的意味，将动作从“辨认”转化为“带有怀疑的细致观察”复现了荣国府严格的门第制度，更深层次的体现了红楼梦底层人物与上层人物的阶级差异。这种对人物细节的精准把握和对隐含意味的挖掘，也进一步凸显了《红楼梦》的文学性。
例2：刘姥姥一壁里走着，一壁笑说道：“您老是贵人多忘事，哪里还记得我们呢。”
霍克斯译：“You know what they say: ‘Important people have short memories’ I wouldn’t expect you to remember the likes of us!”
王际真译：Smiling as she walked in, Granny Liu remarked, “The higher the rank, the worse the memory. How could you remember us?”
这句话的译文里面值得推敲的是霍克斯翻译的“likes”一词。霍克斯增译的“the likes of us”(“我们这类人”)带有明显的物化色彩，使刘姥姥的谦卑更加极端。“likes”作名词时，指“同类的人或物”，隐含一种归类、贬低的意味，暗示刘姥姥自认是“低等阶层”，不值得被记住。这种译法强化了阶级差距，使刘姥姥的世故与自嘲更加鲜明，符合她作为乡下老妇在世家贵族面前的心理状态。使她的形象更加鲜活。相比之下，王际真的“How could you remember us?”(“您怎么会记得我们？”)虽然传达了谦卑，但较为平淡，缺乏“likes”的物化感，显得较为中性。文学形象的再生，其精髓远不止于情节信息的传递。真正的关键在于，译者能够精准捕捉并艺术化地呈现人物话语背后所承载的身份自觉、情感色彩与深层的文化心理。刘姥姥其言语间谦卑的表象之下，那种微妙的自我物化心理与无法逾越的阶级鸿沟被译者敏锐地揭示出来。正是这种深刻的洞察与呈现，才使得这位村妪的形象在英语语境中得以血肉丰满、灵魂具现，真正呼应了原著的精神内核。如此这般对文学形象细致入微的揣摩与雕琢，恰恰是文学翻译得以超越字面桎梏，最终触及文学性核心所在。
例3：世人都晓神仙好，惟有功名忘不了。
霍克斯译：Men all know that salvation should be won,
But with ambition won’t have done, have done.
王际真译：We all envy the immortals because they are free,
But fame and fortune we cannot forget.
《红楼梦》蕴含深刻的中国传统的宗教文化，字里行间渗透着浓厚的儒教、佛教、道教思想。作品讲述的是空空道人访道求仙路过顽石看到了石头因“无才补天”而幻入“烟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的故事，从此空空道人“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入色自色悟空”从而演绎出整个《红楼梦》的故事来。这部小说贯穿着一条奥妙而又能体现主题的线索——这就是佛家的“空”道家的“玄”。曹雪芹借疯狂落拓的跛脚道人之口唱出了催人猛醒的《好了歌》上面所引是《好了歌》的第一句。霍克斯在第一句的处理上以英雄双韵体(heroic couplet)为基底，“won/done”“by/one”构成严整的尾韵，抑扬格五音步(iambic pentameter)的节奏模拟了原文七言诗的顿挫感。尤其“have done, have done”的重复，在音韵上形成迭奏效果，巧妙传递了“忘不了”的执迷意味。除此之外运用归化的方法将“神仙”译为“salvation”中文意思为“拯救”。“拯救”是西方基督思想的概念，指的是“圣徒”从“罪孽”中得到解救，是基督教追求的最高境界。
在王际真的译文中，他中规中矩地对“神仙”一词进行对等翻译，将其翻译成了“immortals”。“神仙”是中国的道教概念，道家的最高境界是修炼成仙，“immortals”符合道教超脱尘世、长生不老的形象。
在这句好了歌的翻译上，霍克斯与王际真各有千秋。霍克斯在第一句“神仙”的翻译上采用归化的翻译方法对其进行了创造性转化，与钱钟书所言“化境”较为贴切。王译版本虽缺少霍译版本的诗学性，但却保留了文化特异性，更加忠实。尤其是在功名的翻译上，王际真将其翻译为“fame and fortune”，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曹雪芹想要表达出的嘲讽感。这里不是真的忘不了功名，而是讽刺封建末世统治阶级内部各政治阶级，家族以及成员之间为了权欲利欲进行的剧烈争夺。曹雪芹当时已经具有初步并有些朦胧的民主主义色彩，他认识到了封建统治阶级的腐朽与堕落，对其进行了辛辣的讽刺，一定程度上成就了红楼梦的思想性。霍和王在这句好了歌的翻译差异印证了文学翻译的本质困境：绝对忠实往往导致诗学性损耗，而过度归化又可能扭曲文化基因。霍克斯的实践提示我们，伟大的文学翻译恰在于以目标语言的文学传统为载体，使原作的精神获得新的生命形态。然而我们如何以折中的方式呈现这个新的生命形态还有待斟酌。
6. 结语
对于文学性译还是不译的这个问题，对比王际真和霍克斯的译本便是两个很好的范例。王际真是早期文化摆渡者，在西方对中国小说认知空白的1950年代，他必须考虑读者接受度。王际真译本相较于霍克斯译本更加的中性化，许多文化词王际真选择了省译，但这样做的后果便是大量的文化缺失，在传播价值和文学价值上，王际真毅然选择了传播价值，照顾海外市场。然而红楼梦作为中国文化的经典，更多地在于它独特的文化价值与文学性。上述案例清晰地表明，文学翻译绝非简单的语符转换。两位译者在处理《红楼梦》的文学形象时，或保留中文特有的意境表达，或融入英语文化的诗学传统，以不同的方式再现了原著的“滋味”。霍克斯译本在人物刻画上的精微处理恰恰印证了文学翻译的核心困境：如何在新的语言土壤中，让那些只可意会的言外之意获得第二次生命。而王际真译本虽在文学性上有所折损，却为西方读者架起了一座理解中国古典文学的桥梁。
文学翻译终究是一场跨越语言与文化的跋涉，既要翻越形式之山，又需潜游意蕴之渊。通过对比两位译家的实践，我们得以窥见他们如何在英语的土壤中移植《红楼梦》这株东方嘉木——王译如工笔，力求形貌不差，却在枝叶间稍欠风致；霍译似写意，纵笔挥洒处，虽偶失其形，却常得神韵。两种译法恰成映照，前者重其“实”，后者求其“活”。而文学形象的再生，其精髓正孕育于这“实”与“活”的张力之间：既要让异域读者看得明白，又不可使原文的精神减了成色。《红楼梦》的翻译史，某种程度上也是一部文化对话的协商史。译者既要作语言的匠人，一字一句地琢磨；又需当文化的使者，在归化与异化间寻那条窄路。理想的文学翻译，或许正如曹雪芹笔下“假作真时真亦假”的玄机——既要让英语读者觉得“这故事本就是为他们而写”，又要令中国读者颔首“这确是我们记忆中的大观园”。此中平衡，非独关技艺，更系乎译者对两种文学传统的深刻体贴与悟性。真正的文学翻译，当如钱钟书所言，追求“化境”而非止于“形似”。它要求译者既深入原文的字里行间，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神韵；又需跳出语言的牢笼，在译入语的文学传统中找到共鸣。正如“好了歌”的两种译法所揭示的——无论是侧重归化还是异化，最终都要回归到同一个命题：如何让曹雪芹笔下那个鲜活的世界，在另一种语言中获得持久的生命力。这或许正是文学翻译最深刻的悖论与永恒的魅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