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人类文明的发展史本质上是一部翻译活动的演进史。《历史上的译者》(Translators through History)深刻指出：“翻译活动的演变轨迹，不仅映射着人类认知世界的方式变迁，更镌刻着不同文明对话的权力图谱。”(Delisle & Woodsworth, 2012) [1]从两河流域楔形文字的跨语转写，到当代神经网络翻译的实时转换，翻译始终作为文明对话的桥梁，其策略选择从未脱离具体的历史语境。“归化”(domestication)与“异化”(foreignization)作为应对文化差异的核心策略，由德国学者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于1813年在《论翻译的不同方法》中首次从理论层面系统阐释，后经韦努蒂(Lawrence Venuti)在《译者的隐身》(1995) [2]中赋予其文化批判维度，成为翻译研究的核心范畴。前者指通过“透明化”翻译使译文迎合目标语文化，后者则刻意保留源语的异质性特征，二者的张力关系反映了不同文化在交流中的互动模式。
文献综述
西方翻译理论对归化与异化的系统性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的“文化转向”(Bassnett & Lefevere, 1990) [3]。韦努蒂将翻译策略选择与文化权力关系相联结，通过对19世纪英美翻译实践的考察，指出归化策略往往与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认知影响相关，而异化则体现了对这种影响的主动反思(Venuti, 1995) [2]。这一理论深受本雅明(Walter Benjamin)“纯语言”观的影响——翻译的使命“不是通顺，而是揭示语言间的互补性”(Benjamin, 2007) [4]。奈达(Eugene Nida)的“功能对等”理论则从语言学视角出发，倡导以读者接受为导向的归化策略，强调“从语义到文体的最切近自然对等”，该理论在《圣经》翻译实践中得到充分应用，如将“洗礼”译为非洲部落的“浸水礼”，通过文化转译实现宗教传播效果最大化(Nida, 1964) [5]。
实际上，西方翻译史并非同质化整体，而是呈现出“异化–归化”多元并行的特征。古罗马时期，西塞罗的“演说家式翻译”(归化)与斐洛的圣经“字字对译”(异化)的交锋，实质是“文化传播需求”与“宗教权威性维护”的矛盾体现(谭载喜，1991) [6]，而非简单的策略对立。到了法国古典主义时期，译者多雷在《论如何出色地翻译》中明确反对逐词对译，强调“意义对意义”的意译(归化倾向)，这与当时法国对语言典雅性的追求直接相关。而德国浪漫主义时期，施莱尔马赫提出“让读者靠近作者”，主张保留源语文化差异(异化倾向)，其思想与19世纪德国民族语言建构需求深度绑定，体现了弱势文化通过异化策略抵御强势文化影响的认知自觉。可见，不同时期的策略选择与宗教传播、政治需求、文化追求等因素深度绑定。
中国译论对相关问题的探讨可追溯至佛经翻译时期的“文质之争”。支谦在《法句经序》中提出“因循本旨，不加文饰”的归化倾向，而道安的“五失本”原则则奠定了异化理论的雏形(谭载喜，1991) [6]。不过这一时期的争论并非“质派取胜”的线性结果，而是实践中“文质调和”的持续探索。道安虽强调“案本而传”(质，近异化)，却因“秦人好文”不得不承认“非文不可”；鸠摩罗什虽被视为“文派”代表，但其“裁略原文”的同时仍坚持“因循本旨”，形成了“文质调和”的实践智慧。民国时期，翻译策略的争议演变为直译与意译之争。鲁迅的“硬译”(极端异化)与梁实秋的“宁顺而不信”(极端归化)构成光谱两端，而周作人“直译需达意”、曾孟朴“顺国性直译”等主张，则处于光谱中段，形成“绝对直译–灵活直译–绝对意译”的连续体。这种内部多样性表明，中国翻译思想始终在“求真”与“务实”的张力中动态平衡(王宏志，2003) [7]。新千年以来，学界对归化与异化的认知逐渐超越语言层面，延伸至文化伦理领域：郭建中引入韦努蒂理论后，学界更清晰地认识到二者并非对立，而是“在语言、文化、伦理层面动态调适”的关系(郭建中，2000) [8]。孙致礼通过对百年中国文学翻译的考察，提出“21世纪中国翻译从归化趋向异化”的论断，认为文化自信的提升促使译者更注重源语文化特质的保留(孙致礼，2002) [9]。谢天振的译介学理论将翻译策略选择置于文化权力关系中考察，指出“翻译策略是文化话语权博弈的动态结果”(谢天振，2008) [10]。
然而，现有研究对中西方翻译史的策略演变缺乏系统性的编年史梳理，尤其在策略选择的因素分类上存在理论碎片化问题。本文旨在以编年史为经线，拟以时间为轴，分古代、近代、现代、当代四个时期，以策略选择因素为纬线，结合具体译例与理论建构，构建多维度的因素分析模型，揭示策略选择与历史语境的互动关系。
2. 古代翻译时期(公元前3世纪~15世纪)：宗教传播与强势文化影响下的策略萌芽
2.1. 西方：古罗马文化吸纳与圣经翻译的策略博弈
公元前2世纪至1世纪，古罗马译者在翻译希腊典籍时普遍采用归化策略，形成“罗马翻译传统”的核心范式。西塞罗(Cicero)在《论最优秀的演说家》中宣称：“我不是作为解释员，而是作为演说家翻译——保留思想形式，但用符合罗马表达习惯的语言”，其翻译的希腊哲学著作刻意将“φρόνησις”(实践智慧)译为“prudentia”(审慎)，通过文化转译消解希腊文明的异质性。这种“演说家式翻译”与罗马帝国的文化整合需求密切相关：一方面，希腊文化的先进性促使罗马需通过翻译吸收其精华；另一方面，罗马作为政治军事强国，又试图通过语言改造确立自身文化主体性。这种双重性使得归化策略成为平衡文化吸纳与自我认同的工具，而非单纯的“强势文化主导”(Venuti, 1995) [2]。贺拉斯在《诗艺》中强化“创造性忠实”原则，要求“保留原作精神而非字句”，形成西方早期归化理论的核心范式。
4世纪至5世纪的圣经翻译呈现策略分化的复杂图景。哲罗姆(Jerome)在翻译《通俗拉丁文本圣经》时，创造性地采用“部分异化 + 部分归化”的复合策略：对“耶和华”等宗教术语保留希伯来语发音(Iehovah)，对叙事文本则进行拉丁化句法改造。这种策略选择源于宗教文本的双重属性——既需保留神圣性(通过异化)，又需争取拉丁读者(通过归化)。圣奥古斯丁(Augustine)在《论基督教教义》中进一步阐释：“翻译的真理是实质而非文字，如圣灵借译者之口言说”，为后世“意义优先”的归化传统奠定神学基础(Augustine, 2012) [11]。
值得注意的是，同期阿拉伯翻译运动(8~14世纪)呈现独特的策略混合特征。巴格达智慧宫的译者对希腊哲学著作采用“注释式翻译”——核心术语异化保留(如“逻各斯”音译)，论证过程归化阐释，这种策略服务于伊斯兰教对异质文化的选择性吸收，体现了“真理超越语言”的宗教宽容精神(见表1)。
Table 1. Characteristics of translation strategy selection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in western translation during antiquity
表1. 西方古代时期翻译策略选择特征及影响因素
历史时期 |
代表译者/事件 |
策略倾向 |
核心影响因素 |
典型案例 |
古罗马时期(前3C~5C) |
西塞罗、贺拉斯 |
归化主导 |
帝国文化整合需求、希腊文化吸纳 |
西塞罗将希腊哲学概念罗马化 |
中世纪圣经翻译(4C~15C) |
哲罗姆、奥古斯丁 |
异化与归化混合 |
宗教教义准确性、拉丁语读者接受度 |
哲罗姆对宗教术语的音译与文本归化处理 |
2.2. 中国：佛经翻译的“文质之争”与策略体系化
东汉至隋唐时期的佛经翻译中，“归化”与“异化”的争论以“文质之争”的形式展开，构成中国译论史上首次策略理论建构(马祖毅，2006) [12]。支谦主张“文”，即归化译法，其译《维摩诘经》时“删雅古以适今时”，用道家“无”诠释佛教“空”(śūnyatā)，形成“格义”翻译法(谭载喜，1991) [6]。这种策略的选择与佛教初入中土的传播需求直接相关：面对本土文化对异质宗教的排斥，通过借用道家概念可降低认知壁垒。道安则提倡“质”，即异化译法，在《摩诃钵罗若波罗蜜经序》中提出“五失本”原则，强调“案梵文书，唯有言倒时从顺耳”，甚至不惜牺牲汉语表达习惯以保留梵文句法。这种分歧本质是佛教中国化过程中文化适应与原典忠实的矛盾体现。
唐代玄奘将佛经翻译推向策略成熟期。他制定“五不翻”原则：对“秘密语”(如陀罗尼)、“含多义”(如薄伽梵)等五类术语坚持音译异化，对《大般若经》等文本的叙事部分则进行汉语文言化调整，形成“术语异化 + 文体归化”的策略模型。《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记载其译场实行“证义–缀文–润色”三级审核制，这种制度化设计确保了策略的系统性实施。值得注意的是，玄奘的策略选择既出于佛教义理精确传播的需要，也得益于唐初“华夷兼蓄”的文化政策——太宗皇帝对译经的支持，使异化策略得以突破本土文化的抵抗(谭载喜，1991) [6] (见表2)。
Table 2. Characteristics of translation strategy selection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in ancient China
表2. 中国古代时期翻译策略选择特征及影响因素
历史时期 |
代表译者/事件 |
策略倾向 |
核心影响因素 |
典型案例 |
东汉至隋唐佛经翻译 |
支谦、道安 |
文质之争 |
佛教中国化需求、
本土文化接受度 |
支谦用道家概念诠释佛教“空”的概念 |
唐代玄奘译经 |
玄奘 |
策略系统化 |
宗教义理精确性、
唐初文化政策 |
“五不翻”原则与译场制度的建立 |
3. 近代翻译时期(16世纪~19世纪)：民族国家兴起与启蒙思想的策略转型
3.1. 西方：宗教改革与民族语兴起的策略实践
16世纪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翻译德语圣经时，推行彻底的归化策略，开创西方翻译史的新纪元。他刻意将“Brot”(面包)而非拉丁语“Panis”译经，使文本贴近民众生活，这种“地道德语”策略直接服务于宗教改革目标——通过语言归化瓦解拉丁语教会的文化主导地位。路德的翻译实践催生了“民众语言神圣化”的认知革命，正如他在《论翻译》中所言：“翻译必须让母亲们听懂，让孩子们记住，让商贩们引用”(Luther, 1530) [13]。
18世纪泰特勒(Alexander Tytler)在《论翻译的原则》中系统提出翻译三原则，强调“复现原作思想”“保持原作风格”“译文通顺”，本质上构建了“动态对等”的归化理论框架。该理论反映了启蒙时期理性主义对跨语言意义精准传递的追求，与同期德莱顿(John Dryden)的翻译三分法(逐字译、意译、拟作)形成理论呼应——德莱顿翻译维吉尔《埃涅阿斯纪》时，将拉丁六步格转为英语英雄双韵体，用“不列颠”暗喻“新罗马”，使归化策略成为民族认同建构的工具(Dryden, 1968) [14]。
19世纪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的异化理论标志着西方翻译思想的重要转折。他在1813年《论翻译的不同方法》中明确提出：“翻译要么让读者走向作者(异化)，要么让作者走向读者(归化)”，并批判德国译者过度归化法国文学，主张“保留外语的陌生感，如让读者在柏林街头遇见雅典哲人”(Schleiermacher, 2012) [15]。这种理论建构与德国浪漫主义思潮密切相关，体现了在法国文化强势影响下，德国通过强化文化异质性构建自身认同的努力(见表3)。
Table 3. Characteristics of translation strategy selection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in early modern west
表3. 西方近代时期翻译策略选择特征及影响因素
历史时期 |
代表译者/事件 |
策略倾向 |
核心影响因素 |
典型案例 |
宗教改革时期(16C) |
马丁·路德 |
归化主导 |
宗教改革诉求、
民族语言兴起 |
德语圣经的通俗化翻译 |
启蒙运动时期(18C) |
泰特勒、施莱尔马赫 |
归化理论深化
与异化兴起 |
理性主义思潮、
民族文化自觉 |
泰特勒翻译三原则与施莱尔马赫二分法 |
3.2. 中国：西学东渐与救亡图存的策略调适
19世纪末严复翻译《天演论》时，采用“用汉以前字法句法”的深度归化策略，将赫胥黎“survival of the fittest”译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借用儒家“天演”概念包装进化论思想。这种策略选择受制于晚清士大夫“中体西用”的认知框架——通过文化归化降低新思想的接受阻力。严复在《译例言》中提出“信、达、雅”三原则，实则以“雅”(归化)统摄“信”，其翻译实践被钱钟书称为“化境”，即通过归化实现“思想的投胎转世”(钱钟书，1979) [16]。
林纾的文学翻译呈现“归化为主、异化为辅”的混合特征。他译《巴黎茶花女遗事》时，将法文小说转化为中国传统章回体，把“玛格丽特”译为“玛格利”以贴合汉语韵律，同时保留“俱乐部”等新术语的异化译法。这种策略混合既源于对中国读者阅读习惯的迎合，也受限于其不通西文、依赖口述的翻译模式。值得注意的是，林纾的“创造性归化”虽被批评为“讹译”，却意外成为晚清文学革新的催化剂，推动了中国现代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型(谢天振，2008) [10]。
1919年前后鲁迅提出“宁信而不顺”的异化主张，译苏联文学时保留“硬译”风格，甚至创造“奥伏赫变”(Aufheben)等异化术语。他在《“题未定”草》中强调：“必须有异国情调，就是所谓洋气”，旨在通过语言异化引入新思想，突破传统汉语表达的局限。这种策略选择与启蒙思想传播的诉求直接相关，反映了译者通过翻译重构民族认知方式的文化自觉(鲁迅，2005) [17] (见表4)。
4. 现代翻译时期(20世纪~21世纪初)：理论建构与意识形态博弈
4.1. 西方：文化转向与后殖民理论的策略反叛
20世纪60年代，奈达(Eugene Nida)提出“功能对等”理论，将德莱顿的意译传统现代化，主张
Table 4. Characteristics of translation strategy selection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in modern China
表4. 中国近代时期翻译策略选择特征及影响因素
历史时期 |
代表译者/事件 |
策略倾向 |
核心影响因素 |
典型案例 |
晚清西学翻译(19C末) |
严复、林纾 |
深度归化 |
救亡图存需求、士大夫认知框架 |
严复《天演论》的儒家概念借用 |
20世纪初(1919年前后) |
鲁迅、林语堂 |
异化倡导与策略调和 |
启蒙思想、文化革新诉求 |
鲁迅“硬译”主张与林语堂跨文化调和实践 |
“译文读者的反应应与原文读者大致相同”。该理论在《圣经》翻译中表现为激进的归化策略——将“羔羊”(lamb)译为非洲部落的“小山羊”，通过文化转译实现福音的“本土化”。这种策略虽提升了传播效率，却引发学界对文化适应性边界的讨论：韦努蒂指出，过度归化可能导致源语文化特质的消解(Venuti, 1995) [2]。
90年代韦努蒂的“异化伦理”理论呈现鲜明的反主流倾向。他在翻译德里达作品时刻意保留法语句法特征(如长句结构)，用“延异”(différance)等异化译法突出语言差异，这种“抵抗式翻译”理论直接呼应本雅明的“纯语言”观——“翻译的使命是揭示语言间的互补性”。值得注意的是，韦努蒂的理论建构与后殖民主义思潮同步，旨在通过翻译策略解构“西方中心主义”的认知惯性(Venuti, 1995) [2]。
4.2. 中国：文化主体意识与跨文化调和的策略探索
20世纪30~40年代，林语堂在翻译《浮生六记》时展现出策略选择的高超智慧。他对“二十四桥”等文化符号采用“Twenty-four Bridges”异化译法并加注释，对日常对话则进行归化口语处理，这种平衡源于他“跨文化调和者”的自我定位。在《论翻译》中，他提出“译者须为‘原作者之知己’”，主张“忠实非字字对译，乃精神贯通”，这种“动态忠实”观预示了后来霍尔姆斯的描写翻译研究路径(林语堂，1932) [18]。
改革开放后，杨宪益、戴乃迭译《红楼梦》采用“异化为主、归化为辅”的策略，构建了中国文学外译的经典范式。如“怡红院”译为“Happy Red Court”，既保留“红”的文化象征，又通过英语构词实现语义归化；“金陵十二钗”译为“Twelve Girls of Jinling”，通过异化译法保留中国文化特质。这种策略选择反映了文化主体意识提升后，译者对“中国话语国际表达”的探索，也验证了孙致礼“从归化趋向异化”的论断(孙致礼，2002) [9]。
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深化，翻译策略逐渐呈现“异化增强、归化调适”的特征。在文学翻译领域，莫言作品的外译堪称典型——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在翻译《红高粱家族》时，对“高粱酒”“土匪”等文化意象采用“gaoliang wine”“bandit”等异化译法，同时将方言俚语转化为符合英语读者习惯的口语表达，形成“文化符号异化 + 叙事逻辑归化”的混合策略。这种选择既源于对中国乡土文化独特性的尊重，也考虑到西方读者对东方叙事的认知阈值，体现了全球化语境下译者对“传播效度”与“文化保真”的双重考量。
进入21世纪，典籍外译成为文化输出的核心载体。叶朗主编的《中国文化读本》英译本中，“龙”(dragon)的翻译引发策略争议：最终采用“loong”的异化新译法，既规避西方“dragon”的负面联想，又通过注释强化中华文化中“龙”的祥瑞内涵(叶朗，朱良志，2008) [19]。这种策略选择背后，是中国文化主体意识的觉醒——不再被动接受目标语文化的认知框架，而是主动构建源语文化的阐释权(见表5)。
Table 5. Characteristics of translation strategy selection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in the Chinese-western modern era
表5. 中西方现代时期翻译策略选择特征及影响因素
历史时期 |
代表译者/事件 |
策略倾向 |
核心影响因素 |
典型案例 |
西方(20C) |
奈达、韦努蒂 |
归化理论现代化与异化伦理建构 |
文化输出需求、后殖民反思 |
奈达功能对等理论与韦努蒂抵抗式翻译 |
中国(20C~21C初) |
杨宪益、许渊冲 |
策略多元化 |
文化“走出去”战略、译者主体性 |
《红楼梦》异化翻译与许渊冲“三美论” |
5. 当代翻译时期(21世纪以来)：技术驱动与全球化的策略融合
5.1. 全球化语境下的策略协同
在当代翻译理论中，“归化”与“异化”不再被视为非此即彼的选择，而是一个连续谱上的不同点。翻译实践往往需要根据具体的文本类型、翻译目的和受众需求，灵活选择两者之间的平衡点，实现最佳的翻译效果。“一带一路”倡议中的翻译实践形成“标识异化 + 阐释归化”的新型策略范式。“人类命运共同体”译为“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既保留核心概念的文化标识，又通过英语复合词结构实现语义归化；“丝绸之路”译为“Silk Road”并附加历史背景说明，这种策略组合既服务于文化标识的国际传播，又考虑非汉语读者的认知需求。在《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多语种翻译中，“小康社会”(Xiaokang Society)采用异化音译并附加“a 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的归化解释，体现了“文化自信”与“受众接受”的辩证统一(谢天振，2008) [10]。
在全球化语境下，译者应打破二元对立思维，根据文本类型灵活调配归化与异化策略——对于承载独特文化价值的文本，适度保留异质性以促进文化多样性；对于实用性文本，合理运用归化策略提升传播效率，最终实现不同文化间的平等对话与有效沟通。例如，在翻译村上春树作品时，译者应保留“物哀”“侘寂”等日式美学概念的音译(“mono no aware”“wabi-sabi”)，并通过序言解读帮助读者理解其文化内涵。
5.2. 技术革新下的策略调适
神经网络机器翻译(NMT)的兴起深刻改变了策略实施方式。谷歌翻译处理科技文本时自动将被动句转为主动句(归化)，处理文学文本时尝试保留源语比喻(异化)，这种策略分化源于技术特性——归化利于信息快速传递，异化则需更高层次的语义理解。计算机辅助翻译(CAT)工具中的“术语库”功能使异化翻译的术语统一效率提升40%，而“风格模拟”技术则让归化翻译的文体一致性得到保障。但许渊冲在《翻译的艺术》中警示：“技术可辅助策略，却无法替代译者的文化判断”，如AI翻译“推敲”一词时，虽能异化保留“weighing words”，却难以传达“推”与“敲”的文学典故内涵(许渊冲，2006) [20] (见表6)。
Table 6. Characteristics of translation strategy selection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in contemporary era
表6. 当代时期翻译策略选择特征及影响因素
历史时期 |
代表实践/技术 |
策略倾向 |
核心影响因素 |
典型案例 |
21世纪以来 |
“一带一路”翻译、AI翻译 |
策略融合 |
全球化传播、技术条件、文化自信 |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复合翻译策略 |
6. 策略选择的解释性框架：多维制约因素
6.1. 社会权力结构的形塑作用
翻译策略与社会权力的互动关系在历史上表现得尤为显著。古罗马时期的强势文化主导型归化，本质上是通过语言转换实现对希腊文化的符号性占有，服务于罗马帝国的政治合法性建构。这种策略选择模式在19世纪殖民主义翻译实践中再次上演——英国对印度文学的翻译普遍采用归化策略，将本土文化文本改写为符合维多利亚时代价值观的叙事，从而消解殖民地文化的反抗意识(Venuti, 1995) [2]。在19世纪英美翻译实践中，这种现象尤为明显。当时，英美等强势文化通过归化翻译，将弱势文化的文本改写为符合自身文化价值观的形式，在语言层面上消解了原文的异质性，使译文读者难以感受到原文所承载的文化独特性。这种翻译策略不仅在语言转换中强化了强势文化的叙事逻辑，更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读者对弱势文化的认知，形成了文化传播中的不平等格局。
相反，当弱势文化面临强势文化冲击时，异化策略常被用作文化抵抗的工具。1919年前后鲁迅倡导的“硬译”策略，表面上是语言形式的选择，实则是通过保留日语句法和概念结构，打破汉语传统表达惯性，为新思想的传播开辟语言空间。这种“宁信而不顺”的激进主张，背后是知识分子试图通过翻译重塑国民认知方式的文化战略(鲁迅，2005) [17]。
6.2. 宗教传播的伦理制约
宗教翻译的策略选择始终受传播效果与教义纯粹性的双重制约。早期佛经翻译中的“格义”法，用道家概念“无”来阐释佛教“空”的思想，是典型的宗教归化策略，旨在降低中土士人对异质宗教的认知壁垒(谭载喜，1991) [6]。而玄奘提出的“五不翻”原则，则建立了宗教术语的异化机制，对“般若”“菩提”等核心概念采用音译，以保持佛教教义的神圣性和准确性(王宏印，2003) [21]。
基督教翻译史中同样存在类似的策略张力。哲罗姆翻译的《通俗拉丁圣经》为适应拉丁语读者的阅读习惯，对希伯来原文的诗学形式进行了系统性改写，这种归化策略极大促进了基督教在欧洲的传播。而16世纪马丁·路德的德语圣经翻译则走了一条折中道路——既采用通俗德语进行归化以利民众理解，又保留了“因信称义”等核心教义的异化表达，形成宗教翻译的策略典范(Delisle & Woodsworth, 2012) [1]。
6.3. 知识生产的范式转型
不同历史时期的知识生产模式深刻影响着翻译策略的选择。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呈现典型的“实用主义归化”特征，徐光启与利玛窦合译《几何原本》时，创造性地将“point”译为“点”、“line”译为“线”，通过概念的本土化再造，使西方几何学知识能迅速融入中国传统知识体系。这种策略选择服务于“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实用目标，暂时搁置了文化差异的深层讨论(陈福康，2011) [22]。
而在学术知识体系转型时期，异化策略往往成为新知识引进的必要手段。晚清严复在翻译西方哲学社会科学著作时，面临着汉语学术术语体系缺失的困境。他采用“译词创造 + 概念阐释”的复合策略，既通过异化手段创造“天演”“群学”等新术语，又通过译序和注释进行系统性阐释，从而构建起中国近代学术话语的基本框架。这种策略选择反映了知识范式转型期翻译活动的创造性功能(严复，1981) [23]。
6.4. 译者主体性的历史觉醒
译者作为翻译活动的主体，其文化认同和诗学观念对策略选择产生直接影响。鸠摩罗什在翻译佛经时，既坚持“依实出华”的忠实原则，又承认“改梵为秦，失其藻蔚”的文化差异，这种辩证态度使其译本既能保持教义准确，又具有文学可读性。而林纾虽然不懂外文，却通过与人口译合作，将180余种西方小说译为文言，其策略选择深受桐城派古文观影响，形成了“意译为主、归化至上”的独特风格(孔慧怡，2005) [24]。
20世纪以来，译者主体性意识的觉醒带来了策略选择的新维度。韦努蒂提出的“抵抗式翻译”理论，倡导译者通过异化策略揭示翻译的文化政治本质，这种理论自觉使翻译策略选择成为一种文化批判实践。当代译者在处理后殖民文学时，常采用混合策略——在语言层面进行归化以保证可读性，在文化意象层面进行异化以保留反抗意识，体现了译者主体性与历史语境的辩证互动(Venuti, 1995) [2]。
7. 结论
通过对中西方翻译史两千余年的编年考察，本论文揭示“归化”与“异化”策略的演变轨迹，本质上是人类文明互鉴历程的认知投射。从古代佛经翻译的“文质之争”与圣经翻译的神学调适，到近代民族解放运动中的策略转型，再到数字时代的技术革新，翻译策略始终在权力结构、宗教伦理、知识生产与译者主体的历史合力中动态演进。这种历时性考察印证：翻译策略绝非单纯的语言技术，而是文明对话中文化身份建构的历史符号。
历史脉络凝练四大演进规律：其一，权力关系塑造策略选择深层肌理。强势文化通过归化实施文化吸纳(如古罗马拉丁化希腊典籍)，弱势文化则借异化守护文化根脉(如鲁迅“硬译”)。其二，宗教传播催生独特范式。玄奘“五不翻”守护佛典神圣性，哲罗姆平衡圣经“神圣性”与“可读性”，共释宗教翻译的永恒辩证。其三，知识生产驱动策略创新。《几何原本》的实用归化实现科技本土化，严复的创造性异化建构现代学术话语。其四，译者主体性觉醒赋予策略文化政治维度。从鸠摩罗什“依实出华”到韦努蒂“抵抗式翻译”，译者从“隐身人”转变为文化立场的言说者。
两千年翻译史印证，“归化”与“异化”之争是文明在差异中寻求理解的认知史缩影。其终极启示在于：在文明交流中，历史既是行囊也是灯塔，唯有背负其智慧，方能让翻译成为连接不同文明的桥梁，助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精神图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