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核心在于实现乡村全面发展和一定程度上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推动共同富裕伟大进程。在这一宏大进程中，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扮演着基础性、支撑性的关键角色，为乡村居民享有平等发展机会、提升生活品质提供了根本保障。作为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公共文化服务肩负着满足农民精神文化需求、培育文明乡风、传承乡土文化的重要使命。国家也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明确指出，公共文化服务是由政府主导并引导社会力量积极参与的一种综合性服务活动。其目的在于满足公民的基本文化需求，该服务涵盖了公共文化设施的建设、文化产品和文化活动的提供以及其他相关服务[1]。同时基层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供给是文化强国背景下推动精神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因此，深入探讨乡村振兴背景下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中的公共文化服务建设对G县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提升和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
2. 文献回顾
国内关于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研究主要是从以下五个方面进行。第一，在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主体研究方面。学术界主要有两种观点，有些学者认为公共文化服务靠政府单一主体来供给。以李少惠、崔吉磊为主的学者认为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应构建以政府为主导的多元供给主体[2]。但随着政府职能和服务内容的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学者倾向于后者。第二，在公共文化供给模式研究方面，许源源、邓敏构建了“双层认同与行动模型”，并基于此分析指出，新乡贤在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中扮演着关键角色，强调在政府、社会、市场协同参与的供给模式中应充分重视并发挥其作用[3]。随着数字化运用不断扩大，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模式也得到创新和发展。张宏伟强调借助数字技术实现公共文化服务供给，通过大数据合理调配资源，提供有效及新颖的文化产品和服务，增强服务均衡性和可得性[4]。第三，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实践研究方面。相关文献查阅可知，我国学者更倾向于研究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通过发达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实践借鉴运用到欠发达地区，以期实现同类型欠发达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效能最大化。但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等各种因素影响，不是所有都能借鉴运用。第四，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存在的问题研究方面。陈劲竹等人认为，发展落后、形式单一、功能缺失是公共文化服务建设的突出问题[5]。何晓龙认为，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存在分配不平衡，很难满足群众对于公共文化服务的需求[6]。第五、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对策研究方面。吴蔚认为，应从创新供给的内容与形式、引入多主体丰富供给结构、畅通表达渠道三方面改善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以期应对当前的整体性困境，更大效度发挥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助力乡村振兴的动能[7]。戴艳清等人认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需矛盾需要通过加大活动宣传力度、提升产品供给质量、加强人才引进等对策来缓解[8]。
国外关于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研究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第一，在供给主体方面的研究方面。早期阶段，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主体主要局限于政府部门，政府扮演着绝对主导的角色。但随着公共文化供给种类内容的不断丰富，学者们对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主体研究也从唯政府向多主体研究方向发展。Ronald Coase打破了公共产品供给唯政府主导的理论，强调市场参与公共文化服务质量主体中。帕普库诺娃·维埃拉等人提出公共服务供给既需要依赖政府部门内部的高效协同，也应积极寻求与非政府组织的深度合作，进而以跨部门、跨组织的合作机制推动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体系的完善与升级[9]。Vavrek R等人认为，要通过构建多元化的供给主体，各主体通力合作，借助非营利组织的力量，为其提供公共文化服务创造条件[10]。第二，在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模式研究方面。根据供给主体划分为单一和多元模式，但是学者们更倾向于后者。Chartrand，Clair McCaughey将公共文化服务模式分为庇护者、提供便利、工程师和建筑师四大模式，认为文化政策对社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11]。Toepler提出了三大模式，第一是以政府部门为主导模式；第二是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吸纳社会资金，激发文化服务市场活力；第三是通过政府购买公共文化服务和产品，或者委托其他组织来承担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工作[12]。
综上所述，国外对于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方面的研究起步时间较早且理论内容丰富，国内的研究相对较晚，因此在公共文化服务方面会借鉴国外的相关理论，但要结合我国实际情况选择性借鉴深化内容。国内外关于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主体、模式、实践、问题及对策方面。总的来说，已有的文献资料对了解我国目前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方面奠定基础。公共文化服务作为公共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促进乡村振兴发展和实现共同富裕有极大的帮助。但以四川省甘孜州G县作为研究对象，研究欠发达高原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供给较少且目前较少。因此通过文献研究和访谈法的形式了解G县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方面的问题，能为G县和类似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供给质量和方式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实现一定程度上的均等化。
3. 相关理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理论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十四五规划提出的一项重大民生问题，该理论要求公平公正分配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13]。尽管国家通过财政拨款、对点帮扶等方法推动各个地方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但由于地理环境和人为因素两者的影响，城乡服务分配仍然存在不均等问题。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既能确保公民享受基本公共产品和服务是基本权利，又对改善分配平衡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推进共同富裕具有促进作用。
4. G县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存在的问题
G县在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方面存在诸多问题，但是造成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水平不高的最根本且最关键的问题是人才队伍短缺、供需错位、基础设施供给水平不足。
4.1. 公共文化服务人才队伍短缺
根据与G县当地政府负责公共文化服务的相关的工作人员和专门负责G县图书阅览中心、农家书屋的工作人员进行线上线下进行深度访谈后，在G县，公共文化服务人才队伍面临短缺问题。主要表现为县级层面的G县图书阅览中心内公共文化服务的工作人员大部分都是编制外的临聘人员和毕业未就业群体为主，其学历普遍以专科为主且发放的工资较低，因此，人才队伍稳定性不强，可能随时会出现人员岗位空缺等服务人员不足的情况。同时，乡、村级农家书屋管理人员主要是以小学和初中学历的中年人担任。整体来说，由于县、乡、村三级公共文化服务工作人员整体学历层次和工资待遇普遍较低，导致图书馆和农家书屋工作人员在图书采购、读者服务、活动策划等方面专业性不强，图书更新滞后导致服务内容更新缓慢、服务效能难以提升，在向数字化发展整体趋势下数字化服务推进出现困难，这些直接导致基本公共文化服务难以保障的问题。
4.2. 公共文化服务供需错位
根据与G县专门负责公共文化服务的工作人员线下深度访谈后，他反复提出“G县存在的最重要问题就是我们在通过问卷等形式调查人民群众公共文化服务需求时，他们总是不细看内容就填写，答非所问等就很容易导致他们实际需要与提供的公共文化服务存在供需错位”。G县公共文化服务供需存在错位主要表现在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内容、形式、时间跟群众真实需求和期望出现显著错位。群众真正需要的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内容是按照群体差异化而设置的差异化供给内容且具有较强的实践操作性内容，但往往服务供给内容是实践性不强的理论内容输出。同时，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形式单一，主要依赖常规化节庆形式的活动，其形式固定且缺乏创新。同时，这些公共文化服务基本都是单向输送模式导致群众被动接受，缺少群众自主创作或参与的互动型项目。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时间存在错位，G县图书馆开放时间基本上是工作日上班期间，但群众只有在下班和周末才有时间，这导致服务供给时间与群众空闲时间存在错位。
4.3. 公共文化服务基础设施供给水平不足
基于对G县公共文化服务相关工作人员进行线上预访谈和线下深度访谈、文献调研等方式可知，存在公共文化服务基础设施供给水平不足。G县属于地形复杂且气候环境恶劣的高原山区，作为典型的国家和四川省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财政基础薄弱，没有充足的财政资金投入基本公共服务建设，导致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基础设施供给水平不足。在G县，以图书馆和农家书屋为主的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场所总量少且分布不均衡。虽然在每一个行政村都设置了农家书屋，但是乡镇和村落人口居住分散、交通不便，现有的公共文化服务设施难以有效覆盖和服务全体群众。因此，无法满足基层群众基本的阅读与文化需求，使得最需要文化滋养的地区反而成为服务盲区，加剧了城乡之间的文化鸿沟。
5. G县公共文化服务供给问题的原因分析
5.1. 财政资金薄弱
G县财政基础薄弱严重制约了公共文化服务领域经费保障能力和提供一个具有竞争力的薪酬体系，也影响了建设公共文化服务人才队伍。因此，县级图书阅览中心主要依靠成本较低的编制外临聘人员和人员流动性较强的未就业大学毕业生群体，由于工资普遍较低且没有职业保障导致人员流动较高，随时出现岗位空缺现象。在乡、村层级，财政资金更加匮乏，农家书屋管理人员的岗位报酬只有象征性补贴，且学历较低的中年群体去承担公共文化服务供给。这种由财政困局导致的“低工资–低素质–高流失”恶性循环，造成工作人员普遍缺乏为当地群众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能力。由于财政资金匮乏，没办法对公共文化服务人员进行系统的培训和技能指导，导致工作人员在面对数字化转型趋势时能力严重不足，推进困难重重，最终使得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的有效供给难以得到保障。
5.2. 供需识别机制的双向失灵
G县公共文化服务供需错位的最主要原因是供需识别机制的双向失灵。从供给主体方面，G县政府作为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主体，由于薄弱的财政资金和有限的管理精力，在开展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前缺乏对供给对象的需求深入调研，往往以上级指示和要求作为行动方向，而非供给对象需求为主。从需求主体方面，G县群众作为公共文化服务供给过程中需求主体，他们普遍是一味地接收，缺乏对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方面的反馈和诉求表达意识。使得群众即便对服务内容、形式或时间不满，也倾向于被动接受或沉默，而非主动向工作人员提出建议。这种供需识别机制的双向失灵最终会造成公共文化服务效能低下和公共资源浪费。
5.3. 地理环境约束
G县属于四川西部高原地区，是典型的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该县地形复杂且气候环境恶劣，极大程度限制了G县整体公共文化服务设施供给水平。由于地形复杂且环境恶劣，导致人口居住高度分散且公共文化服务设施的运输、建设、运营维护成本较高，这与该县财政资金薄弱形成矛盾。因此迫使图书阅览室和农家书屋集中建设在便利的乡村中心，无法保持均衡布局。因此，即使在形式上实现了“村村有书屋”，地理阻隔和由此产生的巨大成本鸿沟，依然使得这些设施难以真正触达和服务居住分散的全体群众，特别是最边远地区的居民，最终导致服务盲区广泛存在，城乡文化鸿沟难以弥合。
6. 提升G县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水平对策
6.1. 双轨驱动人才队伍建设和资金保障
(1) 构建内生 + 外援的可持续人才体系。在内生方面可以推行用人制度改革。县级层面对图书采编、数字服务等核心岗位给予一定数量的定向编制名额或者县聘乡用待遇，提高薪酬和缴纳社保等方式增强吸引力。乡村层面设立村级文化管理员公益性岗位，纳入乡村振兴专岗补贴范畴，月薪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在外援方面建立多元能力提升网络。可以联合一些地方高校开设本土化的文化服务技能培训，还通过引入文化特派员制度和招募退休教师和高校学生组建文化志愿者团队，定期下乡开展指导等服务。
(2) 建立输血 + 造血的财政保障模式。在输血方面强化上级资金整合与绩效管理。捆绑使用乡村振兴、文化惠民等专项资金，设立G县公共文化服务提升基金，明确用于人才队伍建设的费用。同时建立以效定补机制：对图书流通率、活动参与率等服务效能达标的乡镇额外给予奖励性拨款。在造血方面激活社会资源协同供给。通过政企合作与本地企业共建“文化驿站”，企业冠名赞助图书更新、数字设备，可抵免部分税费；许源源、邓敏通过构建“双层认同与行动模型”的分析框架，研究新乡贤在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中的重要地位，强调在政府、社会、市场多方联动的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模式中要充分发挥新乡贤作用[3]，因此还可以设立基金等方式资助农家书屋运营；聘任返乡企业家、退休干部担任“文化顾问”，策划本土特色活动。
6.2. 构建双向互动需求响应机制
构建双向互动、精准识别的需求响应机制。G县政府通过线上平台和意见箱等多渠道收集人民群众意见，深入调研不同群体的差异化、实用性需求，形成需求清单并定期公开反馈。鼓励群众从被动接受转向主动表达诉求、鼓励参与民生工程方面的设计甚至主导项目，打通需求反馈渠道，使服务规划真正以群众实际需求为核心依据。基于精准识别的需求，政府应大力优化服务供给。在内容上增加实用性较强的农业技术、健康养生、数字技能等实用课程，减少空洞理论输出，并针对青少年、老年人等群体定制内容。在形式上突破单一节庆模式，引入先进的沉浸体验创新形式，增加互动性项目。在时间上强制推行公共场馆开放时间与群众休息时间错位与延时服务。化驿站。此外，将群众满意度与参与度纳入部门考核，建立“需求调研–服务设计–实施–反馈–评估”闭环管理机制，确保公共资源高效匹配需求，提升服务效能。
6.3. 实行“流动服务 + 数字覆盖 + 资源共享”三位一体策略
针对地理环境制约造成G县公共文化服务基础设施供给不足的问题，可以采取“流动服务 + 数字覆盖 + 资源共享”三位一体策略。流动服务方面可以大力构建适应复杂地形的流动文化服务供给网络，改装高原适用型图书车、文艺服务车作为移动文化驿站，保障“最后一公里”常态化配送。数字覆盖方面由省级专项支持搭建县域数字文化平台，为边远户配发预装农技、健康等本地化资源的简易阅读终端，在信号盲区部署卫星接收设备，开发离线缓存、语音播报等适农功能，实现“云端资源下沉”。资源共享方面是创新推行设施共享联建模式，将村级活动室、小卖部、卫生站等既有场所嵌入微型文化服务角，并依托邮政、物流网络实现资源定期流转更新，大幅降低独立监管与运维成本，最终在尊重地理现实基础上以灵活多元的供给方式消除服务盲区。
7. 结束语
基层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供给是文化强国背景下推动精神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同时也是乡村振兴背景下推动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均等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在G县现有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后提出适合G县本土化的对策建议。提出构建内生 + 外援的可持续人才体系、建立输血 + 造血的财政保障模式、构建双向互动需求响应机制和实行“流动服务 + 数字覆盖 + 资源共享”三位一体策略。期望为促进乡村全面振兴和推进共同富裕有促进作用。
基金项目
受西南民族大学2025年研究生创新型科研项目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