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在晚清的社会震荡中，女性生存状态经历了从“三从四德”伦理规训到性别意识觉醒的历史嬗变([1], p. 4)。从基本人权的严重缺失，到争取男女同权，女子运动与社会变革齐头并进。辛亥革命前后，妇女解放运动呈现出鲜明的激进特征，以《神州女报》为代表的女性报刊掀起了争取参政权的舆论浪潮。然而，同样肇始于民国初年、由美国传教士创办的基督教妇女报刊——《女铎》，却选择了一条独特的温和启蒙路径。《女铎》创刊于1912年，作为广学会旗下的女性刊物，其办刊理念与同时期主流的女性革命思潮有着一定程度的错位与疏离[2]。王汎森指出，历史书写往往聚焦于“主调”叙事，而忽视了那些“执拗的低音”([3], p. 50)。《女铎》正是这样一个被主流叙事遮蔽的“低音”：它既不同于激进派报刊的政治诉求，也异于保守派刊物的传统立场，而是在“科学启蒙”与“家政教育”，“道德规训”与“自由诉求”之间寻求平衡。所谓温和启蒙，即以非对抗、渐进的方式规避激烈的观念冲突，在日常生活层面重构女性的认知世界和主体性，强调通过教育普及化实现女性从“家庭人”到“社会人”的身份转变，最终在中西伦理调和的基础上，达成性别秩序的温和重构。这种温和启蒙路径，使其在民初复杂的社会语境中成为一个独特的文化存在。现有关于女子教育的研究，多聚焦于有代表性的教育家或者主流妇女报刊的思想和实践活动，而对《女铎》这类具有宗教背景的刊物关注不足。关于女子教育观念和女性观的研究大多局限在激进与保守的二元倾向，忽略了温和启蒙这一中国女性启蒙思潮中的“第三条道路”。这样的研究取向可能导致两个问题：其一，筛选掉很多原本来自不同文化系统的特色；其二，造成历史图景的片面呈现。《女铎》的温和女教观恰如被历史尘埃掩埋的“童谣稚语”，成为重构女性教育思想史的重要“沙粒”([4], pp. 6-7)。本研究通过对《女铎》原始文献及相关档案的梳理，试图揭示温和女教观念的内在逻辑，探讨宗教文化与本土实践的互动机制，为重构近代女子教育史的多元图景提供新的分析维度。
2. “传统母道”与“科学启蒙”的交织
民国初年，在最根本的“女性应然是为什么样的女性”的问题上，针对女性的责任与使命问题产生了巨大的争议——“贤妻良母主义”之争。恰逢这一时期诞生的《女铎》既继承母性价值传统，又引入科学启蒙，成为温和改良路线的典型代表。
2.1. 多维科学启蒙：构建现代女性知识图景
《女铎》创刊于1912年，是广学会在上海地区创办的基督教女报，其英文名为“The Woman’s Messenger”，于1951年2月停刊，累计发行量逾百万份，成为近代中国存续时间最长、影响力最广的基督教女性刊物。首任主编亮乐月(Laura M. White)作为美以美会传教士，在创刊号《编辑大意》中明确办刊宗旨：“破除女界积习、增进女界智德”[5]。刊物设置“家政”“学术”“教育”等核心栏目，构建起独特的知识传播体系。其中，科学教育内容呈现出显著的现代性特征：涵盖了医学、工程学、生物学、食物化学、地理学、数学等各个学科。例如，医学领域的《预防霍乱及禁止蔓延方法》系统阐释传染病防控原理，《割症权舆》则深度解析外科手术与麻醉技术的发展脉络；工程学板块通过《缝衣机器原始》等文章，图文并茂地展示工业革命成果；生物学栏目刊载《微生物说》《论人类之发生及进化》等文，将达尔文进化论与微生物学知识引入女性阅读空间；《匹萨斜塔说》《游戏地理学》等文章介绍了一些关于数学、地理学的知识。这种多学科融合的知识传播策略，突破了传统闺阁教育的局限。
2.2. 传统伦理的现代转译：家政教育的合理性构建
晚清女学兴起后，家政教育被纳入制度设计。1902年蒋智由在爱国女校开学典礼上提出“家政学为女子当有事”([6], p. 616)的观点，1907年《学部奏定女子小学堂章程》将“女工”列为必修科目，与《女铎》倡导的家政教育形成制度呼应。《女铎》将家政定义为“整饬家务、教养子女”的系统性知识体系，其教育目标体现传统伦理与现代价值的融合：既强调“女子于世界处最要之地位”，又主张通过家政改良实现“儿童咸得正其趋向，勉成爱国之民”的家国同构目标。刊物通过三重话语策略构建家政教育的合法性：首先是制度性宣示，创刊号《祝词》明确“女子之责任在家庭教育”[8]，奠定温和改良的性别平等理念基调；其次是对儒家伦理的现代转译，《女铎》主要作者薛瑛琪援引“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命题，将“整饬家政”诠释为“妇人最重要之责”。再次是对权威话语的借重，《女铎》刊登吴弱男的《家庭改良论》时，特别附录其访谈强调：“中国家庭旧法腐败，不能不改良。夫女子当尽之天职，只在家庭而已”[9]。通过援引女革命家的观点，刊物试图平衡女性社会与家庭的双重责任。
2.3. “相辅相成”：科学与家政的平衡教育范式
《女铎》将女子科学启蒙与家政教育并置，构建起兼顾权利意识与现实处境的教育框架。主编亮乐月通过考察美国女子教育发展轨迹，提出“科学家政相辅而行”的女教观念。19世纪美国女教经历三个阶段：初级“由母教成普通家政，未尝深求学问”；二级“专心学问，有轻视家政之弊”；三级“使科学家政，相辅而行，不致顾此失彼”。在亮乐月看来，第三级即为女学至尽之道。民国初年，注重发展女子学校教育和要求男女教育平等的社团鹊起([10], p. 240)。亮乐月敏锐指出当时中国女学正处于“由初级转二级”的关键期，若照搬美国第二阶段模式，将导致“科学精通，家政腐败”的失衡局面。所以，亮乐月以“求木之长必固其根本”为喻，强调家政教育对女性社会认同的基础作用，主张借鉴美国第三阶段经验，将家政设为女校必修课。[11]这一理念通过栏目设计与内容编排具体呈现。在“学术”栏目，《烹饪之热度与食物变化之关系》等文章将化学原理与厨房实践结合，既阐释物质燃烧生成“炭与气”的科学规律，又指导“内助者”掌握烹饪火候与灭菌方法[12]。类似篇目通过“学术 + 家政”的复合叙事，将科学知识转化为提升家庭生活品质的实用技能。创刊号确立的“启发妇女智识，谋求家庭福利”宗旨，正是这种“以科学启智、以家政固本”教育思想的集中体现。
3. 对中国传统性别道德规范的“接纳”与“改良”
辛亥革命前后兴起的许多女子报刊，有力地谴责“三从四德”的传统性别道德规范[13]。初创时期的《女铎》对“从父、从夫、从子”的妇人“三从之义”进行了批判。但它并没有全盘否定中国传统礼教和女子道德规范，反而接纳了传统礼教中形成的女子“四德”，并对其进行了改良。
3.1. 包容中国传统礼教中的“妇德”标准
初创时期《女铎》在提倡新式女子教育与新型女性道德的同时，将中国传统道德伦理对于女子“贞洁”“诚实”特质视为妇德之首要。《女铎》作者薛瑛琪认为女子责任分为己身责任、家庭责任、社会责任和国家责任，其中最重要的便是妇女的己身责任。己身责任指的便是要保持“贞洁”“诚实”女子应有之特质[7]。不仅如此，初创时期的《女铎》将道德作为女子教育之本，并认为“女子有道德非徒益于一己”。与中国传统伦理道德对女子单方面的压制与规训不同，《女铎》所主张的女子道德教育从女子自身的责任出发，平衡与家庭、社会、国家之间的关系，形成了介于传统和现代女子道德规范之间的温和的新型女子道德。
3.2. 道德为自由之母：对“妇言”与“妇行”教育的重新审视
民初中国“女学昌明，女权浸盛”的背景下，“女界学子常有造诣未深，已意气嚣张，目空一切”，不顾“礼仪之大防”，致使一些“浅识之士，谓女子知书，流弊滋盛”[14]。《女铎》针对“女界学子侈谈平等、妄论自由”[15]的现象，提出“道德为自由之母”的核心命题。亮乐月在《远游警言》中批评“从前太拘执，今则失之太放纵”的极端化倾向，主张“一言一语必文雅出之，不脱女子本来之态度”[16]。李粹安在《说明品行成立之由来》中强调行为规范对道德养成的基础作用[17]。薛瑛琪进一步指出“自由平等之真义”在于“先仁至义尽”，构建“责任先于权利”的伦理框架[7]。广瑞生提出“守道勿失修德毋捐”的改良观，认为革命时期追求自由需打破专制，而建设时期则需以道德维系社会秩序。这种将传统“妇言妇行”规范升华为现代责任伦理的努力，既避免了激进女权引发的社会反弹，又为女性争取权利提供了道德合法性支撑[18]。
3.3. “爱敬兼重”的道德美学：传统“妇容”的现代转型
《女铎》将传统“四德”中的“妇容”要求升华为“洁为爱敬之源”的道德美学。亮乐月在《洁为爱与敬之源》中提出“妇人德不仅在容，而容实为最著”[19]的论断，她通过“梳髻穿衣以副子敬夫爱”的具象化表达，将传统仪容规范转化为现代人格修养的载体。袁玉英进一步突破外在修饰层面，提出“不当仅令人爱，更当兼令人敬”[20]的双重标准。她通过“爱如花鸟之悦，敬若高山仰止”的比喻，揭示取悦他人与自我尊重的辩证关系。这种“以取悦为目标，以自重为本”的伦理主张，既延续了传统妇容的审美要求，又注入了现代女性的主体意识。典型案例是南京汇文女校残疾学生马利亚的形象塑造。亮乐月在《坚忍之效果》中着重刻画马利亚“以残废之躯成纯全之旨”[21]的坚韧品格，将传统仪容规范升华为超越身体局限的精神力量。这位身残志坚的女学生的坚忍精神就是《女铎》所赞誉的“爱”“敬”兼重的女子道德教育的生动诠释。
4. 教育启蒙与主体建构：《女铎》的女性自我言说路径
辛亥革命胜利后，妇女运动迎来发展契机，同盟会将“男女平权”写入章程。一些女子报刊积极倡导妇女参政并预言欧美女权浪潮将影响中国[22]。在此背景下，初创时期的《女铎》却选择避开参政权争议，聚焦女子受教育权与主体性建构。
4.1. “学术为政治之基”的渐进平权观
民初精英知识女界掀起女子参政运动，唐群英、张昭汉等创办女报，以激进态度评判时局，要求男女同享政治权利([23], p. 146)。1912年1月11日的《民立报》发出了来自女界的另一种声音：“天下兴亡，匹妇有责”([24], p. 917)。陈旭麓对此评论道：“一字之差却使人顿生换了人间之概”[25]。1913年出版于《神州女报》的《女子参政权之平议》一文中写道：“况参政之权，万国女子正当激烈竞争之际，岂宜中国而独居人后？”([26], p. 22)，主张中国女子要同其他国家的女子一样，努力争取参政权。然而现实残酷，《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未写入男女平权条款，孙中山复函女界强调“教育既兴，然后可望男女平权”([27], p. 438)。《女铎》与这一理念高度契合，倡导“得学术之精华，生政治之理想”[28]的蓝图，认为女性参政需以教育为前提。在1912年到1919年间，《女铎》没有一篇专门论述女子参政的文章，只有在论述其他女子问题的篇章中偶尔会有提及参政问题。亮乐月指出中国女子不具备参政的能力和条件，当务之急是“使全国男女小孩皆受普通之学，以吻合共和国民资格”[29]。她赞同学识渊博的女性参与政事，但反对中国女界盲目追求选举权的短视行为。这种“学术优先、能力本位”的参政观，既区别于激进派的政治浪漫主义，又突破了传统性别分工的局限。
4.2. 教育权是主体性建构的基石
《女铎》将女子教育定位为“利己利国”的基础工程，提出“教育普及则女学盛行，女学盛则经济自立”的发展逻辑，认为“女子之聪明才力，固未始有逊于男子，其所以沉沦积弱至今者，无教化使然也”[30]。《女铎》作者们并认为中国女界之所以不能“比肩欧美”的主要原因就在于“无学”，她们对于中国由来已久的“重男轻女之俗”深恶痛绝，反对“妇人见短，不堪学道”“女子无才便是德”([31], p. 59)的俗谚。福州毓英女学堂肄业生刘爱芳深入剖析了“斗室蔽–家教蔽–依赖蔽”[32]的三重女子无学困境。九江官立第一国民女学校校长夏昊主张中国要“通筹全局，注重内教，处处秉公建设女校，仿照泰西学堂规则，使女杰一体受业，与男子可以并立”，才能使“中国不困穷”，打好“国富兵强之基础”[33]。不仅如此，刊物进一步强调高等知识为“享人权、祈自治”[7]的前提，认为教育使女性获得独立思考能力，从而实现“自我言说”的主体觉醒。这种将教育权与主体性建构相联系的认知，超越了“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传统观念，为女性参与社会提供了文化资本。
4.3. 女性写作的文化抵抗实践
正如陈旭麓所说，“妇女解放、倡导女权的思想和活动在中国早就有了，但那大多都是男人们的声音”([25], p. 305)，中国近代妇女解放运动有着鲜明的“男性特色”。民国初期的许多妇女刊物的主笔多以男性为主，女性在报刊上发表的文章数量非常有限。但是，同样这个时期的《女铎》却是一本极具女性特色、由女性主导的女子刊物。首先，《女铎》编辑主体女性化，历任主编分别是亮乐月、李冠芳、刘美丽，都是清一色的女性；其次，《女铎宣言书》明确表示希望女界同志投稿与女界有关的各种内容。[34]最后，《女铎》的作者群体也以女性为主，主要来自汇文女校等新式学堂。初创时期的《女铎》非常鼓励女性写作，并且成为了女性可以不断写作的平台。这种“女性写女性”的实践，历史性地呼应了埃莱娜・西苏“女性必须写自己”([35], p. 2)的理论主张。通过《论女子职业》《家庭卫生谈》等文章，女性从被言说的客体转变为言说主体，《女铎》在教育、家政、职业等领域构建起独立的话语体系。这种文化抵抗虽不似参政运动激烈，却为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奠定了更坚实的基础。
5. 温和女教观的生成逻辑：基于《女铎报》的历史考察
《女铎》是由广学会在上海创办的基督教女报。作为英美传教士主导的出版机构，广学会以思想启蒙和社会改革为宗旨([36], p. 178)。该刊倡导的温和女教观，与其基督教背景、传教士的社会改良思想及过渡性作者群体特征密切相关。
5.1. 作为“女界木铎”的范导使命
《女铎》名称源自《尚书》“木铎徇于路”的政教意象，取“振铎警众”之意。这种定位在创刊文献中有清晰表述：“使中国女界无论在家在校，已学为学，皆得藉此铎以振之警之，俾于嘉言懿行，各知奋勉，于新学真理”。浸礼会传教士李提摩太是创办《女铎》的主要推动者，他早在19世纪末即关注妇女问题，但因“识字妇女不多”暂缓创办妇女报刊。[38]民国成立后，他敏锐捕捉到“政改共和，女子解放”的时代趋势，担忧激进思潮可能导致中国女界“侈谈自由，出乎理法之外”[39]，特委托美以美会传教士亮乐月创办《女铎》，旨在“于黑暗昏霾之女界中，启光明之导线”。而亮乐月的办刊理念深受其双重文化身份的影响，作为“帝国时代传播福音”的女传教士，她一边要忠于差会的职责，一边要极力维系女性生活的神圣核心，即家庭[40]。在19世纪末美国的妇女运动中，大部分被组织起来的妇女大概都不支持妇女参政运动([41], p. 85)。亮乐月将美国经验与中国实际结合，主张通过家政教育培养“国民之母”，以渐进方式实现女性解放。
5.2. 基督教伦理的双重影响
作为基督教女报，基督教“博爱”思想奠定了《女铎报》的温和底色。《女铎》将“爱人如己”([42], p. 74)教义转化为女权实践的伦理准则，塑造了刊物“自我完善优于暴力反抗”的改良基调。亮乐月在《远游警言》中强调的“柔和之德”[16]，正是基督教非暴力思想的具体化表达。这种伦理取向使《女铎》在处理性别问题时，始终保持温和克制的立场，主张通过教育启蒙而非激进手段实现女性解放。基督教“家庭作为社会基石”的理念，为《女铎》的家政教育主张提供了神学依据。新教传统将女性角色定位为“国民之母”，她必须具备好妻子和好母亲的双重标准。新教徒反对僧侣独身的观念，他们建立了一种新的基督教生活模式，即虔诚的牧师家庭。这种模式意味着尽妻道、做家务、做母亲是妇女法定的职业，祥和的家庭是建立有序社会的基石。这便是初创时期的《女铎》格外重视女子家政教育的原因。
5.3. 《女铎》主要作者群体建立在传统和现代的冲突嬗变之上的女性观
初创时期《女铎》主张温和的女子教育观念，源于主要作者们在传统与现代冲突中形成的女性观。作者群体以南京汇文女校等新式学堂学生为主(见表1)，她们亲历清末民初的社会变革，女性观既受“三从四德”等传统伦理浸染，又受到西方平等思想影响。在探讨新女性角色时，作者们并未完全否定传统形象，而是尝试在家庭责任与社会参与间寻求平衡。
Table 1. Main authors and number of articles in “The Woman’s Messenger” between 1912 and 1919
表1. 1912~1919年间《女铎》主要作者情况及文章数量表
姓名 |
数量(篇) |
代表文章 |
备注 |
袁玉英 |
242 |
妇女不善节制之原因及其结果 |
南京汇文女子大学堂 |
李冠芳 |
106 |
中国社会如何可以平等 |
上海中西女塾 |
郑申华 |
73 |
适宜之家教 |
上海圣玛利亚女学 |
周澈朗 |
64 |
家庭教育问题 |
南京汇文女子大学堂 |
李贤贞 |
29 |
女界之社会礼节 |
南京汇文女子大学堂 |
陈凤姿 |
29 |
母子之关系 |
南京汇文女子大学堂 |
黄馥秀 |
24 |
治孩必先自治 |
南京汇文女子大学堂 |
资料来源：《女铎》全宗(1912~1951)，上海市档案馆整理，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5.4. 应对时局的生存智慧
初创时期《女铎》倡导温和改良主义，格外重视女子教育。这一办刊方向与民初复杂政局密切相关。作为“与民国同时诞生”的刊物，《女铎》创刊于1912年，历经袁世凯复辟、二次革命、护法运动等政治动荡。同期的《神州女报》选择激进路线，该刊1913年创刊后，在社论中直接评论《保皇党魁得为民国总理乎》《宋先生被刺之原因》等敏感时政议题，因触及政治禁忌，仅出版三期即停刊。《女铎》则采取差异化策略。它坚持中立立场，将内容聚焦于女子教育与女界事务。虽设置“论说”“近闻”等栏目，却规避直接批评时政，转而报道女青年会活动、女子学校动态等社会议题。刊物较少涉及“保皇派组阁”等政治争议，而是持续关注“家庭卫生”“儿童教育”等实用话题。这种“去政治化”的生存智慧，使《女铎》在民初动荡中实现持续办刊。通过专注女性启蒙而非政治博弈，刊物既避免了激进言论带来的风险，又为女性议题保留了长期发声的平台，成为近代中国女性教育传播的独特样本。
6. 结语
戊戌维新以后，妇女运动兴起，女性意识开始觉醒，但公共话语中男性仍占据主导，女性自我表达空间被压缩。在此背景下，初创时期的《女铎》选择以温和姿态介入女性议题，主张平衡传统与现代女权观念，强调教育赋能而非激进抗争。这种温和路径虽未完全突破传统框架，却为女性争取权益提供了可操作的过渡方案。《女铎》在1912~1919年间，发表文章超3000篇，覆盖教育、卫生、家庭等多领域，形成稳定的女性发声空间。通过温和启蒙的理念，刊物培育了一代知识女性的主体意识，如汇文女校学生袁玉英、周澈朗等，以本土化写作实践构建了“责任与权利并重”的女性形象。百年后回望，《女铎》的价值在于展现了性别平等的一种渐进可能：真正的变革未必需要颠覆传统，而是通过教育启蒙、文化渗透与制度兼容，实现权利的渐进扩展。当现代社会仍在探讨家庭与职场、传统与创新的性别平衡时，这份百年前的刊物提供了历史镜鉴——性别平等的本质，是不同群体在对话中形成共识，推动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