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目的：文化发生学视阈下，鱼台木版年画的符号构建是地理环境、历史传统与社会变革共同作用的结果。本文以山东省济宁市鱼台县木版年画这一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为研究对象，系统梳理其自唐朝至当代的符号演变脉络，重点分析不同历史时期题材、技艺与传播载体所形成的符号系统。实地考察发现，鱼台木版年画通过吉祥图案的语义编码、历史典故的视觉转译、技艺传统的代际延续，构建了兼具地域特色与文化共性的符号体系。这一过程既体现鲁西南农耕文明的基因延续，也揭示了民间艺术在社会变迁中从“民俗工具”到“文化标识”的符号转型逻辑。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genetics, the symbol construction of Yutai woodblock New Year paintings is the result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historical traditions, and social changes. This paper takes the woodblock New Year paintings of Yutai County, Jining City, Shandong Province—a provincial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as the research object, systematically sorts out the evolution of its symbols from the Tang Dynasty to the present, and focuses on analyzing the symbol systems formed by themes, techniques, and communication carriers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 Field investigations show that Yutai woodblock New Year paintings have constructed a symbol system with both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and cultural commonality through the semantic coding of auspicious patterns, the visual translation of historical allusions, and the intergenerational inheritance of technical traditions. This process not only reflects the genetic continuity of agricultural civilization in southwestern Shandong but also reveals the logic of folk art’s symbol transformation from “folk tool” to ”cultural symbol” in social changes, providing a theoretical reference for the living inheritance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1. 引言
图像叙事是艺术家创作出来的建构性符号系统，艺术家在塑造图像和选择叙事方式时，根据自己所处的时代环境、艺术经验、思想情趣等来选材、构思、表达和创作[1]。这一特性在鱼台木版年画中尤为显著：艺人通过木雕造型的语义编码(如“蝙蝠”喻“福”、“柿子”喻“事”)其符号系统既保留“以图言事”的传统功能，又随社会变迁不断重构，它不仅是民俗艺术，更承载着社会变迁的深层逻辑，为解读文化符号的生成提供了鲜活样本。
2. 文化发生学视阈下的木版年画题材生成语境
2.1. 文化发生学的理论内核
文化发生学认为，精神符号的形成是地理环境、历史传统与社会变革共同作用的结果。鱼台县地处鲁西南，黄河冲积平原的封闭地理环境孕育了稳定的农耕文明，形成以血缘、地缘为纽带的乡土社会结构。这种结构下的集体生活方式，为木版年画符号注入了重视集体联结的基因——无论是祈福纳祥还是伦理教化，均以融入集体、契合大众共识为核心语义。
2.2. 符号构建的文化根源溯源
鱼台木版年画的文化发生根植于双重传统。
儒家伦理文化：东周时期属齐鲁之地，“仁爱”“忠义”思想深植地域文化。秦将蒙恬“驻守边疆、安定一方”、三国诸葛亮“鞠躬尽瘁”等历史典故，通过民间口传文学融入年画题材，使“忠义”“孝亲”成为符号系统的核心语义。
民俗信仰传统：农耕社会对“丰饶”“平安”的现实诉求，催生了《五谷丰登》《六畜兴旺》等题材，将自然崇拜与生活愿景转化为可视化符号，形成“祈福——生活”的语义链条。正如文化发生学视阈下对民俗艺术的解读，这类符号既满足了底层民众的精神需求，又通过“纸画”等载体成为连接物质生活与精神世界的纽带。
2.3. 技艺传统与符号潜能
木版年画采用梨木刻板、矿物颜料套印，其工艺特性决定题材呈现方式：唐朝初创期受雕版印刷技术限制，以单色素描式神像为主，符号语义单一；北宋实现技术突破，郭若虚《图画见闻志》记载的“镂版印染”标志着多色套印出现，金代《东方朔盗桃图》作为现存最早套色实物，证明此时已能通过色彩层次丰富符号表达；明清时期技艺成熟，发展出多色套印的复杂构图，使符号系统趋于丰富——色彩上以红、绿、黄为主调(红喻喜庆、绿喻生机、黄喻丰收)，构图上饱满对称(暗合“圆满”理念)，为符号的多元化奠定技术基础。
3. 唐至明清：从单一符号到系统符号的积淀
3.1. 唐代：与民俗符号的初始融合
据考证，雕版印刷起源于唐代[2]，最早有确切纪年的单色雕版印刷实物是唐代《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卷首的《祗树给孤独园》[3]，构图受敦煌壁画影响，线条流畅但题材单一。随着农耕文明发展，逐渐衍生出《五谷丰登》等民俗题材，唐代雕版向“日历等日常用品”扩展[4]。
3.2. 北宋：少数民族形象的介入
宋代市民文化兴起，北宋末期木版年画已经出现少数民族形象[5]，门神形象已由汉代的神荼、郁垒，唐代的秦琼、敬德，拓展到“饰金门神”、“番将门神”[3]，其夸张的造型与强烈的色彩对比，暗含“驱邪禳灾”的民俗心理。
3.3. 明清：吉祥符号体系的成熟
明清时期鱼台木版年画进入鼎盛，在鱼台西部的李阁镇、鱼城镇形成较大的产业形态[6]，且创作题材比较集中，主要表现在纳福驱邪、教化劝诫、民情风俗等几个方面([7]: p. 284)，形成完整的吉祥题材体系。
谐音寓意类：如“十子送囍图”以“柿”喻“事”，“蝠”喻“福”，色彩以红、绿、黄为主调，构图饱满对称，既体现儒家“中庸”美学，又暗含对家庭和睦与生活顺遂的美好期许。
神话传说类：“观音送子”图案将家庭伦理与社会秩序相勾连。
历史典故类：“王华买爹”“丁郎刻木”等孝亲故事成为主流。
4. 近现代：符号系统的转型与丰富
20世纪以来，社会结构转型推动年画符号创新。杨冬指出年画“从一开始就是为商品生产而创造的艺术”[8]，这种属性使其能快速响应时代需求：知识分子改良年画内容形式，创作《减租会》等作品，将“平等”“民生”等新语义注入符号系统，延续了宋代“年画作为启蒙媒介”的传统。
5. 当代：非遗语境下的符号传承与挑战
5.1. 符号传承的活态实践
抗战胜利后，木版年画的题材创作转向以和平、喜庆为核心的表达范式，深刻映射出民众对安定生活的热切期盼与美好愿景。这类题材通过吉祥纹样、民俗故事等艺术载体，将个人命运与时代脉搏相连的朴素认知与幸福追求相融合，形成具有时代特征的文化符号体系。
5.2. 符号延续的现实挑战
在工业化与现代化进程加速推进的背景下，受大众文化传播方式变革与审美趣味嬗变的双重影响，木版年画逐渐淡出公众日常视野。今年暑期，我们“三下乡”社会实践团，专程拜访了济宁市鱼台县的陶运航先生，作为鱼台木版年画传承人，他始终秉持文化自觉，坚守传统技艺传承阵地[9]。在与他的交流中，我们不仅深入了解到鱼台木版年画的发展脉络，更从他的讲述里清晰感知到这一传统艺术的题材演变轨迹，每一类题材的更迭都折射着不同时代的生活图景与民众精神诉求。时至今日，他仍严格遵循“选料–刻版–套印”的传统工艺流程，完整保留木版年画的历史质感与艺术精髓；同时积极拓展传承路径，通过开设公益研习课堂等形式，系统阐释木版年画的艺术美学特征与工艺技术体系，有效推动这一传统艺术形态的活态传承。
6. 结论：符号建构的历史逻辑与当代价值
从唐代到当代，鱼台木版年画的符号构建经历了“单一祈福符号——伦理规范符号——地域文化符号”的三重转变。这一过程本质上是文化发生学“环境——传统——社会”三要素互动的结果：鲁西南的地理封闭性孕育了集体主义符号基因，儒家伦理与民俗信仰提供了符号语义内核，社会变革则推动符号系统不断丰富。
作为省级非遗，鱼台木版年画的符号构建不仅记录了民间艺术的演变轨迹，更揭示了非遗符号“传统与现代共生”的传承规律。在当代语境下，唯有深入挖掘其符号的文化内涵，推动技艺传承与创新实践的结合，才能使其持续成为地域文化认同的核心载体，为地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提供生动支撑。
基金项目
2025年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项目。
NOTES
*通讯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