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乡土情感作为人文地理学的核心议题之一，反映了人与特定地域之间的情感联结与文化认同。随着全球化与城市化进程的加速，乡土情感的变迁成为中西方学者共同关注的焦点。然而，由于文化背景、社会结构和研究范式的差异，中国与国外在乡土情感研究的定义、内容、方法及研究趋势上呈现出显著差异。
国外对乡土情感的解释主要源于迁徙流动的人对原居住地的思念之情，这种情感最早在17世纪被视为一种生理疾病，但随后随着心理学等学科的发展，逐渐被解释为一种心理症状[1]。怀旧Nostalgic一词也是在17世纪由瑞士的内科医生提出，最初同样被视为一种生理上的疾病，即“the pain a sick person feels because he is not in his native land, or fears never to see it again”[2]，在解释怀旧情感时，也更多地是从心理学、认知神经学、精神病学等学科视角进行审视，强调其作为一种心理或生理反应的特点。后来随着时代演变及相关学科的发展，对怀旧内涵的认识，经历了生理病症、心理学现象、现代化反思三个阶段[3]，最后才逐渐转变为一种情绪体验。后来，社会学、心理学、神经科学、地理学、消费者行为学、民俗学等多个学科分别从各自的学科视角出发，探讨怀旧的形成机理与实际应用，进一步推动了怀旧研究的深入和扩展[4] [5]。近年来受后人类主义的影响，国外学者的研究进一步引入“非人类行动者”(如动植物、景观)的情感联结，拓展了乡土情感的生态边界并且关注边缘群体在城市化中的情感剥夺问题，强调情感资源的公平分配[6]。
中国学者倾向于从“人地关系”视角定义乡土情感，强调人与土地的物质依赖和文化共生。例如，国内研究将乡土情感视为“个体或群体对故土自然环境、文化习俗和社会关系的依恋与认同”，其核心是“乡愁”与“地方性知识”的结合[6] [7]。因此中国的怀旧研究不使用Nostalgic这个词，而是使用乡愁、乡土情感、乡土情怀等词汇，如邓遂、程启平、张春宝将乡土情感概括为“现在或者曾经在乡村生活的人对家乡、土地和土地上的人所产生的一种思念、依恋的归属感的总称[8]。”李景韬、刘华荣为乡土情怀赋予了一个更为宽泛的概念，乡土情怀是“每个人基于与生俱来的地缘、血缘，对家乡(无论是乡村还是城市)的历史、风土人情、物产名胜的自豪与热爱之情，对家乡土地和父老乡亲的依恋，对家乡发展进步的关心与反哺。”[9]还有学者采用乡土情结一词，罗晓翔认为乡土情结蕴含两层含义，一是安土重迁，不轻易离开家乡；二是即使离开家乡，也只是将异乡看作住所，没有情感上的融入[10]。李洲秀、陈绍山则认为乡土情结不止在感情层面，除了心理上人们对自己和家族的家乡、祖籍的眷恋，还有生活习惯和饮食上的地方性特色，以及对家乡方言的赞同[11]。这些定义与传统文化中的“安土重迁”思想密切相关，尤其在乡村振兴政策背景下，乡土情感被赋予“文化传承”与“社区重建”的双重使命。此外，中国的研究视角也十分与众不同，中国学者很少研究怀旧是如何产生、作用和发展的，他们的研究多围绕农村空心化与情感疏离[12]、方言与文化传承危机[13]等快速城市化引发的社会问题展开，并从教育学、社会学视角运用实证主义研究方法来洞察乡土情感蕴藏的内在价值以及如何利用这种情感价值来解决上述社会问题。
如上述所说，中国的乡土情感研究存在独特性，其本质是中国的乡土文化以及人民的乡土情感与其他国家截然不同[14]。那么，在城市化背景下全球人民的乡土情感都在变淡已经成为共识之时，中国人的乡土情感是如何变化的呢？王畅在中国黑龙江省开展的代际比较研究得到的结果显示[15]：目前中国的年轻人几乎都没有耕种劳作的经历，所以很少怀有对土地的依恋，他们的乡土情结主要由家乡的亲人朋友所提供的情感纽带以及对幼时轻松愉快的生活记忆的怀念构成，但是“承欢膝下”和“达则兼济天下”等儒家思想的主张还是深埋于他们的思想中。因此我们不难发现，在全球范围内，随着乡土情感普遍变得淡薄，中国人也不例外。然而，在他们的乡土情感中，似乎有一部分并未受到这种趋势的影响。
维果茨基的文化历史发展理论认为，人类特有的高级心理机能(如抽象思维、逻辑记忆)并非直接源于生物成熟，而是通过社会文化中介发展而来。个体在与更有经验的他人的社会互动中，借助语言等文化工具符号系统进行调节，这些外部使用的符号工具和互动模式，经过反复实践最终内化为个体的内部心理结构和思维过程，从而实现心理发展的社会文化传承。该理论为探究乡土情感这一复杂心理机制提供了适切的理论框架。
因此，本文将从中国人乡土情感的起源、形成和转变三个方面，运用维果茨基的认知发展理论深入探讨中华文明悠久历史中乡土情感的演变脉络。
2. 中国人乡土情感的起源
中国人的乡土情感，作为一种深植于民族血脉中的文化元素，其起源可追溯至中华文明早期阶段的地理环境、经济模式与原始信仰的交织。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因独特的自然条件成为农耕文明的摇篮。黄土地疏松肥沃的土壤特性，使得木石农具即可开展耕作，仰韶文化的粟作遗存与半坡遗址的壕沟聚落，揭示了先民对土地的深度依赖。长江流域的河姆渡文化则通过“火耕水耨”改造沼泽湿地，形成“饭稻羹鱼”的生存模式。这种地理馈赠催生了定居农业，迫使人类结束游徙生活——陕西姜寨遗址的环形村落布局，印证了土地投入的长期性与固定化特征。甲骨文中“年”字的谷物象形，以及贾湖遗址出土的骨笛与稻壳碳化物，共同诉说着先民对作物生长周期的精准观测，由此建构起“春种秋收”的时间循环认知。
土地不仅是生产资料，更在原始宗教中完成人格化转型：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的祭坛遗迹，昭示着“社祭”传统的萌芽，《礼记》记载的“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将土地升华为具有神性的存在。这种物质与精神的双重绑定，在氏族社会中进一步深化——杨官寨遗址的居住区与墓地同域分布，暗示生死皆系于特定土地的早期观念；至西周时期，井田制通过“九夫为井”的空间网格规训个体生存，社稷祭祀制度将土地崇拜纳入国家意识形态，《楚辞·招魂》“魂兮归来”的巫术咒语，更将死后灵魂必须归葬故土的执念植入集体记忆。
地理环境和农耕经济是物质基础，但真正塑造乡土情感的“文化工具”是甲骨文中的“年”字、井田制的空间网格、“社祭”仪式、《礼记》的记载、《楚辞》的咒语等符号系统。这些文化工具承载了先民对土地的认知、情感和价值观，充当了人与土地之间心理关系的中介桥梁。外在的生存实践(耕作)、空间规训(井田制)、宗教仪式(社祭)和文学表达(《楚辞》)，又经过反复实践和历史沉淀，将外部的地理空间和物质依赖，转化为内在的、深刻的情感归属和文化认同。所以这种起源阶段的乡土情感，本质上是由生存必需催生的空间归属、由血缘组织固化的地域认同、由原始信仰建构的神圣认知共同熔铸的文化胚胎。
3. 中国人乡土情感的形成
乡土情感从原始胚胎发展为成熟的文化范式，历经周代至明清的伦理重构、符号强化与社会实践，最终形成兼具伦理约束、审美意蕴与制度保障的复合体系。
儒家伦理为其注入核心价值基因[16]：《论语》“父母在，不远游”将赡养责任转化为守土义务，《礼记》描绘的“大同社会”以井田制为理想蓝本，王阳明“心即理”学说将耕作升华为修身之道。这种伦理编码在科举制度下与“耕读传家”传统深度融合，使土地既是物质根基又是道德场域——范仲淹创设的义庄制度，通过族田收益实现宗族互助，将经济保障与伦理责任捆绑；明清徽州民居“四水归堂”的建筑格局，隐喻着财富积累与家族凝聚的双重诉求。
文学艺术则完成审美体系的建构：从《诗经》“鸡栖于埘”的田园牧歌，到陶渊明“归去来兮”的精神返乡，诗词传统将乡土塑造为对抗世俗的精神净土；宋代山水画“可居可游”的理念，通过《溪山行旅图》等作品将自然景观转化为心灵栖所；地方志编纂催生的“潇湘八景”等文化符号，使地理空间获得诗意化命名与集体记忆。
宗族制度通过物理空间固化情感联结[17] [18]——祠堂、族田、祖坟构成三位一体的宗族地标，宋代以降普及的族谱编修(如《欧阳氏谱图》)，将家族叙事与地域沿革深度交织；明清“湖广填四川”移民潮中，“太原堂”“陇西堂”等堂号成为跨越时空的原乡标识。历史动荡反而强化了情感韧性：永嘉之乱后客家人“宁卖祖宗田，不忘祖宗言”的坚守，安史之乱中杜甫“月是故乡明”的千古咏叹，近代鲁迅笔下“鲁镇”与沈从文“边城”的文学重构，均在断裂中延续着乡土记忆[19]。
在乡土情感的代际传递中，传统社会依赖祠堂祭祀、口述历史、族谱编纂等物质性与象征性工具，将集体记忆与社会关系内化为个体的文化认同，体现了“外部社会活动向内部心理过程转化”的内化机制。这种情感最终在制度、伦理、审美三维度完成定型：土地既是宗法社会的空间锚点，又是儒家伦理的实践载体，更是文人精神的诗意镜像，构成中华文明的文化拓扑结构。
4. 中国人乡土情感的转变
中国人的乡土情感，历经数千年的农耕文明沉淀，在改革开放后的现代化浪潮中经历了前所未有的裂变与重塑。这场转变既包含物理空间的疏离、文化符号的解构，也涉及情感模式的转型。然而，深入观察当代年轻人的行为逻辑与精神世界，会发现传统乡土情感的内核——对血缘纽带的珍视、对文化根源的追寻、对精神归属的渴求——依然在数字时代的夹缝中顽强延续，并以更具弹性的方式融入现代生活[20]。
4.1. 解构与疏离：乡土情感的现代性冲击
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剧变，从根本上动摇了乡土情感赖以生存的传统结构[21]。1980年代后，中国城镇化率从不足20%跃升至65%以上，2.9亿农民工的候鸟式迁徙，彻底打破了“生于斯、长于斯”的地域绑定[22]。城市商品房制度与农村宅基地政策的割裂，制造出“回不去的故乡”[23]——年轻人春节返乡时，既无法适应乡村的生活方式，又难以在城市获得身份认同，这种错位催生了“悬浮世代”的集体焦虑[24]。
传统宗族制度的瓦解加速了情感载体的消逝[25]。据民政部数据，全国自然村数量从2000年的363万个锐减至2020年的236万个，平均每天消失80个村落。祠堂祭祀、族谱修订等仪式活动在城市化进程中逐渐式微，年轻一代对“五服制度”“堂号源流”的认知愈发模糊。当广东潮汕地区仍有80%的家族保留冬至祭祖传统时，“95后”群体中能完整背诵三代以上祖先名讳的比例已不足15%。
文化符号系统也在消费主义浪潮中发生异化。传统乡土社会以“土地–血缘–礼俗”构建的稳定三角，被现代社会的“资本–流量–数据”新秩序取代。短视频平台中，“乡村网红”通过表演插秧、赶集等场景收割流量，真实的农耕生活被解构为猎奇景观；电商平台上，腊肉、糍粑等乡土食物脱离节令语境，成为全年可购的标准化商品。这种符号的抽离与重组，使得乡土记忆从集体经验退化为可消费的文化碎片[26] [27]。
数字技术的介入重塑了“内化”过程：一方面，数字平台成为新型“文化工具”，重构了乡愁的表达与传递路径(如“云返乡”替代实体仪式)；另一方面，技术中介也引发了工具与目标的根本性矛盾——当算法流量逻辑取代宗族礼俗、虚拟符号消费解构真实农耕经验时，技术从“传递文化的工具”异化为“定义文化的权力主体”，扭曲了社会文化环境对情感发展的引导作用。这种异化印证了维果茨基对“工具使用可能重构甚至压制主体性”的警示，揭示数字乡愁困境的核心在于技术中介系统与文化历史脉络的断裂。
4.2. 重构与新生：乡土内核的韧性延续
尽管物理联结弱化，但文化传承的深层韧性仍在发挥作用[28]。国家卫健委2023年春运数据显示，全国旅客发送量达21亿人次，其中72%为返乡探亲。这种周期性迁徙已超越单纯的家族团聚，演变为对文化身份的确认仪式。
情感传递方式发生创造性转化。当实体空间消逝，数字技术成为维系乡土记忆的新载体。B站“乡村基建”类视频播放量超5亿次，年轻人通过观看老屋改造、古法酿酒等内容完成“云返乡”；《中国国家地理》杂志发起的“家乡记忆地图”计划，吸引200万用户上传方言、民俗等数据，构建起数字时代的文化档案馆。更微妙的是，年轻人将乡土元素融入现代生活：上海白领在阳台上种植老家蔬菜种子，成都咖啡馆推出“盖碗咖啡 + 竹椅”混搭产品，以上皆是传统依恋的变体表达。
文化认同通过新介质焕发活力。李子柒短视频的全球走红，证明乡土美学仍具强大感染力——她的镜头虽过滤了真实的劳作艰辛，却精准触动了现代人对“田园牧歌”的集体想象[29] [30]。这种想象正在转化为实际行动：2023年“大学生返乡创业”人数突破120万，他们带着电商运营、品牌设计等技能回归乡土，在贵州侗寨开发草木染文创，在浙江丽水打造“云上茶园”，用现代思维激活传统资源发展“情感经济”[31]。
4.3. 超越与升华：新时代的情感拓扑
当代年轻人的乡土情感，正在突破地理边界，演变为更具包容性的文化认同。基因检测服务的兴起，使得“寻根问祖”突破族谱的物理限制；《中国姓氏大辞典》在社交平台的走红，反映年轻人试图通过姓氏源流重建断裂的身份叙事。这种认同甚至跨越海峡——中国台湾青年在大陆拍摄《我在福建修族谱》纪录片，展现闽台宗祠文化的同源性，证明乡土情感能超越政治隔阂[32] [33]。
生态意识的觉醒重塑土地价值[34]。云南哈尼梯田入选世界遗产后，95后返乡青年组建“梯田守护者联盟”，将传统耕作与碳汇交易结合；内蒙古草原的年轻人用无人机监测草场退化，古老的游牧智慧与卫星遥感技术共同维系土地可持续性。土地从“家族私产”升华为“生态公器”，这种认知转变暗合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理念的现代诠释。
元宇宙技术正在创造情感新维度。浙江乌镇推出“数字孪生古镇”，游客可通过VR参与虚拟祭灶神、放河灯等活动；腾讯“数字长城”项目让年轻人线上修复烽火台，在交互中重构历史认同。这些实验虽未完全替代实体经验，却为离散时代的乡土情感提供了存储与传递的新容器。
4.4. 淡化表象下的深层延续
表面看来，当代年轻人的乡土情感似乎日渐稀薄：他们不再执着于叶落归根，对宗族礼俗的遵从度降低，甚至用“断亲”表达对传统的反叛。但从深层次观察，这种“淡化”实质是情感载体的迁移而非内核消解[25]——当年轻人将族谱扫描成电子文档、用无人机拍摄故乡全景、在《动物森友会》中复刻童年院落时，依然延续着对根源的追寻。正如费孝通所言：“乡土社会的解体不等于乡土性的消失。”在全球化与数字化的双重语境下，中国人的乡土情感正在完成从“土地依附”到“文化认同”、从“物理返乡”到“精神原乡”[35]的范式转换，其坚韧的文化根基，依然在新时代的土壤中悄然生长。
5. 中国人乡土情感核心未变之缘由
维果茨基的认知发展理论为理解中国人乡土情感的传承提供了理论支撑。依据文化历史发展理论，工具使用导致人类适应方式的革新。工具生产中凝聚了社会文化知识经验，使心理发展受社会历史规律制约。维果茨基将心理机能分为自然、直接的低级心理机能和社会、间接的高级心理机能。低级心理机能是生物进化的产物，高级心理机能是社会文化历史发展的产物。认知发展的本质是低级向高级心理机能转化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历史传承、社会规范、家庭和学校教育影响儿童认知发展。从该理论看，中国人乡土情感根深蒂固的原因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5.1. 历史传承的连续性
依据维果茨基的文化历史发展理论，人的心理发展是与历史传承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复杂过程，历史传承在其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影响作用。在中国语境下，乡土情感绝非仅仅是一种单纯的情感，而是作为一种极为深厚且内涵丰富的文化积淀而存在的。这种情感在漫长的历史演进中，犹如涓涓细流汇聚江河般，已经深深扎根于中华民族的历史血脉之中，成为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数千年的悠悠岁月中，乡土情感凭借着家族传承、社会风俗传承以及文化教育传承等多样化的方式实现了在代际间的延续传承。
5.2. 社会文化的稳定性
中国社会自其诞生以来，已然历经了漫长且错综复杂的历史进程。虽然在这悠悠岁月之中，社会历经无数次的变革洗礼，但乡土文化却宛如一座巍峨的海中孤岛，始终屹立不倒。乡土文化涵盖乡村的家族观念、乡规民约、风土人情、传统技艺以及各种民俗活动等诸多内容。它犹如一条坚实的线，将分散各处的农民个体紧紧串联起来，进而成为编织整个社会大网不可或缺的根基性材料。个体在乡土文化熏陶下形成对家乡的深厚情感并延续终身；群体因共同的乡土文化根基，实现了乡土情感在代际和地域间的传承，确保其千年延续。
5.3. 语言与符号系统的内化
维果茨基着重强调了语言与符号系统在心理发展进程中具有重要作用。在中国文化语境里，乡土情感借助语言、文字、诗词、歌谣等丰富多样的符号形式得以表达和传承。这些符号系统意义非凡，不仅详细记录下了乡土生活的方方面面，更在悄无声息间塑造着人们内心深处的乡土情感。语言是人们表达乡土情感最直接、最日常的途径。不同地区的方言，蕴含着当地人对乡土的独特认知与深厚热爱。文字以更加深邃、持久的力量，记录着乡土生活的丰富多彩。从古老的县志到民间的族谱，文字如同一把刻刀，镌刻下故乡的变迁、家族的兴衰，以及一方土地上风俗的演变历程。诗词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的瑰宝，是乡土情感高雅的寄托。这些诗词跨越时空，将不同时代人们的乡土情感紧密相连。民谣里通俗易懂且朗朗上口的歌词，是儿童对家乡最初的认知与记忆，伴随一代又一代的人成长，在潜移默化中塑造了人们根深蒂固的乡土情感。
5.4. 家庭与社区的影响
在中国文化里，家庭和社区是乡土情感的重要载体。家庭，作为社会的基本细胞，宛如一个情感凝聚力强大的核心。家庭成员之间的亲情深厚，这种联系是与生俱来的，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加强。晚饭后，祖辈们会讲述家族在这片土地上的起源、先辈们如何开垦耕作以及如何应对自然灾害和战乱的故事；父母通过保存故乡的老物件、坚持传统习俗等方式，向孩子们传授对故乡的热爱；当家庭成员在远方遇到困难时，家庭会成为他们坚实的后盾，提供物质和精神上的支持，这个过程加深了对家庭纽带和乡土根源的珍视。社区，作为众多家庭的聚集地，就像一张包容而坚固的大网。邻里之间关系紧密，相互关心和照应。社区中的长者们仿佛是乡土文化的守护者，他们口口相传本地的风土人情、古老传说和独特技艺。社区在举办红白喜事时，全体成员都会积极参与，通过这种协作，社区的凝聚力得到增强，也让大家对共同的乡土社区有了更强烈的归属感。因此，乡土情感成为了中国人内心深处持久而强烈的情感纽带。
5.5. 地理环境的稳定性
在中国长达数千年的漫长历史长河之中，尽管这片土地上的地理环境并非一成不变，但与其他文明相比，仍然保持着相对较高的稳定性。这种稳定性为乡土情感的持续存在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适宜的自然条件。在这样稳定的地理环境中，人类世代繁衍，与自然环境相互作用，形成了独特的乡土文化和乡土情感。每个地区的人们都根据当地的地理环境和资源条件，发展出了适应性的生产生活方式，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各自的文化传统和社会习俗。例如，江南水乡的人们依水而居，以渔业和水稻种植为生，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水乡文化；而黄土高原的居民则依靠耕种旱地作物，形成了深厚的窑洞文化和黄土文化。因此，中国地理环境的相对稳定性为乡土情感的持续存在提供了物质基础和自然条件，使得乡土情感能够在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历经岁月的洗礼而愈发深厚。
6. 结论与讨论
6.1. 结论
中国传统文化蕴含着对土地的深厚历史记忆，从神话传说至民间信仰，再到语言文字，土地的痕迹无处不在。对土地的眷恋构成了中国文化的核心要素，对中国人的文化心理和行为逻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尽管社会结构和经济体制的变革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培育乡土情感的基础，但其根本并未受到动摇。在全球化与数字化的双重背景下，中国人的乡土情感正经历从“土地依赖”向“文化认同”、从“物理返乡”向“精神寻根”的转变，其坚韧的文化根系在新时代的土壤中继续生长。从文化历史发展的理论视角审视，中国历史的连续性、社会文化的稳定性、语言与符号系统的内化、家庭与社区的影响，以及地理环境的稳定性等因素共同塑造了中国人深沉的乡土情感。
6.2. 讨论
虽然说中国人的乡土情感根基并未动摇，但是我们也不可否认数字技术在重构乡土情感延续路径的同时，也催生了乡愁的商品化、算法化与虚拟化异变，暴露出深层矛盾。其一，乡愁的商品化虽拓展了情感表达，却将复杂的乡土记忆简化为可消费的符号，导致情感价值空心化与文化真实性遮蔽——真实的农耕艰辛被过滤，地方性知识沦为都市审美的猎奇景观，加剧了城乡文化权力不平等。其二，算法驱动的乡愁通过数据流量化情感，窄化认知维度并规训情感体验，使乡愁沦为可预测的数据模型。其三，虚拟在场的悖论(如VR祭灶、数字孪生古镇)试图弥合地理疏离，却陷入“连接的幻觉”：技术模拟无法替代实体空间的具身性互动，反可能削弱真实返乡动力；预设的虚拟叙事更干预记忆自主重构，使个体记忆面临同质化危机。尤为严峻的是，技术鸿沟使数字素养弱势群体遭遇新型情感隔离，解构了“延续”的普遍性承诺。这些异化现象揭示，数字乡愁在延续情感表象下，正经历情感剥离、认知窄化与真实性消解的风险。守护费孝通所言“乡土性”的精神内核，亟需警惕技术对情感本真性的侵蚀，在虚拟便利与实体纽带、算法效率与人文复杂性之间寻求辩证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