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2022年党的二十大报告将“加快建设数字中国”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并置，为乡村文化振兴提供了新的坐标。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加快建设农业强国，全面推进乡村振兴[1]。乡村文化振兴不仅是乡村振兴的迫切需求，更是其强大的内在动力。安徽省作为我国传统农业大省，不仅拥有丰富的徽文化资源，而且在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建设上也不断加大投入。在乡村振兴战略全面实施与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时代交汇点上，乡村文化振兴作为乡村振兴的“灵魂工程”，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技术赋能与范式重构。报告中也明确提出“加快建设数字中国”的战略目标，并将数字技术定位为驱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在这一宏观背景下，安徽省积极响应国家号召，依托深厚的文化资源禀赋和不断完善的数字基础设施，积极探索数字经济赋能乡村文化振兴的特色路径，力图将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乡村发展优势。
数字技术目前已经成为带动安徽产业发展的新引擎，成为一种新的生产发展要素。安徽省委网信办充分发挥互联网优势作用，着力抓好数字乡村建设和网络文化服务，不断弘扬乡村文化主旋律、凝聚乡村振兴正能量，取得积极成效。通过制定《安徽省数字乡村发展行动计划(2022~2025年)》和数字乡村建设年度工作要点[2]，推动我省数字乡村建设规范有序开展。积极总结提炼长丰、金寨、砀山、歙县4个国家数字乡村试点县建设经验，探索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优秀做法，并督促指导35个省级试点地区，探索契合当地数字乡村发展的路径、方法。近年来，安徽省也在乡村文化数字化领域开展了一系列创新实践：黄山市歙县瞻淇村的非遗鱼灯通过IP打造和沉浸式文旅体验设计，吸引大批年轻人返乡创业，带动旅游收入增长30% [3]。
然而，蓬勃发展的表象下，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依然突出。第50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全国农村网民仅占网民总数的27.9%，低于农村人口占比8.2个百分点，而60岁以上老年人因“不懂设备操作”和“文化程度限制”成为非网民主要群体[4]。专业人才断层现象同样严峻，传统工匠数字转型能力不足，年轻人才留乡动力弱化，如徽州板凳龙虽晋升国家级非遗，却面临“传承人高龄化、青年参与不足”的生存危机。文化资源转化效能不足导致“安徽现象”——坐拥丰富资源却难成产业优势，胡登峰等学者也在省领导批示的《大力培养数字工匠》报告中尖锐指出：文化资源转化效能不足、传统工艺现代转型迟滞、数字工匠队伍青黄不接等问题，正导致安徽传统文化产业陷入“大而不强”的困境[5]。此外，数字基础设施与服务供给的不均衡进一步加剧区域失衡，皖北地区乡村图书馆数字化覆盖仍旧不足。
本论文将以问题意识为导向，聚焦数字经济时代安徽省乡村文化振兴的深层问题与实践路径，深入探讨数字工匠培育体系、文化IP产业链构建等创新机制。研究旨在为破解“资源丰沛而转化乏力”的安徽困境提供分析与建议，推动乡村文化从“数字化生存”向“数字化繁荣”的历史性跨越，最终实现传统文化基因与数字文明浪潮的有机融合。
2. 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文化振兴的内在底蕴
乡村文化振兴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数字经济正是通过打破资源壁垒、整合生产要素、提升生产效率等多种途径赋能乡村振兴。为进一步释放我省乡村发展潜力，现下就急需充分利用数字经济的独特优势，从产业、企业、消费者等多个层面综合施策，不断塑造农业农村的新业态。在乡村文化领域，数字经济可借助先进技术手段来重塑传统文化的传承方式、传播路径与表现形态。当地农民也可通过社交媒体、短视频等数字化工具，强化文化交流，将非遗技艺、民风民俗等文化活动转化为可交互、可传播的数字资源，极大地丰富了农村文化生活，并有效促进了文化传承与创新。数字技术结合乡村文化振兴在促进乡村经济发展、提升乡村居民幸福感诸多方面都发挥了积极作用。
2.1. 文化资本转化：从资源禀赋到经济价值的理论跃迁
自20世纪6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威廉·鲍莫尔提出“成本病”理论后，文化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发展起来[6]。在西方国家，文化经济学最初主要是对博物馆和现场表演艺术进行经济分析，后来研究范围不断扩大。中国的文化经济学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早期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分析文化发展与管理中的经济问题。基于文化经济学理论来看，乡村文化振兴的本质是激活“文化资本”——即通过数字化手段将物质形态的文化资源转化为可交易、增值的知识资产。安徽省泾县的实践恰好就印证了这一理论：当地采用了高精度扫描技术保存宣纸制作技艺，其中包括108道工序的VR影像，使“宣纸”从传统工艺品升级为包含专利工艺的数字化文化资本，其衍生出的线上课程、数字藏品年收益远超往年。根据最近的安徽省文旅厅发布的新闻报道，数字经济政策扩散的区域失衡也会导致文化资本转化效能两极分化：皖北阜阳市因设备短缺(仅3个县配备3D扫描仪)、技术人才匮乏，文化资源数字化率不足，大量柳编、剪纸技艺正在面临“数字化失传”风险。这种差距不仅体现经济价值损耗，更暴露数字接入鸿沟对安徽省文化根基的影响。
2.2. 创意场域构建：数字技术驱动文化产业升级的边界条件
借鉴创意城市理论[7]，所谓“创意”，体现的是人类创造力的凝结。这可以凝聚在物质形态产品、环境方面，也可以凝聚在生活方式和体验场景中；可以用特定创意人群的聚合度来衡量，也可以用品牌或知识产权价值来表征。将“创意”与“城市”两大元素巧妙融合，鲜明地突显出创意作为城市的灵魂与风貌，而城市则成为创意实践的丰富资源与广阔舞台。成功的乡村文化IP就需要构建吸引“创意阶层”的生态场域。黄山市宏村通过“云端徽州”小程序整合汉服旅拍、AR古建导览、在线族谱编纂等功能[8]，吸引众多的返乡青年从事数字文旅创业，成功形成“文化IP–创意人才–消费升级”的正向循环。但由于该模式高度依赖技术适配性，安徽省宿州市砀山县试图复制该直播带货模式时，由于当地 5G信号不稳、短视频剪辑人才断层问题，45岁以上梨农仅少部分掌握电子设备的基础操作，导致大多数农产品直播账号逐渐停更。这也揭示产业升级的隐性前提：数字能力鸿沟的突破需匹配基础设施与人力资本投入，否则技术赋能将沦为“空中楼阁”。
3. 目前乡村文化振兴面临的发展困境
当前乡村文化振兴面临“四重困境”交织的严峻现实，这一现象并非仅限于安徽省，而是全国范围内的普遍问题。数字化时代放大了传统习俗与现代文明的冲突，移风易俗面临“技术赋能不足”与“文化惯性阻力”的挑战。乡村文化振兴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一环，但在实践中仍面临多重挑战，具体表现为以下问题：
第一，人才匮乏：专业队伍断层制约可持续发展。一方面，乡村文化工作高度依赖专业人才，但目前基层文化工作者数量不足且流动性大，导致文化项目难以系统化推进。例如，安徽安庆市宜秀区罗岭镇狮岭村的龙窑制陶技艺面临“后继无人”的困境——城镇化加速导致青壮年外流，仅靠少数非遗传承人难以支撑技艺的系统性传承，严重制约了特色产业的可持续发展[9]。另一方面，传统习俗和文化观念在农村地区根深蒂固，数字化工具的创新应用往往难以迅速打破这种文化惯性。
第二，传统文化流失：城市化冲击下的技艺与习俗断层。快速城市化导致乡村传统文化生态遭受冲击，许多传统技艺和习俗因缺乏传承场景而濒临消失。安庆地区大量古戏台便是典型例证：岳西县司空村清代戏台曾为黄梅戏演出中心，如今却堆满柴草，藻井彩绘被蛛网覆盖，戏班解散逾20年；怀宁县小市镇以“孔雀东南飞”典故闻名的孔雀台，其砖雕纹样残损、功能废弃，成为文化记忆褪色的象征[10]。
第三，文化载体不足，数字技术基础设施薄弱限制活动开展。乡村文化场馆、活动空间等硬件设施建设滞后，难以满足居民日常文化需求。安庆市42个自然村中，17座古戏台多数因位置偏僻、维护缺位而长期闲置，如岳西县天堂镇汪氏宗祠戏台虽具历史价值，却因缺乏修缮资金而结构破损。尽管部分村庄尝试改造(如徽州区虹光村将老巷变为“童趣街”滚铁环竞技场)，但整体覆盖仍不足，尤其偏远地区文化场所稀缺，这也就极大限制了民俗活动的复兴。
第四，文化产业发展滞后：创新不足与文旅融合潜力待激发。乡村文化振兴与乡村旅游、非遗传承等经济形态深度绑定，具有显著的赋能效应。然而，乡村文旅产业由于基础设施落后、发展意识滞后、教育水平薄弱多方面因素影响，普遍面临数字赋能效果不佳的困境，文化资源向经济价值的转化潜力尚待激发。乡村文化产业普遍规模小、竞争力弱，缺乏创新设计和市场转化能力。狮岭龙窑制陶业是典型案例：产品延续传统造型，笨重易损且与现代审美脱节，导致市场竞争力不足；同时因人力成本高、窑体维修费用高昂，陷入“投入产出失衡”的困境。反观成功案例如铜陵凤丹产业，则通过科技赋能开发牡丹籽油、花茶等深加工产品，结合四季旅游延伸产业链，2024年产值达3.5亿元[11]，凸显多数乡村文化产业在创新与产业链整合上的差距。
4. 数字经济赋能乡村文化振兴的实践路径
面对乡村文化振兴中的人才匮乏、传统技艺流失、载体不足及产业滞后等结构性困境，安徽多地结合本土资源禀赋，探索出多层次、可持续的解决方案。通过对典型案例的深度剖析，可提炼出以下具有推广价值的破局路径。
4.1. 夯实文化发展根基：构建数字基建与文化资源整合体系创新
首先要大力完善乡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推进数字技术与乡村文化深度融合，助力乡村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以历史文化名村和传统村落为核心，全面推进5G基站、物联网传感器和数字文化服务站的全覆盖。我省可借鉴浙江文化大省的“千村5G”计划，建立文化数据的分级分类管理体系，将非遗传承人、古建筑、民俗活动等纳入国家文化大数据标识体系，确保数据确权可溯。同时，构建乡村文化数字资源云平台，促进乡村文化的高效传播和便捷共享。此外，针对乡村文化人才“引不进、留不住”的痛点，我省政府应该设立文化数字化专项财政支持与教育激励计划，引导在皖高校青年参与乡村建设。深化校地合作构建长效培训机制，通过专业能力强化与创新实践培育，完善人才留存政策，筑牢人力资源根基。针对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且文化数字化建设较为成熟的乡村诸如黄山市，应充分利用资源优势打造当地的特色文化品牌，吸引人才推动文化发展；对于一些落后地区，应该建议设立专项数字化素养培养基金，重点提升居民对智能手机使用能力，鼓励使用主流应用程序拓宽信息渠道，并通过线上线下结合的培训构建系统化数字人才培养体系。
4.2. 文化载体与体验场景创新：打造沉浸式文化消费新空间
通过融合数字技术促进文化遗产的数字化再生。运用三维建模、数字孪生技术对乡村文化遗产进行高精度还原，如安徽省宏村就通过激光扫描技术生成古建筑群毫米级模型，并开发“AR家谱”系统，游客仅需用手机扫描门楼即可查看家族历史，使游客们对于文化体验深度大幅提升。当前，传统文化仍需通过现代载体实现“活态传承”，安徽多地也通过空间再造与场景融合重塑文化吸引力。黄山市徽州区呈坎村以省级非遗“鱼灯巡游”为核心，融合汉服体验、荷间雅集(投壶、对诗、烹茶)等活动，打造“徽文化不夜村”。通过创建抖音话题#呈坎鱼灯(播放量破5000万次)及小红书古风摄影引流，暑期汉服租赁订单超8000单，定制旅游路线预订量环比增长200%，带动村民人均增收超2000元[12]。安徽省黄山市南部的屯溪区霞隐民宿群突破单一住宿功能，开发“民宿 + 非遗体验”矩阵，推出亲子采摘、寿带鸟观鸟沙龙、徽墨研磨课程等主题活动，将徽派建筑空间转化为文化体验场域，实现客单价提升。
4.3. 文化产业与数字技术融合：延伸价值链激活传统IP
要深化“文化IP + 科技”的融合创新。乡村文化产业需通过科技赋能与业态嫁接突破“低附加值”瓶颈。积极开发以乡村文化为主题的文创产品，如手工艺品、特色农产品等，将文化IP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实现文化价值的最大化利用。例如，安徽省黄山市的歙县老胡开文墨厂与北京首版文盈科技合作，将“锦鲤附体”徽墨(融合鱼灯纹样)进行数字版权开发，衍生出文创产品及数字资产，使传统工艺在虚拟经济中形成新增长点[13]。铜陵凤丹产业则通过深加工与四季业态设计实现产业链延伸：牡丹籽油、花茶等科技产品提升原料附加值，结合“春赏花–夏采籽–秋品茶–冬养生”全季旅游模式，2024年产值达3.5亿元。除此之外，在拓展文旅融合与数字经济新业态方面，安徽省也可依托乡村丰富的自然景观和人文资源，开发特色乡村旅游线路和文化体验项目，吸引城市居民前来观光游览、休闲度假。类似于东亭乡民宿设立“小筑·非遗工坊”，游客可参与竹编制作，将体验转化为消费，因此形成了“观赏–体验–消费”闭环。
5. 总结
安徽省各城乡地区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先进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逐步进入了一个高度数字化的时代。数字技术的应用在提升文化资本转化效率、优化文化振兴治理、促进数字文化经济变现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如像“数字接入鸿沟”及因各地数字技术发展不平衡引发的一系列持续高昂的设施维修费用投入等问题。因此，数字伦理反思[14]成为推动数字社会良性发展的必要手段。在数字技术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我们既要看到其带来的机遇，也要因地制宜去警惕由于盲目引入数字技术进行发展带来的风险。
基于以上的分析，安徽省今后的乡村文化振兴需以人才为基、载体为器、产业为径、机制为纲，形成四维协同驱动模型。基于当前我省乡村文化振兴面临的困境如人才匮乏、数字基础设施薄弱，创新性提出了一些实践路径：首先完善乡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大力改进多元主体协同培育人才的模式，培养我省文化振兴的本土人才；其次要通过融合数字技术促进文化遗产的数字化再生，继续完善文化IP版权交易机制，比如推广歙县徽墨“传统设计 + 数字授权”双轨运营路径；最后也要继续深化“文化IP + 科技”的融合创新。唯有通过系统性重构和及时学习总结对各地文化振兴发展现状的经验，才能使我省乡村文化搭载数字技术更好地从“保护对象”转化为“发展动能”，真正实现徽文化的“文脉永续、产业长青”。